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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群体正在经历全面而深刻的转型，旧有的规则被迅速打破、习惯被强力改变、既得利益被剧烈调整。
“这两年，公务员队伍真是变化太大、感受太深了。”安徽一位基层公务员告诉《决策》。他的感叹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个群体的声音。对这个特殊的群体来说，变革来得太快有些无所适从，切身的感受太多却又难以言说。
个体的命运折射出的是大时代变迁。在全面深化改革大潮中，公务员群体首当其冲，旧有的规则被迅速打破、传统习惯被强力改变、既得利益被剧烈调整。对于广大公务员来说，他们正在经历一场“行为再造”。
改革大潮下，公务员群体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改变？
从被改革者到拥护者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吃喝送礼成了公务员群体的基本生活方式。“当时的心态就是，如果哪一天没有饭局了，心理就觉得很不爽，就会觉得我是不是被这里抛弃了。”河南一市直机关公务员告诉《决策》。
然而，在八项规定的强力整治下，这种“非常态”迅速得到矫正，公务员逐渐回归常态，“特别是今年春节，突然变‘清爽’了，完全摆脱了过去那些应酬送礼的巨大负担。”
对于这样的巨变，一些公众还有疑虑，担心整治会不会是“一阵风”，以后力度弱了会反弹。但从《决策》的调研来看，3年来，公务员群体的观念发生了很大改变，已经发生了从不适应到适应、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
在很多基层公务员看来，他们其实是传统“潜规则”的受害者。过去，工作习惯在酒桌上做，关系习惯在吃喝中拉，感情习惯通过饭局联络，不吃喝送礼都不知道怎么开展工作。在这种风气下，从中得利的只是极少数人，基层公务员都是“受害的大多数”。
“大家深受其害但无力改变这样的大环境，多数人痛恨却无法摆脱。”广西一省直机关公务员说，八项规定自上而下摧枯拉朽地打破了这种习惯，很多公务员在经历刚开始的抵触后，逐渐从新习惯中受益，“风清气正了，公务员之间的交往也更趋规范化，不再带有那么多的‘人情绑架’，对于个人来说更轻松和自由。”
现在，很多公务员回归到生活的常态，每天下班都能回家吃饭，家庭能照顾到了；有时间看书了，工作能力提高了；闲暇时间还能旅游锻炼，“三高”降低了，心情也好了。一些单位体检发现，干部职工健康状况一年比一年好。
如今，他们发自内心地拥护这样的“新常态”，并且养成了一种“自觉”的习惯。当被改革者成了改革的支持者，改革就有了可持续的力量。
“接下来，还要继续保持高压态势，但也需要建立新的规则。”安徽一省直机关副局长认为，整治对公务员群体正常的人情关系也造成很大冲击。比如公务员的婚丧嫁娶，同事之间也不能表示祝福或慰问，不能把潜规则与人情对立割裂。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人情社会，人情味很浓，但腐败和‘四风’问题绝不是人情社会带来的，不能把它们划等号。”他希望，对公务员的人情要求要细化，要有一个类似于操作手册的东西，同时严格区分公与私的界限。
旧的游戏规则几乎被推翻，但新的制度尚未完全建立，这样的问题在工作中同样有所反映，“以前跟基层做工作，要靠人情往来建立感情，现在变成公对公机械传达命令，如何做好基层工作，缺乏新的方式和规则”。从基层来说，传统对上联络方式也行不通了，“一些项目经费和预算要靠自己去上面跑，现在跑也跑不通，不跑又不行，有些左右为难、无所适从。”
在很多公务员看来，旧有规则打破之后，下一步进入“新常态”，则需要制定新的规则。
“公平比涨工资更重要”
在有关公务员的所有改革中，工资制度改革无疑最敏感。2015年以来，一系列改革重新塑造了公务员的薪酬结构，对公务员群体将产生深远影响。
过去，公务员工资每一次微小的调整都能引发全社会的巨大争议；每当有公务员抱怨工资低，总会引来一场骂战。因为在公众看来，公务员工资虽少，但灰色收入和隐性福利很多。
工资制度改革的前提就是取消公务员的不正当福利。2014年，中央清理整顿违规发放津贴补贴，很多地方公务员的奖金、福利被“一刀切”全部取消。对于公务员群体来说，这是涉及切身利益“割肉放血”的改革。
安徽一县交通局纪检组长告诉《决策》，原来他所在单位是县里福利待遇最好的部门之一，福利奖金取消之后，大家转变接受的过程确实不容易，“以前微笑服务、安全生产等各项评比都有经济奖励，现在以精神奖励为主，只发张奖状。尽管奖金没有了，但事情还得干，有制度像鞭子在抽，不干也得干。一些人还期望过两年风头过去能再发奖金，但现在再也没人提了。”
事实上，奖金福利多的公务员相对而言是少数。一些东部发达地区有很高的津贴补贴，广大中西部地区则少有；一些综合部门工作评比中经常能获奖，拿到高额的奖金，而其他部门可能一年也没有一个奖；少数执法性收入、服务性收入等较多的部门，福利补贴发放会比较多。这样的贫富差距造成了公众的不满，公务员群体内部也存在很大不满。
“人不怕穷就怕比。原来大家心理容易不平衡，哪怕别人多发一百块可能心理都不快活。现在明令禁止，大家心态反而平和了。心气顺了，风气正了，干事有劲了。”在很多公务员看来，公平比涨工资更重要。
尽管一些人对“一刀切”取消福利补贴有些抱怨，但却为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创造了公平环境，消除了很多障碍和阻力。
2015年，中央在公务员调薪、养老保险并轨、职业年金等方面改革，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调整不合理的工资结构，并向基层公务员倾斜。改革绝不是单纯涨工资，而是为了更加公平合理，这已成为社会的共识，从而保证了改革的顺利实施。
从全国来看，公务员平均工资增加了300元左右。从具体个人来看，公务员实际工资增长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表面上看，尽管调整幅度不大，但意义重大，特别是养老保险并轨彰显了社会公平。 “以前干了十几年，辞职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一切从零开始，总有些不甘心。于是很多人选择继续留在体制内，熬到退休。现在养老金并轨可以让公务员退出机制进一步完善，有助提升公务员群体的流动性，增加公务员队伍的活力。”浙江一省直机关公务员认为，改革的红利会逐渐体现出来。
“人才荒”才是真问题
改革会不会导致公务员“离职潮”？这个命题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去年以来，公务员辞职的新闻不断。然而，身处其中的公务员却很少关注这样的争论。
“我身边没有公务员辞职，也很少听说想辞职的。发达地区辞职的可能会多一些。”很多公务员都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一些权威数字也证实，公务员辞职人数仅占极小的比例，且近年来没有出现明显上升的趋势。
安徽一省直机关领导并不担心公务员辞职，他感觉“人才荒”才是需要重视的真问题，“这几年我们年年报招考计划，如果标准稍微定高一点，可能报名的人数都不够。实话实说，现在很难招到优秀人才了。一流的人才去企业这是好事，但政府社会管理很复杂，如果优秀人才都不愿意进入公务员队伍，对国家治理还是有影响的。”
这样的担忧在基层表现得更为明显。在一些县直机关，人员紧张，往往连编制都不能满。而乡镇缺人问题更严重，“现在乡镇干事的40岁左右是中坚力量，年轻人留不住，快的一年，慢的两三年都走了。”湖北一乡镇负责人告诉《决策》，年轻公务员来了之后会坚持不懈、想尽一切办法调走。
从年轻公务员的角度来说，许多人在报考时，对基层岗位的认识很模糊，考上之后，才发现基层与他们想象的天差地别，简陋的办公环境、复杂的人员背景、繁重的工作任务、微薄的工资，使他们刚来就一心想要走。特别是很多独生子女希望回到原籍，便于家庭照料。
针对基层留不住人才的问题，2014年9月中央制定了《关于加强乡镇队伍建设若干意见》，明确规定新录用乡镇公务员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同时提出适当提高乡镇干部待遇，在乡镇机关设置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加大选拔使用乡镇干部力度，优先考虑从具有乡镇工作经历的人员中选拔干部。
从实践情况看，在乡镇设置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虽是虚职，但在乡镇领导职位有限的情况下，能提供更多的非领导岗位，对基层留住人才有很大激励作用。
最低服务年限对减少乡镇公务员的频繁流动、稳定基层人才队伍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刚性限制的方式一方面限制了公务员的个人发展，另一方面也可能带来年轻公务员混日子、乡镇岗位无人报考等问题。
在基层干部看来，真正要留住人才，从根本上还是要建立吸引人才的方式，科学吸引人才，科学配置人才，保留适当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让人才更好地在基层发挥作用。
新激励机制缺失
2015年，讨论多年的公务员职级制在全国县以下机关全面施行。对于广大基层公务员来说，这又是一项影响很大的重大改革。去年底，已经有部分工作时间长的基层公务员，享受到了更高的职级待遇。但也有人提出疑问：公务员只要干满一定年限，就可以享受高一职级的待遇，这样会不会滋生熬资历、混日子的风气？
职级制改革的初衷，是完善公务员激励机制、拓展基层公务员的发展空间，调动公务员队伍积极性。但从执行结果来看，效果并不乐观，“如果那些工作能力差、熬年头的人，与那些兢兢业业做事情的人享受同样的待遇，显然不公平”。
虽然制度中也有激励惩罚措施，“每有1个年度考核为优秀等次，任职年限条件缩短半年；每有1个年度考核为基本称职等次，任职年限条件延长1年”。但从实际情况看，目前公务员考核多流于形式，参与评定的人也都是被评人，普通公务员一般都为“称职”，“基本称职”的几乎没有。因此，考核的激励作用有限。
如何建立新的激励机制？如今，这已经成为困扰很多基层干部的难题。“尤其是分管领导，现在工作不好干了。以前安排一个事情，可以抽调几个年轻人来协助完成，然后给他们发点补贴，或者一起吃个饭，感情交流一下，通过多种手段结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而现在这些手段都不能用了，有些事情只好自己亲自动手加班完成。”安徽一乡镇副镇长告诉《决策》。
在他看来，基层工作不像企业能够量化，“不存在我今天必须干多少事情，哪些是份内的事情，必须干到什么程度，这个度很难把握。所以，‘要我干’和‘我要干’的区别太大了，干出来的效果差别很大，如何调动公务员积极性非常重要。”
在传统物质激励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改革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建立新的激励机制，这是“新常态”下需要继续探索的重要内容，而这也标志着公务员管理制度改革进入“深水区”。
“没有一个衡量标准，付出是没法体现出来的。特别是年轻干部，提拔毕竟是有限的，能力强、素质高只是口头上说，没有有效的机制。”在采访中，年轻公务员希望能建立有效的岗位绩效考核机制，让干得多的人多得、干得少的人少得，奖惩分明，杜绝“一刀切”，让付出和收获相匹配，用制度切断一些人“混水摸鱼”的机会。
“这两年，公务员队伍真是变化太大、感受太深了。”安徽一位基层公务员告诉《决策》。他的感叹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个群体的声音。对这个特殊的群体来说，变革来得太快有些无所适从，切身的感受太多却又难以言说。
个体的命运折射出的是大时代变迁。在全面深化改革大潮中，公务员群体首当其冲，旧有的规则被迅速打破、传统习惯被强力改变、既得利益被剧烈调整。对于广大公务员来说，他们正在经历一场“行为再造”。
改革大潮下，公务员群体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改变？
从被改革者到拥护者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吃喝送礼成了公务员群体的基本生活方式。“当时的心态就是，如果哪一天没有饭局了，心理就觉得很不爽，就会觉得我是不是被这里抛弃了。”河南一市直机关公务员告诉《决策》。
然而，在八项规定的强力整治下，这种“非常态”迅速得到矫正，公务员逐渐回归常态，“特别是今年春节，突然变‘清爽’了，完全摆脱了过去那些应酬送礼的巨大负担。”
对于这样的巨变，一些公众还有疑虑，担心整治会不会是“一阵风”，以后力度弱了会反弹。但从《决策》的调研来看，3年来，公务员群体的观念发生了很大改变，已经发生了从不适应到适应、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
在很多基层公务员看来，他们其实是传统“潜规则”的受害者。过去，工作习惯在酒桌上做，关系习惯在吃喝中拉，感情习惯通过饭局联络，不吃喝送礼都不知道怎么开展工作。在这种风气下，从中得利的只是极少数人，基层公务员都是“受害的大多数”。
“大家深受其害但无力改变这样的大环境，多数人痛恨却无法摆脱。”广西一省直机关公务员说，八项规定自上而下摧枯拉朽地打破了这种习惯，很多公务员在经历刚开始的抵触后，逐渐从新习惯中受益，“风清气正了，公务员之间的交往也更趋规范化，不再带有那么多的‘人情绑架’，对于个人来说更轻松和自由。”
现在，很多公务员回归到生活的常态，每天下班都能回家吃饭，家庭能照顾到了；有时间看书了，工作能力提高了；闲暇时间还能旅游锻炼，“三高”降低了，心情也好了。一些单位体检发现，干部职工健康状况一年比一年好。
如今，他们发自内心地拥护这样的“新常态”，并且养成了一种“自觉”的习惯。当被改革者成了改革的支持者，改革就有了可持续的力量。
“接下来，还要继续保持高压态势，但也需要建立新的规则。”安徽一省直机关副局长认为，整治对公务员群体正常的人情关系也造成很大冲击。比如公务员的婚丧嫁娶，同事之间也不能表示祝福或慰问，不能把潜规则与人情对立割裂。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人情社会，人情味很浓，但腐败和‘四风’问题绝不是人情社会带来的，不能把它们划等号。”他希望，对公务员的人情要求要细化，要有一个类似于操作手册的东西，同时严格区分公与私的界限。
旧的游戏规则几乎被推翻，但新的制度尚未完全建立，这样的问题在工作中同样有所反映，“以前跟基层做工作，要靠人情往来建立感情，现在变成公对公机械传达命令，如何做好基层工作，缺乏新的方式和规则”。从基层来说，传统对上联络方式也行不通了，“一些项目经费和预算要靠自己去上面跑，现在跑也跑不通，不跑又不行，有些左右为难、无所适从。”
在很多公务员看来，旧有规则打破之后，下一步进入“新常态”，则需要制定新的规则。
“公平比涨工资更重要”
在有关公务员的所有改革中，工资制度改革无疑最敏感。2015年以来，一系列改革重新塑造了公务员的薪酬结构，对公务员群体将产生深远影响。
过去，公务员工资每一次微小的调整都能引发全社会的巨大争议；每当有公务员抱怨工资低，总会引来一场骂战。因为在公众看来，公务员工资虽少，但灰色收入和隐性福利很多。
工资制度改革的前提就是取消公务员的不正当福利。2014年，中央清理整顿违规发放津贴补贴，很多地方公务员的奖金、福利被“一刀切”全部取消。对于公务员群体来说，这是涉及切身利益“割肉放血”的改革。
安徽一县交通局纪检组长告诉《决策》，原来他所在单位是县里福利待遇最好的部门之一，福利奖金取消之后，大家转变接受的过程确实不容易，“以前微笑服务、安全生产等各项评比都有经济奖励，现在以精神奖励为主，只发张奖状。尽管奖金没有了，但事情还得干，有制度像鞭子在抽，不干也得干。一些人还期望过两年风头过去能再发奖金，但现在再也没人提了。”
事实上，奖金福利多的公务员相对而言是少数。一些东部发达地区有很高的津贴补贴，广大中西部地区则少有；一些综合部门工作评比中经常能获奖，拿到高额的奖金，而其他部门可能一年也没有一个奖；少数执法性收入、服务性收入等较多的部门，福利补贴发放会比较多。这样的贫富差距造成了公众的不满，公务员群体内部也存在很大不满。
“人不怕穷就怕比。原来大家心理容易不平衡，哪怕别人多发一百块可能心理都不快活。现在明令禁止，大家心态反而平和了。心气顺了，风气正了，干事有劲了。”在很多公务员看来，公平比涨工资更重要。
尽管一些人对“一刀切”取消福利补贴有些抱怨，但却为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创造了公平环境，消除了很多障碍和阻力。
2015年，中央在公务员调薪、养老保险并轨、职业年金等方面改革，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调整不合理的工资结构，并向基层公务员倾斜。改革绝不是单纯涨工资，而是为了更加公平合理，这已成为社会的共识，从而保证了改革的顺利实施。
从全国来看，公务员平均工资增加了300元左右。从具体个人来看，公务员实际工资增长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表面上看，尽管调整幅度不大，但意义重大，特别是养老保险并轨彰显了社会公平。 “以前干了十几年，辞职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一切从零开始，总有些不甘心。于是很多人选择继续留在体制内，熬到退休。现在养老金并轨可以让公务员退出机制进一步完善，有助提升公务员群体的流动性，增加公务员队伍的活力。”浙江一省直机关公务员认为，改革的红利会逐渐体现出来。
“人才荒”才是真问题
改革会不会导致公务员“离职潮”？这个命题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去年以来，公务员辞职的新闻不断。然而，身处其中的公务员却很少关注这样的争论。
“我身边没有公务员辞职，也很少听说想辞职的。发达地区辞职的可能会多一些。”很多公务员都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一些权威数字也证实，公务员辞职人数仅占极小的比例，且近年来没有出现明显上升的趋势。
安徽一省直机关领导并不担心公务员辞职，他感觉“人才荒”才是需要重视的真问题，“这几年我们年年报招考计划，如果标准稍微定高一点，可能报名的人数都不够。实话实说，现在很难招到优秀人才了。一流的人才去企业这是好事，但政府社会管理很复杂，如果优秀人才都不愿意进入公务员队伍，对国家治理还是有影响的。”
这样的担忧在基层表现得更为明显。在一些县直机关，人员紧张，往往连编制都不能满。而乡镇缺人问题更严重，“现在乡镇干事的40岁左右是中坚力量，年轻人留不住，快的一年，慢的两三年都走了。”湖北一乡镇负责人告诉《决策》，年轻公务员来了之后会坚持不懈、想尽一切办法调走。
从年轻公务员的角度来说，许多人在报考时，对基层岗位的认识很模糊，考上之后，才发现基层与他们想象的天差地别，简陋的办公环境、复杂的人员背景、繁重的工作任务、微薄的工资，使他们刚来就一心想要走。特别是很多独生子女希望回到原籍，便于家庭照料。
针对基层留不住人才的问题，2014年9月中央制定了《关于加强乡镇队伍建设若干意见》，明确规定新录用乡镇公务员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同时提出适当提高乡镇干部待遇，在乡镇机关设置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加大选拔使用乡镇干部力度，优先考虑从具有乡镇工作经历的人员中选拔干部。
从实践情况看，在乡镇设置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虽是虚职，但在乡镇领导职位有限的情况下，能提供更多的非领导岗位，对基层留住人才有很大激励作用。
最低服务年限对减少乡镇公务员的频繁流动、稳定基层人才队伍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刚性限制的方式一方面限制了公务员的个人发展，另一方面也可能带来年轻公务员混日子、乡镇岗位无人报考等问题。
在基层干部看来，真正要留住人才，从根本上还是要建立吸引人才的方式，科学吸引人才，科学配置人才，保留适当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让人才更好地在基层发挥作用。
新激励机制缺失
2015年，讨论多年的公务员职级制在全国县以下机关全面施行。对于广大基层公务员来说，这又是一项影响很大的重大改革。去年底，已经有部分工作时间长的基层公务员，享受到了更高的职级待遇。但也有人提出疑问：公务员只要干满一定年限，就可以享受高一职级的待遇，这样会不会滋生熬资历、混日子的风气？
职级制改革的初衷，是完善公务员激励机制、拓展基层公务员的发展空间，调动公务员队伍积极性。但从执行结果来看，效果并不乐观，“如果那些工作能力差、熬年头的人，与那些兢兢业业做事情的人享受同样的待遇，显然不公平”。
虽然制度中也有激励惩罚措施，“每有1个年度考核为优秀等次，任职年限条件缩短半年；每有1个年度考核为基本称职等次，任职年限条件延长1年”。但从实际情况看，目前公务员考核多流于形式，参与评定的人也都是被评人，普通公务员一般都为“称职”，“基本称职”的几乎没有。因此，考核的激励作用有限。
如何建立新的激励机制？如今，这已经成为困扰很多基层干部的难题。“尤其是分管领导，现在工作不好干了。以前安排一个事情，可以抽调几个年轻人来协助完成，然后给他们发点补贴，或者一起吃个饭，感情交流一下，通过多种手段结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而现在这些手段都不能用了，有些事情只好自己亲自动手加班完成。”安徽一乡镇副镇长告诉《决策》。
在他看来，基层工作不像企业能够量化，“不存在我今天必须干多少事情，哪些是份内的事情，必须干到什么程度，这个度很难把握。所以，‘要我干’和‘我要干’的区别太大了，干出来的效果差别很大，如何调动公务员积极性非常重要。”
在传统物质激励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改革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建立新的激励机制，这是“新常态”下需要继续探索的重要内容，而这也标志着公务员管理制度改革进入“深水区”。
“没有一个衡量标准，付出是没法体现出来的。特别是年轻干部，提拔毕竟是有限的，能力强、素质高只是口头上说，没有有效的机制。”在采访中，年轻公务员希望能建立有效的岗位绩效考核机制，让干得多的人多得、干得少的人少得，奖惩分明，杜绝“一刀切”，让付出和收获相匹配，用制度切断一些人“混水摸鱼”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