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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双一流”;学科;学术出版;大学出版
【作者单位】范军，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刘晓嘉，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中图分类号】G2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1.14.003
147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学术书籍，此为学术出版之滥觞。将近两百年后，英国皇家协会于1665年发行了第一本期刊，开启了学者间学术传播、沟通及研究成果发表的风潮。一般来讲，所谓学术出版，“是以推进科研、探究学问、弘扬学术、传播新知为根本宗旨，以学术成果的发布、展示、传播以及交流为基本内容，遵守出版管理规定与学术规范，涵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范畴的一种出版形态”[1]。学术出版是出版的一个重要类型，是出版不可或缺的重要领域。在当下我国高等学校“双一流”建设的语境下，有人认为学术出版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契机，必将迎来百花齐放的繁盛局面;也有人认为在新技术革命冲击下，在标准化、国际化的评价体系之下，学术出版尤其是传统的学术出版可能会面临危机。但不论如何，学术出版如何发展已经成为出版界必须直面的话题。
一、学术出版与“双一流”建设的逻辑关联
学术出版是学术传播的关键枢纽，在传承人类文明、传播科学思想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学术出版由来已久，与教育出版、专业出版有着错综复杂的交叉关系，与大学出版难解难分。而大学“双一流”建设虽然提出来的时间并不长，自2015年《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迄今不过五六年时间，却已成为教育界尤其是高校各项工作的中心。“双一流”建设的宗旨、目标、实施方案等许多方面，都与学术出版有着密不可分的逻辑关联。
1.学术出版与“双一流”建设的基础都是学科
学术者，系统、专门之学问也。“有一代之政教风尚，则有一代之学术思想。”[2]学术是对存在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泛指高等教育和研究。学术出版作为赋予知识以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最佳途径，以学科为基础自是不言而喻的。而“双一流”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坚持以学科为基础。引导和支持高等学校优化学科结构，凝练学科发展方向，突出学科建设重点，创新学科组织模式，打造更多学科高峰，带动学校发挥优势、办出特色”[3]。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中亦强调，要加快“双一流”建设，必须明确学科建设内涵，突出学科优势与特色，拓展学科育人功能，打造高水平学科团队和梯队，增强学科创新能力，创新学科组织模式[4]。“双一流”的最终目标是要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具体来讲，就是要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一流大学，并不是靠高楼大厦来支撑，说到底，是要靠学科来支撑。无论是科研也好，教学也好，都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科研和教学的成果需要展示、交流和传播的平台，学术出版的本位功能就是这种展示、交流和传播的功能，因此，学术出版在促进教学科研发展、培养人才、引导学术研究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推动一流的学科建设，势必要有一流的学术出版来为之服务。从这个层面说，“双一流”建設和学术出版的落脚点并无二致，最终都要落实在学科上。“双一流”建设和学术出版以学科为纽带，二者紧密相连。
2.学术出版有助于推进“双一流”建设
学术出版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社会服务等方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因而能为学科建设提供重要的支撑。学科建设是高等教育的根基，一流的大学是由一个个一流的学科组成的。无论是巩固优势学科，还是引导新的学科研究方向，发展特色学科、交叉学科，学术出版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学术出版领域颇具代表性的高校学报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的《中国农村研究》栏目，多年来刊发了此学科领域的多篇重要学术论文，不仅使这个栏目成为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栏，使得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的学术研究成果得到连续、集中的展示，也使得中国农村研究院成为中国农村研究最重要的根据地之一。从2021年开始，为刊发中国农村研究院徐勇教授等学者新的研究成果，《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又专门开设了《田野政治学》专栏。其他诸如《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栏目、《西南大学学报》（社科版）的《基础心理学》栏目，都对所在高校相关学科的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有竞争力的高校学报，还能通过组织校外的优质稿源，以学报为阵地进行学术交流，开拓本校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学术视野，从而推动一流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出版社亦能有力地助推高等教育发展。近代中国，商务印书馆便是北京大学最有力的学术后援，北京大学教授撰写的讲义和著作大多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5]。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大学丛书”，在促进中国学术的现代化、高等教育的科学化、大学教育的规范化等方面是功不可没的[6]。诚如郭太风所说：“王云五主编的《大学丛书》，填补了近代中国高等院校没有中文教科书的缺憾，将我国高等教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7]商务印书馆20世纪30年代开始筹划一直沿袭至今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近现代学术出版史上更是影响巨大且深远。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一些优秀的大学出版机构如北京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厦门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无不既充分依托和服务本校优势学科与研究成果，同时广泛吸纳国内外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术成果，成为“双一流”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从国外的情况看，无论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还是颇具特色的哈佛大学出版社，其学术出版都为本校长期矗立在世界一流大学高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学术出版能够构建学术共同体，形塑学术社群，在学术出版中掌握话语权，主导学术思潮的方向，引领学科的发展。如法国年鉴学派与学术期刊《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后改名为《经济、社会与文明年鉴》）有密切关联;而在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崛起过程中，扮演了重要推手角色的则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3. “双一流”建设有助于学术出版的繁荣
按照“双一流”实施办法，要坚持以学科为基础，支持建设一百个左右的学科，着力打造学科领域高峰;以每五年为一个建设周期，实行总量控制、开放竞争、动态调整[8]。也就是说，“双一流”有一定的名额限制。而“双一流”的遴选条件里面，明确规定了六个方面：一是人才培养，要立德树人，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取得卓著成绩，要有高质量的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二是科学研究，强调科研组织和科研机制健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要有突出贡献，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能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供支撑;三是社会服务，要求产学研结合，科研成果的转化绩效突出，能够服务社会，服务国家;四是文化传承创新，要传承优秀文化，具有较强的国际文化传播影响力;五是师资队伍建设，要有一流的师德师风，还要有优秀的一线教师，一流专家、学科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教师结构要合理;六是国际交流合作，要能吸引海外优质师资、科研团队和学生，能与世界高水平大学等开展深度合作。这六个遴选条件，对高等学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其中，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评价的标准直接和学术出版相关，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都要落实到学术成果的展现即出版上来;另外三条也和学术出版不无关系。归根结底，“双一流”建设还是要落实到学科建设上，而学术出版对学科建设的支撑恰好能为高等学校争创“双一流”提供有力的帮助，因此，“双一流”建设的实施办法，必然促使政府、高校和学者更加重视学术出版，加大对学术出版的政策扶持、物质投入和精力投入，从而促进学术出版的繁荣昌盛。此外，一流大学创建和一流学科建设能够为学术出版铸造核心，这个核心就是高水平的科研队伍。高水平的科研队伍既可以作为评审专家为学术出版把握出版方向和内容质量，又可以作为作者为学术出版提供优质稿源。
总之，学术出版和“双一流”建设都以学科为基础，都以推动学科建设为旨归，二者互相促进，互为助力，有机统一在学科建设的根基上。
二、现行评价体系下的学术出版危机
“双一流”建设语境下的一流，是世界一流。这个世界一流，是必须遵从于既定的、公认的评价体系的一流。要使“双一流”建设目标达成时得到世界公认，必须做好两件事：“其一，通过以学科建设为核心的一系列建设，产出一流的学术成果;其二，在一定程度上掌控国际学术话语权和评价标准”[9]。其中第一点，笔者认为是倚仗第二点而存在的，产出一流学术成果要遵从某种评价体系，而在目前，国内学术界在国际学术评价和学术话语权方面略显薄弱。近年来，党和政府及时提出并部署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是时代之需、发展之需，而在现行的评价体系之下，学术出版要想获得高质量的发展，面临一定的危机。
1.优质学术成果流向国外发表
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均绕不开SCI、SSCI、EI、A&HCI等引文索引数据库。由于进入这些检索系统的国外知名学术期刊在坚持匿名审稿、坚持专业化出版方向等方面比较有权威性，因而各种评价体系都把在这些期刊上发表文章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在这样的导向下，一些优质的学术成果流向国外发表。据统计，“我国国际SCI论文产出从2015年的29.68万篇，逐年增至2018年的41.8万篇”[10]，这影響了国内学术出版的质量。同时，学科基础的差异和话语体系的不同，导致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在国外一流期刊上发表文章十分困难，使得他们在晋升、科研经费的支撑上相比自然科学的学者有较明显的劣势，不利于人文社会科学的成长和发展。而且，这些在国内堪称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在国外发表后，在国际上的影响却并不大。在国际学术话语权和评价标准被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背景下，“双一流”语境中的学术出版便陷入了一个进退维谷的窘迫状况：要和世界接轨，便要遵循现行的国际学术评价体系;而要遵从国际学术评价体系，一是导致优质学术成果外流，二是这些优质学术成果在国际上并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学术出版的窘境又进一步影响到对中国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评价。应该说，学术话语权的不平等是造成国内学术出版危机的深刻原因之一。
2.国内学术出版良莠不齐
学术出版主要是在社会效益上彰显作用，可以说，学术出版是精英的、小众的、具有公益性的。转企改制后，出版业面临生存问题，出版单位既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是使命担当的要求，又要兼顾经济效益——这是实际生存的需求。而学术出版既然是小众出版，便出现了一种吊诡的现象：“一方面，政府、学术界以及作者本人对学术出版越来越重视，另一方面;学术出版在大多数出版机构中被边缘化;一方面，对学术的评价始终在寻找量和质的平衡，试图尽量做到客观理性，另一方面，学术著作越来越泥沙俱下，良莠不齐。”[11]这种现象的产生有深刻的原因。
长期以来，在对学术的定性考核难以客观“定性”的情况下，转而变成以定量考核为主，以出版多少本著作、发表多少篇论文论英雄，这便催生了良莠不齐的学术出版产业。学术出版泛滥必然导致学术质量低下和学术失信、失范，这又进一步影响到对中国学术成果和学术出版的评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原董事长、总裁陈昕一针见血地发问：“中国一年出版三十余万种出版物，其中打造了多少个学术品牌，又推动了多少学者和思想的诞生？”针对种种乱象，《“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明确提出在教师队伍评价建设中要克服“五唯”倾向，在科学研究评价中要突出原始创新与重大突破，不唯数量，不唯论文，不唯奖项。这个评价办法无疑是指挥棒，国家矫正现行学术评价弊端的决心展露无遗。
3.学术评价机制的异化使学术出版面临危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原社长谢寿光曾经饱含激情地呼吁：“出版人是学术出版最后的守门员，应承担起责任，拒绝一切粗制滥造的学术垃圾。”[12]这既是铁肩担道义的强烈责任感，也是“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学者情怀。可实际情况是，出版人不仅是学术出版最后的守门员，也几乎是学术出版唯一的把关人。目前我国的学术评价，固然有一些未出版的科研项目成果在结项时有过同行评价，未出版的博士论文在答辩时有过答辩委员会的评价，但相当大一部分学术评价可以说是出版后的事后评价，这在学术著作出版领域表现尤为明显。 事后评价容易引发两个问题。一是导致学术评价主体异化。学术出版机构承担了本不应该承担或者说无力承担的责任，编辑身份被刚性地转向职业编辑后，与学科建设、学术共同体更加疏离[9]，编研一体的学者型编辑已经是凤毛麟角，单纯依靠职业编辑无力承担学术把关的重任。二是导致学术成果评价异化。对于学术成果的评价，往往以是否在权威出版社出版、是否在核心期刊或权威期刊发表为依据，这和“双一流”建设的宗旨正好背道而驰，同时还会导致另一后果：优质学术资源愈来愈向“权威”和“核心”倾斜，包括学术写作也会优先引用“权威”和“核心”的学术成果，这反过来又增加了“权威”和“核心”的转引率和影响因子，更加巩固了其领先地位;普通出版社和一般学术期刊举步维艰，丧失出版优秀学术成果的积极性，加剧学术出版的平庸。从另一层面讲，因为学术把关的重任更多地落在出版人肩上，即便是“权威”“核心”期刊的编辑也不堪其重，难以从汗牛充栋的来稿中遴选出真正高质量的学术成果。这对青年学者的成长尤其不利，大大打击了他们从事学术研究、产出优秀学术成果的积极性，最终影响的还是学术出版本身。可以说，“双一流”语境之下，与“双一流”建设宗旨不符的学术评价体系，已经成为学术出版的最大危机。
三、转换思路，抓住契机，发展一流学术出版
“双一流”语境下，一流学术出版与一流学科建设互为助力。要发展一流的学术出版，必须转换思路，以“双一流”建设的目标为旨归，明确学术出版的功能定位，抓住历史机遇，挖掘、整合、协调内外部各种资源和知识技能，将学术生产与国家、社会的需求有机结合。
1.内容评价与规范评价结合
学术出版应当包含两个层面的评价：一是学术内容的评价，二是学术规范的评价。学术内容评价主导知识的内涵（what can be written），学术规范评价则对知识的呈现形式提出要求（how it can be written），这两种机制是在“知识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的过程中，作用于知识生产者的一种知识控制，以确保典范地位与增进驯服的力量”[13]。长期以来，在学术出版的过程中，学术内容的评价是缺失或者说不够完善的。“双一流”建设强调学术成果的创新质量和贡献，这就要求必须加强对学术内容的评价。因此，学术出版机构可以转换思路，把学术内容评价和学术规范评价分离开来。学术内容评价主要依赖外审，可以依托学术协会或者出版协会建立比较固定的各专业评审委员会，实行“小同行”基础上的“大众评价”，坚持专家审稿和匿名审稿。无论是著作出版还是论文发表，均将学术价值的评判前置于出版环节，并将学术价值的高低作为能否出版或发表的唯一标准，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免学术出版平庸，杜绝学术出版浪费。在现行世界学术知识体系之下，不遵守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相当于自我封闭，而学术出版机构正可以在学术规范的把关方面大有可为。只有学术内容与学术规范俱佳的学术出版，才能真正促进“双一流”建设，也才能真正使其自身走向繁荣。
此外，笔者认为，学术出版道德建设亦是学术出版机构的责任。在学术出版中屡见不鲜的学术道德失范现象，无论是涉及作者、审稿者还是专业编辑，学术出版机构都应当有行之有效的防范和矫正措施，同时，作者也应加强自律行为。2020年6月，在医生和科学家对数据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后，一项有关药物羟氯喹对新冠肺炎患者治疗无效的研究论文，从《柳叶刀》医学期刊上撤回，原因是第三方无法对数据准确性进行独立评审。国外在学术出版道德建设方面极少有政府主导的统一规划，而依然能比较有效地对抗学术道德失范，可以说，行业协会及学术出版机构发挥了重大作用，比如爱思唯尔出版集团的在线“出版道德资源大全”帮助期刊编辑处理出版道德的相关举报[14]。总体来看，大学“双一流”建设所吁求的一流的学术成果，需要完善的学术道德建设体系，我们的学术出版机构理当担起这样的责任。
2.立足本土与走向世界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学术出版要服务于“双一流”，抓住发展契机，也必须立足本土，向世界展示中国实力、传播中国学术、发出中国声音，这是“双一流”语境下学术出版发展的前提和根本。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我国的文化基因、话语体系、思维模式、学科范式都和西方有明显差别，我们理当有勇气也有信心坚持中国特色、坚持民族特色，打破西方文化霸权的垄断，通过学术出版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在学术评价和学术出版评价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理应有中国自己的体系并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立足本土，坚持中国特色不等于故步自封，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内涵是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一流的学术出版也当如此。自然科学具有一定的国际通行标准，因此，自然科学的学术出版要放眼世界，用国际一流的内容、规范标准来遴选稿件，将中国最顶尖的优秀自然科学成果展示给世界。2018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关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其目的就是为了走向世界，把我国“双一流”建设所取得的优秀科技成果，向全世界传播。立足本土与走向世界是辩证统一的，需要根据不同的学科特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的回信，体现了党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高度重视，必将对相关学术出版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立足本土，走向世界，还要学习国际优秀学术出版机构的运营模式。国际优秀的学术出版机构如爱思唯尔、麦克米伦等都有完善的市场运营机制，市场推广得力，市场服务完备，而我国的大多数学术出版机构，在市场运营方面尚有欠缺。一流的学术成果要走向世界，需要一流的市场运营，才能形成有效传播，为进一步的思想创新提供帮助。有实力的学术出版机构，可以学习国际优秀学术出版机构的资本运營，实现强强联合。比如施普林格通过不断的并购，尤其是与Nature集团的合并，成立Splinger & Nature集团后，占据了世界学术出版集团的榜首位置。我国的学术出版机构还可以进一步拓宽视野，和国外的学术出版机构展开多种形式的合作，如中国农业大学主办的CAER与爱墨瑞得公司合作，前者只负责学术论文的评判、甄选和加工，其他出版环节由更专业的爱墨瑞得公司进行，短短几年内使期刊成为国际知名的在专业领域颇有影响的优秀期刊[14]。近些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都极为重视学术出版，重视与国外出版传媒机构的深度合作，且成效显著。 3.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结合
出版归根结底还是一种传播活动，要达到最佳传播效果，必须要选择合适的传播渠道和传播媒介。在阅读习惯、出版技术、版权保护机制和传统发行渠道的影响下，传统纸质出版依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而且还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继续存在。因此，学术出版仍然要注重纸质出版，打造内容、编校、装帧、印制均为上乘的优秀学术出版物。同时，以移动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将深刻改变出版业的形态。2015年3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把传统出版的影响力向网络空间延伸，这是巩固壮大宣传思想文化阵地的迫切需要，是履行文化职责的迫切需要，是自身生存发展的迫切需要。学术出版作为整个出版业的顶端，更要注重新兴出版与传统出版在内容、渠道、终端上的融合。学术研究者相互沟通联系，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便是讨论正在进行中的研究（work in progress）[15]，因此，学术出版的时效性较强，而新兴出版可以极大地缩短出版流程，这对于把“双一流”建设的成果及时向外传播，具有重要作用。
技术变革对出版包括学术出版的影响是革命性的，未雨绸缪、顺应潮流，方能抓住契机，持续发展。人工智能对学术出版的流程再造和增值服务都已经产生了影响，如爱思唯尔探索的“人工智能科学”，致力于用特征识别来解决复杂问题的深度学习[16]。德国出版社Inkitt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使营销流程精准化，通过演算趋势数据，判断用户使用模式，收集读者偏好修改作品内容，形成了作者和读者互动的出版模式[17]。
开放获取出版（Open Access Publishing）已经对国际学术出版的模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2018年9月，欧盟推出了激进的S计划，不但要求公共基金资助的学术成果立即开放获取，而且力图大幅降低开放获取出版的利润空间。这一计划反映了西方开放获取政策的发展趋势——开放方向更坚决，政策更强硬，措施更具体[18]。开放获取出版在我国依然处在萌芽状态，但既然要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的学术出版，则对此不能忽视。另外，学术出版还要重视按需出版（POD）和语义出版（semantic publishing），加强对新兴出版的版权保护、增值服务等的深入研究。
总之，“双一流”建设是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重大战略。在“双一流”语境下，对学术出版而言，迎来的是危机还是契机，关键在于是否能审时度势，转换思路，适应新政策、新标准和新技术的需求，立足于“开放科学”的新视域，以更具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的姿态参与知识生产与传播，注重培育新一代的学者型编辑和现代出版家，总结和借鉴我国现代学术出版的成功经验与国际先进做法，把学术出版主动投入高等学校“双一流”建设的浪潮，形成大学“双一流”与学术出版的良性互动。需要强调的是，高校“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学术出版，并不只是大学及其出版机构的事，一些社会出版机构特别是品牌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以及一些权威的学术期刊社，也应承担重要责任。大学内外、学术界与出版界共同努力，新时代的学术出版必将呈现新的面貌，开创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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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出版与“双一流”建设的逻辑关联
学术出版是学术传播的关键枢纽，在传承人类文明、传播科学思想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学术出版由来已久，与教育出版、专业出版有着错综复杂的交叉关系，与大学出版难解难分。而大学“双一流”建设虽然提出来的时间并不长，自2015年《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迄今不过五六年时间，却已成为教育界尤其是高校各项工作的中心。“双一流”建设的宗旨、目标、实施方案等许多方面，都与学术出版有着密不可分的逻辑关联。
1.学术出版与“双一流”建设的基础都是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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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术出版有助于推进“双一流”建设
学术出版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社会服务等方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因而能为学科建设提供重要的支撑。学科建设是高等教育的根基，一流的大学是由一个个一流的学科组成的。无论是巩固优势学科，还是引导新的学科研究方向，发展特色学科、交叉学科，学术出版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学术出版领域颇具代表性的高校学报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的《中国农村研究》栏目，多年来刊发了此学科领域的多篇重要学术论文，不仅使这个栏目成为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栏，使得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的学术研究成果得到连续、集中的展示，也使得中国农村研究院成为中国农村研究最重要的根据地之一。从2021年开始，为刊发中国农村研究院徐勇教授等学者新的研究成果，《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又专门开设了《田野政治学》专栏。其他诸如《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栏目、《西南大学学报》（社科版）的《基础心理学》栏目，都对所在高校相关学科的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有竞争力的高校学报，还能通过组织校外的优质稿源，以学报为阵地进行学术交流，开拓本校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学术视野，从而推动一流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出版社亦能有力地助推高等教育发展。近代中国，商务印书馆便是北京大学最有力的学术后援，北京大学教授撰写的讲义和著作大多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5]。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大学丛书”，在促进中国学术的现代化、高等教育的科学化、大学教育的规范化等方面是功不可没的[6]。诚如郭太风所说：“王云五主编的《大学丛书》，填补了近代中国高等院校没有中文教科书的缺憾，将我国高等教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7]商务印书馆20世纪30年代开始筹划一直沿袭至今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近现代学术出版史上更是影响巨大且深远。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一些优秀的大学出版机构如北京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厦门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无不既充分依托和服务本校优势学科与研究成果，同时广泛吸纳国内外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术成果，成为“双一流”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从国外的情况看，无论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还是颇具特色的哈佛大学出版社，其学术出版都为本校长期矗立在世界一流大学高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学术出版能够构建学术共同体，形塑学术社群，在学术出版中掌握话语权，主导学术思潮的方向，引领学科的发展。如法国年鉴学派与学术期刊《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后改名为《经济、社会与文明年鉴》）有密切关联;而在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崛起过程中，扮演了重要推手角色的则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3. “双一流”建设有助于学术出版的繁荣
按照“双一流”实施办法，要坚持以学科为基础，支持建设一百个左右的学科，着力打造学科领域高峰;以每五年为一个建设周期，实行总量控制、开放竞争、动态调整[8]。也就是说，“双一流”有一定的名额限制。而“双一流”的遴选条件里面，明确规定了六个方面：一是人才培养，要立德树人，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取得卓著成绩，要有高质量的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二是科学研究，强调科研组织和科研机制健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要有突出贡献，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能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供支撑;三是社会服务，要求产学研结合，科研成果的转化绩效突出，能够服务社会，服务国家;四是文化传承创新，要传承优秀文化，具有较强的国际文化传播影响力;五是师资队伍建设，要有一流的师德师风，还要有优秀的一线教师，一流专家、学科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教师结构要合理;六是国际交流合作，要能吸引海外优质师资、科研团队和学生，能与世界高水平大学等开展深度合作。这六个遴选条件，对高等学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其中，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评价的标准直接和学术出版相关，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都要落实到学术成果的展现即出版上来;另外三条也和学术出版不无关系。归根结底，“双一流”建设还是要落实到学科建设上，而学术出版对学科建设的支撑恰好能为高等学校争创“双一流”提供有力的帮助，因此，“双一流”建设的实施办法，必然促使政府、高校和学者更加重视学术出版，加大对学术出版的政策扶持、物质投入和精力投入，从而促进学术出版的繁荣昌盛。此外，一流大学创建和一流学科建设能够为学术出版铸造核心，这个核心就是高水平的科研队伍。高水平的科研队伍既可以作为评审专家为学术出版把握出版方向和内容质量，又可以作为作者为学术出版提供优质稿源。
总之，学术出版和“双一流”建设都以学科为基础，都以推动学科建设为旨归，二者互相促进，互为助力，有机统一在学科建设的根基上。
二、现行评价体系下的学术出版危机
“双一流”建设语境下的一流，是世界一流。这个世界一流，是必须遵从于既定的、公认的评价体系的一流。要使“双一流”建设目标达成时得到世界公认，必须做好两件事：“其一，通过以学科建设为核心的一系列建设，产出一流的学术成果;其二，在一定程度上掌控国际学术话语权和评价标准”[9]。其中第一点，笔者认为是倚仗第二点而存在的，产出一流学术成果要遵从某种评价体系，而在目前，国内学术界在国际学术评价和学术话语权方面略显薄弱。近年来，党和政府及时提出并部署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是时代之需、发展之需，而在现行的评价体系之下，学术出版要想获得高质量的发展，面临一定的危机。
1.优质学术成果流向国外发表
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均绕不开SCI、SSCI、EI、A&HCI等引文索引数据库。由于进入这些检索系统的国外知名学术期刊在坚持匿名审稿、坚持专业化出版方向等方面比较有权威性，因而各种评价体系都把在这些期刊上发表文章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在这样的导向下，一些优质的学术成果流向国外发表。据统计，“我国国际SCI论文产出从2015年的29.68万篇，逐年增至2018年的41.8万篇”[10]，这影響了国内学术出版的质量。同时，学科基础的差异和话语体系的不同，导致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在国外一流期刊上发表文章十分困难，使得他们在晋升、科研经费的支撑上相比自然科学的学者有较明显的劣势，不利于人文社会科学的成长和发展。而且，这些在国内堪称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在国外发表后，在国际上的影响却并不大。在国际学术话语权和评价标准被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背景下，“双一流”语境中的学术出版便陷入了一个进退维谷的窘迫状况：要和世界接轨，便要遵循现行的国际学术评价体系;而要遵从国际学术评价体系，一是导致优质学术成果外流，二是这些优质学术成果在国际上并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学术出版的窘境又进一步影响到对中国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评价。应该说，学术话语权的不平等是造成国内学术出版危机的深刻原因之一。
2.国内学术出版良莠不齐
学术出版主要是在社会效益上彰显作用，可以说，学术出版是精英的、小众的、具有公益性的。转企改制后，出版业面临生存问题，出版单位既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是使命担当的要求，又要兼顾经济效益——这是实际生存的需求。而学术出版既然是小众出版，便出现了一种吊诡的现象：“一方面，政府、学术界以及作者本人对学术出版越来越重视，另一方面;学术出版在大多数出版机构中被边缘化;一方面，对学术的评价始终在寻找量和质的平衡，试图尽量做到客观理性，另一方面，学术著作越来越泥沙俱下，良莠不齐。”[11]这种现象的产生有深刻的原因。
长期以来，在对学术的定性考核难以客观“定性”的情况下，转而变成以定量考核为主，以出版多少本著作、发表多少篇论文论英雄，这便催生了良莠不齐的学术出版产业。学术出版泛滥必然导致学术质量低下和学术失信、失范，这又进一步影响到对中国学术成果和学术出版的评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原董事长、总裁陈昕一针见血地发问：“中国一年出版三十余万种出版物，其中打造了多少个学术品牌，又推动了多少学者和思想的诞生？”针对种种乱象，《“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明确提出在教师队伍评价建设中要克服“五唯”倾向，在科学研究评价中要突出原始创新与重大突破，不唯数量，不唯论文，不唯奖项。这个评价办法无疑是指挥棒，国家矫正现行学术评价弊端的决心展露无遗。
3.学术评价机制的异化使学术出版面临危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原社长谢寿光曾经饱含激情地呼吁：“出版人是学术出版最后的守门员，应承担起责任，拒绝一切粗制滥造的学术垃圾。”[12]这既是铁肩担道义的强烈责任感，也是“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学者情怀。可实际情况是，出版人不仅是学术出版最后的守门员，也几乎是学术出版唯一的把关人。目前我国的学术评价，固然有一些未出版的科研项目成果在结项时有过同行评价，未出版的博士论文在答辩时有过答辩委员会的评价，但相当大一部分学术评价可以说是出版后的事后评价，这在学术著作出版领域表现尤为明显。 事后评价容易引发两个问题。一是导致学术评价主体异化。学术出版机构承担了本不应该承担或者说无力承担的责任，编辑身份被刚性地转向职业编辑后，与学科建设、学术共同体更加疏离[9]，编研一体的学者型编辑已经是凤毛麟角，单纯依靠职业编辑无力承担学术把关的重任。二是导致学术成果评价异化。对于学术成果的评价，往往以是否在权威出版社出版、是否在核心期刊或权威期刊发表为依据，这和“双一流”建设的宗旨正好背道而驰，同时还会导致另一后果：优质学术资源愈来愈向“权威”和“核心”倾斜，包括学术写作也会优先引用“权威”和“核心”的学术成果，这反过来又增加了“权威”和“核心”的转引率和影响因子，更加巩固了其领先地位;普通出版社和一般学术期刊举步维艰，丧失出版优秀学术成果的积极性，加剧学术出版的平庸。从另一层面讲，因为学术把关的重任更多地落在出版人肩上，即便是“权威”“核心”期刊的编辑也不堪其重，难以从汗牛充栋的来稿中遴选出真正高质量的学术成果。这对青年学者的成长尤其不利，大大打击了他们从事学术研究、产出优秀学术成果的积极性，最终影响的还是学术出版本身。可以说，“双一流”语境之下，与“双一流”建设宗旨不符的学术评价体系，已经成为学术出版的最大危机。
三、转换思路，抓住契机，发展一流学术出版
“双一流”语境下，一流学术出版与一流学科建设互为助力。要发展一流的学术出版，必须转换思路，以“双一流”建设的目标为旨归，明确学术出版的功能定位，抓住历史机遇，挖掘、整合、协调内外部各种资源和知识技能，将学术生产与国家、社会的需求有机结合。
1.内容评价与规范评价结合
学术出版应当包含两个层面的评价：一是学术内容的评价，二是学术规范的评价。学术内容评价主导知识的内涵（what can be written），学术规范评价则对知识的呈现形式提出要求（how it can be written），这两种机制是在“知识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的过程中，作用于知识生产者的一种知识控制，以确保典范地位与增进驯服的力量”[13]。长期以来，在学术出版的过程中，学术内容的评价是缺失或者说不够完善的。“双一流”建设强调学术成果的创新质量和贡献，这就要求必须加强对学术内容的评价。因此，学术出版机构可以转换思路，把学术内容评价和学术规范评价分离开来。学术内容评价主要依赖外审，可以依托学术协会或者出版协会建立比较固定的各专业评审委员会，实行“小同行”基础上的“大众评价”，坚持专家审稿和匿名审稿。无论是著作出版还是论文发表，均将学术价值的评判前置于出版环节，并将学术价值的高低作为能否出版或发表的唯一标准，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免学术出版平庸，杜绝学术出版浪费。在现行世界学术知识体系之下，不遵守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相当于自我封闭，而学术出版机构正可以在学术规范的把关方面大有可为。只有学术内容与学术规范俱佳的学术出版，才能真正促进“双一流”建设，也才能真正使其自身走向繁荣。
此外，笔者认为，学术出版道德建设亦是学术出版机构的责任。在学术出版中屡见不鲜的学术道德失范现象，无论是涉及作者、审稿者还是专业编辑，学术出版机构都应当有行之有效的防范和矫正措施，同时，作者也应加强自律行为。2020年6月，在医生和科学家对数据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后，一项有关药物羟氯喹对新冠肺炎患者治疗无效的研究论文，从《柳叶刀》医学期刊上撤回，原因是第三方无法对数据准确性进行独立评审。国外在学术出版道德建设方面极少有政府主导的统一规划，而依然能比较有效地对抗学术道德失范，可以说，行业协会及学术出版机构发挥了重大作用，比如爱思唯尔出版集团的在线“出版道德资源大全”帮助期刊编辑处理出版道德的相关举报[14]。总体来看，大学“双一流”建设所吁求的一流的学术成果，需要完善的学术道德建设体系，我们的学术出版机构理当担起这样的责任。
2.立足本土与走向世界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学术出版要服务于“双一流”，抓住发展契机，也必须立足本土，向世界展示中国实力、传播中国学术、发出中国声音，这是“双一流”语境下学术出版发展的前提和根本。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我国的文化基因、话语体系、思维模式、学科范式都和西方有明显差别，我们理当有勇气也有信心坚持中国特色、坚持民族特色，打破西方文化霸权的垄断，通过学术出版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在学术评价和学术出版评价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理应有中国自己的体系并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立足本土，坚持中国特色不等于故步自封，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内涵是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一流的学术出版也当如此。自然科学具有一定的国际通行标准，因此，自然科学的学术出版要放眼世界，用国际一流的内容、规范标准来遴选稿件，将中国最顶尖的优秀自然科学成果展示给世界。2018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关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其目的就是为了走向世界，把我国“双一流”建设所取得的优秀科技成果，向全世界传播。立足本土与走向世界是辩证统一的，需要根据不同的学科特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的回信，体现了党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高度重视，必将对相关学术出版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立足本土，走向世界，还要学习国际优秀学术出版机构的运营模式。国际优秀的学术出版机构如爱思唯尔、麦克米伦等都有完善的市场运营机制，市场推广得力，市场服务完备，而我国的大多数学术出版机构，在市场运营方面尚有欠缺。一流的学术成果要走向世界，需要一流的市场运营，才能形成有效传播，为进一步的思想创新提供帮助。有实力的学术出版机构，可以学习国际优秀学术出版机构的资本运營，实现强强联合。比如施普林格通过不断的并购，尤其是与Nature集团的合并，成立Splinger & Nature集团后，占据了世界学术出版集团的榜首位置。我国的学术出版机构还可以进一步拓宽视野，和国外的学术出版机构展开多种形式的合作，如中国农业大学主办的CAER与爱墨瑞得公司合作，前者只负责学术论文的评判、甄选和加工，其他出版环节由更专业的爱墨瑞得公司进行，短短几年内使期刊成为国际知名的在专业领域颇有影响的优秀期刊[14]。近些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都极为重视学术出版，重视与国外出版传媒机构的深度合作，且成效显著。 3.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结合
出版归根结底还是一种传播活动，要达到最佳传播效果，必须要选择合适的传播渠道和传播媒介。在阅读习惯、出版技术、版权保护机制和传统发行渠道的影响下，传统纸质出版依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而且还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继续存在。因此，学术出版仍然要注重纸质出版，打造内容、编校、装帧、印制均为上乘的优秀学术出版物。同时，以移动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将深刻改变出版业的形态。2015年3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把传统出版的影响力向网络空间延伸，这是巩固壮大宣传思想文化阵地的迫切需要，是履行文化职责的迫切需要，是自身生存发展的迫切需要。学术出版作为整个出版业的顶端，更要注重新兴出版与传统出版在内容、渠道、终端上的融合。学术研究者相互沟通联系，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便是讨论正在进行中的研究（work in progress）[15]，因此，学术出版的时效性较强，而新兴出版可以极大地缩短出版流程，这对于把“双一流”建设的成果及时向外传播，具有重要作用。
技术变革对出版包括学术出版的影响是革命性的，未雨绸缪、顺应潮流，方能抓住契机，持续发展。人工智能对学术出版的流程再造和增值服务都已经产生了影响，如爱思唯尔探索的“人工智能科学”，致力于用特征识别来解决复杂问题的深度学习[16]。德国出版社Inkitt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使营销流程精准化，通过演算趋势数据，判断用户使用模式，收集读者偏好修改作品内容，形成了作者和读者互动的出版模式[17]。
开放获取出版（Open Access Publishing）已经对国际学术出版的模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2018年9月，欧盟推出了激进的S计划，不但要求公共基金资助的学术成果立即开放获取，而且力图大幅降低开放获取出版的利润空间。这一计划反映了西方开放获取政策的发展趋势——开放方向更坚决，政策更强硬，措施更具体[18]。开放获取出版在我国依然处在萌芽状态，但既然要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的学术出版，则对此不能忽视。另外，学术出版还要重视按需出版（POD）和语义出版（semantic publishing），加强对新兴出版的版权保护、增值服务等的深入研究。
总之，“双一流”建设是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重大战略。在“双一流”语境下，对学术出版而言，迎来的是危机还是契机，关键在于是否能审时度势，转换思路，适应新政策、新标准和新技术的需求，立足于“开放科学”的新视域，以更具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的姿态参与知识生产与传播，注重培育新一代的学者型编辑和现代出版家，总结和借鉴我国现代学术出版的成功经验与国际先进做法，把学术出版主动投入高等学校“双一流”建设的浪潮，形成大学“双一流”与学术出版的良性互动。需要强调的是，高校“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学术出版，并不只是大学及其出版机构的事，一些社会出版机构特别是品牌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以及一些权威的学术期刊社，也应承担重要责任。大学内外、学术界与出版界共同努力，新时代的学术出版必将呈现新的面貌，开创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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