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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底5月初，首位新西兰总理马尔登访华；同年6月20日，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访华；9月初，西萨摩亚（1997年7月更名为萨摩亚）元首塔努马菲利第二殿下首次访华；10月11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索马雷访华，10月12日，中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两国正式签署建交公报。
当时，位于南太平洋的5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中，有4个国家的领导人集中于1976年访华，可谓南太平洋热风劲吹。由于篇幅限制，此次只介绍本人亲历的新西兰和西萨摩亚两国领导人访华的台前幕后。
多事之秋，首位新西兰总理访华
中国同新西兰于1972年12月22日建立外交关系。1975年4月，新西兰国家党在大选中获胜，该党领袖罗伯特·马尔登荣任新西兰总理。他上任一年，便决定访问中国。
为了迎接马尔登来访，新西兰新任驻华大使阿特金斯于2月21日递交了国书；24日，阿特金斯到外交部拜会主管新西兰的美大司副司长吴凡吾；3月3日，王海蓉副部长宴请新西兰驻华使馆全体人员；3月6日，吴凡吾副司长和屠国维处长陪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大使去清华、北大看大字报；3月10日，新西兰驻华大使约见美大司司长林平等。
1976年1月8日，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爱戴的周恩来不幸逝世，这带给中国人民的悲痛已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偏又雪上加霜，1976年春节期间，辽宁海城地区又遭遇了罕见的大地震。与此同时，“四人帮”刮起了一股台风：“反击右倾翻案风”。
人们心头不堪重负，其悲痛、愤怒之情犹如火山，终于在4月5日清明节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花圈花海中爆发出来……
记得在4月2日下午4时45分，张春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新西兰新任驻华大使阿特金斯时，我做记录。在会见前，张春桥大讲南京等地“借悼念总理之机，大搞反革命活动”等等，实则影射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活动。
4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意即要继续“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
4月7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宣布上级决定：
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天安门广场的活动是反革命的政治事件……
就是在这样一个多事之秋，马尔登作为首位新西兰总理访华，这需要怎样的勇气和远见卓识？！又是怀着怎样的友好之情？！
华国锋任总理后接待的第一位外国总理
按惯例，4月28日当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热烈欢迎新西兰贵宾》，并刊登了马尔登的标准像。
正因为是华国锋任总理后第一次接待外国领导人，所以，外交部礼宾司和美大司等单位的准备工作就更加细致入微，不能有半点差错。
当晚8时25分，马尔登搭乘的班机在北京首都机场降落。华国锋、乔冠华及数千名群众到机场热烈欢迎新西兰贵宾。马尔登总理的主要随行人员有外交部秘书长科纳、驻华大使阿特金斯和夫人、总理办公室主任高尔文、贸易和工业部副秘书长克拉克等。
北京首都机场灯火辉煌，中新两国国旗在空中飘扬。华国锋在机场为马尔登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乐队奏中新两国国歌。之后，华国锋陪同马尔登总理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接下来马尔登和夫人等绕场同欢迎群众见面，一些国家的驻华外交使节也到机场欢迎马尔登总理一行。
第二天，中新双方就双边关系举行会谈。晚上，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为马尔登举行欢迎宴会。马尔登在欢迎宴会上讲道：你们给我的这种荣誉也就是给予新西兰的荣誉。我们两国建交以来，我是第一位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西兰总理，对此，我感到荣幸。作为在新西兰最近当选的政府首脑，我很高兴能在新任总理初期就来到人民共和国，同贵国领导人交换意见，并在你们伟大国家进行一些参观访问。华国锋在讲话中称赞：马尔登总理阁下这次作为第一位新西兰总理来我国进行访问，这是中新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我国政府和人民十分赞赏总理阁下为发展中新关系所作的努力。
4月30日，中新两国在就国际问题进行会谈时，本来以为会有些交锋，但结果进展顺利，这表现了双方都是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来处理分歧的。会谈后，双方签署了《中新两国政府关于航运互惠问题的换文》。
5月1日晚，在马尔登总理和夫人举行的答谢宴会上，华国锋在讲话中表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中新两国人民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我们虽然远隔重洋，但两国人民的友谊，像滔滔江水，源远流长。马尔登表示：我的访问有两个目的，强调新西兰对新中关系的重视；加深我们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的了解。我感到满意的是，这些目的已经实现。
毛泽东逝世前接见的少数几位外国首脑之一
在欢迎宴会上，马尔登的祝酒词第一句就是：“现在我提议，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当时，凡来中国访问的外国领导人都非常希望拜见毛泽东，因为是他缔造了新中国，是他让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于新西兰总理马尔登而言也不例外，这是他中国之行成功的一个最高标志。他知道2月份尼克松总统和随后的老挝总理凯山·丰威汉访华时，都有机会见到了毛泽东，他也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然而能否会见毛泽东和会见的时间、地点一向是保密的，并不在访问的日程中，但马尔登隐约感觉到，他会有这样一个机会。
4月30日，原定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谈推迟了1小时，人们以为是毛泽东要会见，后来证实不是。为欢迎马尔登总理访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准备当晚7时在民族文化宫举办文娱晚会，但晚会一直推迟到8时才举行，原来毛泽东在此期间接见了马尔登。翻译是冀朝铸，记录是廉正保。
第二天，也就是5月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毛泽东会见马尔登总理的大幅照片和文字说明：毛主席对新西兰贵宾前来我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并同马尔登总理、科纳先生进行了友好的谈话。会见时，华国锋总理在座。随后，电视台放映了彩色新闻纪录片《毛泽东主席会见马尔登总理等新西兰贵宾》。从照片上明显看出毛泽东动作迟缓，讲话困难，身体欠佳。会见后，马尔登总理曾表示：“我感到极大的荣幸，能有机会见到毛泽东主席。他是现代中国的首要带路人和缔造者，能够同他交换意见，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后来在香港，他也说过类似的话。
乍“暖”还“寒”的北京一直伴着马尔登参观访问
4月29日晚，我们接待人员在乔冠华的带领下，正在钓鱼台国宾馆向华国锋口头汇报接待马尔登访华的情况，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突然急匆匆跑来汇报：当日下午3时，就在中新双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前，一个反革命分子为制造国际事端，到苏联驻华大使馆门前，企图闯入该使馆。门口警卫死死将他抱住，但在那一刹那，坏人拉响了自制的炸弹，他本人粉身碎骨，警卫人员也当场牺牲。
5月1日，正在中国访问的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和夫人等参加了首都人民举行的节日庆祝活动。那天，天空飘着小雨，人们都穿上了风衣或外套。新西兰外宾兴致勃勃地去游颐和园。公园内有许多游人，三三两两，散步，聊天，拍照。外宾们分坐几艘游船在昆明湖上荡漾。表面看来一切正常，轻松愉快。但接待人员和保安人员都很紧张，时刻瞪着警惕的眼睛，观察周围的一切。
在参观活动中，还有一项特殊安排，那就是去清华大学参观。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刊出了马尔登一行在清华大学大字报区观看“翻案不得人心”的超长大字报。
离开北京去上海、苏州、广州参观访问前夕，马尔登总理谈及在北京的观感时说：“我听说中国有句俗话叫‘百闻不如一见’，在北京，到处亲眼看到了中国悠久历史和丰富、深厚的文化例证。贵国风光美丽，人民好客，在许多领域里，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贡献将永远留在我美好的记忆中。”
在笔者全程陪同马尔登一行访问即将结束时，马尔登留下一段深情的话：“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不仅仅是我们目前的处境和未来的目标，在历史上，我们也还有可能发现中国和新西兰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有些学者认为，我们毛利人和波利尼西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亚洲大陆，更古还可能追溯到中国。”
唐山大地震后第一位来访的元首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地震。此后，余震不断。北京大多数街道两旁搭起了防震棚，人们都露宿街头。就在此时此刻，外交部的有关领导正在紧张地商讨着，要不要将一起元首的访问推迟，这便是当年9月2日至9日的西萨摩亚元首访华。
访问近在眼前，事关重大，万一有个不测，该怎样向世人交代？但这是一起早已定好的外国元首来访，是两国建交后，首位南太平洋岛国元首访华，其意义十分重大，且该元首本人也未提出推迟访问，说明他相信中国政府和人民有能力保证他的访问圆满、顺利。于是外交部决定，访问照原计划进行。准备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但不是在外交部的大楼内，而是在防震棚里。我记得，防震棚位于南院墙根下，有几张桌椅，是专门为我们参加接待的同志准备的。那时候，礼宾尚未改革，双方领导人除会谈外，还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包括其他国家的驻华使节，以及北京市有关负责人出席的大型欢迎和答谢宴会，北京市还要举办一场文娱晚会。三场大型活动的出席人数都在三五百人以上。如何保证来访的代表团和上述人员的安全，成了这次接待任务中的重中之重。有关部门不知开了多少次会，仔细研究和制定了多项应急方案，以确保万一出现意外情况时的人身安全。我们接待人员个个小心翼翼，每次搞大型室内活动时，眼睛总是注意吊灯有无晃动；耳朵总是倾听室外有无异常声响。现在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9月2日，外宾抵达后，接待人员处于极度紧张状态。9月4日晚，当外宾看完现代舞剧《沂蒙颂》，并顺利返回钓鱼台国宾馆后，我们紧绷着的一颗心才稍稍放松了一点，因为第二天外宾就要去外地访问了。元首在欢迎宴会上曾讲了有关地震的一段话，十分感人：“我谨代表西萨摩亚全国人民对中国最近发生地震所造成的严重生命财产损失，向中国人民表示深切的慰问。我们知道，贵国人民组织性、智慧、勤劳和献身精神足以克服任何问题和困难。我想还说明，西萨摩亚人民在获悉贵国最近发生的可怕地震后，心中充满了对你们伟大国家和人民的同情、热爱和兄弟情谊……”
打赤脚的西萨摩亚贵宾
1976年9月2日下午，当西萨摩亚贵宾走下舷梯时，我惊奇地发现，其中有好几位男外宾，包括元首本人，都穿着裙子。那裙子像是用麻又似棉布做的，像筒裙又像西装裙。当外宾绕场一周同欢迎的群众见面时，元首不断鞠躬致意，元首的长子（元首的副官）一直把手举在帽沿上，激动的泪花在眼里闪动。
第二天清晨，我们去请外宾用早餐，刚好碰到了在钓鱼台国宾馆院内散步的元首一行，他们个个都打着赤脚，悠闲自得，惬意非常。我们一方面为能使客人有“宾至如归”之感而欣慰，另一方面又有点不好意思，毕竟我们是“西装革履”，相比之下，大有主客颠倒的感觉。
当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会谈，当贵宾出现时，我又一次惊呆了：代表团成员、元首的发言人亨金赤裸着上身，左手持一把拂尘，右手拿一根权杖，紧随元首身后，昂首挺胸地走过来。当时我觉得客人有点失礼——毕竟是两国领导人会见，怎么能“赤膊上阵”呢！后来我才得知，这是西萨摩亚人最高的礼仪。
会谈开始了，元首用萨摩亚语讲话，亨金把它翻译成英语，我方翻译施燕华再翻译成汉语。这件事使我了解到，西萨摩亚国家虽小，但民族自尊心极强，难怪它是南太平洋岛国中最早独立的国家。
晚7时，外交部在钓鱼台设宴欢迎贵宾。钓鱼台的菜肴，以“汤”和“餐具”著称，吃的是“味”和“样”。但对于西萨摩亚人来讲，就不够实惠了。他们平时的食品多以面包果、芋头等薯类为主，淀粉含量大，胃口也就大，几小盅（碗）汤汤水水下去，过不了个把小时便饥肠辘辘了。晚上10时，元首副官来到接待室，说他们晚饭没吃饱，可否给他们弄点芋头、啤酒。接待人员脸红了，有点尴尬，赶快去餐厅搬来了一箱啤酒，临时找不到芋头，只好拿些面包、香肠充饥。此事大大教育了我们的接待人员。后来代表团去我国南方访问时，每顿都加了煮芋头、烤芋头等，贵宾们非常满意。
在去桂林参观访问的专机上，元首之子和其他几位官员为感谢中方的盛情，手持自带的吉他，唱起了萨摩亚民歌。他们时而用英语、时而用萨摩亚语，一首接一首，有时独唱，有时和声，博得机上人员的阵阵喝彩。
萨摩亚民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热情奔放的民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为贵宾举行的宴会上，中方准备了一些小节目，西萨摩亚人则主动登台献艺，还邀请中方演员和陪同人员与他们一起唱歌。虽然听不大懂他们讲的话，但从他们真挚的表情中，我们更进一步认识了这个讲义气、重感情、淳朴善良的民族，虽然他们的国家离我们很远很远，但却让我们感到很熟悉、很亲切。
毛泽东在世时的最后一位元首来访
西萨摩亚元首访华期间，不仅在公开讲话中，而且在双边会谈中，都多次向毛泽东表达他的问候。这一方面反映了他对毛泽东的敬重，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他想拜见毛泽东的心情。但接待日程中没有这一重要安排。由于身体原因，在新西兰总理马尔登访华后的一两个月里，毛泽东只见过一两位外国元首，后来就再未露面。9月8日，在圆满结束了对桂林、上海的访问后，元首一行回到北京，于当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宴会大厅里照样灯火辉煌，觥筹交错。元首谈了他访华的特别感受，尤其谈到了他对毛泽东提出的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方针的理解，言语间充溢着对毛泽东的爱戴和敬仰。讲话最后，元首照例为毛泽东的健康干杯。开始上菜了，服务员不像平常那样有序地、轻轻地走来，而是个个带着小跑，不到一小时，一场大宴会便结束了。从当时领导人华国锋的表情以及宴会的匆匆进行，大家预感发生了什么事。究竟是什么事，谁也无从知晓。
9月9日中午，我们正准备从钓鱼台国宾馆出发，送西萨摩亚元首离京，忽然传来了噩耗，毛泽东逝世了。犹如晴天霹雳，开始，大家都呆住了，接着便是撕心裂肺的哭声。外交部长乔冠华受中央领导的委托，将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了元首，并表示，他将代表中央领导到机场为元首送行。元首听后，也和我们一样心情沉重。出发前，他要求和中方人员一样，为毛泽东佩戴黑纱，以示他愿分担中国人民的痛苦。登机前，元首再一次请乔外长转达他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逝世所表示的十分深切的哀悼。第二天，他即发来唁电。这是毛泽东在世时，最后一位元首来访，也是毛泽东逝世后，第一位发来唁电的外国元首。
书写中萨友谊新篇章的人
1976年9月2日，当《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热烈欢迎西萨摩亚贵宾时，中国人民才第一次听到这个国家的名字。1962年，西萨摩亚人民历经100多年的磨难，终于赶走了一批批殖民者，成为南太平洋岛国中最早独立的国家时，周恩来立即致电祝贺。1975年11月，中国和西萨摩亚建交，从此，两国人民走到一起来了。正像元首访华时讲过的一句话：“浩瀚的太平洋的波涛拍打着我们两国的海岸，遥远的，但却实实在在地将我们两国连在了一起。”访华时元首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中国执行的对大小国家、贫富国家一律平等的对外政策。他曾对我方接待人员说，自他从政以来，出访过许多国家，但这次中国之行，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最隆重的接待。尽管西萨摩亚全国只有15万人口，面积也仅为3000平方公里，却能和10亿人口的大国平起平坐。他为能作为西萨摩亚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位公民而感到自豪。在告别宴会上，元首说道：“过去几天是我一生中最具纪念意义的日子，从我抵达机场受到盛大欢迎到长城上迷人的散步，以及在桂林、上海的参观，总觉得在这个诱人的国土上，度过的时光太短暂了。”他认为，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国的经验中得到借鉴，西萨摩亚也不例外。而两国签订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就是这种学习的第一步，它也是两国友谊的具体体现。他表示，回国后定会将他在中国看到、听到和感受到的告诉国人，他找到了西萨摩亚人民的真正朋友。他还表示，他要向其他南太平洋岛国介绍中国，尤其是那些心存疑虑、尚未决定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元首在离开中国之前，曾数次对我方接待人员说，这次访问将永远留在他的记忆里，并且是最珍贵的记忆。他再一次表示，在未来的岁月里，西萨摩亚永远是中国人民值得信赖的朋友。回首中萨建交30多年的历程，萨摩亚从未做过一件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完全印证了元首的话，萨摩亚确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20年后元首仍想访华
1996年7月，我随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访问西萨摩亚。当我再次见到元首时，他已是83岁高龄。耳有点儿聋，动作也比较迟缓。但一回忆起他20年前的中国之行，便像久已关闭的闸门突然开闸一样，语言欢畅流出，灿烂的笑容挂在脸上。钱其琛副总理知道老人的心愿，欢迎他在方便的时候再到中国访问。老人很高兴，感谢邀请，并表示，他很想再次访华，但年事已高，力不从心了。他说，1976年访华的种种往事，一直陪伴着他。他特别提到，用中国第一笔贷款建造的西萨摩亚政府办公大楼，成了两国友谊永远的象征。他表示，西萨摩亚人民最清楚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当谈到1997年香港回归时，老人清楚地表明：“香港、台湾都是中国的领土。香港回归时，我想去香港参加回归仪式。我还要把你们驻我国的大使王弄笙请到我家来，像一家人一样，一起庆祝香港回归。”当钱其琛与他告别时，他语重心长地说：“谢谢你们来元首府看我。”并把送给他的一幅象征长寿的竹帘画顶在头顶。杨洁篪副外长恳请老人合影留念，并说：“您1976年访华时，我是您代表团的翻译，还记得我吗？”老人天真地笑了。
当时，位于南太平洋的5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中，有4个国家的领导人集中于1976年访华，可谓南太平洋热风劲吹。由于篇幅限制，此次只介绍本人亲历的新西兰和西萨摩亚两国领导人访华的台前幕后。
多事之秋，首位新西兰总理访华
中国同新西兰于1972年12月22日建立外交关系。1975年4月，新西兰国家党在大选中获胜，该党领袖罗伯特·马尔登荣任新西兰总理。他上任一年，便决定访问中国。
为了迎接马尔登来访，新西兰新任驻华大使阿特金斯于2月21日递交了国书；24日，阿特金斯到外交部拜会主管新西兰的美大司副司长吴凡吾；3月3日，王海蓉副部长宴请新西兰驻华使馆全体人员；3月6日，吴凡吾副司长和屠国维处长陪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大使去清华、北大看大字报；3月10日，新西兰驻华大使约见美大司司长林平等。
1976年1月8日，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爱戴的周恩来不幸逝世，这带给中国人民的悲痛已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偏又雪上加霜，1976年春节期间，辽宁海城地区又遭遇了罕见的大地震。与此同时，“四人帮”刮起了一股台风：“反击右倾翻案风”。
人们心头不堪重负，其悲痛、愤怒之情犹如火山，终于在4月5日清明节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花圈花海中爆发出来……
记得在4月2日下午4时45分，张春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新西兰新任驻华大使阿特金斯时，我做记录。在会见前，张春桥大讲南京等地“借悼念总理之机，大搞反革命活动”等等，实则影射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活动。
4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意即要继续“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
4月7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宣布上级决定：
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天安门广场的活动是反革命的政治事件……
就是在这样一个多事之秋，马尔登作为首位新西兰总理访华，这需要怎样的勇气和远见卓识？！又是怀着怎样的友好之情？！
华国锋任总理后接待的第一位外国总理
按惯例，4月28日当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热烈欢迎新西兰贵宾》，并刊登了马尔登的标准像。
正因为是华国锋任总理后第一次接待外国领导人，所以，外交部礼宾司和美大司等单位的准备工作就更加细致入微，不能有半点差错。
当晚8时25分，马尔登搭乘的班机在北京首都机场降落。华国锋、乔冠华及数千名群众到机场热烈欢迎新西兰贵宾。马尔登总理的主要随行人员有外交部秘书长科纳、驻华大使阿特金斯和夫人、总理办公室主任高尔文、贸易和工业部副秘书长克拉克等。
北京首都机场灯火辉煌，中新两国国旗在空中飘扬。华国锋在机场为马尔登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乐队奏中新两国国歌。之后，华国锋陪同马尔登总理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接下来马尔登和夫人等绕场同欢迎群众见面，一些国家的驻华外交使节也到机场欢迎马尔登总理一行。
第二天，中新双方就双边关系举行会谈。晚上，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为马尔登举行欢迎宴会。马尔登在欢迎宴会上讲道：你们给我的这种荣誉也就是给予新西兰的荣誉。我们两国建交以来，我是第一位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西兰总理，对此，我感到荣幸。作为在新西兰最近当选的政府首脑，我很高兴能在新任总理初期就来到人民共和国，同贵国领导人交换意见，并在你们伟大国家进行一些参观访问。华国锋在讲话中称赞：马尔登总理阁下这次作为第一位新西兰总理来我国进行访问，这是中新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我国政府和人民十分赞赏总理阁下为发展中新关系所作的努力。
4月30日，中新两国在就国际问题进行会谈时，本来以为会有些交锋，但结果进展顺利，这表现了双方都是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来处理分歧的。会谈后，双方签署了《中新两国政府关于航运互惠问题的换文》。
5月1日晚，在马尔登总理和夫人举行的答谢宴会上，华国锋在讲话中表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中新两国人民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我们虽然远隔重洋，但两国人民的友谊，像滔滔江水，源远流长。马尔登表示：我的访问有两个目的，强调新西兰对新中关系的重视；加深我们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的了解。我感到满意的是，这些目的已经实现。
毛泽东逝世前接见的少数几位外国首脑之一
在欢迎宴会上，马尔登的祝酒词第一句就是：“现在我提议，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当时，凡来中国访问的外国领导人都非常希望拜见毛泽东，因为是他缔造了新中国，是他让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于新西兰总理马尔登而言也不例外，这是他中国之行成功的一个最高标志。他知道2月份尼克松总统和随后的老挝总理凯山·丰威汉访华时，都有机会见到了毛泽东，他也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然而能否会见毛泽东和会见的时间、地点一向是保密的，并不在访问的日程中，但马尔登隐约感觉到，他会有这样一个机会。
4月30日，原定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谈推迟了1小时，人们以为是毛泽东要会见，后来证实不是。为欢迎马尔登总理访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准备当晚7时在民族文化宫举办文娱晚会，但晚会一直推迟到8时才举行，原来毛泽东在此期间接见了马尔登。翻译是冀朝铸，记录是廉正保。
第二天，也就是5月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毛泽东会见马尔登总理的大幅照片和文字说明：毛主席对新西兰贵宾前来我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并同马尔登总理、科纳先生进行了友好的谈话。会见时，华国锋总理在座。随后，电视台放映了彩色新闻纪录片《毛泽东主席会见马尔登总理等新西兰贵宾》。从照片上明显看出毛泽东动作迟缓，讲话困难，身体欠佳。会见后，马尔登总理曾表示：“我感到极大的荣幸，能有机会见到毛泽东主席。他是现代中国的首要带路人和缔造者，能够同他交换意见，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后来在香港，他也说过类似的话。
乍“暖”还“寒”的北京一直伴着马尔登参观访问
4月29日晚，我们接待人员在乔冠华的带领下，正在钓鱼台国宾馆向华国锋口头汇报接待马尔登访华的情况，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突然急匆匆跑来汇报：当日下午3时，就在中新双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前，一个反革命分子为制造国际事端，到苏联驻华大使馆门前，企图闯入该使馆。门口警卫死死将他抱住，但在那一刹那，坏人拉响了自制的炸弹，他本人粉身碎骨，警卫人员也当场牺牲。
5月1日，正在中国访问的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和夫人等参加了首都人民举行的节日庆祝活动。那天，天空飘着小雨，人们都穿上了风衣或外套。新西兰外宾兴致勃勃地去游颐和园。公园内有许多游人，三三两两，散步，聊天，拍照。外宾们分坐几艘游船在昆明湖上荡漾。表面看来一切正常，轻松愉快。但接待人员和保安人员都很紧张，时刻瞪着警惕的眼睛，观察周围的一切。
在参观活动中，还有一项特殊安排，那就是去清华大学参观。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刊出了马尔登一行在清华大学大字报区观看“翻案不得人心”的超长大字报。
离开北京去上海、苏州、广州参观访问前夕，马尔登总理谈及在北京的观感时说：“我听说中国有句俗话叫‘百闻不如一见’，在北京，到处亲眼看到了中国悠久历史和丰富、深厚的文化例证。贵国风光美丽，人民好客，在许多领域里，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贡献将永远留在我美好的记忆中。”
在笔者全程陪同马尔登一行访问即将结束时，马尔登留下一段深情的话：“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不仅仅是我们目前的处境和未来的目标，在历史上，我们也还有可能发现中国和新西兰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有些学者认为，我们毛利人和波利尼西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亚洲大陆，更古还可能追溯到中国。”
唐山大地震后第一位来访的元首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地震。此后，余震不断。北京大多数街道两旁搭起了防震棚，人们都露宿街头。就在此时此刻，外交部的有关领导正在紧张地商讨着，要不要将一起元首的访问推迟，这便是当年9月2日至9日的西萨摩亚元首访华。
访问近在眼前，事关重大，万一有个不测，该怎样向世人交代？但这是一起早已定好的外国元首来访，是两国建交后，首位南太平洋岛国元首访华，其意义十分重大，且该元首本人也未提出推迟访问，说明他相信中国政府和人民有能力保证他的访问圆满、顺利。于是外交部决定，访问照原计划进行。准备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但不是在外交部的大楼内，而是在防震棚里。我记得，防震棚位于南院墙根下，有几张桌椅，是专门为我们参加接待的同志准备的。那时候，礼宾尚未改革，双方领导人除会谈外，还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包括其他国家的驻华使节，以及北京市有关负责人出席的大型欢迎和答谢宴会，北京市还要举办一场文娱晚会。三场大型活动的出席人数都在三五百人以上。如何保证来访的代表团和上述人员的安全，成了这次接待任务中的重中之重。有关部门不知开了多少次会，仔细研究和制定了多项应急方案，以确保万一出现意外情况时的人身安全。我们接待人员个个小心翼翼，每次搞大型室内活动时，眼睛总是注意吊灯有无晃动；耳朵总是倾听室外有无异常声响。现在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9月2日，外宾抵达后，接待人员处于极度紧张状态。9月4日晚，当外宾看完现代舞剧《沂蒙颂》，并顺利返回钓鱼台国宾馆后，我们紧绷着的一颗心才稍稍放松了一点，因为第二天外宾就要去外地访问了。元首在欢迎宴会上曾讲了有关地震的一段话，十分感人：“我谨代表西萨摩亚全国人民对中国最近发生地震所造成的严重生命财产损失，向中国人民表示深切的慰问。我们知道，贵国人民组织性、智慧、勤劳和献身精神足以克服任何问题和困难。我想还说明，西萨摩亚人民在获悉贵国最近发生的可怕地震后，心中充满了对你们伟大国家和人民的同情、热爱和兄弟情谊……”
打赤脚的西萨摩亚贵宾
1976年9月2日下午，当西萨摩亚贵宾走下舷梯时，我惊奇地发现，其中有好几位男外宾，包括元首本人，都穿着裙子。那裙子像是用麻又似棉布做的，像筒裙又像西装裙。当外宾绕场一周同欢迎的群众见面时，元首不断鞠躬致意，元首的长子（元首的副官）一直把手举在帽沿上，激动的泪花在眼里闪动。
第二天清晨，我们去请外宾用早餐，刚好碰到了在钓鱼台国宾馆院内散步的元首一行，他们个个都打着赤脚，悠闲自得，惬意非常。我们一方面为能使客人有“宾至如归”之感而欣慰，另一方面又有点不好意思，毕竟我们是“西装革履”，相比之下，大有主客颠倒的感觉。
当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会谈，当贵宾出现时，我又一次惊呆了：代表团成员、元首的发言人亨金赤裸着上身，左手持一把拂尘，右手拿一根权杖，紧随元首身后，昂首挺胸地走过来。当时我觉得客人有点失礼——毕竟是两国领导人会见，怎么能“赤膊上阵”呢！后来我才得知，这是西萨摩亚人最高的礼仪。
会谈开始了，元首用萨摩亚语讲话，亨金把它翻译成英语，我方翻译施燕华再翻译成汉语。这件事使我了解到，西萨摩亚国家虽小，但民族自尊心极强，难怪它是南太平洋岛国中最早独立的国家。
晚7时，外交部在钓鱼台设宴欢迎贵宾。钓鱼台的菜肴，以“汤”和“餐具”著称，吃的是“味”和“样”。但对于西萨摩亚人来讲，就不够实惠了。他们平时的食品多以面包果、芋头等薯类为主，淀粉含量大，胃口也就大，几小盅（碗）汤汤水水下去，过不了个把小时便饥肠辘辘了。晚上10时，元首副官来到接待室，说他们晚饭没吃饱，可否给他们弄点芋头、啤酒。接待人员脸红了，有点尴尬，赶快去餐厅搬来了一箱啤酒，临时找不到芋头，只好拿些面包、香肠充饥。此事大大教育了我们的接待人员。后来代表团去我国南方访问时，每顿都加了煮芋头、烤芋头等，贵宾们非常满意。
在去桂林参观访问的专机上，元首之子和其他几位官员为感谢中方的盛情，手持自带的吉他，唱起了萨摩亚民歌。他们时而用英语、时而用萨摩亚语，一首接一首，有时独唱，有时和声，博得机上人员的阵阵喝彩。
萨摩亚民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热情奔放的民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为贵宾举行的宴会上，中方准备了一些小节目，西萨摩亚人则主动登台献艺，还邀请中方演员和陪同人员与他们一起唱歌。虽然听不大懂他们讲的话，但从他们真挚的表情中，我们更进一步认识了这个讲义气、重感情、淳朴善良的民族，虽然他们的国家离我们很远很远，但却让我们感到很熟悉、很亲切。
毛泽东在世时的最后一位元首来访
西萨摩亚元首访华期间，不仅在公开讲话中，而且在双边会谈中，都多次向毛泽东表达他的问候。这一方面反映了他对毛泽东的敬重，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他想拜见毛泽东的心情。但接待日程中没有这一重要安排。由于身体原因，在新西兰总理马尔登访华后的一两个月里，毛泽东只见过一两位外国元首，后来就再未露面。9月8日，在圆满结束了对桂林、上海的访问后，元首一行回到北京，于当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宴会大厅里照样灯火辉煌，觥筹交错。元首谈了他访华的特别感受，尤其谈到了他对毛泽东提出的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方针的理解，言语间充溢着对毛泽东的爱戴和敬仰。讲话最后，元首照例为毛泽东的健康干杯。开始上菜了，服务员不像平常那样有序地、轻轻地走来，而是个个带着小跑，不到一小时，一场大宴会便结束了。从当时领导人华国锋的表情以及宴会的匆匆进行，大家预感发生了什么事。究竟是什么事，谁也无从知晓。
9月9日中午，我们正准备从钓鱼台国宾馆出发，送西萨摩亚元首离京，忽然传来了噩耗，毛泽东逝世了。犹如晴天霹雳，开始，大家都呆住了，接着便是撕心裂肺的哭声。外交部长乔冠华受中央领导的委托，将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了元首，并表示，他将代表中央领导到机场为元首送行。元首听后，也和我们一样心情沉重。出发前，他要求和中方人员一样，为毛泽东佩戴黑纱，以示他愿分担中国人民的痛苦。登机前，元首再一次请乔外长转达他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逝世所表示的十分深切的哀悼。第二天，他即发来唁电。这是毛泽东在世时，最后一位元首来访，也是毛泽东逝世后，第一位发来唁电的外国元首。
书写中萨友谊新篇章的人
1976年9月2日，当《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热烈欢迎西萨摩亚贵宾时，中国人民才第一次听到这个国家的名字。1962年，西萨摩亚人民历经100多年的磨难，终于赶走了一批批殖民者，成为南太平洋岛国中最早独立的国家时，周恩来立即致电祝贺。1975年11月，中国和西萨摩亚建交，从此，两国人民走到一起来了。正像元首访华时讲过的一句话：“浩瀚的太平洋的波涛拍打着我们两国的海岸，遥远的，但却实实在在地将我们两国连在了一起。”访华时元首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中国执行的对大小国家、贫富国家一律平等的对外政策。他曾对我方接待人员说，自他从政以来，出访过许多国家，但这次中国之行，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最隆重的接待。尽管西萨摩亚全国只有15万人口，面积也仅为3000平方公里，却能和10亿人口的大国平起平坐。他为能作为西萨摩亚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位公民而感到自豪。在告别宴会上，元首说道：“过去几天是我一生中最具纪念意义的日子，从我抵达机场受到盛大欢迎到长城上迷人的散步，以及在桂林、上海的参观，总觉得在这个诱人的国土上，度过的时光太短暂了。”他认为，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国的经验中得到借鉴，西萨摩亚也不例外。而两国签订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就是这种学习的第一步，它也是两国友谊的具体体现。他表示，回国后定会将他在中国看到、听到和感受到的告诉国人，他找到了西萨摩亚人民的真正朋友。他还表示，他要向其他南太平洋岛国介绍中国，尤其是那些心存疑虑、尚未决定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元首在离开中国之前，曾数次对我方接待人员说，这次访问将永远留在他的记忆里，并且是最珍贵的记忆。他再一次表示，在未来的岁月里，西萨摩亚永远是中国人民值得信赖的朋友。回首中萨建交30多年的历程，萨摩亚从未做过一件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完全印证了元首的话，萨摩亚确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20年后元首仍想访华
1996年7月，我随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访问西萨摩亚。当我再次见到元首时，他已是83岁高龄。耳有点儿聋，动作也比较迟缓。但一回忆起他20年前的中国之行，便像久已关闭的闸门突然开闸一样，语言欢畅流出，灿烂的笑容挂在脸上。钱其琛副总理知道老人的心愿，欢迎他在方便的时候再到中国访问。老人很高兴，感谢邀请，并表示，他很想再次访华，但年事已高，力不从心了。他说，1976年访华的种种往事，一直陪伴着他。他特别提到，用中国第一笔贷款建造的西萨摩亚政府办公大楼，成了两国友谊永远的象征。他表示，西萨摩亚人民最清楚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当谈到1997年香港回归时，老人清楚地表明：“香港、台湾都是中国的领土。香港回归时，我想去香港参加回归仪式。我还要把你们驻我国的大使王弄笙请到我家来，像一家人一样，一起庆祝香港回归。”当钱其琛与他告别时，他语重心长地说：“谢谢你们来元首府看我。”并把送给他的一幅象征长寿的竹帘画顶在头顶。杨洁篪副外长恳请老人合影留念，并说：“您1976年访华时，我是您代表团的翻译，还记得我吗？”老人天真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