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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谈论诗歌，我更喜欢谈论与诗相关的，喜欢在小诗中翻查诗人的影子、足迹、气味……
我有两个“生活”，我有两个“我”。在碌碌且凡庸的现实生活中，总有另一个“我”如影尾随，帮忙捡拾撒落的种子，种成诗……哪怕愁苦，也是种子。
海德格尔说，人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但又有人说，世界上不存在诗意的栖居。无论观点何如，诗与生活紧密交融。
诗与生活：灵感如何降临？
有两次，在杜甫草堂参加诗歌活动之后，与好友、诗人李龙炳专程去草堂附近茶铺喝茶。茶铺有日式“侘寂美学”的简朴美，由黄泥和茅草搭建，伫在人字形岔路口。“人”的一捺是一条小径，一条小渠与小径并行，环绕草堂。
那个茶铺，传说是杜甫的芳邻“黄四娘”家旧址。门外，一左一右，摆一张古琴、小方桌，和两张小条桌。我们总在同一位置落座，紧邻另一张条桌，曾有一对情侣和一对母女光顾，都是外地游客，知道我们是本地人便惊叹：成都果然“慢”，本地人也有闲情虚度整个下午！我们向他们推荐成都美食、城郊景点，甚至推销我们编的杂志，等等。我们交谈时声音轻、语速慢，像踩着一根被耐心揉按的琴弦的尾韵……
我背倚着墙泡茶，可以看到小径上除开游客还有鸟雀出没，它们在绿篱与石板路间腾挪，心无旁骛。那鸟雀头顶翎冠，我以为是戴胜，龙炳说是画眉。“啊！与我想象的画眉大不一样”;“就是画眉，它的眉毛像画的一样……我们乡下时常见到。”有时，想象与现实迥然不同呢！从前在绘画作品中的画眉、存在于我想象中的画眉，似乎更精巧些。最后我愉快地把羽毛蓬松、体型圆润的“从前的戴胜”唤作“胖画眉”。
与小径并行的小渠是活渠，流动的。可以想象其间有游鱼穿梭，但我忘记了观察水流的方向，鱼儿是顺流迤行还是逆水嬉戏？渠水两岸草树繁茂，另一岸一丛芭蕉长势良好。在志怪小说中，芭蕉树生芭蕉精，画家朋友杨家驹尤喜画芭蕉树，不知是不是中了蛊。在古诗词中，“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蒋捷《一剪梅》），却是用来慨叹春光易逝、韶华易老、美好短暂。芭蕉叶片宽大，可供联想的空间也很宽大，能承载或遮蔽的也很多……这亦是诗意生发的部分。
斯时斯境，浑然天成一帧妙好图景。可以支起画架，用色彩、线条绘下来;也可以用手机相机进行拍摄，N倍变焦能将最远那只“胖畫眉”的眉线拍出来。但我说：我要写首诗！于是我们探讨起诗艺来，譬如：灵感如何降临？诗如何诞生？
“每当有人问起我，我那些诗的念头是从何而来的，我总要努力把这个问题再想一遍，每次的回答也不一样”，美国诗人沃伦在《诗歌就是生活》中如是说。他举了几个例子，譬如：母亲去数十里外参加几乎不认识的妇人的葬礼，当时他十分不解，多年后却写成了一首诗;譬如：白雪路上雄雉鸟飞过肩头，飞入落日余晖，他当场将此情形挥写成诗;譬如：他见过无数次鹅卵石，在某次游泳后躺在鹅卵石上晒干身体时，鹅卵石启迪他写出“佛蒙特一所房舍边小溪中的一块巨大鹅卵石”，这便是他一首诗的第一句。
瞧，灵感就是生长在渠边的芭蕉、重新被命名的画眉;就是溪水中的鹅卵石……它们存在于自然界、现实场所一隅、梦境……天意般与我们相遇。诗与生活，互为镜像，真正的诗人拥有在几个次元间转换的能力。
诗的诞生：缪斯只给出一句
“诗如何诞生？”仍是在黄四娘家茶叙时，龙炳谈及沃伦曾说（大意是）：上帝只给出第一句，其余的由诗人自己去完成。此大意，龙炳应是提炼自沃伦那块鹅卵石。我深以为然。这就是灵感来敲门，与诗人心灵对接时，充满灵性的语句电光石火般闪现！但那是“截句”，还需动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和诸多技艺去进行艺术再创造，尽可能成就一首好诗。按自己理解与喜好，我将沃伦的“大意”再度转化为：缪斯只给出一句。
很早以前，有人问我的理想是什么？我说，“相夫教子，绣花纳鞋织毛衣”。最平凡的理想往往遥不可及！应是2008年，经小说家阮夕清推荐，辛酉在无锡太湖学院编校报，我去“省亲”，从初春逗留至“汶震”。那是平生最散漫的小段日子，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去操场闲逛，去学校后门茶园采茶……同辛酉一道走路去蠡湖。那期间我写下些线条轻浅但温暖清新的小诗——“呈述”系列组诗。《呈述：阳春三月》是其中一首。
与《呈述：断奶》《呈述：直至时间停下来》一样，《呈述：阳春三月》是思乡念亲之诗。年少时我爱做梦、向往远方，长大后迫于生计很长一段时间在江浙一带谋生，当身在远方时，故乡却成了远方的远方。远方意味着漂泊！那时小女儿年幼，托给外公外婆照管，心中仍十分挂牵。时值三月，我想：“阳春三月/我应该在桉树下/绣花、纳鞋、织毛衣”——对，这就是缪斯给出的那一句，紧接着想：“地上只有狗和孩子在跑/天上只有鸟和树叶在飞”，一首诗的核心区便产生了，围绕这一句，思绪纷至沓来。
惭愧列举自己的诗，也许它并不杰出，只因我只知自己的诗如何诞生的。
我喜欢自己的另几首诗，它们是真正的生活之诗。2009年我辞去《诗选刊》下半月刊（西安）编务，随辛酉回湖北，租住在通山县城。有一小段日子，我甚至提不起去找工作的热情，便和一群老人一起，在房东开的小印刷厂糊“武大郎”酱香饼纸袋，每天挣点零钱，贴补生活。后来我应聘去某打印店，负责打字排版，做名片、同学录、展板、改病历等各种闲杂业务。打印店最大的、最赚钱的业务却是修谱，所以我很快学会了用软件画谱，后来就有了一个身份叫“谱师”。也就是在替各种姓氏做族谱时，感知生命之“轻”，那些再怎么有成就的人，最终都得用一个“殁”字、用墓穴的座位朝向结笔，活着时的种种“荣光”到底都会化成虚——虚空、虚妄……被时空阻隔、被岁月的尘埃湮灭！仿佛从不曾来过。
在湖北期间，是我平生最接近人间烟火的时期。辛酉在县文联编《通山文艺》，工资一千多一点，尽管除打印店工作外，我还兼职某杂志访谈记者，我们的日子仍嫌拮据。“奔命”之感日渐浓重，爱情也在现实面前变得“无言”，于是写下了《快要发疯的女人》《古往今来》等诗。 “不是电影/这人生，有时现实得/让人吐口水”，这是《快要发疯的女人》第一句;“偶尔写一首诗，广为流传/但青史薄幸;/偶尔遇上一个人，为他做可口饭菜/爱情惊艳但结局无言”，这是《古往今来》的第一节。它们在2009年秋冬、2010年春天“孕育”，2010年初夏成诗，最初发布在曾蒙南方论坛，后来竟被云南韩某原封不动、改换作者姓名“拿去”发表在某刊上，这是题外话。写作是一个重新经历的过程，抄袭者或许可以将作品“拿去”，但却无法真正亲历一首诗诞生的幽微心路，徒增“无限迷惘”罢了。
修改：对诗歌最大的虔敬
事实上，我是不擅藏拙的人，谈及诗歌的诞生，甚至想要从一首诗的雏形开始，谈谈一个词、一个句子的来历，谈谈一首诗从勾勒雏形到半成品到成品的全过程。这过程，在我看来，就是诗的诞生记，是一个反复修改、打磨的过程。
有人说他从来不修改诗，我则不然。多数时候，我勾勒一首诗的雏形只需半小时，却需花上三四个小时进行修改。通常我把偶然冒出来的诗句写在纸片上（路途中没有纸或本子则记在手机备忘录），有时会当即展开来继续写，字迹凌乱，不少地方涂涂改改，删除线、各种类似校对使用的指示线、符号，只有自己才看得懂。勾勒完雏形，紧接着我会立即拿新的纸片抄写，边抄边做第一次修改……有时抄着改着，竟出来与初稿截然不同的诗。
原来诗是一棵树，分分秒秒都可能滋生出新枝叶。像中国画的皴法，墨分五色，宣纸上浸染，常常出来意外之笔之境。李龙炳说：“修改有时候会改变初衷，把一首诗修改成了另一首让自己更惊叹的诗。修改诗歌证明诗是会拐弯的，而且不管你怎么修改，都还有更好的表达方式。”我自己写诗过程中，也曾有过将一首诗大修（或重写）成两首诗的案例。那首诗是记录与诗友胡马相约去几何书店，从几何书店散后，我回到单位趁热打铁写下一首诗，但回家时忘记拷贝了，次日清晨想凭记忆进行修改，不曾想第一节在大桥上的某个情形就有了另一种表述，愈往后面尽管线索、画面大致趋同，但词句、语法呈现出愈大的不同……甚至最终连题目都拟出两个：《到几何书店去》《去几何书店》。胡马作为当事人，选择了清晨修改那个版本。由此也可见，修改是朝好的方向去的。
也是这首诗，放了一段时间后，仍经历过一次细节上的斟酌。原稿最后一节与倒数第二节在承转上，要么太跳跃，要么太粘连，于是我电话与龙炳相谈。一番碰撞、启发，不但得来“东风倚窗”四个字承转上下两节，并将全诗最末一句“越过大桥上空”換成“掠过旧栏杆”。这次探讨进行了近一小时，一首春天写下的诗为何不用温情脉脉的“春风”、凯风自南的“南风”，而用“东风”？因为书店在东风大桥畔，所有风都可称东风，与季节与风向无关，别的读者不明就里，成都人却了然于胸。诗也因此产生了小歧义，小小地有些意思。至于最后一句完整句子原是“（白鹭）以鸿鹄之姿/越过大桥上空”，修改为“……掠过旧栏杆”避免了一个惯性思维与表达。
关于修改诗歌，美国女诗人毕肖普是典型代表，据说她会把诗挂在墙上，反复进行修改。
我有两个“生活”，我有两个“我”。在碌碌且凡庸的现实生活中，总有另一个“我”如影尾随，帮忙捡拾撒落的种子，种成诗……哪怕愁苦，也是种子。
海德格尔说，人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但又有人说，世界上不存在诗意的栖居。无论观点何如，诗与生活紧密交融。
诗与生活：灵感如何降临？
有两次，在杜甫草堂参加诗歌活动之后，与好友、诗人李龙炳专程去草堂附近茶铺喝茶。茶铺有日式“侘寂美学”的简朴美，由黄泥和茅草搭建，伫在人字形岔路口。“人”的一捺是一条小径，一条小渠与小径并行，环绕草堂。
那个茶铺，传说是杜甫的芳邻“黄四娘”家旧址。门外，一左一右，摆一张古琴、小方桌，和两张小条桌。我们总在同一位置落座，紧邻另一张条桌，曾有一对情侣和一对母女光顾，都是外地游客，知道我们是本地人便惊叹：成都果然“慢”，本地人也有闲情虚度整个下午！我们向他们推荐成都美食、城郊景点，甚至推销我们编的杂志，等等。我们交谈时声音轻、语速慢，像踩着一根被耐心揉按的琴弦的尾韵……
我背倚着墙泡茶，可以看到小径上除开游客还有鸟雀出没，它们在绿篱与石板路间腾挪，心无旁骛。那鸟雀头顶翎冠，我以为是戴胜，龙炳说是画眉。“啊！与我想象的画眉大不一样”;“就是画眉，它的眉毛像画的一样……我们乡下时常见到。”有时，想象与现实迥然不同呢！从前在绘画作品中的画眉、存在于我想象中的画眉，似乎更精巧些。最后我愉快地把羽毛蓬松、体型圆润的“从前的戴胜”唤作“胖画眉”。
与小径并行的小渠是活渠，流动的。可以想象其间有游鱼穿梭，但我忘记了观察水流的方向，鱼儿是顺流迤行还是逆水嬉戏？渠水两岸草树繁茂，另一岸一丛芭蕉长势良好。在志怪小说中，芭蕉树生芭蕉精，画家朋友杨家驹尤喜画芭蕉树，不知是不是中了蛊。在古诗词中，“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蒋捷《一剪梅》），却是用来慨叹春光易逝、韶华易老、美好短暂。芭蕉叶片宽大，可供联想的空间也很宽大，能承载或遮蔽的也很多……这亦是诗意生发的部分。
斯时斯境，浑然天成一帧妙好图景。可以支起画架，用色彩、线条绘下来;也可以用手机相机进行拍摄，N倍变焦能将最远那只“胖畫眉”的眉线拍出来。但我说：我要写首诗！于是我们探讨起诗艺来，譬如：灵感如何降临？诗如何诞生？
“每当有人问起我，我那些诗的念头是从何而来的，我总要努力把这个问题再想一遍，每次的回答也不一样”，美国诗人沃伦在《诗歌就是生活》中如是说。他举了几个例子，譬如：母亲去数十里外参加几乎不认识的妇人的葬礼，当时他十分不解，多年后却写成了一首诗;譬如：白雪路上雄雉鸟飞过肩头，飞入落日余晖，他当场将此情形挥写成诗;譬如：他见过无数次鹅卵石，在某次游泳后躺在鹅卵石上晒干身体时，鹅卵石启迪他写出“佛蒙特一所房舍边小溪中的一块巨大鹅卵石”，这便是他一首诗的第一句。
瞧，灵感就是生长在渠边的芭蕉、重新被命名的画眉;就是溪水中的鹅卵石……它们存在于自然界、现实场所一隅、梦境……天意般与我们相遇。诗与生活，互为镜像，真正的诗人拥有在几个次元间转换的能力。
诗的诞生：缪斯只给出一句
“诗如何诞生？”仍是在黄四娘家茶叙时，龙炳谈及沃伦曾说（大意是）：上帝只给出第一句，其余的由诗人自己去完成。此大意，龙炳应是提炼自沃伦那块鹅卵石。我深以为然。这就是灵感来敲门，与诗人心灵对接时，充满灵性的语句电光石火般闪现！但那是“截句”，还需动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和诸多技艺去进行艺术再创造，尽可能成就一首好诗。按自己理解与喜好，我将沃伦的“大意”再度转化为：缪斯只给出一句。
很早以前，有人问我的理想是什么？我说，“相夫教子，绣花纳鞋织毛衣”。最平凡的理想往往遥不可及！应是2008年，经小说家阮夕清推荐，辛酉在无锡太湖学院编校报，我去“省亲”，从初春逗留至“汶震”。那是平生最散漫的小段日子，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去操场闲逛，去学校后门茶园采茶……同辛酉一道走路去蠡湖。那期间我写下些线条轻浅但温暖清新的小诗——“呈述”系列组诗。《呈述：阳春三月》是其中一首。
与《呈述：断奶》《呈述：直至时间停下来》一样，《呈述：阳春三月》是思乡念亲之诗。年少时我爱做梦、向往远方，长大后迫于生计很长一段时间在江浙一带谋生，当身在远方时，故乡却成了远方的远方。远方意味着漂泊！那时小女儿年幼，托给外公外婆照管，心中仍十分挂牵。时值三月，我想：“阳春三月/我应该在桉树下/绣花、纳鞋、织毛衣”——对，这就是缪斯给出的那一句，紧接着想：“地上只有狗和孩子在跑/天上只有鸟和树叶在飞”，一首诗的核心区便产生了，围绕这一句，思绪纷至沓来。
惭愧列举自己的诗，也许它并不杰出，只因我只知自己的诗如何诞生的。
我喜欢自己的另几首诗，它们是真正的生活之诗。2009年我辞去《诗选刊》下半月刊（西安）编务，随辛酉回湖北，租住在通山县城。有一小段日子，我甚至提不起去找工作的热情，便和一群老人一起，在房东开的小印刷厂糊“武大郎”酱香饼纸袋，每天挣点零钱，贴补生活。后来我应聘去某打印店，负责打字排版，做名片、同学录、展板、改病历等各种闲杂业务。打印店最大的、最赚钱的业务却是修谱，所以我很快学会了用软件画谱，后来就有了一个身份叫“谱师”。也就是在替各种姓氏做族谱时，感知生命之“轻”，那些再怎么有成就的人，最终都得用一个“殁”字、用墓穴的座位朝向结笔，活着时的种种“荣光”到底都会化成虚——虚空、虚妄……被时空阻隔、被岁月的尘埃湮灭！仿佛从不曾来过。
在湖北期间，是我平生最接近人间烟火的时期。辛酉在县文联编《通山文艺》，工资一千多一点，尽管除打印店工作外，我还兼职某杂志访谈记者，我们的日子仍嫌拮据。“奔命”之感日渐浓重，爱情也在现实面前变得“无言”，于是写下了《快要发疯的女人》《古往今来》等诗。 “不是电影/这人生，有时现实得/让人吐口水”，这是《快要发疯的女人》第一句;“偶尔写一首诗，广为流传/但青史薄幸;/偶尔遇上一个人，为他做可口饭菜/爱情惊艳但结局无言”，这是《古往今来》的第一节。它们在2009年秋冬、2010年春天“孕育”，2010年初夏成诗，最初发布在曾蒙南方论坛，后来竟被云南韩某原封不动、改换作者姓名“拿去”发表在某刊上，这是题外话。写作是一个重新经历的过程，抄袭者或许可以将作品“拿去”，但却无法真正亲历一首诗诞生的幽微心路，徒增“无限迷惘”罢了。
修改：对诗歌最大的虔敬
事实上，我是不擅藏拙的人，谈及诗歌的诞生，甚至想要从一首诗的雏形开始，谈谈一个词、一个句子的来历，谈谈一首诗从勾勒雏形到半成品到成品的全过程。这过程，在我看来，就是诗的诞生记，是一个反复修改、打磨的过程。
有人说他从来不修改诗，我则不然。多数时候，我勾勒一首诗的雏形只需半小时，却需花上三四个小时进行修改。通常我把偶然冒出来的诗句写在纸片上（路途中没有纸或本子则记在手机备忘录），有时会当即展开来继续写，字迹凌乱，不少地方涂涂改改，删除线、各种类似校对使用的指示线、符号，只有自己才看得懂。勾勒完雏形，紧接着我会立即拿新的纸片抄写，边抄边做第一次修改……有时抄着改着，竟出来与初稿截然不同的诗。
原来诗是一棵树，分分秒秒都可能滋生出新枝叶。像中国画的皴法，墨分五色，宣纸上浸染，常常出来意外之笔之境。李龙炳说：“修改有时候会改变初衷，把一首诗修改成了另一首让自己更惊叹的诗。修改诗歌证明诗是会拐弯的，而且不管你怎么修改，都还有更好的表达方式。”我自己写诗过程中，也曾有过将一首诗大修（或重写）成两首诗的案例。那首诗是记录与诗友胡马相约去几何书店，从几何书店散后，我回到单位趁热打铁写下一首诗，但回家时忘记拷贝了，次日清晨想凭记忆进行修改，不曾想第一节在大桥上的某个情形就有了另一种表述，愈往后面尽管线索、画面大致趋同，但词句、语法呈现出愈大的不同……甚至最终连题目都拟出两个：《到几何书店去》《去几何书店》。胡马作为当事人，选择了清晨修改那个版本。由此也可见，修改是朝好的方向去的。
也是这首诗，放了一段时间后，仍经历过一次细节上的斟酌。原稿最后一节与倒数第二节在承转上，要么太跳跃，要么太粘连，于是我电话与龙炳相谈。一番碰撞、启发，不但得来“东风倚窗”四个字承转上下两节，并将全诗最末一句“越过大桥上空”換成“掠过旧栏杆”。这次探讨进行了近一小时，一首春天写下的诗为何不用温情脉脉的“春风”、凯风自南的“南风”，而用“东风”？因为书店在东风大桥畔，所有风都可称东风，与季节与风向无关，别的读者不明就里，成都人却了然于胸。诗也因此产生了小歧义，小小地有些意思。至于最后一句完整句子原是“（白鹭）以鸿鹄之姿/越过大桥上空”，修改为“……掠过旧栏杆”避免了一个惯性思维与表达。
关于修改诗歌，美国女诗人毕肖普是典型代表，据说她会把诗挂在墙上，反复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