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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词义引申是汉语词汇不断增长的主要方式，也是训诂学家一直关注的课题。但观其研究，大多以概括性的理论阐述为主，很少涉及到对专书的研究，故本文以郑樵《通志·六书略》为研究对象，试阐述其书中的词义引申，并指出其对后世词义引申研究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郑樵 《通志·六书略》 词义引申
作为汉语词义不断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词义引申一直以来是训诂学家关注的课题之一。王宁先生曾在汉语词汇发生与积累的阶段性理论中提出：汉语词汇的积累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原生阶段、派生阶段和合成阶段。原生阶段是指汉语词汇的原始积累，派生阶段是汉语词汇积累的最主要阶段。在派生阶段，汉语从已有的旧词大量派生出单音节的新词，并迅速促进单音节词的累增，这一阶段主要是在秦汉之间。而两汉以后，词汇主要以合成来增加新词。其中派生阶段最主要的一种词汇累增方式即：词义引申。
明确提出词义引申这一理论的当属段玉裁，其在《经韵楼集》中说：“凡字有本义，有引申假借之余义焉。守其本义而弃其余义者，其失也固，习其余义而忘其本义者，其失也蔽。”提出了词义引申这一概念，并指出了本义和引申义之间的关系。虽则“词义引申”理论在清代才明确提出，但词义引申这一现象自古就已存在，只是没有引起时人有意识的关注和理论上的提升。它们往往散见于各种古籍之中，如《大戴礼记》所载的虞史伯夷之言便涉及到词义引申，此外，早在先秦的《墨子》《荀子》等书中亦有散见的词义引申，如《孟子·滕文公上》：“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这种通过注释词义达到词汇增长的方式即为词义引申。如唐代孔颖达对《诗经·豳风·狼跋》：“公孙硕肤，德音不瑕”中“瑕”注解为：“瑕者，玉之病。玉之有瑕，犹人之有过也，故以瑕为过。”此处正是由瑕的本义“玉上的瑕疵”引申为表示“人的过错”。正如人类对所有事物的认识过程一样，人们对词义引申的认识亦经历了一个由无意识、不自觉地使用到有意识、自觉地使用并对其规律进行归纳总结的过程。章太炎认为早在南唐时，徐锴在《说文系传》中首次提出了词义引申的问题，但他以字义的解释为主，并未有系统性地梳理。这种以释义来引申词义而没有理论总结概括的现象是宋以前词义引申的主要形式。直到宋郑樵的《通志·六书略》中才有关于词义引申的论述。郑氏在《通志·六书略第四·假借第六》中将假借分为“有义之假借”和“无义之假借”，而“有义之假借”实则属于词义引申，在该书中将其引申规律分为：“同音借义”“协音借义”“因义借音”和“因借而借”四种。虽郑樵的目的是对假借的分类，但经分析，这种由亦、一字之本义引出其许多含义的方式实为词义引申。下面对这四种引申方式一一作一详解。
同音借义，在这一分类中，郑氏所举例字均为词义的引申，即所选之字其读音和字形不变，而意义之间彼此关联，且这些引申义都是围绕其本义而引申演变的。如：“初，裁衣之始。”初，《说文》：“始也，从衣从刀，裁衣之始。”《说文解字注》：“衣部曰：裁，制衣也，制衣以剪，用刀则为制衣之始，引申为凡始之称，此说从刀衣之意。”故初的本义是指刚开始裁衣服的那瞬，后来引申为表示第一次，开始、首次之意。如：“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再如现代所说的“初次”即表示第一次，月份中的“初一”即每月的第一天。再如“本，木之基也，而凡物之基。”本，小篆写作，于木下加一表示树木的根基。《说文》：“本，木下曰本。”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所需要表达的事物亦日益繁多，为了识记方便，人们便用与此事物意义相关的表示另一事物的词语来表示该事物，从而产生了词义引申这种造词方式。“本”亦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由表示树木之根基，渐而引申表示其他事物的基础、根本。如：伐木不自其本，必复生（《国语·晋语》）。又如：“牛为牝牡通于禽兽”《说文》：“牝，畜母也。从牛匕声”“牡，畜父也。从牛土声。”故“牝牡”的本义是用来表示牛的公母，而后其所表示的范围逐渐扩大，用来表示所有牲畜的公母，如：“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史记·龟策列传》）。在同音借义中均为此类例字，经过对词义发展变化的分析及词义本义的探源，不难发现，其实质是词义引申而非假借。
谐音借义，实际是一种音变构词，即通过语音的改变来达到区别意义的目的，亦即平常所说的“四声别义”“读破”。如：“分之为分去声，御之为御音迓，为御音禦。行之为行下孟切，为行户浪切，子路行行，数色主切之为数尸故切为数色角切。”这种通过音变来构词的方式实则为词义引申。李如龙在《汉语词汇衍生的方式及其流变》中说：“辨义异读，可以是异声别义，异韵别义，也可以是异调别义。”如：“饮之为饮去声”即异调别义。“饮”为去声时一般表示牲畜喝水，而用于形容人喝水时为上声，但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均表示喝水这一动作，为了区别于人畜有别，故改变其声调而达到词义的分化，这也是一种词义引申的方式。“食之为食，时吏切。”即异声别义，前一个食为shí，为名词，表示食物之意；后一个为sì，为动词，表示喂食这一动作。如《马说》：“食（sì）马者”，即表示喂养马的人。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汉书·食货志》）食即表示食物。食之本义为食物，后由于词性的转变而引申有“喂食”之意。亦即周祖谟所说的“语词之虚实动静”有别，故“古人创以声别义之法，其用有二，一在分辨文法之词性，二在分辨用字之意义，……依其功用，可分为两类，一因词性不同而变调，二因意义之不同而变调。”故词义引申的缘由之一便是词性的转变。诸如此类的例子在“谐音别义”这一类中数量颇多，如“好之为好去声”“御之为御音迓为御音禦”等。
因义借音，党怀兴先生认为因义借音实则“是指词的意义引申变化，而词的读音也随之变化，也是一种音变构词。”即前文所说的因意义不同而变调，也是汉语词义引申的一种重要手段。郑氏《通志·六书略》：“伯长之伯而为伯王之伯音霸。”《说文》：“伯，长也。”因霸王与伯长一样都具有令人信服的威信，故由“伯长”之“伯”引申出“霸王”义，古人为了区别二者所表示的对象有所不同而变音。后来才为“霸王“之“霸”另造一字，即“霸”。这一分类中一字两义甚至多义且彼此之间有种种联系的现象在古书中十分普遍。如：“撬本音
毳，以其义通于桥，故又音桥。”
因借而借，即由词义的假借义而引申或由引申义而引申的一种词汇引申方式，是对词义本义的一种间接引申。若有假借义而引申的词义与本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与假借义之间在意义上有着内在的联系。由引申义而引申的词义与本义和引申义之间均有意义上的联系。郑氏将由假借义而引申的引申义称之为“因音借为”，由引申义而引申的引申义称之为“因义借为”，实则二者均为词义的引申，只是方式和词义的来源不同而已。如：“难，鸟也，因音借为艰难之难，因艰难之难借为险难之难，去声。”难，《说文》：鸟也。后假借为表示“艰难”之义，又根据“艰难”义引申有“险难”义，属于词义的引申。险难之难当属由假借义引申的引申义，与其本义虽无联系，但与假借义有着意义上的关联。又如：“射，本射御之射。因义借为发射之射，食亦切，因发射之音借为无射之射，音亦律名。”射，甲骨文作，小篆为，表示人射箭，后由射箭这一意义引申为发射之射，其为射箭的引申义，而表示音律名称的“射”则属于假借而非引申。同时，在引申时字音、字形有时也会发生变化。如：“享，音享，本飨也，因义借为烹饪之烹，普庚切，因烹饪之音借为亨嘉之亨。”享音本为xiáng，因引申为烹饪之烹，由享用食物引申为做食物，其字形字音君发生了变化，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它们在意义上的联系。
郑氏虽总结了词义引申的几种规律，但美中不足的是他并未意识到这四种方式就是词义的引申，因而将它们归为假借。这也正体现了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由无意识逐渐过渡为有意识、有目的的认知过程。
虽郑氏没有将词义引申从假借中明确区分出来，没有提出词义引申这一概念，但他对“有义假借”的分类对后世研究词义引申产生了重大影响。继郑氏之后，戴侗的《六书故·六书通释》首次把“引申”一词用于词义变化，标注字书中的引申义。他说：“道之从，本为人之行路；理从玉，本为玉之纹理；引而申之，则道之广大，理之精微者无不通此意类之术也。”戴侗在论述词义引申时将词义的假借义和引申义明确分开，这应该说是对郑樵有义之假借与无义之假借实质的正确认识。正如张联荣所说：“对于词义引申的分析要先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划清引申和假借的界限，二是确定词的本义。”戴侗《六书故》中将假借和引申明确地区别开来，即将郑氏的有义之假借置于其假借体系之外，可以说正是由于郑氏的分类，才使得戴侗有意识地将二者分离。在此之后，对词义引申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大量的收集、罗列，而理论的阐释却甚少。直到清代，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才开始大规模地讨论和研究词义引申，并对其引申规律在理论上进行了阐述。亦如陆宗达、王宁先生在《汉语词义研究》中所说：“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对引申义的探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这一高度是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达到的。段氏在郑氏和戴氏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引申义和假借义是有区别的。他在《说文解字注》中将词义研究分为：同源词研究、同义词研究、词义引申的探讨和区分古今词义四个方面，将词义引申彻底地从假借中分离出来。至此，词义引申在段氏这里达到了一定高度。近代章太炎、黄侃，现代训诂学家陆宗达、王宁等先生也有对词义引申的论述和研究。王宁在《训诂学原理》一书中说：“词义从一点出发，沿着本义的特点所决定的方向，按照各民族的习惯，不断产生相关的新义或派生同源的新词，从而构成有系统的义列，这就是词义引申的基本表现。”现在，关于词义引申理论的探讨日益增多，但要点只有两条：一是将假借与引申分开，二是探究本义。郑樵对促进词义的假借和引申的划分起到了启蒙作用，并一直影响着后人的研究。
词义引申作为汉语词汇不断增长的主要手段，对其研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郑樵将其从假借中分离出来单独列为一类，对词义引申的研究所起的作用和价值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参考文献：
[1]党怀兴.宋元明六书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王宁.训诂学原理[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
[3]李如龙.汉语滋生词的语法分析[A].词汇学理论与应运（二）[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周祖谟.四声别义释例[A].问学集[C].北京：中华书局，1966.
[5]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6]张联荣.古汉语词义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7]殷寄明.汉语同源词丛考[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7.
（刘丽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710062）
关键词：郑樵 《通志·六书略》 词义引申
作为汉语词义不断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词义引申一直以来是训诂学家关注的课题之一。王宁先生曾在汉语词汇发生与积累的阶段性理论中提出：汉语词汇的积累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原生阶段、派生阶段和合成阶段。原生阶段是指汉语词汇的原始积累，派生阶段是汉语词汇积累的最主要阶段。在派生阶段，汉语从已有的旧词大量派生出单音节的新词，并迅速促进单音节词的累增，这一阶段主要是在秦汉之间。而两汉以后，词汇主要以合成来增加新词。其中派生阶段最主要的一种词汇累增方式即：词义引申。
明确提出词义引申这一理论的当属段玉裁，其在《经韵楼集》中说：“凡字有本义，有引申假借之余义焉。守其本义而弃其余义者，其失也固，习其余义而忘其本义者，其失也蔽。”提出了词义引申这一概念，并指出了本义和引申义之间的关系。虽则“词义引申”理论在清代才明确提出，但词义引申这一现象自古就已存在，只是没有引起时人有意识的关注和理论上的提升。它们往往散见于各种古籍之中，如《大戴礼记》所载的虞史伯夷之言便涉及到词义引申，此外，早在先秦的《墨子》《荀子》等书中亦有散见的词义引申，如《孟子·滕文公上》：“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这种通过注释词义达到词汇增长的方式即为词义引申。如唐代孔颖达对《诗经·豳风·狼跋》：“公孙硕肤，德音不瑕”中“瑕”注解为：“瑕者，玉之病。玉之有瑕，犹人之有过也，故以瑕为过。”此处正是由瑕的本义“玉上的瑕疵”引申为表示“人的过错”。正如人类对所有事物的认识过程一样，人们对词义引申的认识亦经历了一个由无意识、不自觉地使用到有意识、自觉地使用并对其规律进行归纳总结的过程。章太炎认为早在南唐时，徐锴在《说文系传》中首次提出了词义引申的问题，但他以字义的解释为主，并未有系统性地梳理。这种以释义来引申词义而没有理论总结概括的现象是宋以前词义引申的主要形式。直到宋郑樵的《通志·六书略》中才有关于词义引申的论述。郑氏在《通志·六书略第四·假借第六》中将假借分为“有义之假借”和“无义之假借”，而“有义之假借”实则属于词义引申，在该书中将其引申规律分为：“同音借义”“协音借义”“因义借音”和“因借而借”四种。虽郑樵的目的是对假借的分类，但经分析，这种由亦、一字之本义引出其许多含义的方式实为词义引申。下面对这四种引申方式一一作一详解。
同音借义，在这一分类中，郑氏所举例字均为词义的引申，即所选之字其读音和字形不变，而意义之间彼此关联，且这些引申义都是围绕其本义而引申演变的。如：“初，裁衣之始。”初，《说文》：“始也，从衣从刀，裁衣之始。”《说文解字注》：“衣部曰：裁，制衣也，制衣以剪，用刀则为制衣之始，引申为凡始之称，此说从刀衣之意。”故初的本义是指刚开始裁衣服的那瞬，后来引申为表示第一次，开始、首次之意。如：“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再如现代所说的“初次”即表示第一次，月份中的“初一”即每月的第一天。再如“本，木之基也，而凡物之基。”本，小篆写作，于木下加一表示树木的根基。《说文》：“本，木下曰本。”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所需要表达的事物亦日益繁多，为了识记方便，人们便用与此事物意义相关的表示另一事物的词语来表示该事物，从而产生了词义引申这种造词方式。“本”亦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由表示树木之根基，渐而引申表示其他事物的基础、根本。如：伐木不自其本，必复生（《国语·晋语》）。又如：“牛为牝牡通于禽兽”《说文》：“牝，畜母也。从牛匕声”“牡，畜父也。从牛土声。”故“牝牡”的本义是用来表示牛的公母，而后其所表示的范围逐渐扩大，用来表示所有牲畜的公母，如：“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史记·龟策列传》）。在同音借义中均为此类例字，经过对词义发展变化的分析及词义本义的探源，不难发现，其实质是词义引申而非假借。
谐音借义，实际是一种音变构词，即通过语音的改变来达到区别意义的目的，亦即平常所说的“四声别义”“读破”。如：“分之为分去声，御之为御音迓，为御音禦。行之为行下孟切，为行户浪切，子路行行，数色主切之为数尸故切为数色角切。”这种通过音变来构词的方式实则为词义引申。李如龙在《汉语词汇衍生的方式及其流变》中说：“辨义异读，可以是异声别义，异韵别义，也可以是异调别义。”如：“饮之为饮去声”即异调别义。“饮”为去声时一般表示牲畜喝水，而用于形容人喝水时为上声，但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均表示喝水这一动作，为了区别于人畜有别，故改变其声调而达到词义的分化，这也是一种词义引申的方式。“食之为食，时吏切。”即异声别义，前一个食为shí，为名词，表示食物之意；后一个为sì，为动词，表示喂食这一动作。如《马说》：“食（sì）马者”，即表示喂养马的人。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汉书·食货志》）食即表示食物。食之本义为食物，后由于词性的转变而引申有“喂食”之意。亦即周祖谟所说的“语词之虚实动静”有别，故“古人创以声别义之法，其用有二，一在分辨文法之词性，二在分辨用字之意义，……依其功用，可分为两类，一因词性不同而变调，二因意义之不同而变调。”故词义引申的缘由之一便是词性的转变。诸如此类的例子在“谐音别义”这一类中数量颇多，如“好之为好去声”“御之为御音迓为御音禦”等。
因义借音，党怀兴先生认为因义借音实则“是指词的意义引申变化，而词的读音也随之变化，也是一种音变构词。”即前文所说的因意义不同而变调，也是汉语词义引申的一种重要手段。郑氏《通志·六书略》：“伯长之伯而为伯王之伯音霸。”《说文》：“伯，长也。”因霸王与伯长一样都具有令人信服的威信，故由“伯长”之“伯”引申出“霸王”义，古人为了区别二者所表示的对象有所不同而变音。后来才为“霸王“之“霸”另造一字，即“霸”。这一分类中一字两义甚至多义且彼此之间有种种联系的现象在古书中十分普遍。如：“撬本音
毳，以其义通于桥，故又音桥。”
因借而借，即由词义的假借义而引申或由引申义而引申的一种词汇引申方式，是对词义本义的一种间接引申。若有假借义而引申的词义与本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与假借义之间在意义上有着内在的联系。由引申义而引申的词义与本义和引申义之间均有意义上的联系。郑氏将由假借义而引申的引申义称之为“因音借为”，由引申义而引申的引申义称之为“因义借为”，实则二者均为词义的引申，只是方式和词义的来源不同而已。如：“难，鸟也，因音借为艰难之难，因艰难之难借为险难之难，去声。”难，《说文》：鸟也。后假借为表示“艰难”之义，又根据“艰难”义引申有“险难”义，属于词义的引申。险难之难当属由假借义引申的引申义，与其本义虽无联系，但与假借义有着意义上的关联。又如：“射，本射御之射。因义借为发射之射，食亦切，因发射之音借为无射之射，音亦律名。”射，甲骨文作，小篆为，表示人射箭，后由射箭这一意义引申为发射之射，其为射箭的引申义，而表示音律名称的“射”则属于假借而非引申。同时，在引申时字音、字形有时也会发生变化。如：“享，音享，本飨也，因义借为烹饪之烹，普庚切，因烹饪之音借为亨嘉之亨。”享音本为xiáng，因引申为烹饪之烹，由享用食物引申为做食物，其字形字音君发生了变化，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它们在意义上的联系。
郑氏虽总结了词义引申的几种规律，但美中不足的是他并未意识到这四种方式就是词义的引申，因而将它们归为假借。这也正体现了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由无意识逐渐过渡为有意识、有目的的认知过程。
虽郑氏没有将词义引申从假借中明确区分出来，没有提出词义引申这一概念，但他对“有义假借”的分类对后世研究词义引申产生了重大影响。继郑氏之后，戴侗的《六书故·六书通释》首次把“引申”一词用于词义变化，标注字书中的引申义。他说：“道之从，本为人之行路；理从玉，本为玉之纹理；引而申之，则道之广大，理之精微者无不通此意类之术也。”戴侗在论述词义引申时将词义的假借义和引申义明确分开，这应该说是对郑樵有义之假借与无义之假借实质的正确认识。正如张联荣所说：“对于词义引申的分析要先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划清引申和假借的界限，二是确定词的本义。”戴侗《六书故》中将假借和引申明确地区别开来，即将郑氏的有义之假借置于其假借体系之外，可以说正是由于郑氏的分类，才使得戴侗有意识地将二者分离。在此之后，对词义引申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大量的收集、罗列，而理论的阐释却甚少。直到清代，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才开始大规模地讨论和研究词义引申，并对其引申规律在理论上进行了阐述。亦如陆宗达、王宁先生在《汉语词义研究》中所说：“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对引申义的探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这一高度是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达到的。段氏在郑氏和戴氏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引申义和假借义是有区别的。他在《说文解字注》中将词义研究分为：同源词研究、同义词研究、词义引申的探讨和区分古今词义四个方面，将词义引申彻底地从假借中分离出来。至此，词义引申在段氏这里达到了一定高度。近代章太炎、黄侃，现代训诂学家陆宗达、王宁等先生也有对词义引申的论述和研究。王宁在《训诂学原理》一书中说：“词义从一点出发，沿着本义的特点所决定的方向，按照各民族的习惯，不断产生相关的新义或派生同源的新词，从而构成有系统的义列，这就是词义引申的基本表现。”现在，关于词义引申理论的探讨日益增多，但要点只有两条：一是将假借与引申分开，二是探究本义。郑樵对促进词义的假借和引申的划分起到了启蒙作用，并一直影响着后人的研究。
词义引申作为汉语词汇不断增长的主要手段，对其研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郑樵将其从假借中分离出来单独列为一类，对词义引申的研究所起的作用和价值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参考文献：
[1]党怀兴.宋元明六书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王宁.训诂学原理[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
[3]李如龙.汉语滋生词的语法分析[A].词汇学理论与应运（二）[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周祖谟.四声别义释例[A].问学集[C].北京：中华书局，1966.
[5]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6]张联荣.古汉语词义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7]殷寄明.汉语同源词丛考[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7.
（刘丽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71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