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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俨然已成为一个热词，并创造了响当当的世界第一，即中国在世界级非遗保护名录数居世界第一。至2010年，全世界共有21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中国占其中28个项目。
从10年前少有人关注至现在的硕果累累，作为国家非遗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的冯骥才应该骄傲才是，但是他在谈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个问题上，每每忧心忡忡，充满焦虑。
熟悉冯骥才的人都喜欢称他为“大冯”。一是他个子高，一米九二的身高，作家群中只有已故的王小波和他有一拼；一是他做的事儿令人尊敬，这个曾经在文坛炙手可热的作家在最近10余年间投身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简称“非遗保护”）中，俨然成了非遗保护的代言人。
世界级非遗保护名录数居世界第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词在十年前，对于大多数国人而言，还属于新鲜词。一个简单的例子是，2001年，我国昆曲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杰作”，实现了中国在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零的突破。当年，这个消息很少有人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个陌生领域。
2010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俨然已成为一个热词，并创造了响当当的世界第一，即中国在世界级非遗保护名录数居世界第一，至2010年，全世界共有21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中国占其中28个项目。
据冯骥才介绍，我国在2006年6月份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518项，2008年公布的第二批“非遗”项目510项，目前，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经审批完毕，接近300项，今年我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总计将达到1400项左右。
从10年前少有人关注至现在的硕果累累，作为国家非遗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的冯骥才应该骄傲才是，但是他在谈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个问题上，每每忧心忡忡，充满焦虑。
“中国近几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成绩大家也有目共睹，但是，现在的很多非遗保护，也陷入了一个怪圈，很多地方政府申报时非常积极，做了很多工作，但一旦申遗成功，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认定后，地方政府的政绩完成了，反而没人去对这些项目进行管理和保护。”采访甫一开始，冯骥才便流露出他惯有的忧患意识。
在2010年的两会上，作为政协委员，他专门对此写了一个提案，即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设立黄牌警告与红牌除名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应该是长期的，这是祖宗留给我们的无形财富，要好好保护。”冯骥才在采访中一再强调，这也是他这几年来一直在努力做的事情。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如果单从数据上来考量，让人很振奋，一个最近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现在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非常丰富，进入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非遗项目有數万项之多，其中近1400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7千多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更有数以万计的地县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相对于中国丰厚的非遗资源，冯骥才常常表示，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进行的还是太慢了。
抢救古老文化
天津人提起冯骥才来，更喜欢称他为保护古城的大英雄。
1994年，冯骥才在报纸上看到了天津市要大规模铲除老城、改建新城的消息。这意味着拥有着悠久历史的天津城、义和团重要的塘口、五四运动的遗址，包括中国最早的电报局，还有地域文化里面数不尽的财富都将灰飞烟灭了。冯骥才急了，“所以当时我就自己拿出一笔稿费来，请了七八十个人，有历史学家，有建筑师，把整个老城考察了一遍，然后全部都拍下来。那次我们用一年多的时间，拍了3万多张片子，然后，择出2000张印成画册。从市委书记、市长开始，到各局局长，每个人送一本。最终，我们的努力有了结果，天津市委决定留下这笔巨大的文化财富。”这是冯骥才保护非遗的开始，此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从天津辐射到全国，他开始做抢救中国古老文化的事情。
他喜欢用“抢救”这个词，非遗保护，是一项与时间赛跑的工作，冯骥才说，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就是某个人在传承，在继续，如果这个人不在了，那么这项技艺也就消失了，所以他和其他的专家委员会成员常常走出书房，到田野间，去寻找即将消失的古老传统，古老文化。
目前在民间文化保护与抢救工程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主要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成员，全国及地方协会有近万人，其中很多人都是搞民俗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的学者，“唯有对中国古老的文化有发自内心的热爱，才会把这项艰苦的工作坚持下来。”冯骥才说。
冯骥才自诩为“丐帮的首领。”为了抢救行将消失的古文化，常年奔波于田间地头，风餐露宿。2003年的一个雨夜，冯骥才为了抢救年画古版，与十几位专家一起踩着泥浆，淋着雨水忙上忙下，那一次，冯骥才差点冻感冒，其他人都穿上了县里预先准备的雨靴，唯有他的脚太大，最大的雨靴比他的脚还小五公分，他抓起两个塑料袋，套在脚上，就钻到雨地里去了，尽管辛苦，不过看到抢救出来的年画，还是欣喜万分。
有一个年逾六十的学者郭雨桥，孤身一人，跑了13800公里，从内蒙古到宁夏到新疆，调查草原民居。他有一天早晨在帐篷里爬起来，流着眼泪给冯骥才打电话说：“你知道我打通电话多不容易吗，考察的很多地方都没有手机信号。”
还有在冯骥才小说《榆次后沟村采样考察记》中出现过的民俗电视工作者樊宇，春节前夕，樊宇只身一人去山西调查过年民俗。在大年三十晚上冯骥才接到了他的电话，当时他住在乡下一个破庙里，在寒冷的冬天，就靠借来的一个火炉取火过夜。为他拿摄像机架的人为了在雪山上找最佳拍摄角度，差点摔到深谷里去。
种种艰苦，都是为着保护在激变的年代中寂寞的、即将消失的文化。冯骥才和他那些同样对古老的文化有着深厚情结的学者同行们一天天，一年年地坚持着。尽管非遗的保护渐渐被众人所熟知，但数量庞大的古文化常常陷入没有资金支持的境地，因而在文化保护工作中，学者们常常会自掏腰包，“我把那些热爱民俗文化的人放到了一个被动的局面中，他们都是被我的话感动了，一起和我来做事，从没问过钱的事情，全部靠自己的热情，靠个人掏钱来做这个工程。”冯骥才曾经动情地说道。他自己，也常常为了保护文化遗产，画画画到手肿，为的是有资金去做更多的事情。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奉献者
有人问他，为了保护文化遗产，自己付出那么多精力与金钱，值得吗？冯骥才觉得这个问题简直没必要回答，“当你看到你的母亲病了，你会不闻不问，不管不顾吗？现在，我们祖国的文化出了毛病，我们意识到了，就要去挽救她，怎么会有值得不值得的想法？”
不过，偶尔，他也会感叹，自己现在用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时间少了，文化保护工作耗费了他大量的精力与实践，但是想一想，他们的努力让中国的古老文化得以保持，并延续下去，那一点点遗憾又不算什么了，“一个作家，总要有点社会担当的。精卫填海最后是吐血而死，但它的身上能够体现一种精神。”冯骥才如是说。
至今，让冯骥才印象最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他2003年2月18日倡导发起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此工程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施项目，计划历时10年，用文字、录音、摄影、摄像等现代技术立体地记录中国民间文化，还将大批搜集和收藏中国民俗代表性实物，建立中国民俗图文资料数据库，命名一批文艺之乡，确定并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一批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2009年年初，该工程启动编纂“中国民间四库全书”，即《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中国歌谣全书》、《中国谚语俗语全书》和《中国民间史诗叙事诗全书》四套书籍。均采用按县分类方式，原则上每县一卷，小部分将两县一卷，每卷30万字左右。目前，全国共有2800余县，如此计算，“四库全书”的总卷本有近万之多，总数字约8亿4千万，属当今世界最大的编纂工程。
目前，这些书目大多还没有出版，大都是靠手写或者油印保存。“不管用什么方式，我们能做一点是一点。”这些工作，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尴尬，往往是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地方政府全力支持，而支持的方式便是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最终破坏了非遗中的个性与民族性。而那些不能带来经济效益的记录工作，则很少能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也便有了很多学者自掏腰包保护民俗民间文化的“义举”。
冯骥才举了一个例子，山西的民俗产品，布老虎。几年前，他在在山西某地看到布老虎，看到有五六百种，有公考虑、母老虎，有蝎子布老虎，有蝴蝶布老虎，非常神奇，各有各的特色，今年，他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开了一个座谈会，请来了几位剪纸艺术传人与大学生做现场交流，在交流过程中，有一个来自山西的人带来了他们那里的布老虎，大小不一，好几个，但是仔细一看，这些布老虎的神态，表情全都千篇一律，没有一点变化。原来粗狂的，纯朴的，个性的东西全都没有了，这引起了冯骥才的深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终其原因是保护其本真性，个性，民族性的，如果失去了这些，变成了流水线，脸谱化，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也促进冯骥才思考下一年的工作计划，他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中国文化的记录中去，对很多古文化的原始性要做一个记录，保存档案，明年，他会把中国的古村落好好地排一排，做一个文字，影像记录。“為它们建立档案。”冯骥才说，他没有说出来的担忧是，在现代化迅猛推进的当下，不知道多少古村落会迅速消失在铲车下，他要赶在被拆掉之前为它们留下记录。
但冯骥才的另一个担忧是：大量的文化遗产没有专家支撑。“据我了解，其码三分之二的文化遗产后面没有专家，只是传承人自己。任何文化都分为两部分，一种是精英文化，一种是民间文化。精英文化就是经典的，民间文化需要专家帮助支持，如果没有专家支撑的话，传承人自己并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冯骥才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保护不到位，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消失，因此，需要有专家、学者告诉我们，它们的价值在哪里，应该怎样保护，但是现在的专家支撑太少了。”
现在，冯骥才与他的专家学者团队，投入精力比较多的事情是对苗族史诗《亚鲁王》的挖掘抢救。《亚鲁王》是新近在贵州省实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发现的，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长篇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它填补了两千多年前西部方言区苗族这段迁徙、征战的口述历史的空白。
2009年9月初，冯骥才就委派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和山东电视台的专业调查人员，对《亚鲁王》史诗进行了5天抢救性的录音、拍照、录像，并委派民俗学学者进行了15天的田野调查，获得了第一手的调查资料。
《亚鲁王》的搜集、翻译工作难度很大，民间歌师大多年迈（最有名的歌师黄老金已经93岁），史诗中有大量的古苗语词汇、地名，难以考证。“按照我们的计划，这项工作还要继续深入下去，让这首史诗更完整，更准确，可能还需要两三年，不过……”冯骥才说：“当地政府比较着急，希望能尽快出来。”
而据报道，此项目的最终成果《中国史诗长诗集成·亚鲁王》在年底前出版。成果包含苗文《亚鲁王》史诗18000行至2000行，每一行由苗文、直译、意译加注释组成；歌师口述史、丧葬田野报告、麻山历史文化调查等，共约15万字，50幅图片。
而冯骥才本人最希望将一种文化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的，则是春节。“春节，旧的日子过去了，新的一年要来到了，人对于生活所有的期盼、祝福、愿望，都要放在这里面，通过福字、红灯笼、鞭等民族形式表达我们中华民族对人间的梦想。”冯骥才说，“春节，是全世界华人的节日，春节的主题是理想化的，祥和、顺利、丰收、幸福，家是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所有的中国人走去。”
“我们的文化保护工作需要奉献者；我们的文化需要更多的人投入一生的精力去做；我们需要有一种对文化奉献的精神。”冯骥才说，“一个民族不应该只有GDP,还应该有DNA。”而民族的DNA，就是文化。
“艺术家就像上帝那样，把个人的苦难变成世界的光明。”这句话挂在冯骥才搜狐博客首页的左上角，这句话，像一盏灯，照着冯骥才以及与冯骥才一样在辛苦非遗保护路上长途跋涉的人们。
责任编辑 华南
从10年前少有人关注至现在的硕果累累，作为国家非遗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的冯骥才应该骄傲才是，但是他在谈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个问题上，每每忧心忡忡，充满焦虑。
熟悉冯骥才的人都喜欢称他为“大冯”。一是他个子高，一米九二的身高，作家群中只有已故的王小波和他有一拼；一是他做的事儿令人尊敬，这个曾经在文坛炙手可热的作家在最近10余年间投身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简称“非遗保护”）中，俨然成了非遗保护的代言人。
世界级非遗保护名录数居世界第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词在十年前，对于大多数国人而言，还属于新鲜词。一个简单的例子是，2001年，我国昆曲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杰作”，实现了中国在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零的突破。当年，这个消息很少有人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个陌生领域。
2010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俨然已成为一个热词，并创造了响当当的世界第一，即中国在世界级非遗保护名录数居世界第一，至2010年，全世界共有21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中国占其中28个项目。
据冯骥才介绍，我国在2006年6月份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518项，2008年公布的第二批“非遗”项目510项，目前，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经审批完毕，接近300项，今年我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总计将达到1400项左右。
从10年前少有人关注至现在的硕果累累，作为国家非遗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的冯骥才应该骄傲才是，但是他在谈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个问题上，每每忧心忡忡，充满焦虑。
“中国近几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成绩大家也有目共睹，但是，现在的很多非遗保护，也陷入了一个怪圈，很多地方政府申报时非常积极，做了很多工作，但一旦申遗成功，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认定后，地方政府的政绩完成了，反而没人去对这些项目进行管理和保护。”采访甫一开始，冯骥才便流露出他惯有的忧患意识。
在2010年的两会上，作为政协委员，他专门对此写了一个提案，即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设立黄牌警告与红牌除名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应该是长期的，这是祖宗留给我们的无形财富，要好好保护。”冯骥才在采访中一再强调，这也是他这几年来一直在努力做的事情。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如果单从数据上来考量，让人很振奋，一个最近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现在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非常丰富，进入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非遗项目有數万项之多，其中近1400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7千多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更有数以万计的地县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相对于中国丰厚的非遗资源，冯骥才常常表示，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进行的还是太慢了。
抢救古老文化
天津人提起冯骥才来，更喜欢称他为保护古城的大英雄。
1994年，冯骥才在报纸上看到了天津市要大规模铲除老城、改建新城的消息。这意味着拥有着悠久历史的天津城、义和团重要的塘口、五四运动的遗址，包括中国最早的电报局，还有地域文化里面数不尽的财富都将灰飞烟灭了。冯骥才急了，“所以当时我就自己拿出一笔稿费来，请了七八十个人，有历史学家，有建筑师，把整个老城考察了一遍，然后全部都拍下来。那次我们用一年多的时间，拍了3万多张片子，然后，择出2000张印成画册。从市委书记、市长开始，到各局局长，每个人送一本。最终，我们的努力有了结果，天津市委决定留下这笔巨大的文化财富。”这是冯骥才保护非遗的开始，此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从天津辐射到全国，他开始做抢救中国古老文化的事情。
他喜欢用“抢救”这个词，非遗保护，是一项与时间赛跑的工作，冯骥才说，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就是某个人在传承，在继续，如果这个人不在了，那么这项技艺也就消失了，所以他和其他的专家委员会成员常常走出书房，到田野间，去寻找即将消失的古老传统，古老文化。
目前在民间文化保护与抢救工程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主要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成员，全国及地方协会有近万人，其中很多人都是搞民俗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的学者，“唯有对中国古老的文化有发自内心的热爱，才会把这项艰苦的工作坚持下来。”冯骥才说。
冯骥才自诩为“丐帮的首领。”为了抢救行将消失的古文化，常年奔波于田间地头，风餐露宿。2003年的一个雨夜，冯骥才为了抢救年画古版，与十几位专家一起踩着泥浆，淋着雨水忙上忙下，那一次，冯骥才差点冻感冒，其他人都穿上了县里预先准备的雨靴，唯有他的脚太大，最大的雨靴比他的脚还小五公分，他抓起两个塑料袋，套在脚上，就钻到雨地里去了，尽管辛苦，不过看到抢救出来的年画，还是欣喜万分。
有一个年逾六十的学者郭雨桥，孤身一人，跑了13800公里，从内蒙古到宁夏到新疆，调查草原民居。他有一天早晨在帐篷里爬起来，流着眼泪给冯骥才打电话说：“你知道我打通电话多不容易吗，考察的很多地方都没有手机信号。”
还有在冯骥才小说《榆次后沟村采样考察记》中出现过的民俗电视工作者樊宇，春节前夕，樊宇只身一人去山西调查过年民俗。在大年三十晚上冯骥才接到了他的电话，当时他住在乡下一个破庙里，在寒冷的冬天，就靠借来的一个火炉取火过夜。为他拿摄像机架的人为了在雪山上找最佳拍摄角度，差点摔到深谷里去。
种种艰苦，都是为着保护在激变的年代中寂寞的、即将消失的文化。冯骥才和他那些同样对古老的文化有着深厚情结的学者同行们一天天，一年年地坚持着。尽管非遗的保护渐渐被众人所熟知，但数量庞大的古文化常常陷入没有资金支持的境地，因而在文化保护工作中，学者们常常会自掏腰包，“我把那些热爱民俗文化的人放到了一个被动的局面中，他们都是被我的话感动了，一起和我来做事，从没问过钱的事情，全部靠自己的热情，靠个人掏钱来做这个工程。”冯骥才曾经动情地说道。他自己，也常常为了保护文化遗产，画画画到手肿，为的是有资金去做更多的事情。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奉献者
有人问他，为了保护文化遗产，自己付出那么多精力与金钱，值得吗？冯骥才觉得这个问题简直没必要回答，“当你看到你的母亲病了，你会不闻不问，不管不顾吗？现在，我们祖国的文化出了毛病，我们意识到了，就要去挽救她，怎么会有值得不值得的想法？”
不过，偶尔，他也会感叹，自己现在用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时间少了，文化保护工作耗费了他大量的精力与实践，但是想一想，他们的努力让中国的古老文化得以保持，并延续下去，那一点点遗憾又不算什么了，“一个作家，总要有点社会担当的。精卫填海最后是吐血而死，但它的身上能够体现一种精神。”冯骥才如是说。
至今，让冯骥才印象最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他2003年2月18日倡导发起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此工程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施项目，计划历时10年，用文字、录音、摄影、摄像等现代技术立体地记录中国民间文化，还将大批搜集和收藏中国民俗代表性实物，建立中国民俗图文资料数据库，命名一批文艺之乡，确定并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一批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2009年年初，该工程启动编纂“中国民间四库全书”，即《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中国歌谣全书》、《中国谚语俗语全书》和《中国民间史诗叙事诗全书》四套书籍。均采用按县分类方式，原则上每县一卷，小部分将两县一卷，每卷30万字左右。目前，全国共有2800余县，如此计算，“四库全书”的总卷本有近万之多，总数字约8亿4千万，属当今世界最大的编纂工程。
目前，这些书目大多还没有出版，大都是靠手写或者油印保存。“不管用什么方式，我们能做一点是一点。”这些工作，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尴尬，往往是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地方政府全力支持，而支持的方式便是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最终破坏了非遗中的个性与民族性。而那些不能带来经济效益的记录工作，则很少能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也便有了很多学者自掏腰包保护民俗民间文化的“义举”。
冯骥才举了一个例子，山西的民俗产品，布老虎。几年前，他在在山西某地看到布老虎，看到有五六百种，有公考虑、母老虎，有蝎子布老虎，有蝴蝶布老虎，非常神奇，各有各的特色，今年，他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开了一个座谈会，请来了几位剪纸艺术传人与大学生做现场交流，在交流过程中，有一个来自山西的人带来了他们那里的布老虎，大小不一，好几个，但是仔细一看，这些布老虎的神态，表情全都千篇一律，没有一点变化。原来粗狂的，纯朴的，个性的东西全都没有了，这引起了冯骥才的深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终其原因是保护其本真性，个性，民族性的，如果失去了这些，变成了流水线，脸谱化，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也促进冯骥才思考下一年的工作计划，他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中国文化的记录中去，对很多古文化的原始性要做一个记录，保存档案，明年，他会把中国的古村落好好地排一排，做一个文字，影像记录。“為它们建立档案。”冯骥才说，他没有说出来的担忧是，在现代化迅猛推进的当下，不知道多少古村落会迅速消失在铲车下，他要赶在被拆掉之前为它们留下记录。
但冯骥才的另一个担忧是：大量的文化遗产没有专家支撑。“据我了解，其码三分之二的文化遗产后面没有专家，只是传承人自己。任何文化都分为两部分，一种是精英文化，一种是民间文化。精英文化就是经典的，民间文化需要专家帮助支持，如果没有专家支撑的话，传承人自己并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冯骥才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保护不到位，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消失，因此，需要有专家、学者告诉我们，它们的价值在哪里，应该怎样保护，但是现在的专家支撑太少了。”
现在，冯骥才与他的专家学者团队，投入精力比较多的事情是对苗族史诗《亚鲁王》的挖掘抢救。《亚鲁王》是新近在贵州省实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发现的，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长篇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它填补了两千多年前西部方言区苗族这段迁徙、征战的口述历史的空白。
2009年9月初，冯骥才就委派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和山东电视台的专业调查人员，对《亚鲁王》史诗进行了5天抢救性的录音、拍照、录像，并委派民俗学学者进行了15天的田野调查，获得了第一手的调查资料。
《亚鲁王》的搜集、翻译工作难度很大，民间歌师大多年迈（最有名的歌师黄老金已经93岁），史诗中有大量的古苗语词汇、地名，难以考证。“按照我们的计划，这项工作还要继续深入下去，让这首史诗更完整，更准确，可能还需要两三年，不过……”冯骥才说：“当地政府比较着急，希望能尽快出来。”
而据报道，此项目的最终成果《中国史诗长诗集成·亚鲁王》在年底前出版。成果包含苗文《亚鲁王》史诗18000行至2000行，每一行由苗文、直译、意译加注释组成；歌师口述史、丧葬田野报告、麻山历史文化调查等，共约15万字，50幅图片。
而冯骥才本人最希望将一种文化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的，则是春节。“春节，旧的日子过去了，新的一年要来到了，人对于生活所有的期盼、祝福、愿望，都要放在这里面，通过福字、红灯笼、鞭等民族形式表达我们中华民族对人间的梦想。”冯骥才说，“春节，是全世界华人的节日，春节的主题是理想化的，祥和、顺利、丰收、幸福，家是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所有的中国人走去。”
“我们的文化保护工作需要奉献者；我们的文化需要更多的人投入一生的精力去做；我们需要有一种对文化奉献的精神。”冯骥才说，“一个民族不应该只有GDP,还应该有DNA。”而民族的DNA，就是文化。
“艺术家就像上帝那样，把个人的苦难变成世界的光明。”这句话挂在冯骥才搜狐博客首页的左上角，这句话，像一盏灯，照着冯骥才以及与冯骥才一样在辛苦非遗保护路上长途跋涉的人们。
责任编辑 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