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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中年丧偶的他们共同生活到了一起，因男方子女不同意办理登记手续，她接受了男方签订同居协议的建议。然而，同居生活进行到第十个年头，她不幸罹患绝症，最需要“丈夫”关心、呵护的时候，她却被“扫地出门”。为使对方履行同居协议，她将无情汉告上法庭，却因不是合法夫妻而吞下苦果——
中年丧偶惺惺相惜，以夫妻名义签订“同居”协议
2004年4月的一天，哈尔滨市民李爱菊的丈夫在一场车祸中不幸身亡，留下了她和刚大学毕业的儿子。一年后，李爱菊才渐渐从悲痛中走了出来。
儿子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他不放心李爱菊一个人生活，想把母亲接到北京来。李爱菊想到儿子刚毕业，在北京住的是出租屋，收入也不高，不忍心打扰他。再说，她生长在哈尔滨，也不想离开这座城市。
李爱菊才45岁，人生的路还有一大截，亲朋好友包括儿子都支持她再婚。有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个叫刘东栓的男人，见面后，彼此都有好感，就开始了接触。
刘东栓大李爱菊近10岁，妻子一年前患病离世，独生女儿已经结婚成家。他一个人住着三室一厅的房子，平日里十分孤寂，就想找个伴儿。
通过相处，刘东栓觉得李爱菊温柔善良，又比他小许多，对她很满意。而在李爱菊看来，刘东栓就像个大哥一样，对她呵护有加。随着两人感情逐步升温，半年后，他们住到了一起。
一起生活后，李爱菊发现，刘东栓生活十分节俭，花钱很仔细。李爱菊有自己的工作，经济独立。对于刘东栓近乎吝啬的节俭，她理解为他是从困难岁月走过来的，捱过饥荒，现在日子虽然好过了，但骨子里的忧患意识是去不掉的。
刘东栓虽然生活节俭，说话做事处处透着大男子主义，但李爱菊觉得平时他对自己还不错，也没和他计较。根据刘东栓的提议，李爱菊每月拿出300元钱当生活费，其余的花费都由他来出，李爱菊同意了。
在北京打拼的儿子听说母亲又找到了生活伴侣，很是欣慰。过年回家探亲时，大家一起见了面。那场家宴，却让李爱菊的儿子心里很不舒服，他觉得母亲新找的对象刘叔叔，当着他的面对母亲总是呼来喝去的，而且刘叔叔的女儿在饭桌上表现得很冷淡，对母亲连声“阿姨”都不愿称呼。
回到自己家，儿子对母亲说出了自己在饭桌上的感受，当得知母亲和刘东栓还没有领取结婚证时，便建议母亲慎重考虑，如果打定主意和他一起过日子，必须领取结婚证，这样对自己今后的生活也有个保障。
儿子的建议合乎情理。儿子返京后，李爱菊几天没和刘东栓联系，一直在考虑是不是继续和刘东栓在一起。没想到，几天后，刘东栓提着礼物上门来“请”她了。
李爱菊心一下软了，不过，她直言不讳地对刘东栓说：“咱们一起生活可以，但必须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这样我心里踏实些！”对于李爱菊的要求，刘东栓连声说：“这是应该的，你放心，咱们抓紧办！”
有了这样的承诺，李爱菊再次住进了刘东栓的家。但过了一个月，刘东栓还是没有办理结婚证的意思。李爱菊催他，刘东栓说女儿那边有些想法，他正在做孩子的工作。刘东栓很宠他的独生女儿，虽然她成了家，但刘东栓对女儿依然百依百顺。看样子，女儿对刘东栓与她领证有些意见。李爱菊生气地说：“你对女儿一味忍让，就不考虑我的感受了？”刘东栓赔着笑脸说：“怎么会呢，我有个想法你看行不？咱领不了证，可以签个有法律效力的协议，如果我违反了协议，你将来可以到法院告我！”
李爱菊当时没有表态，过后她打电话征求儿子的意见，儿子觉得这样也行，签份有法律效力的协议对母亲来说，也是个保护。
2005年4月8日，刘东栓与李爱菊签下了一份《“夫妻”同居协议》，内容大致如下：一、双方从2005年4月1日开始同居生活，彼此以夫妻关系对待，终身相伴；二、男方以此为家庭，对家庭生活负责，竭尽全力维护女方的生活；三、共同生活中，如因男方原因造成同居生活无法进行，男方应按雇工标准每年支付女方劳动报酬一万元人民币（从2005年4月1日同居时开始计算），如男方不支付，女方可以到法院起诉。
同居十年不幸罹患绝症，无情汉将“妻子”扫地出门
与刘东栓签订“同居协议”后，李爱菊心里踏实了许多。从此，她对这个新组建的家庭任劳任怨，把刘东栓照顾得十分周到。
时光飞逝，李爱菊和刘东栓的同居生活转眼进行了十年。2015年10月，李爱菊食欲减退得厉害，吃一点东西腹部就胀痛，人也经常感到乏力。李爱菊去医院做了胃镜等检查，没想到却查出了胃癌，已到中晚期，必须尽快做手术。医生给她算了一下，手术加放疗、化疗等费用，几个疗程下来需要近20万元。
这个残酷的事实把李爱菊击懵了，她一路流着泪回到家，见到刘东栓后，忍不住放声大哭。看到李爱菊递过来的检查单，刘东栓一下明白了。看着共同生活十年的“妻子”痛不欲生，他的神情显得很复杂，长叹了口气，一个人走到阳台上，望着远处默然无语。最需要安慰的时候，“丈夫”却连句安慰的话都没有，这让李爱菊很是失望。
病情不等人，李爱菊和刘东栓商量手术问题，刘东栓却支支吾吾，说前段时间女儿装修房子，他拿了不少钱，现在实在拿不出钱来给她治病，李爱菊见刘东栓目光躲闪，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刘东栓的表现，让李爱菊想起了那两句诗，何况他们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夫妻。想到这里，李爱菊五味杂陈。
治病要紧。李爱菊拿出自己的近12万元积蓄，在北京打工的儿子给她汇来5万元，亲友又给她凑了3万元，她顺利住院做了手术。
手术加上放疗、化疗，李爱菊前前后后在医院住了将近三个月。让她寒心的是，住院期间，刘东栓仅来看过她两次，第一次拎了兜水果，第二次带了箱牛奶，每次坐十多分钟就走，李爱菊的亲友十分诧异。 面对亲人们的质疑，李爱菊这才尴尬地说出了两人未领结婚证的实情。亲友们都说她太傻了，不明不白地和别人生活了十年，生了病却被人这样对待。
尽管李爱菊感到心寒，但她对刘东栓内心还是有着某种期待，毕竟共同生活了十年，两人还是有感情的。一次，她打电话给刘东栓，让他把她放在家里的几件内衣拿到病房。第二天，刘东栓给她送衣服来了，趁病房里没有其他人，李爱菊直视着刘东栓，问他：“你给我说心里话，我现在成这个样子了，你是不是有其他想法？”
刘东栓没有看李爱菊，而是把眼睛望向了窗外，然后吞吞吐吐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是，这，这么想的，我都63岁了，身体也不是很好，你这种病，我照顾起来真的有心无力了！”
联想到刘东栓此前的种种表现，他的话并没让李爱菊有多少意外。想想十年来自己对眼前这个男人的付出，却换来如此无情的对待，李爱菊伤心欲绝。刘东栓无力为自己辩解，只是讪讪地说：“爱菊，我知道对不住你，可这种病大家都知道的……”
李爱菊挥挥手说：“你不用多说了，咱们本来就不是真正的夫妻，我也用不着你可怜、同情，你走吧……”刘东栓站起来，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自此，李爱菊再没给刘东栓打过电话，刘东栓也再未出现在她的病房，好在亲友们对李爱菊照顾得很周到，儿子几乎每天都给母亲打个电话。李爱菊调整心态，决定和病魔抗争。术后放疗、化疗她都挺了过来，身体康复得也挺理想。出院后，她回到自己的家静养。
2016年2月下旬，因为自己的许多生活用品还放在刘东栓家里，李爱菊前去取东西。她掏出钥匙开门，却怎么也打不开了。原来刘东栓把门锁换掉了。
李爱菊清楚，刘东栓的这个举动表明，她已经被扫地出门了。此时的李爱菊已经生不起气来了，怪只怪自己当初看错了人，和这样一个冷漠透顶的人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十年。
将不履行协议“丈夫”告上法庭，因不是合法夫妻无奈接受调解
那天下午，李爱菊等了两个多小时，终于等到了从外面回来的刘东栓。看到站在门口的李爱菊，刘东栓愣了愣，不好意思地说：“你来了，前段时间门锁不好用，我换了新锁……”
李爱菊冷笑着说：“别担心，我不会赖在这儿不走，我是来拿我的东西的！”
这时的刘东栓反倒放开了，没有任何掩饰地说：“爱菊，你也别冷嘲热讽了，我知道你心里有气，咱们相处一场，好聚好散吧！”李爱菊爽快地说：“好吧，等咱俩的事情掰扯清楚，我就把东西搬走！”说罢，她扭头出了楼门。
刘东栓明白其话语所指。的确，以夫妻名义同居十年，十年来，她每天做饭、拖地、洗衣服，几乎所有家务都由她来做，刘东栓就是个甩手掌柜，自己任劳任怨却遭到了不公平对待，不说别的，按当初那份协议约定的每年一万元的雇工费，他总该出吧！
2016年3月1日，李爱菊给刘东栓打电话，约他到一处街心花园见面。刘东栓如约赶到，李爱菊开门见山，掏出了十年前签订的那份已经泛黄的《“夫妻”同居协议》。
刘东栓像是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他接过那份协议，指着其中“共同生活中，如因男方原因造成同居生活无法进行，男方应按雇工标准每年支付女方劳动报酬一万元人民币（从2005年4月1日同居开始计算），如男方不支付，女方可以到法院起诉”这一项内容，不慌不忙地说：“爱菊呀，造成咱们同居生活无法进行的原因，不是因为我这一方，而是因为你患了重病，我这把年纪无力照顾你，才难以进行的，咱们协议上写得清清楚楚，如因男方原因造成同居生活无法进行，我才可以支付你劳动报酬的，咱们得讲道理啊！”
李爱菊彻底看清了刘东栓的无赖嘴脸，为了替自己讨个公道，2016年3月中旬，她聘请律师向香坊区法院递交诉状，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履行协议，支付她十年同居生活期间的雇工费用共计十万元人民币。
4月18日，香坊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法庭上，原、被告双方各持己见。原告代理人称，协议是原、被告真实意思的表达，现原告罹患绝症，正需要被告照顾时，却遭到被告的遗弃，恳请法院判令被告履行协议，赔偿原告雇工费十万元。
被告代理人则辩称，造成原、被告双方同居生活无法进行的原因是原告身体出了问题，被告年事已高，对原告照料起来力不从心，而不是原告所说的遗弃。另外，双方共同生活十年来，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根据《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公民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或者符合结婚条件的当事人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的规定，原、被告双方的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双方所签的协议不具备法律效力，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由于双方各持己见，法院未当庭下达判决。2016年5月6日，在法院二次开庭前，主审法官对原、被告双方进行了诉前调解。得知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自己面临败诉的结局时，李爱菊无奈地表示愿意接受调解。
接着，主审法官做被告刘东栓的工作，对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原告李爱菊与他共同生活十年，对这个家庭做出了不少贡献，现罹患绝症，生活难以自理，无论从道义、情理上，都应该给予帮助。在法官的耐心劝导下，刘东栓愿意支付3.8万元“补偿费”，补偿费结清后，李爱菊把自己的生活用品搬离，两人正式解除同居关系。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
如今，已经正式和刘东栓解除同居关系的李爱菊正积极地进行康复治疗。那段十年的同居生活给了她难以言说的伤痛，她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那些正在同居或准备同居的女同胞：男女同居难保会出现各种无法预料的情况。在决定和对方共同生活时，一定要履行结婚登记手续，否则，一旦同居生活出了意外，女性是最有可能受到伤害的人。
责编/毕春晖
中年丧偶惺惺相惜，以夫妻名义签订“同居”协议
2004年4月的一天，哈尔滨市民李爱菊的丈夫在一场车祸中不幸身亡，留下了她和刚大学毕业的儿子。一年后，李爱菊才渐渐从悲痛中走了出来。
儿子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他不放心李爱菊一个人生活，想把母亲接到北京来。李爱菊想到儿子刚毕业，在北京住的是出租屋，收入也不高，不忍心打扰他。再说，她生长在哈尔滨，也不想离开这座城市。
李爱菊才45岁，人生的路还有一大截，亲朋好友包括儿子都支持她再婚。有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个叫刘东栓的男人，见面后，彼此都有好感，就开始了接触。
刘东栓大李爱菊近10岁，妻子一年前患病离世，独生女儿已经结婚成家。他一个人住着三室一厅的房子，平日里十分孤寂，就想找个伴儿。
通过相处，刘东栓觉得李爱菊温柔善良，又比他小许多，对她很满意。而在李爱菊看来，刘东栓就像个大哥一样，对她呵护有加。随着两人感情逐步升温，半年后，他们住到了一起。
一起生活后，李爱菊发现，刘东栓生活十分节俭，花钱很仔细。李爱菊有自己的工作，经济独立。对于刘东栓近乎吝啬的节俭，她理解为他是从困难岁月走过来的，捱过饥荒，现在日子虽然好过了，但骨子里的忧患意识是去不掉的。
刘东栓虽然生活节俭，说话做事处处透着大男子主义，但李爱菊觉得平时他对自己还不错，也没和他计较。根据刘东栓的提议，李爱菊每月拿出300元钱当生活费，其余的花费都由他来出，李爱菊同意了。
在北京打拼的儿子听说母亲又找到了生活伴侣，很是欣慰。过年回家探亲时，大家一起见了面。那场家宴，却让李爱菊的儿子心里很不舒服，他觉得母亲新找的对象刘叔叔，当着他的面对母亲总是呼来喝去的，而且刘叔叔的女儿在饭桌上表现得很冷淡，对母亲连声“阿姨”都不愿称呼。
回到自己家，儿子对母亲说出了自己在饭桌上的感受，当得知母亲和刘东栓还没有领取结婚证时，便建议母亲慎重考虑，如果打定主意和他一起过日子，必须领取结婚证，这样对自己今后的生活也有个保障。
儿子的建议合乎情理。儿子返京后，李爱菊几天没和刘东栓联系，一直在考虑是不是继续和刘东栓在一起。没想到，几天后，刘东栓提着礼物上门来“请”她了。
李爱菊心一下软了，不过，她直言不讳地对刘东栓说：“咱们一起生活可以，但必须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这样我心里踏实些！”对于李爱菊的要求，刘东栓连声说：“这是应该的，你放心，咱们抓紧办！”
有了这样的承诺，李爱菊再次住进了刘东栓的家。但过了一个月，刘东栓还是没有办理结婚证的意思。李爱菊催他，刘东栓说女儿那边有些想法，他正在做孩子的工作。刘东栓很宠他的独生女儿，虽然她成了家，但刘东栓对女儿依然百依百顺。看样子，女儿对刘东栓与她领证有些意见。李爱菊生气地说：“你对女儿一味忍让，就不考虑我的感受了？”刘东栓赔着笑脸说：“怎么会呢，我有个想法你看行不？咱领不了证，可以签个有法律效力的协议，如果我违反了协议，你将来可以到法院告我！”
李爱菊当时没有表态，过后她打电话征求儿子的意见，儿子觉得这样也行，签份有法律效力的协议对母亲来说，也是个保护。
2005年4月8日，刘东栓与李爱菊签下了一份《“夫妻”同居协议》，内容大致如下：一、双方从2005年4月1日开始同居生活，彼此以夫妻关系对待，终身相伴；二、男方以此为家庭，对家庭生活负责，竭尽全力维护女方的生活；三、共同生活中，如因男方原因造成同居生活无法进行，男方应按雇工标准每年支付女方劳动报酬一万元人民币（从2005年4月1日同居时开始计算），如男方不支付，女方可以到法院起诉。
同居十年不幸罹患绝症，无情汉将“妻子”扫地出门
与刘东栓签订“同居协议”后，李爱菊心里踏实了许多。从此，她对这个新组建的家庭任劳任怨，把刘东栓照顾得十分周到。
时光飞逝，李爱菊和刘东栓的同居生活转眼进行了十年。2015年10月，李爱菊食欲减退得厉害，吃一点东西腹部就胀痛，人也经常感到乏力。李爱菊去医院做了胃镜等检查，没想到却查出了胃癌，已到中晚期，必须尽快做手术。医生给她算了一下，手术加放疗、化疗等费用，几个疗程下来需要近20万元。
这个残酷的事实把李爱菊击懵了，她一路流着泪回到家，见到刘东栓后，忍不住放声大哭。看到李爱菊递过来的检查单，刘东栓一下明白了。看着共同生活十年的“妻子”痛不欲生，他的神情显得很复杂，长叹了口气，一个人走到阳台上，望着远处默然无语。最需要安慰的时候，“丈夫”却连句安慰的话都没有，这让李爱菊很是失望。
病情不等人，李爱菊和刘东栓商量手术问题，刘东栓却支支吾吾，说前段时间女儿装修房子，他拿了不少钱，现在实在拿不出钱来给她治病，李爱菊见刘东栓目光躲闪，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刘东栓的表现，让李爱菊想起了那两句诗，何况他们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夫妻。想到这里，李爱菊五味杂陈。
治病要紧。李爱菊拿出自己的近12万元积蓄，在北京打工的儿子给她汇来5万元，亲友又给她凑了3万元，她顺利住院做了手术。
手术加上放疗、化疗，李爱菊前前后后在医院住了将近三个月。让她寒心的是，住院期间，刘东栓仅来看过她两次，第一次拎了兜水果，第二次带了箱牛奶，每次坐十多分钟就走，李爱菊的亲友十分诧异。 面对亲人们的质疑，李爱菊这才尴尬地说出了两人未领结婚证的实情。亲友们都说她太傻了，不明不白地和别人生活了十年，生了病却被人这样对待。
尽管李爱菊感到心寒，但她对刘东栓内心还是有着某种期待，毕竟共同生活了十年，两人还是有感情的。一次，她打电话给刘东栓，让他把她放在家里的几件内衣拿到病房。第二天，刘东栓给她送衣服来了，趁病房里没有其他人，李爱菊直视着刘东栓，问他：“你给我说心里话，我现在成这个样子了，你是不是有其他想法？”
刘东栓没有看李爱菊，而是把眼睛望向了窗外，然后吞吞吐吐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是，这，这么想的，我都63岁了，身体也不是很好，你这种病，我照顾起来真的有心无力了！”
联想到刘东栓此前的种种表现，他的话并没让李爱菊有多少意外。想想十年来自己对眼前这个男人的付出，却换来如此无情的对待，李爱菊伤心欲绝。刘东栓无力为自己辩解，只是讪讪地说：“爱菊，我知道对不住你，可这种病大家都知道的……”
李爱菊挥挥手说：“你不用多说了，咱们本来就不是真正的夫妻，我也用不着你可怜、同情，你走吧……”刘东栓站起来，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自此，李爱菊再没给刘东栓打过电话，刘东栓也再未出现在她的病房，好在亲友们对李爱菊照顾得很周到，儿子几乎每天都给母亲打个电话。李爱菊调整心态，决定和病魔抗争。术后放疗、化疗她都挺了过来，身体康复得也挺理想。出院后，她回到自己的家静养。
2016年2月下旬，因为自己的许多生活用品还放在刘东栓家里，李爱菊前去取东西。她掏出钥匙开门，却怎么也打不开了。原来刘东栓把门锁换掉了。
李爱菊清楚，刘东栓的这个举动表明，她已经被扫地出门了。此时的李爱菊已经生不起气来了，怪只怪自己当初看错了人，和这样一个冷漠透顶的人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十年。
将不履行协议“丈夫”告上法庭，因不是合法夫妻无奈接受调解
那天下午，李爱菊等了两个多小时，终于等到了从外面回来的刘东栓。看到站在门口的李爱菊，刘东栓愣了愣，不好意思地说：“你来了，前段时间门锁不好用，我换了新锁……”
李爱菊冷笑着说：“别担心，我不会赖在这儿不走，我是来拿我的东西的！”
这时的刘东栓反倒放开了，没有任何掩饰地说：“爱菊，你也别冷嘲热讽了，我知道你心里有气，咱们相处一场，好聚好散吧！”李爱菊爽快地说：“好吧，等咱俩的事情掰扯清楚，我就把东西搬走！”说罢，她扭头出了楼门。
刘东栓明白其话语所指。的确，以夫妻名义同居十年，十年来，她每天做饭、拖地、洗衣服，几乎所有家务都由她来做，刘东栓就是个甩手掌柜，自己任劳任怨却遭到了不公平对待，不说别的，按当初那份协议约定的每年一万元的雇工费，他总该出吧！
2016年3月1日，李爱菊给刘东栓打电话，约他到一处街心花园见面。刘东栓如约赶到，李爱菊开门见山，掏出了十年前签订的那份已经泛黄的《“夫妻”同居协议》。
刘东栓像是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他接过那份协议，指着其中“共同生活中，如因男方原因造成同居生活无法进行，男方应按雇工标准每年支付女方劳动报酬一万元人民币（从2005年4月1日同居开始计算），如男方不支付，女方可以到法院起诉”这一项内容，不慌不忙地说：“爱菊呀，造成咱们同居生活无法进行的原因，不是因为我这一方，而是因为你患了重病，我这把年纪无力照顾你，才难以进行的，咱们协议上写得清清楚楚，如因男方原因造成同居生活无法进行，我才可以支付你劳动报酬的，咱们得讲道理啊！”
李爱菊彻底看清了刘东栓的无赖嘴脸，为了替自己讨个公道，2016年3月中旬，她聘请律师向香坊区法院递交诉状，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履行协议，支付她十年同居生活期间的雇工费用共计十万元人民币。
4月18日，香坊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法庭上，原、被告双方各持己见。原告代理人称，协议是原、被告真实意思的表达，现原告罹患绝症，正需要被告照顾时，却遭到被告的遗弃，恳请法院判令被告履行协议，赔偿原告雇工费十万元。
被告代理人则辩称，造成原、被告双方同居生活无法进行的原因是原告身体出了问题，被告年事已高，对原告照料起来力不从心，而不是原告所说的遗弃。另外，双方共同生活十年来，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根据《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公民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或者符合结婚条件的当事人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的规定，原、被告双方的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双方所签的协议不具备法律效力，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由于双方各持己见，法院未当庭下达判决。2016年5月6日，在法院二次开庭前，主审法官对原、被告双方进行了诉前调解。得知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自己面临败诉的结局时，李爱菊无奈地表示愿意接受调解。
接着，主审法官做被告刘东栓的工作，对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原告李爱菊与他共同生活十年，对这个家庭做出了不少贡献，现罹患绝症，生活难以自理，无论从道义、情理上，都应该给予帮助。在法官的耐心劝导下，刘东栓愿意支付3.8万元“补偿费”，补偿费结清后，李爱菊把自己的生活用品搬离，两人正式解除同居关系。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
如今，已经正式和刘东栓解除同居关系的李爱菊正积极地进行康复治疗。那段十年的同居生活给了她难以言说的伤痛，她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那些正在同居或准备同居的女同胞：男女同居难保会出现各种无法预料的情况。在决定和对方共同生活时，一定要履行结婚登记手续，否则，一旦同居生活出了意外，女性是最有可能受到伤害的人。
责编/毕春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