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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北京师范学院邀请我讲学，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任教，我原先以为去中国就像去月球一样遥远，但我很快就发现这是我的第二个家。
我早就知道像中国这样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会给人以很多审美上的愉悦，到了中国以后我很快发现中国拥有地球上最美丽的风景。诸如杭州的西湖、雅致的苏州园林、黄山、大同、敦煌、麦积山以及龙门石窟，她们的美丽都令人难以置信!然而我很快意识到在中国最最珍贵的是这里的人民。我每到一处，都会得到极其好客和友善的款待。举一个小例子，“十一”长假期间我搭乘航班去西安旅游，但是当时所有回北京的机位都已预售一空。由于我必须按时回北京上课，在西安的中国民航办事处，我出示了北京大学英语系为我出具的介绍信替自己说情。结果那个航班特别为我增加了一个座位。几个月之后我又飞往南京，当我听到空中小姐说“飞机上有一位美国人对香烟的烟味过敏请大家停止抽烟”时，我深感惊讶。原来我的学生助理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告诉她我对烟味过敏。(我从未告诉过我的学生助理我对烟敏感，但是他却发现了如果有人在我身边抽烟，我就会不舒服。)于是所有人都停止了抽烟!后来这个学生助理的妻子告诉我，她对我非常感激，因为她的丈夫为了我已经戒烟。
我的学生孙志新现在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资深馆长——主要负责大都会博物馆中的元朝艺术精品展览。1982年，志新使我对中国古代艺术大师有了充分的了解。当时每年十月，故宫都会展出绘画珍品，志新借此机会向我介绍当代优秀的国画大师。我立刻就喜欢上了李可染、李苦禅、黄永玉和齐白石的作品。我第一次旅行中的一个亮点是我花了一个月的工资在荣宝斋画廊买到吴冠中的一件精品。虽然我的学生们为这一价格而惊愕，但是我却认为我买到了一幅杰作，时至今日我还是这样认为。近几年来，吴冠中的画作我已经买不起了，于是我买了他的得意弟子、画家刘永明的几幅美丽的水彩画。在我纽约的公寓中，我最珍视的收藏品是刘永明为我画的那幅北大喜鹊图。
当我结束第一次中国之行，返回美国后，我迫不及待地想返回中国。那时我有幸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华盛顿国家科学院的交流合作项目的资助，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第二次访问中国。和第一次来访一样，这次访问是由杰出又热心的中国学者朱虹帮助安排的。朱虹当时负责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英美文学研究室的工作。在随后每一次来中国访问(至今已有11次)的过程中，我都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学术报告。比如，2010年我作了关于约翰·厄普代克的纪念演讲。同时，对于我自己与朱虹、黄梅、陆建德、沈宁、吕大年，傅浩、郑土生、薛鸿时以及其他无数的年轻学者之间的友谊感到自豪和荣耀。被邀请出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十周年年会(我是很少的几个被邀请的美国人之一)是我一生中最高的荣誉之一；另一份荣誉是受邀参加北京师范学院(现改名：首都师范大学)五十周年校庆纪念活动。获此殊荣的还有我的朋友王伟和前首都师范大学校长杨传纬教授。遗憾的是，当时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中国姐姐、前英语系主任韩志先教授却因病不能出席庆典。来北京之前，传纬和我是在纽约相识。1982年我第一次来北京时，他和王伟在北京机场接我。因为飞机晚点3小时，我们见面时已经是凌晨一点了。正是他们，还有朱虹、韩志先以及我优秀的中国学生们，使我立刻就有了到家的感觉。
1991年，我在北京大学做了第一个演讲。我依稀记得演讲题目是用巴赫金的理论比较夏绿蒂·勃朗特、莎尔曼·拉什迪和另一位现在已经想不起来的作家，尽管演讲的题目显得有些自命不凡，我还是受邀回到了北大。1997年，陶洁担任英语系学术委员会主任的时候，我在北大做了较长时间的逗留。一位照顾我的学生(现在在广州做教授)请求我不要在我看来似乎像迷宫一样的校园里迷路，他解释说：“假如你迷路了，陶教授绝不会原谅我的!”为了他，我学会了如何在这所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校园里随意走动。2002年，当时的英语系系主任程朝翔和副主任丁宏伟邀请我定期来这里讲学。2006年，我从纽约城市大学昆斯学院和研究生院荣休后，开始每年秋季学期来北大校园讲学。几年前，在一个迎接新年的盛会上，我作为外国专家的代表上台讲话。当我被问到觉得北大的学生怎么样时，我回答说“他们是这个地球上最优秀的学生”。
确实如此，北大的学生是我所教过的学生中最聪明、最友善的学生(除纽约城市大学之外，我还曾在哈佛大学和纽约大学任教)，他们极其勤奋努力、专注、有鉴赏力，若给予了机会他们也是极富想象力的。在美国，我遇到过并不聪明但很友善的学生，也遇到过并不友善但很聪明的学生。在美国，两者兼而有之的学生并不是很普遍。一年又一年，正是这些北大的学生激励我为了他们做得更好一点。在这个有众多文学才子的国家讲授西方作家的作品，我时常觉得有点奇怪，因此我總是把讲课的重点聚焦在与现代中国有关的作家上，例如莎士比亚的作品、乔治·艾略特和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丁尼生和叶芝的诗歌、约翰·拉斯金和马修-阿诺德的散文。
正是由于我对这些学生的热爱——我在英语系的朋友多得无法在这里一一说出他们的名字，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引述别人对我所谈及的最好的评价：刘意青教授说“我们把你看作我们中的一员”——因此我决定收集一系列西方艺术作品捐赠给在北大校内的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在中国的大学里，永久性的西方艺术收藏品是很稀少的。相比之下，哈佛和普林斯顿拥有相当数量和质量的中国艺术收藏品。凭借我的教师退休金以及和我很有交情且在欧洲经营主流艺术品的商人朋友们，我已经捐赠了110件西方艺术藏品，外加30多份稀有的中国古董。迄今为止，我已经筹办了几次捐赠品展览——2007年展出了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为哈姆雷特所作的版画插图；2008年展出了一组20世纪主要的版画家的复制品；2009年展出了杜米埃的版画；2010年秋天捐赠并展出了19世纪的美丽风景画作45幅；2011年我捐赠了包括丢勒、勃鲁盖尔、皮拉内西的蚀刻版画的风景画并举办了“山水情怀城市记忆”版画展。我以这样的方式向北京大学表示感谢，感谢北京大学让我有宾至如归之感。
唐纳德·斯通(Donald Stone)，美国纽约城市大学荣休教授，2002年至今，受聘北京大学，每年在北京大学任教半年。他连续5年向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捐赠艺术收藏品和文物。2011年6月，斯通教授荣获北京市教育国际合作贡献奖。
我早就知道像中国这样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会给人以很多审美上的愉悦，到了中国以后我很快发现中国拥有地球上最美丽的风景。诸如杭州的西湖、雅致的苏州园林、黄山、大同、敦煌、麦积山以及龙门石窟，她们的美丽都令人难以置信!然而我很快意识到在中国最最珍贵的是这里的人民。我每到一处，都会得到极其好客和友善的款待。举一个小例子，“十一”长假期间我搭乘航班去西安旅游，但是当时所有回北京的机位都已预售一空。由于我必须按时回北京上课，在西安的中国民航办事处，我出示了北京大学英语系为我出具的介绍信替自己说情。结果那个航班特别为我增加了一个座位。几个月之后我又飞往南京，当我听到空中小姐说“飞机上有一位美国人对香烟的烟味过敏请大家停止抽烟”时，我深感惊讶。原来我的学生助理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告诉她我对烟味过敏。(我从未告诉过我的学生助理我对烟敏感，但是他却发现了如果有人在我身边抽烟，我就会不舒服。)于是所有人都停止了抽烟!后来这个学生助理的妻子告诉我，她对我非常感激，因为她的丈夫为了我已经戒烟。
我的学生孙志新现在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资深馆长——主要负责大都会博物馆中的元朝艺术精品展览。1982年，志新使我对中国古代艺术大师有了充分的了解。当时每年十月，故宫都会展出绘画珍品，志新借此机会向我介绍当代优秀的国画大师。我立刻就喜欢上了李可染、李苦禅、黄永玉和齐白石的作品。我第一次旅行中的一个亮点是我花了一个月的工资在荣宝斋画廊买到吴冠中的一件精品。虽然我的学生们为这一价格而惊愕，但是我却认为我买到了一幅杰作，时至今日我还是这样认为。近几年来，吴冠中的画作我已经买不起了，于是我买了他的得意弟子、画家刘永明的几幅美丽的水彩画。在我纽约的公寓中，我最珍视的收藏品是刘永明为我画的那幅北大喜鹊图。
当我结束第一次中国之行，返回美国后，我迫不及待地想返回中国。那时我有幸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华盛顿国家科学院的交流合作项目的资助，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第二次访问中国。和第一次来访一样，这次访问是由杰出又热心的中国学者朱虹帮助安排的。朱虹当时负责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英美文学研究室的工作。在随后每一次来中国访问(至今已有11次)的过程中，我都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学术报告。比如，2010年我作了关于约翰·厄普代克的纪念演讲。同时，对于我自己与朱虹、黄梅、陆建德、沈宁、吕大年，傅浩、郑土生、薛鸿时以及其他无数的年轻学者之间的友谊感到自豪和荣耀。被邀请出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十周年年会(我是很少的几个被邀请的美国人之一)是我一生中最高的荣誉之一；另一份荣誉是受邀参加北京师范学院(现改名：首都师范大学)五十周年校庆纪念活动。获此殊荣的还有我的朋友王伟和前首都师范大学校长杨传纬教授。遗憾的是，当时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中国姐姐、前英语系主任韩志先教授却因病不能出席庆典。来北京之前，传纬和我是在纽约相识。1982年我第一次来北京时，他和王伟在北京机场接我。因为飞机晚点3小时，我们见面时已经是凌晨一点了。正是他们，还有朱虹、韩志先以及我优秀的中国学生们，使我立刻就有了到家的感觉。
1991年，我在北京大学做了第一个演讲。我依稀记得演讲题目是用巴赫金的理论比较夏绿蒂·勃朗特、莎尔曼·拉什迪和另一位现在已经想不起来的作家，尽管演讲的题目显得有些自命不凡，我还是受邀回到了北大。1997年，陶洁担任英语系学术委员会主任的时候，我在北大做了较长时间的逗留。一位照顾我的学生(现在在广州做教授)请求我不要在我看来似乎像迷宫一样的校园里迷路，他解释说：“假如你迷路了，陶教授绝不会原谅我的!”为了他，我学会了如何在这所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校园里随意走动。2002年，当时的英语系系主任程朝翔和副主任丁宏伟邀请我定期来这里讲学。2006年，我从纽约城市大学昆斯学院和研究生院荣休后，开始每年秋季学期来北大校园讲学。几年前，在一个迎接新年的盛会上，我作为外国专家的代表上台讲话。当我被问到觉得北大的学生怎么样时，我回答说“他们是这个地球上最优秀的学生”。
确实如此，北大的学生是我所教过的学生中最聪明、最友善的学生(除纽约城市大学之外，我还曾在哈佛大学和纽约大学任教)，他们极其勤奋努力、专注、有鉴赏力，若给予了机会他们也是极富想象力的。在美国，我遇到过并不聪明但很友善的学生，也遇到过并不友善但很聪明的学生。在美国，两者兼而有之的学生并不是很普遍。一年又一年，正是这些北大的学生激励我为了他们做得更好一点。在这个有众多文学才子的国家讲授西方作家的作品，我时常觉得有点奇怪，因此我總是把讲课的重点聚焦在与现代中国有关的作家上，例如莎士比亚的作品、乔治·艾略特和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丁尼生和叶芝的诗歌、约翰·拉斯金和马修-阿诺德的散文。
正是由于我对这些学生的热爱——我在英语系的朋友多得无法在这里一一说出他们的名字，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引述别人对我所谈及的最好的评价：刘意青教授说“我们把你看作我们中的一员”——因此我决定收集一系列西方艺术作品捐赠给在北大校内的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在中国的大学里，永久性的西方艺术收藏品是很稀少的。相比之下，哈佛和普林斯顿拥有相当数量和质量的中国艺术收藏品。凭借我的教师退休金以及和我很有交情且在欧洲经营主流艺术品的商人朋友们，我已经捐赠了110件西方艺术藏品，外加30多份稀有的中国古董。迄今为止，我已经筹办了几次捐赠品展览——2007年展出了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为哈姆雷特所作的版画插图；2008年展出了一组20世纪主要的版画家的复制品；2009年展出了杜米埃的版画；2010年秋天捐赠并展出了19世纪的美丽风景画作45幅；2011年我捐赠了包括丢勒、勃鲁盖尔、皮拉内西的蚀刻版画的风景画并举办了“山水情怀城市记忆”版画展。我以这样的方式向北京大学表示感谢，感谢北京大学让我有宾至如归之感。
唐纳德·斯通(Donald Stone)，美国纽约城市大学荣休教授，2002年至今，受聘北京大学，每年在北京大学任教半年。他连续5年向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捐赠艺术收藏品和文物。2011年6月，斯通教授荣获北京市教育国际合作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