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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军事战略服务于政治目标。评价一个军事战略的效用如何不能将其与历史和地缘政治背景相分离。马克·吐温曾说，历史不会重复其本身，但往往会押韵。很多时候，一个观念或者概念代表了一种复杂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战略或政策。在美国正在谋划第三次“抵消战略”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新关注美国冷战时期的“抵消战略”。
【关键词】美国；抵消战略；战略思想
冷战历史上美国的两次“抵消战略”是为满足当时美国与苏联战略竞争的结果。1952年11月，艾森豪威尔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并于次年入主白宫。其实在正式上台之前，艾森豪威尔就对当时杜鲁门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颇有微词。他认为杜鲁门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是混乱且不连贯的，不符合当时的国际形势。因此，刚刚赢得总统大选的艾森豪威尔立即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着手制定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终于在1953年10月30日，艾森豪威尔签署了NSC162/2号文件，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正式出台。这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做出了很大的调整，调整后的战略被称为“新面貌”战略。“新面貌”战略的思想精髓在于抵消对手的战略优势，确立自身的战略主导地位，具体表现为利用美军在核武器上的优势，抵消苏联在军队规模上的优势，确保艾森豪威尔在削弱一部分美军传统军事力量和地面部队后不会对美军的绝对优势产生不利影响。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抵消战略”。
与第一次“抵消战略”一样，第二次“抵消战略”的出台也是在美国陷入内忧外困之时。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对外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对内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这一时期正处于“苏攻美守”的阶段，美国政府不得不对苏联实行“缓和”政策。第二次“抵消战略”主要由两方面内容构成，一是美国国防部通过将大部分研发预算投入基于信息的“使能技术”（enabling technology）和可提高美国现有武器平台效能的，诸如GPS系统、情报监视侦察平台和信息网络技术等，确保美军能够保持技术优势。二是通过一系列出口和贸易管制措施来保持技术优势，防止技术扩散，其中包括1976年制定的《武器出口管制法案》、《国际武器贸易条例》和《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这些管制措施使美国及其盟友能够根据需要决定别国能否获得某项技术。
回顾冷战历史上美国推行的两次“抵消战略”，可以发现，它们所处的时代背景都是相似的，都需要在压缩军费支出的前提下应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对手挑战。现在看来，前两次“抵消战略”基本上完成了它们各自的预定目标。它使美国在削弱传统军事力量的同时，提升了核武器技术方面的相对优势。而且，美国在西欧的传统地面军事力量也得到了更加合理部署。但这也揭示出“抵消战略”潜在和现实的教训。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过度依赖核军备优势的危险性
美国实行的第一次“抵消战略”导致了一连串的政治和军事上的连锁反应。美国国内认为，“新面貌”战略将核武器这种“递耗资产”作为战略前提，不仅导致核扩散，还有可能刺激苏联首先攻击。还有许多人质疑这一战略的可靠性，而且认为它在发生危机的时候限制了决策者的政治选项。
尽管艾森豪威尔政府倡导这种以核武器为中心的战略，但军方人士明白核武器是种“递耗资产”。这意味着美国核武器的战略和政治价值随着对手核武器的发展而愈加受到威胁，而美国的核优势也在被渐渐侵蚀。这一情况促使许多美军军官提出，如果美国不先发制人打击对手，反而就会容易遭受对手核武器的攻击。但是这种先发制人的核战略设想极具危险性。随着对手第二次核打击能力的增长，这种严重依赖核武器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越来越陷入尴尬境地，并且严重束缚了包括艾森豪威尔在内的美国决策者的政策选择。比如，第二次和第三次台海危机中，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中没有把新中国作为首先遏制的对象，但还是考虑对夺取大陈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采用核边缘政策。最终，解放军经过苦战夺取了大陈岛，并将美国的核讹诈转化为国内政治优势。因此，不能使人信服的核报复威胁与当时的地缘政治环境并不相称，也不符合美国利益。好在美军在实行第二次“抵消战略”时扭转了这一观念，着重发挥技术优势，与苏联在常规军事力量和科技、经济等综合国力方面展开较量。
艾森豪威尔的“新面貌”战略，除了引发国内讨论支持先发制人进行核打击之外，也会刺激苏联首先使用核武器。因此苏联认为任何与美国的直接冲突都会招致大规模报复，而苏联生存下去的最好选择就是首先使用核武器，更何况苏联认为这种冲突一触即发。美国核武器的存在及其严重依赖核战争的战略选项，还会加剧国际安全情势，促使其他国家加紧研发核武器，引发核军备竞赛的日益扩散。此外，相对国防规划而言，美国政府在外交事务上的危机管控能力也显得不足，大规模报复使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面临内在可信性和危机管控等问题。总之，美国要将核优势转化为国际行为上的强制力，事实上變得危险而且几乎不可能。
二、不断谋求技术优势的战略意义
美国国防部目前寻求的“技术优势”和第三次“抵消战略”显然是借鉴了历史上的两次“抵消战略”。美国国防部想要复制以往两次“抵消战略”的逻辑十分清晰——军事技术优势是一场与潜在对手的长期竞争。就目前而言，这主要为了应对对手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即使是那些认为国际政治不过是军事实力竞争的人，也清楚地认识到技术和经济对决策者做出战略决策有多么大的影响。
美国国防规划界普遍认为第一次“抵消战略”的核心是一种“递耗资产”。他们认为尽管将核优势转化为对对手的政治影响似乎轻而易举，但是将此战略当做进行国防规划的前提似乎并不明智。因为，国防规划是着眼于长时间段的战略考量，而核武器这种特殊技术手段只能在短时间内保持优势。
相对而言，第二次“抵消战略”对技术优势的借助就比较成功。从结果上看，比对手先进的军事技术可以使军队战斗力倍增，这种增幅足以抵消在军队规模上的劣势。而且这种技术优势可以使美国牢牢掌握住与对手竞争的主动权，在美国技术占优的领域与对手展开竞争，从而有更大把握取得最终胜利。 虽然美军从未在中欧地区与华约部队实际交战，但我们可以从“海湾战争”中美伊两军的表现来清楚地认识到技术优势发挥的巨大能量。当在军队数量上并不占优的美军面对完全按照苏军模式训练，并且装备苏式武器的50万伊拉克陆军，最终取得压倒性胜利时，先进技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是，将国家安全完全押注在某一项具体的技术上面，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有很高风险的。这不仅会迫使各国加入到诸如军备竞赛等国际竞争当中去，而且即使像核武器这种先进技术带来的竞争优势也是稍纵即逝的，美国的决策者们很清楚这一点。这使得决策者们感觉美国极易受到对手的攻击，而为了将抵消战略继续长期执行下去甚至不惜开展军备竞赛。
在美国传统的技术优势正不断被侵蚀的今天，美国国防部领导人提出第三次“抵消战略”并不意外。但在当今这个世界，第三次“抵消战略”即使是作为一种技术解决方案提出来，也不能保证长期有效，因为现在科技的扩散和更新速度比以往更为加快。
三、战略考虑的全面性、持續性相当重要
军事科技战略的目标应该根据决策者保护美国国家利益、处理好现在和未来国家安全环境的需要而改变。打赢某一场战争并不是最终目的，维护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利益才是决策者首先应该考虑的。这一经验告诉美国的战略规划者们，在规划国防政策和军事力量结构的时候，要为自己和未来的决策者多留一些政治选项，同时也要将军事、科技和经济等多种要素综合考虑在内。
当技术优势可以实现的时候，它是很有价值的，而且技术对于国防和威慑对手来说至关重要。但对正在构建第三次“抵消战略”的美国国防部来说，考量技术背后的政治背景更为关键。他们敏感地认识到任何军事科技战略既有政治上的要求，也有政治上的后果。能否弄清这些要求，能否预先准备好应对可能发生的后果，决定了第三次“抵消战略”能否成功。
保持国家战略的连续性同样至关重要。虽然美国国防部在20世纪70年代末推出了一系列的技术开发计划，但如果没有国防部内部以及后来几届政府和国会对“抵消战略”的支持，这些计划就不可能落地，尤其是如果没有里根政府80年代的大规模军备扩充，通过“抵消战略”开发出来的大量技术成果都无法在老布什政府时期的“海湾战争”中得以应用。因此，第三次“抵消战略”能否得到下几届政府支持，不间断地推行下去，也十分重要。
参考文献：
[1] [美]迈克尔·维克斯、罗伯特·马丁内奇：《战争的革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2004年版，第8-14页转引自李健、吕德宏：《歧路徘徊：略论美军新“抵消战略”》，第47页。
[2] 李健、吕德宏：《歧路徘徊：略论美军新“抵消战略”》，第47页。
[3] Van Jackon， “Superiority at Any Pric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First Offset Strategy， Oct. 30， 2014， http：//warontherocks.com/2014/10/superiority-at-any-price-political-consequences-of-the-first-offset-strategy. （上网时间：2016年4月15日）
[4] Marc Trachtenberg， “A ‘Wasting Asset’： American Strategy and the Shifting Nuclear Balance”， 1949-1954，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3， No. 3， Winter， 1988-1989， pp. 5-49.
[5] H. W. Brands，Testing Massive Retaliation， Credibility and Crisis Management in the Taiwan Strai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2， No. 4， Spring， 1988， pp. 124-151.
[6]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evised， Expanded ed. edition， June 23， 2005.
[7] William Burr， Jeffrey T. Richelson， “Whether to ‘Strangle the Baby in the Cradl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Nuclear Program， 1960-64”，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nter 2000-2001， volume 25， issue 3， pp. 54-99.
[8] Gordon H. Chang，” To the Nuclear Brink： Eisenhower， Dulles， and the Quemoy-Matsu Crisi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ume 12， Number 4， Spring 1988， pp. 96-122.
[9] Chuck Hagel， “Defense Innovation Days” Opening Keynote （Southeastern New England Defense Industry Alliance）， Rhode Island， September 3， 2014， http：//www.defense.gov/News/Speeches/Speech-View/Article/605602/defense-innovation-days-opening-keynote-southeastern-new-england-defense-indust.
作者简介：张伊轩，1989年6月，男，河北沧州，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美国战略。
【关键词】美国；抵消战略；战略思想
冷战历史上美国的两次“抵消战略”是为满足当时美国与苏联战略竞争的结果。1952年11月，艾森豪威尔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并于次年入主白宫。其实在正式上台之前，艾森豪威尔就对当时杜鲁门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颇有微词。他认为杜鲁门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是混乱且不连贯的，不符合当时的国际形势。因此，刚刚赢得总统大选的艾森豪威尔立即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着手制定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终于在1953年10月30日，艾森豪威尔签署了NSC162/2号文件，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正式出台。这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做出了很大的调整，调整后的战略被称为“新面貌”战略。“新面貌”战略的思想精髓在于抵消对手的战略优势，确立自身的战略主导地位，具体表现为利用美军在核武器上的优势，抵消苏联在军队规模上的优势，确保艾森豪威尔在削弱一部分美军传统军事力量和地面部队后不会对美军的绝对优势产生不利影响。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抵消战略”。
与第一次“抵消战略”一样，第二次“抵消战略”的出台也是在美国陷入内忧外困之时。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对外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对内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这一时期正处于“苏攻美守”的阶段，美国政府不得不对苏联实行“缓和”政策。第二次“抵消战略”主要由两方面内容构成，一是美国国防部通过将大部分研发预算投入基于信息的“使能技术”（enabling technology）和可提高美国现有武器平台效能的，诸如GPS系统、情报监视侦察平台和信息网络技术等，确保美军能够保持技术优势。二是通过一系列出口和贸易管制措施来保持技术优势，防止技术扩散，其中包括1976年制定的《武器出口管制法案》、《国际武器贸易条例》和《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这些管制措施使美国及其盟友能够根据需要决定别国能否获得某项技术。
回顾冷战历史上美国推行的两次“抵消战略”，可以发现，它们所处的时代背景都是相似的，都需要在压缩军费支出的前提下应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对手挑战。现在看来，前两次“抵消战略”基本上完成了它们各自的预定目标。它使美国在削弱传统军事力量的同时，提升了核武器技术方面的相对优势。而且，美国在西欧的传统地面军事力量也得到了更加合理部署。但这也揭示出“抵消战略”潜在和现实的教训。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过度依赖核军备优势的危险性
美国实行的第一次“抵消战略”导致了一连串的政治和军事上的连锁反应。美国国内认为，“新面貌”战略将核武器这种“递耗资产”作为战略前提，不仅导致核扩散，还有可能刺激苏联首先攻击。还有许多人质疑这一战略的可靠性，而且认为它在发生危机的时候限制了决策者的政治选项。
尽管艾森豪威尔政府倡导这种以核武器为中心的战略，但军方人士明白核武器是种“递耗资产”。这意味着美国核武器的战略和政治价值随着对手核武器的发展而愈加受到威胁，而美国的核优势也在被渐渐侵蚀。这一情况促使许多美军军官提出，如果美国不先发制人打击对手，反而就会容易遭受对手核武器的攻击。但是这种先发制人的核战略设想极具危险性。随着对手第二次核打击能力的增长，这种严重依赖核武器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越来越陷入尴尬境地，并且严重束缚了包括艾森豪威尔在内的美国决策者的政策选择。比如，第二次和第三次台海危机中，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中没有把新中国作为首先遏制的对象，但还是考虑对夺取大陈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采用核边缘政策。最终，解放军经过苦战夺取了大陈岛，并将美国的核讹诈转化为国内政治优势。因此，不能使人信服的核报复威胁与当时的地缘政治环境并不相称，也不符合美国利益。好在美军在实行第二次“抵消战略”时扭转了这一观念，着重发挥技术优势，与苏联在常规军事力量和科技、经济等综合国力方面展开较量。
艾森豪威尔的“新面貌”战略，除了引发国内讨论支持先发制人进行核打击之外，也会刺激苏联首先使用核武器。因此苏联认为任何与美国的直接冲突都会招致大规模报复，而苏联生存下去的最好选择就是首先使用核武器，更何况苏联认为这种冲突一触即发。美国核武器的存在及其严重依赖核战争的战略选项，还会加剧国际安全情势，促使其他国家加紧研发核武器，引发核军备竞赛的日益扩散。此外，相对国防规划而言，美国政府在外交事务上的危机管控能力也显得不足，大规模报复使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面临内在可信性和危机管控等问题。总之，美国要将核优势转化为国际行为上的强制力，事实上變得危险而且几乎不可能。
二、不断谋求技术优势的战略意义
美国国防部目前寻求的“技术优势”和第三次“抵消战略”显然是借鉴了历史上的两次“抵消战略”。美国国防部想要复制以往两次“抵消战略”的逻辑十分清晰——军事技术优势是一场与潜在对手的长期竞争。就目前而言，这主要为了应对对手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即使是那些认为国际政治不过是军事实力竞争的人，也清楚地认识到技术和经济对决策者做出战略决策有多么大的影响。
美国国防规划界普遍认为第一次“抵消战略”的核心是一种“递耗资产”。他们认为尽管将核优势转化为对对手的政治影响似乎轻而易举，但是将此战略当做进行国防规划的前提似乎并不明智。因为，国防规划是着眼于长时间段的战略考量，而核武器这种特殊技术手段只能在短时间内保持优势。
相对而言，第二次“抵消战略”对技术优势的借助就比较成功。从结果上看，比对手先进的军事技术可以使军队战斗力倍增，这种增幅足以抵消在军队规模上的劣势。而且这种技术优势可以使美国牢牢掌握住与对手竞争的主动权，在美国技术占优的领域与对手展开竞争，从而有更大把握取得最终胜利。 虽然美军从未在中欧地区与华约部队实际交战，但我们可以从“海湾战争”中美伊两军的表现来清楚地认识到技术优势发挥的巨大能量。当在军队数量上并不占优的美军面对完全按照苏军模式训练，并且装备苏式武器的50万伊拉克陆军，最终取得压倒性胜利时，先进技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是，将国家安全完全押注在某一项具体的技术上面，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有很高风险的。这不仅会迫使各国加入到诸如军备竞赛等国际竞争当中去，而且即使像核武器这种先进技术带来的竞争优势也是稍纵即逝的，美国的决策者们很清楚这一点。这使得决策者们感觉美国极易受到对手的攻击，而为了将抵消战略继续长期执行下去甚至不惜开展军备竞赛。
在美国传统的技术优势正不断被侵蚀的今天，美国国防部领导人提出第三次“抵消战略”并不意外。但在当今这个世界，第三次“抵消战略”即使是作为一种技术解决方案提出来，也不能保证长期有效，因为现在科技的扩散和更新速度比以往更为加快。
三、战略考虑的全面性、持續性相当重要
军事科技战略的目标应该根据决策者保护美国国家利益、处理好现在和未来国家安全环境的需要而改变。打赢某一场战争并不是最终目的，维护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利益才是决策者首先应该考虑的。这一经验告诉美国的战略规划者们，在规划国防政策和军事力量结构的时候，要为自己和未来的决策者多留一些政治选项，同时也要将军事、科技和经济等多种要素综合考虑在内。
当技术优势可以实现的时候，它是很有价值的，而且技术对于国防和威慑对手来说至关重要。但对正在构建第三次“抵消战略”的美国国防部来说，考量技术背后的政治背景更为关键。他们敏感地认识到任何军事科技战略既有政治上的要求，也有政治上的后果。能否弄清这些要求，能否预先准备好应对可能发生的后果，决定了第三次“抵消战略”能否成功。
保持国家战略的连续性同样至关重要。虽然美国国防部在20世纪70年代末推出了一系列的技术开发计划，但如果没有国防部内部以及后来几届政府和国会对“抵消战略”的支持，这些计划就不可能落地，尤其是如果没有里根政府80年代的大规模军备扩充，通过“抵消战略”开发出来的大量技术成果都无法在老布什政府时期的“海湾战争”中得以应用。因此，第三次“抵消战略”能否得到下几届政府支持，不间断地推行下去，也十分重要。
参考文献：
[1] [美]迈克尔·维克斯、罗伯特·马丁内奇：《战争的革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2004年版，第8-14页转引自李健、吕德宏：《歧路徘徊：略论美军新“抵消战略”》，第47页。
[2] 李健、吕德宏：《歧路徘徊：略论美军新“抵消战略”》，第47页。
[3] Van Jackon， “Superiority at Any Pric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First Offset Strategy， Oct. 30， 2014， http：//warontherocks.com/2014/10/superiority-at-any-price-political-consequences-of-the-first-offset-strategy. （上网时间：2016年4月15日）
[4] Marc Trachtenberg， “A ‘Wasting Asset’： American Strategy and the Shifting Nuclear Balance”， 1949-1954，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3， No. 3， Winter， 1988-1989， pp. 5-49.
[5] H. W. Brands，Testing Massive Retaliation， Credibility and Crisis Management in the Taiwan Strai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2， No. 4， Spring， 1988， pp. 124-151.
[6]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evised， Expanded ed. edition， June 23， 2005.
[7] William Burr， Jeffrey T. Richelson， “Whether to ‘Strangle the Baby in the Cradl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Nuclear Program， 1960-64”，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nter 2000-2001， volume 25， issue 3， pp. 54-99.
[8] Gordon H. Chang，” To the Nuclear Brink： Eisenhower， Dulles， and the Quemoy-Matsu Crisi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ume 12， Number 4， Spring 1988， pp. 96-122.
[9] Chuck Hagel， “Defense Innovation Days” Opening Keynote （Southeastern New England Defense Industry Alliance）， Rhode Island， September 3， 2014， http：//www.defense.gov/News/Speeches/Speech-View/Article/605602/defense-innovation-days-opening-keynote-southeastern-new-england-defense-indust.
作者简介：张伊轩，1989年6月，男，河北沧州，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美国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