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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信件，产生于特殊的人群，往返于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传递着满满的杀顽敌、抛头颅、洒热血的旷达无畏，字里行间流露出战友、亲人、群体间面对战争前方后方均义无反顾、舍弃一切、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那种万众一心、齐心协力赢得战争胜利的革命英雄主义，为中央苏区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的存在，不仅激励苏区儿女追求光明、永远跟党走、一往无前战胜重重困难，而且深深地影响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对于今天不忘初心、传承红色基因、传衍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苏区信件的种类和往来的主要对象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叶坪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开始。为了扼杀新生的红色政权，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发动了五次大规模“围剿”。为了应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扩大红军成为一项重要工作。除苏维埃中央政府、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和妇女组织全面加入参军参战的宣传动员外，以信件的形式传递前方战况，安抚前方亲人英勇杀敌，号召后方兄弟上前线便成为政策动员外最直接的思想催化剂、情感联结剂。
通過梳理大量的史料发现，苏区信件的往来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红军家属与前线参战亲人的信件，也叫家信。从当年苏区红军队伍的构成来说，大部分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大都没有受过文化教育，仅经过扫盲教育。这群人被生活所迫，响应红军号召，骨子里只有一个信念，即推翻这万恶的旧社会，为自己为穷人寻一谋生之路。这类信件中主要有母子、父子、兄弟、夫妻间的书信往来，语言朴素，一看就懂。二是前方将士写给后方儿童团员的信以及儿童团员回寄给前方将士的书信，也属于家信范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由于执行“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红军连遭挫折，苏区范围日渐缩小，儿童团、少年先锋队成了红军的后备军，随时准备上前线，而后方的少年儿童们则在地方苏维埃政府以及地方武装的带动下，积极做好后方生产和军事训练，投入到查路条、捉坏人的斗争中，通过信件互相鼓励。三是地方武装全体指战员写给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朱德的信。信中表示随时听从召唤，做好上前线杀敌准备，也叫公信。四是苏区妇女组织联名写给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信。此类信件以集体、团体阶层名义向上级领导政府表明决心和主动承担义务和责任，也叫公信。五是红军战士直接写给中央主要领导的信。信中以表述个人思想内容为主，也叫私信。六是红军家属代表大会人员联名写给中共中央局领导同志的信。属于公信范畴。信中对时局分析和做好后勤生产、支援前方表明态度。
苏区信件超出了一般家信中亲人、挚友的范畴，外延至群体、同志、战友、党团，信件内容也上升至家国、阶级层面，这是中国延续了几千年书信史上独有的文化现象。
二、苏区信件所表达的主要内涵
1.叙亲情，表牵挂。这类信件大都是年迈的父母写给上前线杀敌的儿子，或妻子写给丈夫。1934年7月10日《红色中华》报刊登瑞金下肖区官山乡官山水一位署名曾氏的母亲写给儿子杨金才的信：“来信收到了，你说你在前线与敌人肉搏，已经负了伤了，那末你好好治疗罢，你要知道这是很光荣的！我们为了土地，自由，和苏维埃政权，为了保障我们已得的一切利益，不使这些利益再被地主豪绅国民党夺回去，就是死也应该的！”[1]这位母亲告诫儿子，伤养好后要重返战场，并告诉他“我在家中很好，你走后有附近机关和政府帮助我们解决一切困难，食盐合作社已有的卖，红属并有特别的优待。人力，政府也组织有耕田队来帮助我们。我们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希望你不要挂念。不久以前，家中杀了一只猪，买了一只大耕牛”[1]。临了，这位母亲再三叮嘱儿子伤好了重返前线，直到胜利。
此外，妻子写给丈夫的信，除了告诉前线的亲人家中一切安好外，叮嘱丈夫不要挂念家人。1933年12月第22期《红星》报上刊登一名兴国妇女写给丈夫钟荣章的信：“四年前你由兴国红色警卫团，英勇地上前线参加红三军七师了，一直迄今也许你忙为冲锋杀敌争取了一二三四次战争的胜利，而没有给我们的信。”[2]可见丈夫钟荣章自离开家乡后，一直未传家书，以至亲人主动与其沟通。在那个年代，唯一的方式就是把信件登在能让前方战士看到的报刊上，《红星》报等则成了鸿雁传书的信使。这位妻子还告诉远方的丈夫：“你当了红军，我们一家人光荣极了！家虽只有祖母和我们几个女子，然而一切困难都在贫农团乡苏帮助下解决了。病的有人照顾和医药，田地总比人家早做好，收成又多，祖母更为欢喜了。今年收成更好。”[2]信虽简短，但消除了军人对后方亲人的牵挂与顾虑，一心一意投入到反“围剿”杀敌之中。
2.表决心，上前线。这类信件的对象以群体为主。例如，1933年2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提出“在全国各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随后，在中央苏区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扩红热潮。身处中央苏区中心的瑞金模范赤卫队自然不甘落后，河东营全体指战员直接给朱德写信，要求立即上前线去：“中革军委、朱主席：前方红军得到了伟大的胜利，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更大决战就在前面。我们早已全体通过了参加红军，没有得到你们的批准。我们现在已经完全编制好了自己的队伍，每个人准备好了和学会了使用武器，学会了野外动作和夜间动作，我们要求立即调动我们上前方去参加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决战……”[3]信中透出原本在后方待援、未得到批准的河东营全体指战员，以坚定的勇气向红军总司令部请战的决心。
3.抗病魔，省经费。这是一类特殊的信件。1934年1月18日，一名备受疾病折磨的红军团长，为了苏维埃的革命战争，他提起笔直接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写信，报告自己的病情，抒发自己的情感境况：“我的痨病更厉害了，最近吐大血，喉溃烂，言语食物困难，胃不消化，据说是到了末期。当然人人都有一死，总要死得光荣，我由南昌暴动参加红军数年来，不能光荣地死在战场，反而病死在后方的床上，这是我当红军来最不幸的一件事。”[4]p127这名参加过南昌起义的红军团长，曾经冲锋陷阵，杀敌无数，战场上的骁勇气概让身处疾病折磨的他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反差，但作为一名投身救国救民的红军指战员，更多的应是将余生为党、为苏维埃作最后的贡献。“现在正是斗争紧张节省经济的时候，每个同志应该把在娘肚子里的力气都拿出来消灭敌人，我不但不能去前方为苏维埃流最后一点血，倒来受政府的优待，每月给了我休养费，这是我很不安的。我在医院生活很好，现在我只有在生活中间，每个月节省一元大洋来帮助战争经费，请转内务部由二月起扣除。一九三三年的公谷费二元及一九三四年的公谷费，我不领，自愿给予战争经费。”[4]p128战争打的不仅是兵员的消耗，也大量消耗着经济，为了给前方将士有足够的物资和所需后备资源，病榻上的红军团长主动提出不领津贴、不领公谷费、把节省的钱捐出来作支援革命战争费用，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操啊！ 4.小兄弟，鼓后劲。在中央苏区，赤卫队、儿童团也组织得相当严密，他们除奸反霸、站岗放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还人小志大，主动写信给前方将士汇报后方生产生活情况，送去少年对将士的慰问，这让战斗在一线的红军官兵倍受鼓舞。福建闽西长汀县赤卫队的少年们就写过这样的慰问信，并刊发在《青年实话》上。尔后的1934年8月25日，该刊物就收到一封红军将士的回信：亲爱的小弟弟们：我们看到你们在《青年实话》的来信，知道了你们不断地在那里帮助我们的家属工作，并鼓励你们的爸爸、哥哥来当红军，我们是何等的欢喜呵！得到这消息时，我们正在西线和进攻苏区的薛岳纵队决战，那时我们的勇气也就自信地提高起来，当时敌人以一旅的兵力向我们夹击，英勇的战士们拿着雪白的刺刀和枪炮，向那法西斯的白军一声杀去，反动的白军就被我们这样地打下去，并最终取得胜利……望你们努力学习政治、军事，提高文化水平，加紧扩大红军和归队运动，把后方的工作和前方的胜利联合起来，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小小的少年儿童团的信件在红军中激发起杀敌的勇气，成为强大的精神武器。
5.红军属，当模范。红军家属处在社会底层，这个群体是最无私、最革命、最坚定的力量。她们把同甘共苦、患难相生的亲人送到中国革命队伍中，义无反顾地将生命、亲情交给这个政党、军队，表现出多么的豁达。战争无情地吞噬着年轻的生命，尽管他们没有多少文化，但深明大义地将丈夫、儿子送上战场的最前线，甚至流尽家族的血脉也在所不辞，还要用“半边天”的身躯扛起后方一片天地的责任和义务。例如，1934年7月19日《红色中华》报发表的《我们要做模范的苏维埃公民》倡议书，就是由瑞金城市区西郊乡刘冬娣和下肖区官山乡廖桃花姓、赖照弟、谢春弟、杨窝眼、杨长秀、谢有发弟、刘有发、赖婆、刘桂英、杨秀子11位红军家属签名发起的。她们在信中写道：“我们是红军家属，是前线上红色战士的父母妻子，我们是红军和苏维埃最坚决的拥护者。我们是站在光荣的地位，要担负起光荣的责任。我们目前还有一些困难，要用阶级的团结与斗争战胜一切困难，争取最后的解放。同志！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要做模范的苏维埃公民，把后方的工作完全担负起来！”[5]倡议书从参加赤卫队，发展生产多种粮食，参加合作社，学习文化，加入工会、妇女会、贫农团，开展各种生产竞赛，慰劳红军，每月写一次信给前方的亲人，鼓励他们英勇杀敌等方面，向全中央苏区的妇女发出呼吁，以此争当模范。
三、苏区信件的特征与影响
从大量已被历史尘封的苏区信件中，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苏区信件更多的是以一种质朴、敦实的面孔出现，文字上甚至还显得有些生僻、生涩，但瑕不掩瑜，丝毫不影响它在中国文化中应有的地位，也丝毫不影响它在中国革命史上作出的贡献。通过对苏区信件的发掘和研究，我们得出以下认识：
1.作者的平民性。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执政区域内的广大贫民阶层，他们忍受剥削、压迫、欺凌，遭遇过各种不平等待遇，在相对贫困的空间和底层中艰难度日。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进入他们的世界后，他们开始从迷茫中觉醒，心中对旧世道不公的一团积压已久的愤怒，犹如被封禁的炸药库，一旦被点燃必然爆发无穷的力量。苏区信件的作者，除个别由平民阶层转化为红军官兵外，绝大多数是处在苏区农村、城区的平民，他们接受的文化教育有限，主要通过速成、扫盲、识字等教育形式掌握有限的文字，在写给前方亲人的信中也是由他们中学得较好、表达能力较强的人自写或代写而成，也正是他们更了解彼此的所思、所想、所感。
2.语言的朴实性。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缠绵悱恻的情感，没有丰富的词汇，通篇都是朴实的话语，如同来自生活的本真，是苏区信件的一个基本特征。前文提到的瑞金下肖区官山乡官山水一位曾氏母亲写给儿子杨金才的家信，语言很平实，“你说你在前线与敌人肉搏，已经负了伤了，那么你好好治疗罢，你要知道这是很光荣的”。作为一个母亲看到受伤儿子的来信，在回信中没有惊慌和惴惴不安，而是以平静、平和的语气去安慰，这是一位经历过生活磨难、备受挫折的普通苏区妇女在伤痛和生死面前表现得那么淡定和不凡，没有任何矫情和惊忧。
又如，一位新婚妻子写给当红军的丈夫的信，这样写道：“勇夫爱哥，近来秋天到了，因为我们这一乡响应了‘红中’提早春耕的号召，全乡所有的谷子都收完了，收成也要比去年好些，我俩的家里每到秋收的时候，照例是很忙碌的。”[6]p150为什么忙碌，自然是家中缺少劳动力，但“家里得到了政府的优待，派人帮助”，问题解决了。作为红军家属的妻子并没有什么生产生活为难之事，妻子给丈夫的信也是如实报告家中生产、生活的状况，并没有把有限的内容放在情感的倾诉和思念上，而作为妻子应把丈夫对家中的顾虑消除，让其集中精力磨炼杀敌本领，这就是对家庭最好的告慰，也是对苏区父辈的告慰。
3.信念的坚定性。苏区群众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从发生在自己周围、身边的大小环境中的社会改变，深深地體会到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是真心实意帮助自己改变命运，争得做人的权利，获得土地、自由、文化上的利益，因而认定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这个党、这个政府、这支军队是为他们服务的，这样的队伍值得终身托付，所以不管碰到任何风险都能坦然面对，始终坚定对中国革命的信念。例如，一位妻子在书信中告诉丈夫：前天，我们隔壁的王二同志，从前线上开小差回来，不但儿童耻笑他，就是他的爸爸妈妈都不高兴，政府也派人来问长问短的，督促他归队;结果王同志懊恼了，自动地把包袱背起，仍旧回到前线去了！[6]p150从这位妻子写给前线丈夫信的内容中，可以解读出以下三个清晰思路：一是王二回到家中受到了儿童们的耻笑，也就是说他的觉悟没有儿童们高;二是王二的父母也感到了羞愧，人前人后抬不起头来，也说明儿子的觉悟还不如父母;三是作为妻子用王二的例子给远在前线杀敌打仗的丈夫一个提醒，你别当王二，别给我丢脸！苏区这样的例子还比较多，但从历史留给我们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了这些普通群众的心中坚定这样一种信念：有国才有家，保家卫国是神圣的事，没有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家就不存在了，我的男人不许当孬种当逃兵。 4.内涵的感召性。其主要体现在请战书和倡议书及集体联名上书中央苏区领导的信件中。例如，一封《立即调动我们上前去——瑞京河东区模范营的要求》就言简意赅地向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表明，要整团整营上前线参战。这种请战书信，在瑞金、兴国、闽西苏区和中央苏区的其他地方武装中大量存在。因为有了这样的请战书信，带动了整个苏区的扩红运动，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将士。据不完全统计，中央苏区在扩红运动中仅赣南13个县，参加红军的人数累计达33.1万余人，闽西苏区参加红军的人数仅在1932年第一次扩红中就达到2.1万余人。正是因为这种感召，兵员被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
苏区信件的第二个感召力，表现在发展生产、支前保障上。《我们要做模范的苏维埃公民》倡议书和《瑞金红军家属代表大会给博古同志的信》，两封长短不一的公开信，极大地吐露了红军家属积极发展生产，以优异的生产建设、经济发展成果做好支前保障的决心。正如毛泽东所说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苏区信件的作者们，大都是普通的苏区人民，但他们的情深意真是那个时代最为本质的表达，信件的内涵大大丰富了苏区精神。透过苏区信件，我们看到那些千千万万普通群众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红军号令的鼎力支持，他们成就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局部执政的基石，彰显出流芳千古的时代价值，激励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参考文献：
[1]一封红军家属的信[N].红色中华，1934-07-10.
[2]一封红军家信[N].红星报，1933-12-16.
[3]立即调动我们上前线去——瑞京河东区模范营的要求[N].红星报，1933-08-25.
[4]谭一青.军事家邓小平（上）[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
[5]我們要做模范的苏维埃公民[N].红色中华，1934-07-19.
[6]于化民，袁德金.邓小平与《红星报》[A].中共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编.百色起义与中国革命——纪念百色起义、龙州起义七十周年暨广西解放五十周年论文集[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刘俊林，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宣教部主任。
责任编辑 / 彭月才
一、苏区信件的种类和往来的主要对象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叶坪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开始。为了扼杀新生的红色政权，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发动了五次大规模“围剿”。为了应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扩大红军成为一项重要工作。除苏维埃中央政府、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和妇女组织全面加入参军参战的宣传动员外，以信件的形式传递前方战况，安抚前方亲人英勇杀敌，号召后方兄弟上前线便成为政策动员外最直接的思想催化剂、情感联结剂。
通過梳理大量的史料发现，苏区信件的往来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红军家属与前线参战亲人的信件，也叫家信。从当年苏区红军队伍的构成来说，大部分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大都没有受过文化教育，仅经过扫盲教育。这群人被生活所迫，响应红军号召，骨子里只有一个信念，即推翻这万恶的旧社会，为自己为穷人寻一谋生之路。这类信件中主要有母子、父子、兄弟、夫妻间的书信往来，语言朴素，一看就懂。二是前方将士写给后方儿童团员的信以及儿童团员回寄给前方将士的书信，也属于家信范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由于执行“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红军连遭挫折，苏区范围日渐缩小，儿童团、少年先锋队成了红军的后备军，随时准备上前线，而后方的少年儿童们则在地方苏维埃政府以及地方武装的带动下，积极做好后方生产和军事训练，投入到查路条、捉坏人的斗争中，通过信件互相鼓励。三是地方武装全体指战员写给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朱德的信。信中表示随时听从召唤，做好上前线杀敌准备，也叫公信。四是苏区妇女组织联名写给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信。此类信件以集体、团体阶层名义向上级领导政府表明决心和主动承担义务和责任，也叫公信。五是红军战士直接写给中央主要领导的信。信中以表述个人思想内容为主，也叫私信。六是红军家属代表大会人员联名写给中共中央局领导同志的信。属于公信范畴。信中对时局分析和做好后勤生产、支援前方表明态度。
苏区信件超出了一般家信中亲人、挚友的范畴，外延至群体、同志、战友、党团，信件内容也上升至家国、阶级层面，这是中国延续了几千年书信史上独有的文化现象。
二、苏区信件所表达的主要内涵
1.叙亲情，表牵挂。这类信件大都是年迈的父母写给上前线杀敌的儿子，或妻子写给丈夫。1934年7月10日《红色中华》报刊登瑞金下肖区官山乡官山水一位署名曾氏的母亲写给儿子杨金才的信：“来信收到了，你说你在前线与敌人肉搏，已经负了伤了，那末你好好治疗罢，你要知道这是很光荣的！我们为了土地，自由，和苏维埃政权，为了保障我们已得的一切利益，不使这些利益再被地主豪绅国民党夺回去，就是死也应该的！”[1]这位母亲告诫儿子，伤养好后要重返战场，并告诉他“我在家中很好，你走后有附近机关和政府帮助我们解决一切困难，食盐合作社已有的卖，红属并有特别的优待。人力，政府也组织有耕田队来帮助我们。我们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希望你不要挂念。不久以前，家中杀了一只猪，买了一只大耕牛”[1]。临了，这位母亲再三叮嘱儿子伤好了重返前线，直到胜利。
此外，妻子写给丈夫的信，除了告诉前线的亲人家中一切安好外，叮嘱丈夫不要挂念家人。1933年12月第22期《红星》报上刊登一名兴国妇女写给丈夫钟荣章的信：“四年前你由兴国红色警卫团，英勇地上前线参加红三军七师了，一直迄今也许你忙为冲锋杀敌争取了一二三四次战争的胜利，而没有给我们的信。”[2]可见丈夫钟荣章自离开家乡后，一直未传家书，以至亲人主动与其沟通。在那个年代，唯一的方式就是把信件登在能让前方战士看到的报刊上，《红星》报等则成了鸿雁传书的信使。这位妻子还告诉远方的丈夫：“你当了红军，我们一家人光荣极了！家虽只有祖母和我们几个女子，然而一切困难都在贫农团乡苏帮助下解决了。病的有人照顾和医药，田地总比人家早做好，收成又多，祖母更为欢喜了。今年收成更好。”[2]信虽简短，但消除了军人对后方亲人的牵挂与顾虑，一心一意投入到反“围剿”杀敌之中。
2.表决心，上前线。这类信件的对象以群体为主。例如，1933年2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提出“在全国各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随后，在中央苏区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扩红热潮。身处中央苏区中心的瑞金模范赤卫队自然不甘落后，河东营全体指战员直接给朱德写信，要求立即上前线去：“中革军委、朱主席：前方红军得到了伟大的胜利，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更大决战就在前面。我们早已全体通过了参加红军，没有得到你们的批准。我们现在已经完全编制好了自己的队伍，每个人准备好了和学会了使用武器，学会了野外动作和夜间动作，我们要求立即调动我们上前方去参加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决战……”[3]信中透出原本在后方待援、未得到批准的河东营全体指战员，以坚定的勇气向红军总司令部请战的决心。
3.抗病魔，省经费。这是一类特殊的信件。1934年1月18日，一名备受疾病折磨的红军团长，为了苏维埃的革命战争，他提起笔直接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写信，报告自己的病情，抒发自己的情感境况：“我的痨病更厉害了，最近吐大血，喉溃烂，言语食物困难，胃不消化，据说是到了末期。当然人人都有一死，总要死得光荣，我由南昌暴动参加红军数年来，不能光荣地死在战场，反而病死在后方的床上，这是我当红军来最不幸的一件事。”[4]p127这名参加过南昌起义的红军团长，曾经冲锋陷阵，杀敌无数，战场上的骁勇气概让身处疾病折磨的他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反差，但作为一名投身救国救民的红军指战员，更多的应是将余生为党、为苏维埃作最后的贡献。“现在正是斗争紧张节省经济的时候，每个同志应该把在娘肚子里的力气都拿出来消灭敌人，我不但不能去前方为苏维埃流最后一点血，倒来受政府的优待，每月给了我休养费，这是我很不安的。我在医院生活很好，现在我只有在生活中间，每个月节省一元大洋来帮助战争经费，请转内务部由二月起扣除。一九三三年的公谷费二元及一九三四年的公谷费，我不领，自愿给予战争经费。”[4]p128战争打的不仅是兵员的消耗，也大量消耗着经济，为了给前方将士有足够的物资和所需后备资源，病榻上的红军团长主动提出不领津贴、不领公谷费、把节省的钱捐出来作支援革命战争费用，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操啊！ 4.小兄弟，鼓后劲。在中央苏区，赤卫队、儿童团也组织得相当严密，他们除奸反霸、站岗放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还人小志大，主动写信给前方将士汇报后方生产生活情况，送去少年对将士的慰问，这让战斗在一线的红军官兵倍受鼓舞。福建闽西长汀县赤卫队的少年们就写过这样的慰问信，并刊发在《青年实话》上。尔后的1934年8月25日，该刊物就收到一封红军将士的回信：亲爱的小弟弟们：我们看到你们在《青年实话》的来信，知道了你们不断地在那里帮助我们的家属工作，并鼓励你们的爸爸、哥哥来当红军，我们是何等的欢喜呵！得到这消息时，我们正在西线和进攻苏区的薛岳纵队决战，那时我们的勇气也就自信地提高起来，当时敌人以一旅的兵力向我们夹击，英勇的战士们拿着雪白的刺刀和枪炮，向那法西斯的白军一声杀去，反动的白军就被我们这样地打下去，并最终取得胜利……望你们努力学习政治、军事，提高文化水平，加紧扩大红军和归队运动，把后方的工作和前方的胜利联合起来，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小小的少年儿童团的信件在红军中激发起杀敌的勇气，成为强大的精神武器。
5.红军属，当模范。红军家属处在社会底层，这个群体是最无私、最革命、最坚定的力量。她们把同甘共苦、患难相生的亲人送到中国革命队伍中，义无反顾地将生命、亲情交给这个政党、军队，表现出多么的豁达。战争无情地吞噬着年轻的生命，尽管他们没有多少文化，但深明大义地将丈夫、儿子送上战场的最前线，甚至流尽家族的血脉也在所不辞，还要用“半边天”的身躯扛起后方一片天地的责任和义务。例如，1934年7月19日《红色中华》报发表的《我们要做模范的苏维埃公民》倡议书，就是由瑞金城市区西郊乡刘冬娣和下肖区官山乡廖桃花姓、赖照弟、谢春弟、杨窝眼、杨长秀、谢有发弟、刘有发、赖婆、刘桂英、杨秀子11位红军家属签名发起的。她们在信中写道：“我们是红军家属，是前线上红色战士的父母妻子，我们是红军和苏维埃最坚决的拥护者。我们是站在光荣的地位，要担负起光荣的责任。我们目前还有一些困难，要用阶级的团结与斗争战胜一切困难，争取最后的解放。同志！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要做模范的苏维埃公民，把后方的工作完全担负起来！”[5]倡议书从参加赤卫队，发展生产多种粮食，参加合作社，学习文化，加入工会、妇女会、贫农团，开展各种生产竞赛，慰劳红军，每月写一次信给前方的亲人，鼓励他们英勇杀敌等方面，向全中央苏区的妇女发出呼吁，以此争当模范。
三、苏区信件的特征与影响
从大量已被历史尘封的苏区信件中，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苏区信件更多的是以一种质朴、敦实的面孔出现，文字上甚至还显得有些生僻、生涩，但瑕不掩瑜，丝毫不影响它在中国文化中应有的地位，也丝毫不影响它在中国革命史上作出的贡献。通过对苏区信件的发掘和研究，我们得出以下认识：
1.作者的平民性。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执政区域内的广大贫民阶层，他们忍受剥削、压迫、欺凌，遭遇过各种不平等待遇，在相对贫困的空间和底层中艰难度日。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进入他们的世界后，他们开始从迷茫中觉醒，心中对旧世道不公的一团积压已久的愤怒，犹如被封禁的炸药库，一旦被点燃必然爆发无穷的力量。苏区信件的作者，除个别由平民阶层转化为红军官兵外，绝大多数是处在苏区农村、城区的平民，他们接受的文化教育有限，主要通过速成、扫盲、识字等教育形式掌握有限的文字，在写给前方亲人的信中也是由他们中学得较好、表达能力较强的人自写或代写而成，也正是他们更了解彼此的所思、所想、所感。
2.语言的朴实性。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缠绵悱恻的情感，没有丰富的词汇，通篇都是朴实的话语，如同来自生活的本真，是苏区信件的一个基本特征。前文提到的瑞金下肖区官山乡官山水一位曾氏母亲写给儿子杨金才的家信，语言很平实，“你说你在前线与敌人肉搏，已经负了伤了，那么你好好治疗罢，你要知道这是很光荣的”。作为一个母亲看到受伤儿子的来信，在回信中没有惊慌和惴惴不安，而是以平静、平和的语气去安慰，这是一位经历过生活磨难、备受挫折的普通苏区妇女在伤痛和生死面前表现得那么淡定和不凡，没有任何矫情和惊忧。
又如，一位新婚妻子写给当红军的丈夫的信，这样写道：“勇夫爱哥，近来秋天到了，因为我们这一乡响应了‘红中’提早春耕的号召，全乡所有的谷子都收完了，收成也要比去年好些，我俩的家里每到秋收的时候，照例是很忙碌的。”[6]p150为什么忙碌，自然是家中缺少劳动力，但“家里得到了政府的优待，派人帮助”，问题解决了。作为红军家属的妻子并没有什么生产生活为难之事，妻子给丈夫的信也是如实报告家中生产、生活的状况，并没有把有限的内容放在情感的倾诉和思念上，而作为妻子应把丈夫对家中的顾虑消除，让其集中精力磨炼杀敌本领，这就是对家庭最好的告慰，也是对苏区父辈的告慰。
3.信念的坚定性。苏区群众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从发生在自己周围、身边的大小环境中的社会改变，深深地體会到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是真心实意帮助自己改变命运，争得做人的权利，获得土地、自由、文化上的利益，因而认定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这个党、这个政府、这支军队是为他们服务的，这样的队伍值得终身托付，所以不管碰到任何风险都能坦然面对，始终坚定对中国革命的信念。例如，一位妻子在书信中告诉丈夫：前天，我们隔壁的王二同志，从前线上开小差回来，不但儿童耻笑他，就是他的爸爸妈妈都不高兴，政府也派人来问长问短的，督促他归队;结果王同志懊恼了，自动地把包袱背起，仍旧回到前线去了！[6]p150从这位妻子写给前线丈夫信的内容中，可以解读出以下三个清晰思路：一是王二回到家中受到了儿童们的耻笑，也就是说他的觉悟没有儿童们高;二是王二的父母也感到了羞愧，人前人后抬不起头来，也说明儿子的觉悟还不如父母;三是作为妻子用王二的例子给远在前线杀敌打仗的丈夫一个提醒，你别当王二，别给我丢脸！苏区这样的例子还比较多，但从历史留给我们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了这些普通群众的心中坚定这样一种信念：有国才有家，保家卫国是神圣的事，没有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家就不存在了，我的男人不许当孬种当逃兵。 4.内涵的感召性。其主要体现在请战书和倡议书及集体联名上书中央苏区领导的信件中。例如，一封《立即调动我们上前去——瑞京河东区模范营的要求》就言简意赅地向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表明，要整团整营上前线参战。这种请战书信，在瑞金、兴国、闽西苏区和中央苏区的其他地方武装中大量存在。因为有了这样的请战书信，带动了整个苏区的扩红运动，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将士。据不完全统计，中央苏区在扩红运动中仅赣南13个县，参加红军的人数累计达33.1万余人，闽西苏区参加红军的人数仅在1932年第一次扩红中就达到2.1万余人。正是因为这种感召，兵员被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
苏区信件的第二个感召力，表现在发展生产、支前保障上。《我们要做模范的苏维埃公民》倡议书和《瑞金红军家属代表大会给博古同志的信》，两封长短不一的公开信，极大地吐露了红军家属积极发展生产，以优异的生产建设、经济发展成果做好支前保障的决心。正如毛泽东所说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苏区信件的作者们，大都是普通的苏区人民，但他们的情深意真是那个时代最为本质的表达，信件的内涵大大丰富了苏区精神。透过苏区信件，我们看到那些千千万万普通群众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红军号令的鼎力支持，他们成就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局部执政的基石，彰显出流芳千古的时代价值，激励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参考文献：
[1]一封红军家属的信[N].红色中华，1934-07-10.
[2]一封红军家信[N].红星报，1933-12-16.
[3]立即调动我们上前线去——瑞京河东区模范营的要求[N].红星报，1933-08-25.
[4]谭一青.军事家邓小平（上）[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
[5]我們要做模范的苏维埃公民[N].红色中华，1934-07-19.
[6]于化民，袁德金.邓小平与《红星报》[A].中共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编.百色起义与中国革命——纪念百色起义、龙州起义七十周年暨广西解放五十周年论文集[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刘俊林，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宣教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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