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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直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怀有浓厚的兴趣。由于兼采诸科思维之长、独具百家学说之底蕴，作为学识渊博、博古通今的文人和政治家，毛泽东读《红楼梦》，具有自己独特的视角。
从社会历史发展看封建制度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
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是毛泽东读《红楼梦》的深刻心得体会。在他看来，把《红楼梦》当作故事来读，是浅层次的，而将其当作历史来读，是深层次的。浅层次可以说是指小说的消遣性，而深层次可以说是指小说的思想性和社会历史意义。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演讲时就说：《红楼梦》这部书，现在许多人鄙视它，不愿意提到它，其实《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讲话时说：“《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它写的是很细致的、很精细的社会历史。”1965年，他对表孙女王海容说：“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1967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时还说：不了解点帝王将相，不看古典小说，怎么知道封建主义是什么呢？当作历史材料来学，是有益的。1981年，薄一波曾回忆说：“毛泽东同志对《红楼梦》有浓厚的兴趣，讲过这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他多次要大家读，说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你要不读《红楼梦》，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呢？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乾隆年间清朝开始走下坡路，曹雪芹借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揭示了封建制度的腐朽。”
具体说来，毛泽东是怎样通过读《红楼梦》来了解封建社会的呢？
首先，通过分析《红楼梦》问世的历史背景，追踪封建社会的演变过程，揭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在谈到17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时说：“17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18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这就是说，在西方资本主义起步的时候，中国的封建社会也在逐渐演变，即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
其次，通过《红楼梦》中反映的封建政治制度中盘根错节的官僚统治，说明“四大家族”的反动本质，揭露封建社会阶级统治的腐朽性。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作历史读的。开头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毛泽东把这一段作为《红楼梦》的总纲，意在说明它点明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统治结构。书里虽然只写了贾府一家的衰败史，其实是写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封建官僚政治的衰败史，预示了封建制度的灭亡。
再次，通过《红楼梦》中贾府的统治者不同的个人目的，说明封建家长制的分化与瓦解，揭示了封建社会的衰败是统治阶级内部分崩离析的结果。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时说：“《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毛泽东还引用《红楼梦》里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以此来说明封建社会的兴衰变化，以及封建家长制的瓦解。
最后，通过《红楼梦》中贾府衰落的历史命运，说明封建制度灭亡的不可避免。毛泽东曾说：《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讲贾府“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讲得太过。探春也当过家，不过她是代理。但是贾家也就是那么垮下来的。安富尊荣、养尊处优、酒醉奢靡的生活方式养成了一代一代无用的膏粱纨绔，这样的家庭哪有不垮的道理？封建制度的天空已经破裂，曹雪芹想学女娲补天一样挽救封建制度的败亡，这是无济于事的。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说：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曹雪芹的家是在雍正手里衰落的。康熙有许多儿子，其中一个是雍正，雍正搞特务机关压迫他的对手，把康熙的另外两个儿子，第八个和第九个儿子，一个改名为狗，一个改名为猪，再一次说明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是导致封建制度灭亡的重要原因。
从封建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看社会历史发展的前途
《红楼梦》并不是描写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官僚贵族与奴仆之间的阶级斗争，而是描写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封建社会内部的冲突与矛盾。虽然曹雪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以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叙述小说情节的发展，但是《红楼梦》中反映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压迫与反抗、矛盾与斗争是显而易见的。在毛泽东看来，封建社会内部存在官僚统治阶级与奴仆之间的对立，统治阶级的腐朽统治必然导致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因此，要了解封建社会，不能不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这样才能真正读懂这部古典现实主义名著。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审读《红楼梦》描写的封建社会，也不失为一种了解封建社会的金钥匙。
井冈山斗争时期，贺子珍在谈话时说她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传》，不喜欢读《红楼梦》，说《红楼梦》里尽是谈情说爱，软绵绵的，没有意思。毛泽东反驳说：“你这个评价不公正，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哩！《红楼梦》里写了两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环，这是一派，是好的。《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我看你一定没有仔细读这本书，你要重读一遍。”从当时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的实践来说，毛泽东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审读《红楼梦》，也是顺理成章的。延安时期，有一次毛泽东与身边同志说：还是要看《红楼梦》啊！那里写贪官污吏，写了皇帝王爷，写了大小地主和平民奴隶。大地主是从小地主里冒出来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看了这本书就懂了什么是地主阶级，什么是封建社会，就会明白为什么要推翻它。1954年3月10日，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五遍才能有发言权哩。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但并没有真懂。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说：“他（指曹雪芹）的书中写了几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只有33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压迫的。牺牲的、死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个丫环。秦可卿实际是自杀的，书上看不出来。贾宝玉对这些人都是同情的。”1964年8月，毛泽东在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又说：“《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33人），其他都是奴隶，300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即使是轻微的反抗，也会给人们带来星点的光明。毛泽东是革命乐观主义者，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充满了希望。他之所以推崇《红楼梦》，在于这部现实主义名著在描写黑暗与丑恶的时候，展示了对光明的向往。1958年8月，毛泽东在修改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时加写道：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谈到《金瓶梅》和《红楼梦》时说：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了统治者和被压迫者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同情弱者、反抗强权，同情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主张个性解放和争取民主独立，是毛泽东的性格，也是毛泽东一贯奉行的理念。1962年8月11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上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
吸收《红楼梦》中的文学语言为现实服务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毛泽东之所以对《红楼梦》爱不释手，是因为它是中国杰出的现实主义名著之一，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价值。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他还说，《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写得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由此可见，毛泽东把《红楼梦》作为与外国文学名著相媲美的文学作品。
毛泽东经常说，《红楼梦》具有丰富的社会史料，而这些丰富的社会史料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体察。反之，只有深入社会生活，总结社会经验，才能写出有生活气息的不朽的文学作品。1938年4月，毛泽东在鲁艺演讲时说，《毁灭》的作者法捷耶夫是身经游击战争的，《红楼梦》里描写柳湘莲痛打薛蟠以后便“牵马认镫去了”，没有实际经验是写不出“认镫”二字的。过去一个研究《红楼梦》的人说，他曾切实地把大观园考察过一番，现在你们的大观园是全中国，你们这些青年艺术工作者个个都是大观园中的贾宝玉或林黛玉，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你们的作品，“大纲”是全中国，“小纲”是五台山。通过这些话，毛泽东要求“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号召文艺家贴近生活，丰富实际经验，充实内容形式，创造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
以古喻今，吸收《红楼梦》中的文学语言为现实服务，也是毛泽东的独到之处。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把自由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比喻为林黛玉洗澡后身上发出的“软弱香”，会有目的地向延安送，告诫党员要警惕“软弱香”的坏影响；还将我们的宣传比喻为带刺儿的玫瑰花，自由资产阶级不喜欢，他们只喜欢薛宝钗，不喜欢探春，告诫党员干部在革命中要不怕自由资产阶级带来的麻烦。1949年1月，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毛泽东把蒋介石集团议和的条件“军队有确实的保障”，比喻为“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揭穿了国民党政府“名为和平实要战争”的实质。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评判国际政治态势时，借用林黛玉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比喻社会主义力量对帝国主义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1963年，当时中国既要面对美国，又要防备苏联，针对有人担心美苏合作对我不利的估计，毛泽东说：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也是这样，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脚之虫，死而不僵”；美国《锤与钢》杂志也说：美国像一株空了的大树，里边已被虫子咬空了，外边还枝叶茂盛。
1954年12月19日，毛泽东在谈到政协的性质和任务时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以及选举、文教、学习方面的问题都要协商。比如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也值得协商。主要是批判唯心论问题。将来一万年以后，也还有唯心论，因为社会经济制度、生产关系陈旧了，就有一批人要出唯心论。新旧之间的矛盾，一万年后也还有。社会主义改造是很纷繁的，各种工作就要协商。在1957年3月10日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和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毛泽东两次引用了王熙凤说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希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要具有大无畏精神，敢于向共产党提出批判建议，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引用《红楼梦》里说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说明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是苦战与修整的对立统一，要讲究辩证法的。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谈到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和《红楼梦》产生的历史背景时说，从17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经过360多年的发展，建立起强大的资本主义社会；而17世纪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灭亡的时代，是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时代。由于中国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取得胜利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需要100多年的时间。说明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长期性。
最后，有一个题外话还应一提，那就是1954年毛泽东对俞平伯的批判。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证明了毛泽东对《红楼梦》的“厚爱”。
毛泽东批注过俞平伯所著《〈红楼梦〉辨》，并认为俞平伯的“错误思想”集中在“作者底态度”和“《红楼梦》底风格”两节。俞平伯认为，“《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底反映”。这种“自传说”同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描写了“很精细的历史”、有丰富的社会史料的评价相去甚远。俞平伯认为，《红楼梦》的性质“亦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不得入近代文学之林”。这种“消遣作品说”，与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古典现实主义小说的观点是有很大差距的。俞平伯认为，“《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底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种评价与毛泽东认为“中国古典小说写得最好的是《红楼梦》”反差是相当大的。俞平伯认为，文学批评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毛泽东认为，“这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可见，毛泽东与俞平伯审读《红楼梦》的视角不同，运用的思想武器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就迥然不同。所以，当“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批驳俞平伯是以反现实主义的唯心论的观点分析和批评《红楼梦》时，毛泽东当然会支持这场批判运动了。
从社会历史发展看封建制度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
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是毛泽东读《红楼梦》的深刻心得体会。在他看来，把《红楼梦》当作故事来读，是浅层次的，而将其当作历史来读，是深层次的。浅层次可以说是指小说的消遣性，而深层次可以说是指小说的思想性和社会历史意义。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演讲时就说：《红楼梦》这部书，现在许多人鄙视它，不愿意提到它，其实《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讲话时说：“《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它写的是很细致的、很精细的社会历史。”1965年，他对表孙女王海容说：“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1967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时还说：不了解点帝王将相，不看古典小说，怎么知道封建主义是什么呢？当作历史材料来学，是有益的。1981年，薄一波曾回忆说：“毛泽东同志对《红楼梦》有浓厚的兴趣，讲过这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他多次要大家读，说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你要不读《红楼梦》，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呢？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乾隆年间清朝开始走下坡路，曹雪芹借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揭示了封建制度的腐朽。”
具体说来，毛泽东是怎样通过读《红楼梦》来了解封建社会的呢？
首先，通过分析《红楼梦》问世的历史背景，追踪封建社会的演变过程，揭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在谈到17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时说：“17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18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这就是说，在西方资本主义起步的时候，中国的封建社会也在逐渐演变，即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
其次，通过《红楼梦》中反映的封建政治制度中盘根错节的官僚统治，说明“四大家族”的反动本质，揭露封建社会阶级统治的腐朽性。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作历史读的。开头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毛泽东把这一段作为《红楼梦》的总纲，意在说明它点明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统治结构。书里虽然只写了贾府一家的衰败史，其实是写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封建官僚政治的衰败史，预示了封建制度的灭亡。
再次，通过《红楼梦》中贾府的统治者不同的个人目的，说明封建家长制的分化与瓦解，揭示了封建社会的衰败是统治阶级内部分崩离析的结果。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时说：“《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毛泽东还引用《红楼梦》里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以此来说明封建社会的兴衰变化，以及封建家长制的瓦解。
最后，通过《红楼梦》中贾府衰落的历史命运，说明封建制度灭亡的不可避免。毛泽东曾说：《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讲贾府“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讲得太过。探春也当过家，不过她是代理。但是贾家也就是那么垮下来的。安富尊荣、养尊处优、酒醉奢靡的生活方式养成了一代一代无用的膏粱纨绔，这样的家庭哪有不垮的道理？封建制度的天空已经破裂，曹雪芹想学女娲补天一样挽救封建制度的败亡，这是无济于事的。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说：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曹雪芹的家是在雍正手里衰落的。康熙有许多儿子，其中一个是雍正，雍正搞特务机关压迫他的对手，把康熙的另外两个儿子，第八个和第九个儿子，一个改名为狗，一个改名为猪，再一次说明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是导致封建制度灭亡的重要原因。
从封建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看社会历史发展的前途
《红楼梦》并不是描写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官僚贵族与奴仆之间的阶级斗争，而是描写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封建社会内部的冲突与矛盾。虽然曹雪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以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叙述小说情节的发展，但是《红楼梦》中反映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压迫与反抗、矛盾与斗争是显而易见的。在毛泽东看来，封建社会内部存在官僚统治阶级与奴仆之间的对立，统治阶级的腐朽统治必然导致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因此，要了解封建社会，不能不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这样才能真正读懂这部古典现实主义名著。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审读《红楼梦》描写的封建社会，也不失为一种了解封建社会的金钥匙。
井冈山斗争时期，贺子珍在谈话时说她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传》，不喜欢读《红楼梦》，说《红楼梦》里尽是谈情说爱，软绵绵的，没有意思。毛泽东反驳说：“你这个评价不公正，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哩！《红楼梦》里写了两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环，这是一派，是好的。《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我看你一定没有仔细读这本书，你要重读一遍。”从当时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的实践来说，毛泽东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审读《红楼梦》，也是顺理成章的。延安时期，有一次毛泽东与身边同志说：还是要看《红楼梦》啊！那里写贪官污吏，写了皇帝王爷，写了大小地主和平民奴隶。大地主是从小地主里冒出来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看了这本书就懂了什么是地主阶级，什么是封建社会，就会明白为什么要推翻它。1954年3月10日，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五遍才能有发言权哩。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但并没有真懂。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说：“他（指曹雪芹）的书中写了几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只有33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压迫的。牺牲的、死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个丫环。秦可卿实际是自杀的，书上看不出来。贾宝玉对这些人都是同情的。”1964年8月，毛泽东在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又说：“《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33人），其他都是奴隶，300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即使是轻微的反抗，也会给人们带来星点的光明。毛泽东是革命乐观主义者，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充满了希望。他之所以推崇《红楼梦》，在于这部现实主义名著在描写黑暗与丑恶的时候，展示了对光明的向往。1958年8月，毛泽东在修改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时加写道：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谈到《金瓶梅》和《红楼梦》时说：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了统治者和被压迫者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同情弱者、反抗强权，同情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主张个性解放和争取民主独立，是毛泽东的性格，也是毛泽东一贯奉行的理念。1962年8月11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上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
吸收《红楼梦》中的文学语言为现实服务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毛泽东之所以对《红楼梦》爱不释手，是因为它是中国杰出的现实主义名著之一，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价值。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他还说，《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写得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由此可见，毛泽东把《红楼梦》作为与外国文学名著相媲美的文学作品。
毛泽东经常说，《红楼梦》具有丰富的社会史料，而这些丰富的社会史料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体察。反之，只有深入社会生活，总结社会经验，才能写出有生活气息的不朽的文学作品。1938年4月，毛泽东在鲁艺演讲时说，《毁灭》的作者法捷耶夫是身经游击战争的，《红楼梦》里描写柳湘莲痛打薛蟠以后便“牵马认镫去了”，没有实际经验是写不出“认镫”二字的。过去一个研究《红楼梦》的人说，他曾切实地把大观园考察过一番，现在你们的大观园是全中国，你们这些青年艺术工作者个个都是大观园中的贾宝玉或林黛玉，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你们的作品，“大纲”是全中国，“小纲”是五台山。通过这些话，毛泽东要求“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号召文艺家贴近生活，丰富实际经验，充实内容形式，创造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
以古喻今，吸收《红楼梦》中的文学语言为现实服务，也是毛泽东的独到之处。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把自由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比喻为林黛玉洗澡后身上发出的“软弱香”，会有目的地向延安送，告诫党员要警惕“软弱香”的坏影响；还将我们的宣传比喻为带刺儿的玫瑰花，自由资产阶级不喜欢，他们只喜欢薛宝钗，不喜欢探春，告诫党员干部在革命中要不怕自由资产阶级带来的麻烦。1949年1月，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毛泽东把蒋介石集团议和的条件“军队有确实的保障”，比喻为“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揭穿了国民党政府“名为和平实要战争”的实质。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评判国际政治态势时，借用林黛玉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比喻社会主义力量对帝国主义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1963年，当时中国既要面对美国，又要防备苏联，针对有人担心美苏合作对我不利的估计，毛泽东说：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也是这样，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脚之虫，死而不僵”；美国《锤与钢》杂志也说：美国像一株空了的大树，里边已被虫子咬空了，外边还枝叶茂盛。
1954年12月19日，毛泽东在谈到政协的性质和任务时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以及选举、文教、学习方面的问题都要协商。比如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也值得协商。主要是批判唯心论问题。将来一万年以后，也还有唯心论，因为社会经济制度、生产关系陈旧了，就有一批人要出唯心论。新旧之间的矛盾，一万年后也还有。社会主义改造是很纷繁的，各种工作就要协商。在1957年3月10日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和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毛泽东两次引用了王熙凤说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希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要具有大无畏精神，敢于向共产党提出批判建议，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引用《红楼梦》里说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说明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是苦战与修整的对立统一，要讲究辩证法的。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谈到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和《红楼梦》产生的历史背景时说，从17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经过360多年的发展，建立起强大的资本主义社会；而17世纪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灭亡的时代，是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时代。由于中国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取得胜利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需要100多年的时间。说明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长期性。
最后，有一个题外话还应一提，那就是1954年毛泽东对俞平伯的批判。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证明了毛泽东对《红楼梦》的“厚爱”。
毛泽东批注过俞平伯所著《〈红楼梦〉辨》，并认为俞平伯的“错误思想”集中在“作者底态度”和“《红楼梦》底风格”两节。俞平伯认为，“《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底反映”。这种“自传说”同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描写了“很精细的历史”、有丰富的社会史料的评价相去甚远。俞平伯认为，《红楼梦》的性质“亦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不得入近代文学之林”。这种“消遣作品说”，与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古典现实主义小说的观点是有很大差距的。俞平伯认为，“《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底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种评价与毛泽东认为“中国古典小说写得最好的是《红楼梦》”反差是相当大的。俞平伯认为，文学批评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毛泽东认为，“这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可见，毛泽东与俞平伯审读《红楼梦》的视角不同，运用的思想武器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就迥然不同。所以，当“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批驳俞平伯是以反现实主义的唯心论的观点分析和批评《红楼梦》时，毛泽东当然会支持这场批判运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