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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说：“技术是上帝的礼物，也许是在馈赠生命之后最伟大的礼物了。它是文明、艺术和科学之母”。但是一个越发明显的现象是：当今的技术发展已经日益显示出对人类未来工作的重要影响，也就是说，这个上帝馈赠的最伟大礼物要来抢夺大家的饭碗了。
其实，人类类似的思考和担忧已经有数十年了。
三十多年前，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就出版了一本划时代的巨著《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将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划分为农业化、工业化和信息化三个阶段。他认为，今天的变革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独特社会状态，是人类文明史的新阶段，并主张人类应在思想、政治、经济、家庭领域里来一场革命，以适应第三次浪潮。应“把注意力集中在人和社会在适应这场变化中的种种困难和障碍”，如果人们不尽快适应这些转变，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同时他还对“明天的社会”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时过境迁，如今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托夫勒的天才预言竟大多成了现实。
2011年，面对全球性的大失业现象，麻省理工学院的两位教授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Eric Brynjolfsson）与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合撰《与机器赛跑》一书，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并提出了对人的挑战：目前仍在高速发展的技术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导致企业用人需求下降。在与机器对抗中，人类肯定会输，因为与机器相比，人类需要吃饭、睡眠和休息，有情感需求，厌恶重复性劳动。书中还指出，未来我们需要转换思路，别与机器赛跑，应该与机器合作，适应机器，帮助机器，体现人类对机器的价值，这样人类才可以更好地与机器协同进化，而不是被机器所淘汰。
2014年1月，这两位教授又合作出版了一本有关数字经济的新书《第二次机器时代：智慧技术时代的工作、进步与繁荣》（The Second Machine Age： Work，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In a Time of Brilliant Technologies）。18世纪末，蒸汽机的发明所产生的工业革命，实现了机器取代人力，因此历史学家称这个时代为“机器时代”。这一时期的改变集中在用自然界提供的物理动力系统来替代或者扩展人体肌肉的能力，于是人类从枯燥、繁重的劳动，甚至无法承受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让人类的大脑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发明新的机器和控制机器设备变得更有价值。此时，人类劳动和机器动力之间是一种互补关系。而过去10年，发生了许多非常重大的事情。大量由人类管理的任务和控制系统逐渐被自动化设备所替代。利用动力来做什么事情，不再由人来具体操纵了，而完全由这些控制系统所决定。甚至在大多情况下，人工智能机器所做出的决定优于人类。所以，此时人类和软件驱动的机器日益形成替代关系，而不再是互补关系。这显然与之前大不相同了，应该是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为了区别于之前的机器时代，特称从目前开始的时代为“第二次机器时代”。
我们知道，创新是技术进步的灵丹妙药，在坚信技术进步会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人眼里，这是走向富足的一个必经之路。但是，正如前面所论述的，创新会让一些工作消失，迫使更多的人失去工作。比如，织布机的发明曾让众多手工织布者失去了工作。不过，有人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财富的增加以及富裕者对获取更多商品和服务的要求增加，创新也可能带来新的机遇和更好的工作。比如，一百多年前1/3的美国工人是在农场干活的，如今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不足2%，但他们生产的产品却增加了许多，这些从农活中解放出来的人并没有完全沦为失业者，反而找到了收入更高的工作；简单的秘书工作空间越来越少，但计算机程序员和网页设计师却越来越多。过去30年伴随着数字革命，众多只需中等技能就能完成的工作，比如说打字员、售票者、银行柜员以及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作者，都遭遇了与当年织布工一样的命运——面临被淘汰的危机。
技术的挑战从未停止过，目前这一次是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的事情的周期性重复吗？似乎这次的挑战有所不同。随着电脑处理复杂任务的能力日渐提高和数字化信息的日渐普及，我们迎来了大数据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计算机比使用人力更划算、更有效。据牛津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在今后20年中，47%的现有工作可能会实现自动化。电脑开始诊断疾病，倾听并与我们对话，撰写高质量的散文，而机器人开始驾驶着汽车在仓库周围忙碌，只需要很小的或者根本不需要人类的指导。虽然一些新的工作岗位也酝酿出来，数字创业企业数量呈爆炸式增长，但是，即使是一些大公司，其雇员人数也非常少，因此这些新的工作岗位根本无法解决大量失业者的需求。
这种忧喜参半的技术进步的确挑战着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对如今的工人而言，由于技术进步越来越快，他们可能在还未充分享受好处之前就已经明显受到了冲击。虽然新的工作岗位和完美的产品不断涌现，但他们未必能跟上技术发展的节拍。数字革命带来的繁荣大都被投资者和技能最好的工人所斩获，美国1%最富有人群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从20世纪70年代的9%上升到目前的22%。从全球范围看，过去30年间劳动力在产出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从64%降至59%。大多数富国的失业率也处于令人担忧的水平，2000年65%的美国适龄劳动人口有工作，但之后无论年景好坏该数字一直在下降，到现在已经降至59%。短期来看，收入的差距会拉大，进而引发巨大的社会动荡；从长远来看，技术的影响力就像是一场风暴，它的第一个打击目标是富裕国家，但最终也会席卷穷国。这种状况，有巨大的社会效应。最可能消亡的工作大多处于社会阶梯的底端，最不容易受技能限制的往往都处于高端，因此收入差距可能会越拉越大，这对政治家们来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那么，人类对这一新的时期所出现的挑战真的束手无策吗？《经济学人》2014年的一篇文章认为：有意回避技术进步是徒劳的，因为试图阻挡进步的国家都会被渴望接受新技术的竞争对手抛在身后；同样，惩罚性地调高富人税率的制度也被证明适得其反。政府应因势利导，帮助民众渡过难关，而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方式是教育的变革，把重点放在培养学生创造力方面，因为这是人类与电脑的根本区别；减少死记硬背（电脑更强），增加批判性思维（人类更强）。其实，技术本身就能够提供这种帮助，无论是通过开放式网络课程，抑或是通过能够模拟工作所必须技能的电子游戏。
对于个人来说，我们必须承认个人能力之间的差距。培养人类的创造力，只能推动人类这个群体战胜电脑，但并不能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当今世界就是一个经济极化的世界，大多数人工作前景日渐暗淡，薪水难于增加。如果提高最低工资，反而会加快电脑取代人力的过程，因为资本家认为采用电脑来替代人力的成本显得更低。与之相比，是否应该采用英美的税收抵免政策呢？即凡是有工作的人都能够获得合理收入。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根据这些认识，我们可以推测的是：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未来的两极分化可能更严重，但并不会导致穷人没有饭吃，而是相比于富人差距更大而已。未来，大多数人都是“平庸”之辈，精英只有少数但是，未来的社会可能只需要少数精英的智慧就已足够可以让社会持续发展了。因此，中国传统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态，与未来社会需求的背离可能会越来越严重。我这里想就此提醒一下，家长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就端正姿态，让孩子学一个实实在在的本事，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差事儿，能否是人中龙凤不要太纠结，毕竟精英是少数。
其实，人类类似的思考和担忧已经有数十年了。
三十多年前，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就出版了一本划时代的巨著《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将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划分为农业化、工业化和信息化三个阶段。他认为，今天的变革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独特社会状态，是人类文明史的新阶段，并主张人类应在思想、政治、经济、家庭领域里来一场革命，以适应第三次浪潮。应“把注意力集中在人和社会在适应这场变化中的种种困难和障碍”，如果人们不尽快适应这些转变，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同时他还对“明天的社会”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时过境迁，如今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托夫勒的天才预言竟大多成了现实。
2011年，面对全球性的大失业现象，麻省理工学院的两位教授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Eric Brynjolfsson）与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合撰《与机器赛跑》一书，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并提出了对人的挑战：目前仍在高速发展的技术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导致企业用人需求下降。在与机器对抗中，人类肯定会输，因为与机器相比，人类需要吃饭、睡眠和休息，有情感需求，厌恶重复性劳动。书中还指出，未来我们需要转换思路，别与机器赛跑，应该与机器合作，适应机器，帮助机器，体现人类对机器的价值，这样人类才可以更好地与机器协同进化，而不是被机器所淘汰。
2014年1月，这两位教授又合作出版了一本有关数字经济的新书《第二次机器时代：智慧技术时代的工作、进步与繁荣》（The Second Machine Age： Work，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In a Time of Brilliant Technologies）。18世纪末，蒸汽机的发明所产生的工业革命，实现了机器取代人力，因此历史学家称这个时代为“机器时代”。这一时期的改变集中在用自然界提供的物理动力系统来替代或者扩展人体肌肉的能力，于是人类从枯燥、繁重的劳动，甚至无法承受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让人类的大脑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发明新的机器和控制机器设备变得更有价值。此时，人类劳动和机器动力之间是一种互补关系。而过去10年，发生了许多非常重大的事情。大量由人类管理的任务和控制系统逐渐被自动化设备所替代。利用动力来做什么事情，不再由人来具体操纵了，而完全由这些控制系统所决定。甚至在大多情况下，人工智能机器所做出的决定优于人类。所以，此时人类和软件驱动的机器日益形成替代关系，而不再是互补关系。这显然与之前大不相同了，应该是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为了区别于之前的机器时代，特称从目前开始的时代为“第二次机器时代”。
我们知道，创新是技术进步的灵丹妙药，在坚信技术进步会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人眼里，这是走向富足的一个必经之路。但是，正如前面所论述的，创新会让一些工作消失，迫使更多的人失去工作。比如，织布机的发明曾让众多手工织布者失去了工作。不过，有人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财富的增加以及富裕者对获取更多商品和服务的要求增加，创新也可能带来新的机遇和更好的工作。比如，一百多年前1/3的美国工人是在农场干活的，如今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不足2%，但他们生产的产品却增加了许多，这些从农活中解放出来的人并没有完全沦为失业者，反而找到了收入更高的工作；简单的秘书工作空间越来越少，但计算机程序员和网页设计师却越来越多。过去30年伴随着数字革命，众多只需中等技能就能完成的工作，比如说打字员、售票者、银行柜员以及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作者，都遭遇了与当年织布工一样的命运——面临被淘汰的危机。
技术的挑战从未停止过，目前这一次是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的事情的周期性重复吗？似乎这次的挑战有所不同。随着电脑处理复杂任务的能力日渐提高和数字化信息的日渐普及，我们迎来了大数据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计算机比使用人力更划算、更有效。据牛津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在今后20年中，47%的现有工作可能会实现自动化。电脑开始诊断疾病，倾听并与我们对话，撰写高质量的散文，而机器人开始驾驶着汽车在仓库周围忙碌，只需要很小的或者根本不需要人类的指导。虽然一些新的工作岗位也酝酿出来，数字创业企业数量呈爆炸式增长，但是，即使是一些大公司，其雇员人数也非常少，因此这些新的工作岗位根本无法解决大量失业者的需求。
这种忧喜参半的技术进步的确挑战着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对如今的工人而言，由于技术进步越来越快，他们可能在还未充分享受好处之前就已经明显受到了冲击。虽然新的工作岗位和完美的产品不断涌现，但他们未必能跟上技术发展的节拍。数字革命带来的繁荣大都被投资者和技能最好的工人所斩获，美国1%最富有人群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从20世纪70年代的9%上升到目前的22%。从全球范围看，过去30年间劳动力在产出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从64%降至59%。大多数富国的失业率也处于令人担忧的水平，2000年65%的美国适龄劳动人口有工作，但之后无论年景好坏该数字一直在下降，到现在已经降至59%。短期来看，收入的差距会拉大，进而引发巨大的社会动荡；从长远来看，技术的影响力就像是一场风暴，它的第一个打击目标是富裕国家，但最终也会席卷穷国。这种状况，有巨大的社会效应。最可能消亡的工作大多处于社会阶梯的底端，最不容易受技能限制的往往都处于高端，因此收入差距可能会越拉越大，这对政治家们来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那么，人类对这一新的时期所出现的挑战真的束手无策吗？《经济学人》2014年的一篇文章认为：有意回避技术进步是徒劳的，因为试图阻挡进步的国家都会被渴望接受新技术的竞争对手抛在身后；同样，惩罚性地调高富人税率的制度也被证明适得其反。政府应因势利导，帮助民众渡过难关，而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方式是教育的变革，把重点放在培养学生创造力方面，因为这是人类与电脑的根本区别；减少死记硬背（电脑更强），增加批判性思维（人类更强）。其实，技术本身就能够提供这种帮助，无论是通过开放式网络课程，抑或是通过能够模拟工作所必须技能的电子游戏。
对于个人来说，我们必须承认个人能力之间的差距。培养人类的创造力，只能推动人类这个群体战胜电脑，但并不能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当今世界就是一个经济极化的世界，大多数人工作前景日渐暗淡，薪水难于增加。如果提高最低工资，反而会加快电脑取代人力的过程，因为资本家认为采用电脑来替代人力的成本显得更低。与之相比，是否应该采用英美的税收抵免政策呢？即凡是有工作的人都能够获得合理收入。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根据这些认识，我们可以推测的是：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未来的两极分化可能更严重，但并不会导致穷人没有饭吃，而是相比于富人差距更大而已。未来，大多数人都是“平庸”之辈，精英只有少数但是，未来的社会可能只需要少数精英的智慧就已足够可以让社会持续发展了。因此，中国传统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态，与未来社会需求的背离可能会越来越严重。我这里想就此提醒一下，家长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就端正姿态，让孩子学一个实实在在的本事，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差事儿，能否是人中龙凤不要太纠结，毕竟精英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