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案的审理结果在当时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对推动《消法》实施特别是其第49条的适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95年夏天，中国消费者协会在吉林召开贯彻《消法》座谈会。我在会上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贯彻得不好，一年多了，怎么还没人出来买假货。
　　我的这一说法主要是指《消法》第49条没有发挥效用，这一条是关于惩罚性赔偿的，“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服务费用的一倍。”
　　应该说，《消法》第49条培养出了知名打假人王海。运用惩罚性赔偿法律武器，知假买假打假，求得增加赔偿。他在北京多次买假打假引起关注。这期间，“知假买假不是消费者”的言论鹊起，王海也有困惑。
　　1996年4月，王海从浙江打来电话，诉说他及各地一些消费者知假买假受挫的情况。当时我很着急，心情就象自己的孩子生了病一样。我对王海说：“不行我就去买假货。”
　　乐万达商行离我机关很近，都在北京西交民巷，走两步就到，它是租用中国银行离退休干部管理局临街的一间房子卖假画。我去那买了假画，向机关领导报告后，厚着老脸打了这起官司。
　　我于1996年4月24日、5月10日两次在乐万达商行购买假画。乐万达商行的假字画很多，有假冒齐白石的画，有假冒溥杰的字，有假冒徐悲鸿的画。出于对徐悲鸿的仰慕，出于在立法中与徐悲鸿夫人廖静文的一面之交，我从众多的假画中购买了两幅假冒徐悲鸿的画。
　　4月24日，我购买的是落款为“卅三年暮春悲鸿写”的独马画，该画的印章为“悲鸿”二字，价款700元。5月10日购买的是落款为“悲鸿”的群马图，该画的印章为“徐”字，价款2200元。
　　我的想法是，购买假画没有风险，是假画，让它增加赔偿；是真画，我就收藏，也值得。
　　5月13日，我将起诉乐万达商行的诉状递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为了顺利地求得一纸判决，我注意避开“知假买假不是消费者”的舆论，在起诉书中使用了“怀疑有假，特诉请保护”的词语。疑假与知假虽本意相同，但由于其是新词，可不那么乍眼，稍能躲避知假的争论；且疑假比知假较为准确，就多数消费者的一般情况来说，购买假货时是怀疑有假，而不是确知有假。
　　为了求得法官的一纸判决，我还在起诉书中表示：“如果胜诉，原告愿将增加赔偿的加倍部分捐献打假基金。”可谓苦心孤诣。在起诉书中，我的诉讼请求有三项：请求人民法院1、没收假画。2、判决被告增加赔偿，计5800元，并赔偿代理费、诉讼交通费。3、判决诉讼费用，包括鉴定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在法庭答辩时称，其向原告出售的两幅国画为临摹仿制品，在店内展示时已标明系仿制品，在出售时亦向原告说明了实情。被告同意原价退货，不同意原告的其他请求。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原告作为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商品的真实情况的权利，被告亦有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真实信息的义务，被告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在出售商品时履行了上述法定义务。
　　1996年8日2日，西城区法院做出《民事判决书》。判决书认定被告出售国画时有欺诈行为。判决被告退还购画款2900元，增加赔偿原告购画价款的1倍，计2900元，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和代理人支付的诉讼交通费10元、律师代理费224元。案件受理费242元由被告承担。
　　该案系我国人民法院首次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判决经营者因商业欺诈行为而对消费者作出加倍赔偿，也是首次在买卖纠纷案件当中支持原告要求赔偿律师费用的请求。此外，本案还对违法经营者进行了民事制裁。该案的审理结果在当时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对推动《消法》实施特别是其第49条的适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最后，我实现在起诉状中的诺言，将获取的增加赔偿的加倍部分——2900元捐献给了打假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