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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上半年，73岁的毛主席一直客居南方，他先后巡视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武汉等地。7月16日，毛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15公里。7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毛主席与记者的谈话和社论《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同时刊发毛挥手的照片。毛对记者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我（即本文作者）没有随毛主席畅游长江。当时我担任中央警卫团一中队副队长，因为我进过高级步兵学校，所以由我在家主持部队的军事训练。
毛主席回到北京后，住进中南海游泳池。这时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报纸上尽是火药味极浓的批判“三家村”的文章。8月上旬的一天，我吃完中饭，看见大灶食堂外贴出一张写着醒目黑字的红纸，上面写着：《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我一看署名，大吃一惊，是毛主席8月5日写的。
大字报写道：“……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我心想，这是谁呀，惹得毛主席生这么大的气？在我印象中，党中央是团结的，这样才能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迅速医治好战争创伤。即使1960年代初困难时期，党内也是一条心，现在怎么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呢？中央领导有了分歧，为什么不在党内解决，而是抖落到外面呢？尽管这是中南海，也不能不分党内党外吧？这与我头脑中处理党内矛盾的想法完全不同，越想越觉得事情严重。
过了很久我才知道，毛主席的大字报已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八届十一中全会与会者，我所看到的，只是一个抄件。可我又有些想不通：既然是中央文件，为什么不按组织系统传达，而要手抄下来贴到墙上呢？我周围的人对这张大字报也是窃窃私语，大家的想法与我差不多，只是不公开谈论。
那些日子，毛主席住在游泳池，异常忙碌，除了参加会议，就是找人谈话。我不知道毛主席为什么那么紧张，却预感到党中央又要搞什么大的政治运动了。果然，在大字报贴出几天后，北京各大报在头版头条位置，用通栏套红的大字标题，全文刊登《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各界群众走上北京街头，敲锣打鼓庆祝。中南海西门外搭起一个临时的报喜台，接受大家向党中央、毛主席递交的报喜信。报喜台以五星红旗为幕布，正中挂着毛主席彩色画像，上联是“中国共产党万岁”，下联是“毛主席万岁”，横批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央办公厅组织人员轮流在报喜台值班，代表党中央接受群众的祝贺，并维持秩序。那时府右街人山人海，声浪此起彼伏。我们在中南海里，听见墙外面“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从早到晚，一刻不停。
8月10日晚上，我吃完晚饭，正在中队处理公务，突然听到中南海西门声浪震天，仿佛爆炸一般，持续良久。原来，毛主席晚饭后散步，顺着中南海边的马路向南，到了宝光门折向西，来到怀仁堂门前，听见西门外人声鼎沸，就向西走。19时多，毛主席走出中南海西门，恰逢一队报喜的队伍，就走出去了。群众看见毛主席，立即擁上来，围了个水泄不通，毛主席想回也回不去了。他身边只有秘书老王和护士长吴旭君。面对这个突发事件，我一下子急了，毛主席在外面多呆一分钟，就多一分不安全。我一声令下，中队在家的几十名官兵，跟着我拼命向中南海西门跑。
中南海西门外一片混乱，整条府右街人山人海。即使没有坏人，这样拥挤也会成灾，万一把毛主席挤倒了，那我们可成了千古罪人。我的心立即悬起来，往人群里挤。战士们跟在我后面，一个紧跟一个，排成人字形墙，像一个箭头插进人群。我们边挤边解释，不知挤了多长时间，终于到了主席跟前。望着千百只手，我们劝主席迅速离开。主席不肯，他愿意和群众握手交谈。接待站的同志请毛主席登上报喜台，毛主席大声说：“同志们好！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后面的群众看见“从天而降”的毛主席，短暂沉寂后，声雷四起，根本听不清喊些什么。在我做警卫工作的10年中，只要毛主席到哪里，哪里就会出现欢呼的声浪，可是在家门口出现这样拥挤的场面是不应该的。这时后续部队来了，我们总算保护毛主席进了中南海，不过我害怕毛主席批评我们。过去毛主席对警卫制度多有不满，认为照抄苏联，妨碍了他接近群众，还发过火。
但这一次，毛主席不仅没有批评我们，还说了肯定、褒扬的话——这可能是从未有过的一次例外。事后我才知道，这次突发事件，被挤掉的鞋子、书包等物品好几箩筐，有几个人还被挤伤送进了医院。
8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在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后毛主席会见首都革命群众》。没想到这次突发事件成了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共约1000万人）的前奏。或许就是这次中南海西门外的“遇险”，使毛泽东萌发了接见红卫兵的想法吧。
我（即本文作者）没有随毛主席畅游长江。当时我担任中央警卫团一中队副队长，因为我进过高级步兵学校，所以由我在家主持部队的军事训练。
毛主席回到北京后，住进中南海游泳池。这时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报纸上尽是火药味极浓的批判“三家村”的文章。8月上旬的一天，我吃完中饭，看见大灶食堂外贴出一张写着醒目黑字的红纸，上面写着：《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我一看署名，大吃一惊，是毛主席8月5日写的。
大字报写道：“……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我心想，这是谁呀，惹得毛主席生这么大的气？在我印象中，党中央是团结的，这样才能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迅速医治好战争创伤。即使1960年代初困难时期，党内也是一条心，现在怎么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呢？中央领导有了分歧，为什么不在党内解决，而是抖落到外面呢？尽管这是中南海，也不能不分党内党外吧？这与我头脑中处理党内矛盾的想法完全不同，越想越觉得事情严重。
过了很久我才知道，毛主席的大字报已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八届十一中全会与会者，我所看到的，只是一个抄件。可我又有些想不通：既然是中央文件，为什么不按组织系统传达，而要手抄下来贴到墙上呢？我周围的人对这张大字报也是窃窃私语，大家的想法与我差不多，只是不公开谈论。
那些日子，毛主席住在游泳池，异常忙碌，除了参加会议，就是找人谈话。我不知道毛主席为什么那么紧张，却预感到党中央又要搞什么大的政治运动了。果然，在大字报贴出几天后，北京各大报在头版头条位置，用通栏套红的大字标题，全文刊登《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各界群众走上北京街头，敲锣打鼓庆祝。中南海西门外搭起一个临时的报喜台，接受大家向党中央、毛主席递交的报喜信。报喜台以五星红旗为幕布，正中挂着毛主席彩色画像，上联是“中国共产党万岁”，下联是“毛主席万岁”，横批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央办公厅组织人员轮流在报喜台值班，代表党中央接受群众的祝贺，并维持秩序。那时府右街人山人海，声浪此起彼伏。我们在中南海里，听见墙外面“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从早到晚，一刻不停。
8月10日晚上，我吃完晚饭，正在中队处理公务，突然听到中南海西门声浪震天，仿佛爆炸一般，持续良久。原来，毛主席晚饭后散步，顺着中南海边的马路向南，到了宝光门折向西，来到怀仁堂门前，听见西门外人声鼎沸，就向西走。19时多，毛主席走出中南海西门，恰逢一队报喜的队伍，就走出去了。群众看见毛主席，立即擁上来，围了个水泄不通，毛主席想回也回不去了。他身边只有秘书老王和护士长吴旭君。面对这个突发事件，我一下子急了，毛主席在外面多呆一分钟，就多一分不安全。我一声令下，中队在家的几十名官兵，跟着我拼命向中南海西门跑。
中南海西门外一片混乱，整条府右街人山人海。即使没有坏人，这样拥挤也会成灾，万一把毛主席挤倒了，那我们可成了千古罪人。我的心立即悬起来，往人群里挤。战士们跟在我后面，一个紧跟一个，排成人字形墙，像一个箭头插进人群。我们边挤边解释，不知挤了多长时间，终于到了主席跟前。望着千百只手，我们劝主席迅速离开。主席不肯，他愿意和群众握手交谈。接待站的同志请毛主席登上报喜台，毛主席大声说：“同志们好！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后面的群众看见“从天而降”的毛主席，短暂沉寂后，声雷四起，根本听不清喊些什么。在我做警卫工作的10年中，只要毛主席到哪里，哪里就会出现欢呼的声浪，可是在家门口出现这样拥挤的场面是不应该的。这时后续部队来了，我们总算保护毛主席进了中南海，不过我害怕毛主席批评我们。过去毛主席对警卫制度多有不满，认为照抄苏联，妨碍了他接近群众，还发过火。
但这一次，毛主席不仅没有批评我们，还说了肯定、褒扬的话——这可能是从未有过的一次例外。事后我才知道，这次突发事件，被挤掉的鞋子、书包等物品好几箩筐，有几个人还被挤伤送进了医院。
8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在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后毛主席会见首都革命群众》。没想到这次突发事件成了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共约1000万人）的前奏。或许就是这次中南海西门外的“遇险”，使毛泽东萌发了接见红卫兵的想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