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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实证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和兴起，使经济学家以为经济学完全可以建立一种价值中立的“科学”。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事实上，经济学不可能脱离道德而存在。
[关键词] 经济学 价值中立 道德
进入近代社会以后，特别是随着经济学自身极大地完善了实证的科学手段，实证主义经济学逐渐变成了当代主流经济学家或言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和信奉的基本立场了。他们（经济学家）主张必须把价值问题从经济学的领域中清除出去，甚至公开宣称经济学是一门“价值中立”的“科学”。他们认为：“如果像道德监察官那样带着某种任意的标准和主观价值判断的赞同或不赞同的态度来研究社会事实，那将是徒劳无益的。”
刘伟在其《冲突与和谐的集合——经济与伦理》一文中则说的更为直接：“作为经济学家，对人的价值偏好和道德标准是‘管不着’的，经济学家只是在人们已有的价值标准条件下研究人的行为和人的行为的后果，以及人的行为对其他人的影响……原则上，经济学家就其职业本身来说，可以为希特勒服务，也可以为丘吉尔服务；可以为黑帮服务，也可以为政府服务。就这个意义上而言，经济学是‘道德中性’的学科，经济学家是‘不讲道德’的。”
这在事实上，使经济学沦为了工程学，它“只关注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而不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东西能够培养‘人的美德’或‘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等这类问题。在这里，人类的目标被直接假定，接下来的任务只是寻求实现这些假设目标的最适手段。”
那么经济学是否真的能完全脱离道德而存在呢？
经济学在历史上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如果经济学关注的是真实的人，而不是被狭隘的描述方式扭曲和抽象化了的人。那么，经济学研究就不仅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直接相关，而且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追求有关。经济学跟伦理学的这种关联为它规定了不可逃避的任务，即，在财富之外，经济学研究还包括对更基本的目标的评价和增进。
为此，阿马蒂亚·森针曾指出，不重视经济学中伦理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伦理学家的悲哀，而且也将使经济学走向绝境。“经济学的无伦理特征（已经）造成了经济学的贫困，使福利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变得狭窄、分析缺乏说服力，并削弱了预测经济学的行为基础；它也使经济学对自身的两个根本问题缺乏说服力：经济行为的动机和对经济成就的判断，这两个问题都浸透着伦理的因素。”
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就曾意识到这种经济学分析纯技术化和完全数量模型化倾向的潜在危险，并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尖锐地指出：“在近来的‘数理’经济学中，只能代表拼凑之物的部分实在是太多了；这些部分的不精确程度正与他们赖以成立的假设条件是一样的。假设条件使那些作者能在矫揉造作和毫无用处的数学符号中，忘掉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 （Keynes, 1936, p. 298）。这种对人类的经济行为以及现实的经济过程仅做纯数理推导、证明和实证检验的“演练套路”，“不仅仅是理论分析的一种滥用（misuse），而且还有一种导致使理性运用无多大意义（trivialization）的潜在危险，这一世风很快使经济学变成了一门技术，而不再是一门社会科学”。
“实际上，道德哲学家和先驱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提倡一种精神分裂式的生活，是现代经济学家把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缺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而造成的。”
长期以来，亚当·斯密却被不少经济学家尊崇为自利的“宗师”，可事实却恰好与他所提倡的相反。同情心和自律在亚当·斯密的善行概念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如他所说，“根据斯多葛学派的理论，人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某一离群索居的、孤立的个人，而应该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一个公民，是自然界巨大的国民总体中的一员”，而且，“为了这个大团体的利益，人们应当随时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微小利益”。“人道、公正、慷慨大方和热心公益是最有益于他人的品质”。 但在拥护亚当·斯密关于自利以及自利成效的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中，亚当·斯密的“同情心”却不见了。斯密看到的，也是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到的，大多数人的行为的确是受自利所引导的，其中一些行为也的确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但这些并不表明，斯密就完全满足于建立在这种单一的动机之上了。事实上，他还曾指责伊壁鸠鲁试图把美德视为精明，并斥责某些“哲学家们”试图把所有事情都简化为某种单一的美德。
可以这么说，在亚当·斯密那里，“经济人”与“道德人”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所谓的“斯密悖论”只是现代经济学家的一种狭隘化理解。在历史上，经济学与伦理学是相辅相成的；在现代，笔者相信，这种关系同样不会变。经济学是如何离开“人”的，必将也如何回归到“人”。“我认为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道德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这也就是说，它必须运用内省和价值判断”。经济学理论并不能完全脱离道德，相反，它只有重新引入伦理学，回归到的亚当·斯密时期的经济学传统，才能为自身的发展寻找合法性，并增添自身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说服力。
参考文献:
[1]Mises, Ludwig von,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London: W. Hodge,1949. p.2
[2]刘伟等:冲突与和谐的集合——经济与伦理.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3]阿马蒂亚·森著王宇等译:伦理学与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0～13、32、59、73、79页
[4]豪斯曼:经济学的哲学.丁剑峰译，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版，第253页
[关键词] 经济学 价值中立 道德
进入近代社会以后，特别是随着经济学自身极大地完善了实证的科学手段，实证主义经济学逐渐变成了当代主流经济学家或言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和信奉的基本立场了。他们（经济学家）主张必须把价值问题从经济学的领域中清除出去，甚至公开宣称经济学是一门“价值中立”的“科学”。他们认为：“如果像道德监察官那样带着某种任意的标准和主观价值判断的赞同或不赞同的态度来研究社会事实，那将是徒劳无益的。”
刘伟在其《冲突与和谐的集合——经济与伦理》一文中则说的更为直接：“作为经济学家，对人的价值偏好和道德标准是‘管不着’的，经济学家只是在人们已有的价值标准条件下研究人的行为和人的行为的后果，以及人的行为对其他人的影响……原则上，经济学家就其职业本身来说，可以为希特勒服务，也可以为丘吉尔服务；可以为黑帮服务，也可以为政府服务。就这个意义上而言，经济学是‘道德中性’的学科，经济学家是‘不讲道德’的。”
这在事实上，使经济学沦为了工程学，它“只关注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而不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东西能够培养‘人的美德’或‘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等这类问题。在这里，人类的目标被直接假定，接下来的任务只是寻求实现这些假设目标的最适手段。”
那么经济学是否真的能完全脱离道德而存在呢？
经济学在历史上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如果经济学关注的是真实的人，而不是被狭隘的描述方式扭曲和抽象化了的人。那么，经济学研究就不仅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直接相关，而且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追求有关。经济学跟伦理学的这种关联为它规定了不可逃避的任务，即，在财富之外，经济学研究还包括对更基本的目标的评价和增进。
为此，阿马蒂亚·森针曾指出，不重视经济学中伦理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伦理学家的悲哀，而且也将使经济学走向绝境。“经济学的无伦理特征（已经）造成了经济学的贫困，使福利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变得狭窄、分析缺乏说服力，并削弱了预测经济学的行为基础；它也使经济学对自身的两个根本问题缺乏说服力：经济行为的动机和对经济成就的判断，这两个问题都浸透着伦理的因素。”
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就曾意识到这种经济学分析纯技术化和完全数量模型化倾向的潜在危险，并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尖锐地指出：“在近来的‘数理’经济学中，只能代表拼凑之物的部分实在是太多了；这些部分的不精确程度正与他们赖以成立的假设条件是一样的。假设条件使那些作者能在矫揉造作和毫无用处的数学符号中，忘掉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 （Keynes, 1936, p. 298）。这种对人类的经济行为以及现实的经济过程仅做纯数理推导、证明和实证检验的“演练套路”，“不仅仅是理论分析的一种滥用（misuse），而且还有一种导致使理性运用无多大意义（trivialization）的潜在危险，这一世风很快使经济学变成了一门技术，而不再是一门社会科学”。
“实际上，道德哲学家和先驱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提倡一种精神分裂式的生活，是现代经济学家把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缺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而造成的。”
长期以来，亚当·斯密却被不少经济学家尊崇为自利的“宗师”，可事实却恰好与他所提倡的相反。同情心和自律在亚当·斯密的善行概念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如他所说，“根据斯多葛学派的理论，人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某一离群索居的、孤立的个人，而应该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一个公民，是自然界巨大的国民总体中的一员”，而且，“为了这个大团体的利益，人们应当随时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微小利益”。“人道、公正、慷慨大方和热心公益是最有益于他人的品质”。 但在拥护亚当·斯密关于自利以及自利成效的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中，亚当·斯密的“同情心”却不见了。斯密看到的，也是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到的，大多数人的行为的确是受自利所引导的，其中一些行为也的确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但这些并不表明，斯密就完全满足于建立在这种单一的动机之上了。事实上，他还曾指责伊壁鸠鲁试图把美德视为精明，并斥责某些“哲学家们”试图把所有事情都简化为某种单一的美德。
可以这么说，在亚当·斯密那里，“经济人”与“道德人”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所谓的“斯密悖论”只是现代经济学家的一种狭隘化理解。在历史上，经济学与伦理学是相辅相成的；在现代，笔者相信，这种关系同样不会变。经济学是如何离开“人”的，必将也如何回归到“人”。“我认为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道德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这也就是说，它必须运用内省和价值判断”。经济学理论并不能完全脱离道德，相反，它只有重新引入伦理学，回归到的亚当·斯密时期的经济学传统，才能为自身的发展寻找合法性，并增添自身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说服力。
参考文献:
[1]Mises, Ludwig von,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London: W. Hodge,1949. p.2
[2]刘伟等:冲突与和谐的集合——经济与伦理.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3]阿马蒂亚·森著王宇等译:伦理学与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0～13、32、59、73、79页
[4]豪斯曼:经济学的哲学.丁剑峰译，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版，第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