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生活逐渐富裕起来，办喜事越来越讲究排场，公车迎亲、攀比贺礼的现象愈演愈烈。很多家庭为了把婚事办得“体面”，即使家境不宽裕，也要大摆酒席，结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推动移风易俗、婚事新办一度成为全社会的大事。集体婚礼的出现，正好解决了这个难题。
　　1979年12月30日夜晚，北京电报大楼二楼礼堂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北京长途电话局工会、团委在这里为两对年轻人举办集体结婚典礼。
　　整个礼堂挤满了人。随着一阵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两对胸戴红花的新人走进了礼堂。新郎、新娘在人们的要求下介绍了他们的恋爱经过。送报员李柱山和长话班的韩兰茹自由恋爱，决定结婚。喜事怎么办？是按老规矩送彩礼、办酒席，还是来一个勤俭节约，婚事新办？他们一商量，决定参加集体结婚典礼。父母都挺支持，就是李柱山的奶奶不同意。她认为，柱山是大孙子，如今的日子也好过了，说啥也得把这件喜事好好办办。李柱山給老人做了不少工作，奶奶最后终于想通了。她说：“这年头，大伙儿都在奔四化，自然是婚事也应该新办哟！”
　　自此后，“集体婚礼”这个词就屡屡见诸报端。工会、团委、妇联等组织和各类单位，纷纷为职工办起了集体婚礼。

　　1981年8月30日上午，北京市第二建筑构件厂工会、团委为厂里的10对新婚青年职工举行集体婚礼。这10对青年夫妇，一不请客、二不收份礼、三不坐小汽车，而且无论家住多远，一律骑着自行车或者乘坐公共电、汽车赶来参加婚礼。
　　在婚事新办浓厚的宣传氛围中，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集体婚礼这种形式，也很快体验到了“减负”的效果。
　　1982年1月16日上午，北京朝阳区十八里店公社十八里店大队为4对青年举行集体结婚典礼。前来贺喜的人很多，欢笑声不绝。十二队党支部书记乔全英说：“原来我们大队结婚大办酒席的风越刮越猛，简直成了‘公害’。去年我家卖了4口大肥猪，全交了‘份子钱’。如今实行婚事简办，大家都减轻了负担，怎么能不高兴！”
　　大队党总支干部告诉记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员生活水平逐年提高。一开始，大家想着，生活有富余了，娶媳妇、聘姑娘，大家吃点喝点，高兴高兴也是应该的。没想到这股风越刮越猛，“份子礼”由5毛钱长到5块钱，又由5块长到19块、20块，酒席也由三五桌变成几十桌，最多的办七八十桌，酒席上的菜也由8个变成了16个。这股风刮得四邻不安。
　　于是，大队党总支把提倡婚事新办当作一件重要工作来做，领导干部到准备办喜事的社员户一家一家地做宣传、说服工作，并决定举办集体婚礼。当时就有10对青年报名参加集体结婚，把事先订的酒席和汽车都退了，没报名的也简办了。大伙反映说：大队办了一件得人心的好事。
　　1982年1月，北京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和市青联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级组织在春节期间积极筹办“北京市各界青年集体婚礼”。
　　当年的这场活动最终吸引了全市5554对新婚夫妇参加，其中包括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最小的女儿时玉华。
　　早期的集体婚礼，为了不铺张浪费，大多是在单位食堂、礼堂等场所举办。百万庄小区居民钟白羚就曾回忆说：“我们屋后的公共食堂里举办了不知多少场集体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