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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年轻的一代作家之间，哲学氛围空前浓厚。这篇取开头一句即题目的小说中，可以看到作者牛利利构建的这种双重身份和努力。一种另外的秩序，卡尔维诺在《哲学与文学》中指出：哲学家将存在的多样性简化为由普遍性概念之间关系构成的一张蜘蛛网，小说家则用具有名称、确定的形状、真实属性取代这份抽象。在抽象与具体、简单与复杂之间，作者给出一个词：重写。
这是一篇探讨命名的小说，旨在命名一种存在，以词语的方式：以“重写”，以“脱离上下文”，在此之前是“他者、纯洁、轨迹、空白、散点透视……”。当小说的女主角如同《恶心》的主人公，注视着镜子里自己的脸的时候，在这一刻，对存在的思考就生发了。然后，小说讲述了一个不愿给出真实姓名的女人“小红帽”，她有着不幸的童年、堪忧的身体和财政状况，在人世间无所谓地游荡、寻找自我的救赎方式。就“重写”一词所具有的救赎意味来说，是在一次聚会中，对喧闹的逃离重写这个无趣浮躁的夜晚，是发现怪癖可以是重写人生某个篇章的企图;但“重写”也具有徒劳的意味：李波对“重写”的排斥与嘲弄，飞蛾让她联想到命运的无情重叠，又或者她希望重新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但在下一次讲述中，她发现自己仍然在讲述同一种过去。她走走停停，追寻一个词语的意义，最后又认定这个词语的不可能性，于是像对待之前的词语那样抛弃了它。一种试探性的哲思——企图抓住一两个词语来构想并反思整个的人生经验，富有意味，但浅尝辄止。
命名揭示一种语言秩序。最初的命名发生在创世纪中，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光”即是一种命名，这种上帝的语言浓缩着世界的整体性。小说家借主人公之口得出结论，没有人能对开端进行重写，于是认定了重写的不可能性。真正的重写是“对开端的重写”吗？恐怕在此意义上，重写才是“对神的冒犯”。“重写是非法的”，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免让人心惊胆战。根据传统的文学经验，重写意味着对多重意义和多种可能的发现与重塑，安娜·班蒂的《阿尔泰米希娅》即一本因其遗失、重写、复活而获得巨大情感力量的文学作品。这种意义也发生在阅读上，最有价值的阅读即重读。那么，企图一个崭新的开头，再用同样的书写方式走向殊途同归的——命运，由此可见，小红帽算是一个蹩脚的“民间哲学家”吧。在哲学意义上，开端的确不能重写，但命名是丰富的，迷人、封闭而浩瀚。
在小说写作中，想象例外的情况是讲故事的一项历久不衰的工作，但牛利利选择回到庸常的生活之中。小说回荡着持续的、自我揭示式的沉思：年轻人遭遇可怕的精神匮乏，上一辈人遭遇可怕的物质匮乏，因此，坦白日常生活的平庸、自我的平庸，他们的命运是“一种不快乐的平庸”。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该小说披着青春文学的荒诞外皮，本质上却是一种写实的“现代主义”。作者发现“感动里的平庸琐碎”“无聊里的趣味”，揭示“他们内心深处其实是想从琐事中讲出不同的东西来，他们努力而又无力”。一种努力辨认自身的真实是小说中最弥足可贵的真实之处。在风格方面，小说的语言明白畅达，显示出小说家内部世界的统一，平静、波澜不惊的语调里不乏单纯。但平静有时候也是需要锋芒的，如法国超现实主义先驱勒韦尔迪说，“需要用锋利的内静，去划破围裹这些化石的死亡表皮”，否则将导致对严肃事情的麻木。这同样属于哲学领域，也就是那种由锐利和坚硬的东西构成，而且扰乱人们的共识与情感，打破所有自然的思考方式。一切都有賴于作家如何深入到事物的表皮之下，正是在哲学与文学交织与密不可分的场域，诞生了诸如加缪、刘易斯·卡罗尔、格诺、博尔赫斯的作品。
内容的写实品格，也许可以让我们继续探讨一下小说的真实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开启“真实性”这一传统后，断言小说的真实性更优越一直是文学上一种可敬的老生常谈。小说家的真实性允许武断、神秘和动机不足。哲学家则努力解释每一个动机。牛利利的小说显然属于后者，小说里呈现一种典型的解构：走到故事之外，过“脱离上下文”的生活，对过去视而不见用以自欺，又或者父母拥有忘掉记忆的能力——人们口中这种对日常生活认知的流行说法，具有惯常的“真实性”。解构会呈现一种真正的真实吗？也许小说家的真实性更能深入一点，我们习以为常的偏见又藏有什么人性的暗礁？小说的真实性描写永远无法抚慰人的事物，再以一种具有治疗作用的、面向一切无限和普遍的事物的开放性，来取代那无法抚慰人的事物，这些都是小说真实性的迷人之处。我有点期待作者已经注意并看清这个没有出口的世界，也有点担忧他的感受中可能随之而来的空洞、虚无与贫乏，在这里，需要警惕一种放弃寻找出口的懒惰。
重复是对重写的失败，而重复失败至少也造就了一种命运。正如小说家以主人公口吻指出的，一种脱离上下文的生活，短暂的逃离然后回到原来的生活，他的脱离其实是为了不脱离。一种脱离上下文的写作则是可疑的。正如命名是哲学世界的伊始，在小说的世界里，光命名是不够的。小说始终是更丰盈、更迷人之物。文学不能回避哲学的立场，牛利利的小说让我们看到青年作家一种不懈的努力，不管是在小说的形式上，还是更大的、对存在之维的叩问上。
作者简介：尔雅，作家，影视评论家，教授，现居兰州。
本栏目责任编辑 范红梅
这是一篇探讨命名的小说，旨在命名一种存在，以词语的方式：以“重写”，以“脱离上下文”，在此之前是“他者、纯洁、轨迹、空白、散点透视……”。当小说的女主角如同《恶心》的主人公，注视着镜子里自己的脸的时候，在这一刻，对存在的思考就生发了。然后，小说讲述了一个不愿给出真实姓名的女人“小红帽”，她有着不幸的童年、堪忧的身体和财政状况，在人世间无所谓地游荡、寻找自我的救赎方式。就“重写”一词所具有的救赎意味来说，是在一次聚会中，对喧闹的逃离重写这个无趣浮躁的夜晚，是发现怪癖可以是重写人生某个篇章的企图;但“重写”也具有徒劳的意味：李波对“重写”的排斥与嘲弄，飞蛾让她联想到命运的无情重叠，又或者她希望重新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但在下一次讲述中，她发现自己仍然在讲述同一种过去。她走走停停，追寻一个词语的意义，最后又认定这个词语的不可能性，于是像对待之前的词语那样抛弃了它。一种试探性的哲思——企图抓住一两个词语来构想并反思整个的人生经验，富有意味，但浅尝辄止。
命名揭示一种语言秩序。最初的命名发生在创世纪中，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光”即是一种命名，这种上帝的语言浓缩着世界的整体性。小说家借主人公之口得出结论，没有人能对开端进行重写，于是认定了重写的不可能性。真正的重写是“对开端的重写”吗？恐怕在此意义上，重写才是“对神的冒犯”。“重写是非法的”，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免让人心惊胆战。根据传统的文学经验，重写意味着对多重意义和多种可能的发现与重塑，安娜·班蒂的《阿尔泰米希娅》即一本因其遗失、重写、复活而获得巨大情感力量的文学作品。这种意义也发生在阅读上，最有价值的阅读即重读。那么，企图一个崭新的开头，再用同样的书写方式走向殊途同归的——命运，由此可见，小红帽算是一个蹩脚的“民间哲学家”吧。在哲学意义上，开端的确不能重写，但命名是丰富的，迷人、封闭而浩瀚。
在小说写作中，想象例外的情况是讲故事的一项历久不衰的工作，但牛利利选择回到庸常的生活之中。小说回荡着持续的、自我揭示式的沉思：年轻人遭遇可怕的精神匮乏，上一辈人遭遇可怕的物质匮乏，因此，坦白日常生活的平庸、自我的平庸，他们的命运是“一种不快乐的平庸”。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该小说披着青春文学的荒诞外皮，本质上却是一种写实的“现代主义”。作者发现“感动里的平庸琐碎”“无聊里的趣味”，揭示“他们内心深处其实是想从琐事中讲出不同的东西来，他们努力而又无力”。一种努力辨认自身的真实是小说中最弥足可贵的真实之处。在风格方面，小说的语言明白畅达，显示出小说家内部世界的统一，平静、波澜不惊的语调里不乏单纯。但平静有时候也是需要锋芒的，如法国超现实主义先驱勒韦尔迪说，“需要用锋利的内静，去划破围裹这些化石的死亡表皮”，否则将导致对严肃事情的麻木。这同样属于哲学领域，也就是那种由锐利和坚硬的东西构成，而且扰乱人们的共识与情感，打破所有自然的思考方式。一切都有賴于作家如何深入到事物的表皮之下，正是在哲学与文学交织与密不可分的场域，诞生了诸如加缪、刘易斯·卡罗尔、格诺、博尔赫斯的作品。
内容的写实品格，也许可以让我们继续探讨一下小说的真实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开启“真实性”这一传统后，断言小说的真实性更优越一直是文学上一种可敬的老生常谈。小说家的真实性允许武断、神秘和动机不足。哲学家则努力解释每一个动机。牛利利的小说显然属于后者，小说里呈现一种典型的解构：走到故事之外，过“脱离上下文”的生活，对过去视而不见用以自欺，又或者父母拥有忘掉记忆的能力——人们口中这种对日常生活认知的流行说法，具有惯常的“真实性”。解构会呈现一种真正的真实吗？也许小说家的真实性更能深入一点，我们习以为常的偏见又藏有什么人性的暗礁？小说的真实性描写永远无法抚慰人的事物，再以一种具有治疗作用的、面向一切无限和普遍的事物的开放性，来取代那无法抚慰人的事物，这些都是小说真实性的迷人之处。我有点期待作者已经注意并看清这个没有出口的世界，也有点担忧他的感受中可能随之而来的空洞、虚无与贫乏，在这里，需要警惕一种放弃寻找出口的懒惰。
重复是对重写的失败，而重复失败至少也造就了一种命运。正如小说家以主人公口吻指出的，一种脱离上下文的生活，短暂的逃离然后回到原来的生活，他的脱离其实是为了不脱离。一种脱离上下文的写作则是可疑的。正如命名是哲学世界的伊始，在小说的世界里，光命名是不够的。小说始终是更丰盈、更迷人之物。文学不能回避哲学的立场，牛利利的小说让我们看到青年作家一种不懈的努力，不管是在小说的形式上，还是更大的、对存在之维的叩问上。
作者简介：尔雅，作家，影视评论家，教授，现居兰州。
本栏目责任编辑 范红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