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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油彩画出“墨分五色”
“啪!啪啪!” 身着绛红色衬衣,墨绿色长裤的方索 (Francois Bossiere ),跟着弗拉明戈音乐的节奏,拍着手,脚尖和脚跟击地踏响,靠近了他的“舞伴”—— 一张铺张在地板上的宣纸,舞蹈挥毫,笔到意到,笔断意连,将水墨晕染成了亦中亦西的景色。
这是方索最近在他和中国妻子于硕共同完成的新书《游牧笔端》的发布会上,放映的一段他绘画的视频。这位满头银色卷发的法国人,喜欢听着弗拉明戈,或爵士,创作中国水墨画,弗拉明戈时而奔放欢愉,时而低沉哀泣的韵律,仿佛契合了中国画讲究的“计白当黑”,“尽精微而致广大”,带着现代的动感和厚重的历史感。
他的笔触,用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的话来说,是“在中西文化的炼金炉熔炼过的”。而那笔,已然就合了书名中的“游牧”之意。
在这本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书中,范迪安于前言中写道,方索的水墨画是令人惊诧的。他“将自己极好的色彩感转化为对墨色的感觉,用油彩画出了‘墨分五色’的精妙层次”,而在水墨间仍给人五彩缤纷的感觉。
作为法国颜色协会的会员,60歲的方索对色彩有着格外敏锐而细腻的领悟。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中国水墨画看似只有黑白,其实色彩很丰富。黑,不是简单的black。就像中国古诗词中对绿色的描绘,不是简单的green (绿)可以包括的。比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翠,是绿又不是绿。比如,‘碧云天,黄花地’——碧云天,就是蓝天,但这里面的蓝,不是简单的blue(蓝),不是炫目的蓝,是蓝得有点灰绿。”
领悟中国古诗词中的色彩
中国古诗词中的色彩对方索是出其不意的。他说:“是它们找到了我,从我的笔端落在纸上。那些出现在纸上的东西,那些色调,都是偶然的,有的宁静,有的愤怒,有的哀伤,有的高兴,都不是我能掌控的。”
方索曾在陕北的黄土高原生活过。当他发现当地农民艺术家的颜色实践时,一如“康定斯基发现俄罗斯乡民的颜色一样喜悦”。于硕回忆说:“在那里他学会了中文对红色描绘的四个基本词汇:朱、丹、赤、红。它们暗示着不同的情景,不同的感受。”这一点似乎对方索后来的油画创作有很大启发。
在他的《色境》油画系列中,没有所谓纯红、纯黑的“纯色”。于硕说:“方索相信纯色是不存在的。物理学意义上的纯色,意味着一种绝对匀质的单一空间,而这个空间在宇宙中也是不存在的。颜色是在人们的语言暗示中被感知的。”
方索在布面上铺陈出一种来自天体物理学的神秘“褶皱”,消除了“平面”的假象,留下可见的“色点”,让观者在走近一步,或后退一步的移动中,感受色彩的变化。
在他的《鬼脸》水墨系列中,画面并无一目了然的物象,但他对“飞白”的位置、对墨色深浅的关照, 却让观者轻易体会到所谓“鬼脸”,这个抵抗现实的荒诞的“人物”之精、气、神,可谓入纸三分,混沌老辣。
当今,不少西方艺术家都喜欢涂抹中国笔墨。但范迪安认为,很少有像方索这样,将中国画对“虚”“空”的处理,几乎是天衣无缝地融进了当代西方艺术的抽象之中。他的作品已经不是一个西方画家对中国画简单的“传移摹写”,而是他对中国绘画观念和方法的心领神会。
方索把油画追求光影存在的理念应用到中国水墨中,又在油画创作中借鉴了中国画“留白”的技巧,在画理上展现了一种跨地域、跨文化的特点,一种多元文化之间接通的可能性。
换句话说,方索的艺术创作打破了中西文化的二元分立,呈现出一种迷人的第三空间:既非中,亦非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这个意义上,方索的绘画更像是一种超文化的艺术实验。而于硕正是这个超文化实验的鼓吹者。她20年如一日,将“超文化”研究、“超文化”生活视为了一种理解伦理,以及生命美学的日常。
随妻开启“文化放牧”
1990年代初,方索在法国结识了在巴黎攻读人类学博士的于硕。1992年,于硕去阿尔卑斯山做牧羊人身份认同的研究,方索跟随她去“文化放牧”了一个冬天。在这个地处法、意、瑞、德交界的地区,牧羊人的行为意识超越了国家概念,在所谓跨国交易中,不同货币,几秒之间,零钞就能找回来。这在创作理念上,给了方索很大启发,就是说文化创造也可以是超越国家和文化意识的。
在物理空间上,方索跟于硕不断往来于巴黎、北京、香港、西班牙、布列塔尼……。而在艺术的层面,他也往来于不同的创作方法。他说:“我不同阶段作品都具有异质性,即是见证。”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艺术家在油画与水墨间游牧。作为一个卓有所成的文化人类学家,于硕直接将方索视为超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进行观察思考,从文化形态、身份焦虑,到双重代言、超越自我……,不断深入,“打造不同文化相逢空间”。而《游牧笔端》正是她和方索,以及其他超文化实践者们对这个文化现象观察与思考的一个汇集。
本书中法双语的构成,也带着超文化的游牧意味。就像方索喜欢在弗拉明戈音乐声中创作中国水墨画一样,读者可以同时在两种语言中穿行,在中法两种文化中行走。新世界出版社总编辑张海鸥说:“在方索的笔端,西方读者可以体会到中国文化是怎样润物细无声地影响了他这位法国人的艺术创作,同时他的艺术创作又给中国艺术家和文化学者带来怎样的启发。”
“啪!啪啪!” 身着绛红色衬衣,墨绿色长裤的方索 (Francois Bossiere ),跟着弗拉明戈音乐的节奏,拍着手,脚尖和脚跟击地踏响,靠近了他的“舞伴”—— 一张铺张在地板上的宣纸,舞蹈挥毫,笔到意到,笔断意连,将水墨晕染成了亦中亦西的景色。
这是方索最近在他和中国妻子于硕共同完成的新书《游牧笔端》的发布会上,放映的一段他绘画的视频。这位满头银色卷发的法国人,喜欢听着弗拉明戈,或爵士,创作中国水墨画,弗拉明戈时而奔放欢愉,时而低沉哀泣的韵律,仿佛契合了中国画讲究的“计白当黑”,“尽精微而致广大”,带着现代的动感和厚重的历史感。
他的笔触,用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的话来说,是“在中西文化的炼金炉熔炼过的”。而那笔,已然就合了书名中的“游牧”之意。
在这本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书中,范迪安于前言中写道,方索的水墨画是令人惊诧的。他“将自己极好的色彩感转化为对墨色的感觉,用油彩画出了‘墨分五色’的精妙层次”,而在水墨间仍给人五彩缤纷的感觉。
作为法国颜色协会的会员,60歲的方索对色彩有着格外敏锐而细腻的领悟。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中国水墨画看似只有黑白,其实色彩很丰富。黑,不是简单的black。就像中国古诗词中对绿色的描绘,不是简单的green (绿)可以包括的。比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翠,是绿又不是绿。比如,‘碧云天,黄花地’——碧云天,就是蓝天,但这里面的蓝,不是简单的blue(蓝),不是炫目的蓝,是蓝得有点灰绿。”
领悟中国古诗词中的色彩
中国古诗词中的色彩对方索是出其不意的。他说:“是它们找到了我,从我的笔端落在纸上。那些出现在纸上的东西,那些色调,都是偶然的,有的宁静,有的愤怒,有的哀伤,有的高兴,都不是我能掌控的。”
方索曾在陕北的黄土高原生活过。当他发现当地农民艺术家的颜色实践时,一如“康定斯基发现俄罗斯乡民的颜色一样喜悦”。于硕回忆说:“在那里他学会了中文对红色描绘的四个基本词汇:朱、丹、赤、红。它们暗示着不同的情景,不同的感受。”这一点似乎对方索后来的油画创作有很大启发。
在他的《色境》油画系列中,没有所谓纯红、纯黑的“纯色”。于硕说:“方索相信纯色是不存在的。物理学意义上的纯色,意味着一种绝对匀质的单一空间,而这个空间在宇宙中也是不存在的。颜色是在人们的语言暗示中被感知的。”
方索在布面上铺陈出一种来自天体物理学的神秘“褶皱”,消除了“平面”的假象,留下可见的“色点”,让观者在走近一步,或后退一步的移动中,感受色彩的变化。
在他的《鬼脸》水墨系列中,画面并无一目了然的物象,但他对“飞白”的位置、对墨色深浅的关照, 却让观者轻易体会到所谓“鬼脸”,这个抵抗现实的荒诞的“人物”之精、气、神,可谓入纸三分,混沌老辣。
当今,不少西方艺术家都喜欢涂抹中国笔墨。但范迪安认为,很少有像方索这样,将中国画对“虚”“空”的处理,几乎是天衣无缝地融进了当代西方艺术的抽象之中。他的作品已经不是一个西方画家对中国画简单的“传移摹写”,而是他对中国绘画观念和方法的心领神会。
方索把油画追求光影存在的理念应用到中国水墨中,又在油画创作中借鉴了中国画“留白”的技巧,在画理上展现了一种跨地域、跨文化的特点,一种多元文化之间接通的可能性。
换句话说,方索的艺术创作打破了中西文化的二元分立,呈现出一种迷人的第三空间:既非中,亦非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这个意义上,方索的绘画更像是一种超文化的艺术实验。而于硕正是这个超文化实验的鼓吹者。她20年如一日,将“超文化”研究、“超文化”生活视为了一种理解伦理,以及生命美学的日常。
随妻开启“文化放牧”
1990年代初,方索在法国结识了在巴黎攻读人类学博士的于硕。1992年,于硕去阿尔卑斯山做牧羊人身份认同的研究,方索跟随她去“文化放牧”了一个冬天。在这个地处法、意、瑞、德交界的地区,牧羊人的行为意识超越了国家概念,在所谓跨国交易中,不同货币,几秒之间,零钞就能找回来。这在创作理念上,给了方索很大启发,就是说文化创造也可以是超越国家和文化意识的。
在物理空间上,方索跟于硕不断往来于巴黎、北京、香港、西班牙、布列塔尼……。而在艺术的层面,他也往来于不同的创作方法。他说:“我不同阶段作品都具有异质性,即是见证。”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艺术家在油画与水墨间游牧。作为一个卓有所成的文化人类学家,于硕直接将方索视为超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进行观察思考,从文化形态、身份焦虑,到双重代言、超越自我……,不断深入,“打造不同文化相逢空间”。而《游牧笔端》正是她和方索,以及其他超文化实践者们对这个文化现象观察与思考的一个汇集。
本书中法双语的构成,也带着超文化的游牧意味。就像方索喜欢在弗拉明戈音乐声中创作中国水墨画一样,读者可以同时在两种语言中穿行,在中法两种文化中行走。新世界出版社总编辑张海鸥说:“在方索的笔端,西方读者可以体会到中国文化是怎样润物细无声地影响了他这位法国人的艺术创作,同时他的艺术创作又给中国艺术家和文化学者带来怎样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