他们热爱中国，出书、捐款、做反战演讲、义务教汉语

　　人物简介
　　殷占堂，1943年生，1962年入伍，1977年开始在河北电视台工作，1986年到日本进修，后定居日本。从2000年开始追踪采访日本老八路。
　　说到抗战，说到日本兵，很多人想起来的都是仇恨。直到近些年，人们才逐渐意识到还有日本老八路的存在。我有幸在十几年间采访了其中不少人，不但首次在日本及中国的媒体上讲述他们的故事，而且对他们这个群体做出了一个整体的勾勒。在他们的曲折人生故事中，不但有感恩，有回馈，更蕴含着中日人民对和平的追求与向往。

想给他们拍电影

　　2000年，我参加日本三光（即烧光、杀光、抢光）作战调查会主办的讲演会。会上，前田光繁老人讲了自己的故事。他1939年参加八路军，是第一位日本八路;他成立了抗战时期的反战组织“觉醒联盟”，是反战同盟成员中职位最高的;他见过多位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曾和朱德、罗瑞卿同场打篮球;从1937年到沈阳满铁公司工作，到1958年携妻带子回日本，他是日本八路中在中国工作时间最长的;回到日本后，他生活窘迫，一生没找到正式工作……
　　听到这些，我觉得很震撼。我是1962年从大学入伍的，因此，对部队、对军人有种特殊情结。抗战、八路，一看到一听到这些名词，我便热血沸腾。
　　出国前，我在电视台当编导，拍过打死日军中将阿部规秀的黄土岭战斗英雄，采访过白洋淀雁翎队侦察员赵波、敌后武工队队长袁翔，还与《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成为了忘年交……但前田光繁讲的这段历史，以前从未听人讲过。于是，我决心追踪报道前田老人以及其他日本老八路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对他们的采访报道中，我才了解到，抗战期间，八路军对日本俘虏，不仅采取优待政策，还苦口婆心给他们讲战争的本质。经过痛苦的思想转变，他们中的多数人参加了八路军，组织了反战同盟。这些日本八路深入敌占区，发传单，到岗楼前喊话，给日军士兵写信、送慰问袋，甚至参加战斗，将近30人牺牲在中国……
　　日本投降时，反战同盟盟员、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加起来有上千人。从1946年到1958年，他们陆续返回日本，不少人参加了日本共产党。上世纪70年代，中国与苏联关系恶化，日共支持苏联，但这批日本八路坚决支持中国，被日共开除。后来，他们成立了“椰子会”，椰子在日语中与“八？四”发音一样，也就是八路军、新四军战友会的代名词。刚开始，会员有几十名，每逢“八一”建軍节和“十一”国庆节都会庆祝。今年，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后，他们还到明治大学等学校做反战演说。
　　自从2000年参加了那次会，我就经常参加他们的会议，还成为了协赞会员。当时，我住在鹿岛市，去东京开会往返路费差不多要三四百元，但每次我都去。我打心底里愿意去听他们讲故事，回来我写一些文章发表在媒体上。从2003年起，我又陆续为他们拍了八九部电视片。这时，国内民众渐渐知道了他们的存在，很多人向我了解他们的情况，我很想把他们的故事拍成影视剧，不是抗日神剧那种，就朴朴实实讲他们的故事，但一直没能凑到足够的资金。

为苦荞、绿豆在日本找销路

　　在中国的几百名反战同盟盟员，为了不给在日本的亲人找麻烦，他们在中国都改了姓名，家庭住址也是假的。后来，他们中的很多人回到日本后，都不再提在中国的往事了，也不会告诉子女。但也有人一直很活跃，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椰子会的三任会长，前田光繁、水野靖夫和小林宽澄，还有培养出空军司令员王海、林虎、刘玉堤的日本空军教导员筒井重雄，新四军炮兵教官日向胜，以及80多岁仍在义务教汉语的山下好之。尤其是前田光繁，他是到大学、社会团体讲演次数最多的日本老八路，也是写作最勤，出书最多的，他写过很多怀念朱德、罗瑞卿的文章，并出版了《八路军中日本兵》《通化暴动真相》等书。
　　2005年，我曾陪同89岁的前田先生去山西武乡县参加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在我们参观八路军太行纪念馆时，讲解员指着一幅照片上用自制铁话筒喊话的八路军说：这位向敌人喊话的八路，就是杉本一夫（前田光繁的化名）……没想到，前田先生马上说：“不对，那不是我，我当时没有在这样的地方喊话，我喊话时也没有人给我照过相。”围观的群众鼓起掌来，我也为老人的真诚而感动。
　　前田先生曾在山西枣林村住过两年，他和老乡拉家常的时候，得知老乡们生活不富裕。他将准备为日本亲友买礼品的4000元人民币交给村主任，说：“请转交给小学校，给孩子们买点纸笔吧。”
　　临走那天，前田先生与武乡县委书记深谈，希望他多想些办法，为百姓多谋福利，把经济搞上去。回日本后，他找到曾经的部下、岩井商社中国部科长水野正昭，希望他能帮武乡的苦荞、绿豆等特产在日本找到销路，后来我又陪同水野正昭到山西，与省里有关部门进行过多次座谈。
　　这些日本老八路都很难忘在中国生活的岁月，有时候，他们比很多中国人还热爱中国。2008年汶川地震的第二天，小林宽澄通知椰子会会员捐款，并送到大使馆。
　　中国政府对他们也十分友好。2007年，时任中国国防部部长曹刚川访问日本的当天晚上就在大使馆见了小林宽澄、前田光繁、水野靖夫等人，他说：“你们当八路军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儿，你们是老前辈，回到中国部队一定受到热烈欢迎……”前不久，小林先生还受邀到北京参加了胜利日大阅兵。 　　水野靖夫对中国也有着很深的感情。1940年，20岁的他应征入伍，在山东梁山战斗中负伤被俘。杨勇将军将自己的坐骑让给他骑，他逃跑被抓回来，杨勇还是好言好语劝他。在此后的战斗生活中，两人结下了很深的感情，杨勇还任命他为上尉炮兵教官。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可有一股日军，不向八路军缴械投降，等着向国民党投降。水野自告奋勇，去敌营劝降，最终日军投降了。1946年，水野靖夫一回到日本，没有回阔别6年位于船桥市的家，而是到东京日本共产党总部报到。这种先公后私的精神让人肃然起敬！
　　1981年，水野靖夫帶着妻子特地到北京拜访恩人杨勇将军，还将自己写的《反战士兵手记》送给杨将军，杨将军将书推荐给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这本书出版了。2006年我拜访他时，他将自己唯一留着的一本《反战士兵手记》送给我，老人说：“你写作需要参考，比放在我这里有用。”我也向他做出承诺：“有机会，我会把这本书再版的。”没想到，水野先生2012年就去世了。
　　现在，这本书与前田光繁的《八路军中日本兵》、小林清的《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与老八路杨文彬合著的《反战同盟实战记》，以及我翻译的日本共产党前名誉主席野坂参三的《为和平而战》，一起组成“反战同盟丛书”出版了。我终于可以兑现对水野先生的承诺了！

80多岁还打零工

　　虽然很多人报道这些日本老八路，他们也会出席一些活动，其实，他们的境遇并不太好。他们回到日本后，日本有关部门就派人跟踪，还各处打招呼“不能给这些人工作”，所以，找工作通常都不容易。
　　前田光繁担任过野坂参三（1940年到1945年在延安工作）的助手，照片被美国记者发表在报刊上，所以日本政府尤其关注他。他回到日本后，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正式的工作，到80多岁还打零工，烧锅炉、扫公园，扫一次公园的报酬才100多元人民币。他住的房子相当于国内的廉租房，都没让我进去看过。我看他这么困难，就提议说，给中国政府写封信，为他争取点补助。他听了，连连说：“不要不要，是中国使我得以新生，我们欠中国的太多了……”
　　这些日本老八路基本是靠养老金生活的，每个月按人民币算，也就是四五千吧，还要交房租，在日本属于低收入家庭。他们来到中国，我就把他们请到我北京通州的家里住，能省点钱就省点吧。我老伴赵秉英给他们洗脚、剪指甲，她说看着这些老人就像老父亲，他们为了中国人做了这么多事。我的家人都特别支持我，二儿子殷宏在航空公司工作，有时会为这些老人买特价票。有一次，我寄给小林宽澄一些抗战剧的碟片，但他家的机器看不了，殷宏买了DVD播放机送给他，他可高兴了。
　　我和日本老八路相处了这么多年，友谊非常深，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逢年过节或是他们的生日，我都必定会邮寄一些他们怀念的大枣、小米、红豆等中国特产。他们也常常与我通电话，新年或暑期一定会收到他们寄来的贺卡。水野先生每次给我的信都在开头写上“老朋友殷占堂”字样;得知我得了糖尿病后，他还几次寄来无糖野菜汁;知道我喜欢集邮，出了新的纪念邮票他也寄给我。一晃十几年过去了，一想起与他们相处的往事，我仍激动不已。
　　但有时候，想到他们我心里也会酸酸的，有点悲哀。2013年，我去拜访了前田光繁，在他家附近的咖啡馆见面。老人瘦了很多，拄着拐杖。当我提出请他为我的一本书写几句话时，他说：“近来，手抖得厉害，什么也写不了，我说你记录吧。”
　　现在，椰子会已经名存实亡，只剩下3名日本老八路：99岁的前田光繁在神户一家养老院静养，95岁的山下好之患了痴呆症，只有97岁的小林宽澄还能骑自行车。
　　再过几年，也许这几位老人也会驾鹤西去。但我希望把他们的故事留下来，告诉世人：反对战争，呼唤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