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式危机与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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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35岁的刘文钊正带着3个员工打包所有的公司货物,他打算从温州市区的写字楼撤离,搬迁到靠近郊区的双屿街道。这位身材瘦弱的温州个体老板,做了十多年服装外贸业务的沙场老将收缩战线以降低一些房租成本。
  “如果不搬迁,房租将占到今年公司利润的30%,公司的经营根本难以为继。”他告诉本刊记者。
  随着这几年的楼市暴涨,日渐高企的租金,最终波及实体经济的生存,从制造企业到商贸公司的运营成本节节攀升,坚持或者搬迁,如何抉择?
  从市区搬迁到郊区
  刘文钊从1999年开始做外贸,主要做服装和鞋子的出口,是温州比较早做外贸的一批人。当年才20多岁的刘文钊,每年都跑两次广交会,拿着样品鞋在广交会上摆一个摊位,外商订货后,他就拿着订单,到温州的各个中小鞋厂下订单,在约定的时间内,将货做好后,交给物流公司,将货出口到欧美客户的手中。这个行业让他过着体面又低调的生活。
  但这几年来,因欧美国家遭受金融危机,订单下滑。“以前能做到120万美元一年,现在差不多也是这样的数字,因为人民币升值和国内人工成本的增加,我的利润越来越少,现在净利润只有4%左右,而最高时有10%左右的利润。”刘文钊表示公司经营的压力非常大。
  他考虑搬迁办公室。他的公司一共有4个办公人员,属于典型的小微公司,原先在温州马鞍桥附近租住100多平方的办公室,一年的租金就接近12万元,按照签订的合同,房东还要每年递增15%的租金。
  “我这里的地段,写字楼的价格,从2000年的不到1万元一平方,涨到现在的每平方4万元左右,400多万元的房子,房东收10万元的房租,也不算太贵,但公司真的已经无力承受了。”刘文钊说,他也能够理解房东。
  在双屿街道,刘文钊租住到一个二楼的厂房内,有300多平方的面积,租金7万元左右。他的公司里还有3个员工,他们都是外地到温州来工作的年轻人。刘文钊说,在温州一套像样的公寓,租金都要3000多元,现在这些员工的工资只有5000元一个月,只能做到拼租搬到郊区后,他将办公室隔壁的100多平方厂房挪腾出来,装修成宿舍,安排这些工作人员的住宿。他表示,虽然地方远一点,但是员工的生活环境会宽松一点。
  来自湖南浏阳的员工刘萍告诉本刊记者,她现在每月的工资是5300元,与2005年刚到温州时的1800元相比,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除去房租后,净收入的增加幅度并不大,现在搬到郊区后,房租由老板承担,每个月能省1200元钱,也就是增加了1200元的净收入。
  类似刘文钊这样,为降低成本,将公司从市区搬迁到郊区的现象,这两年在浙江地区并不少见。
  “鸡肋”广交会
  刚刚从广交会回来的刘远显得灰头土脸,这次他几乎颗粒无收,连参展费都收不回来。
  在宁波做外贸公司的刘远自称外贸个体户,他形容自己的广州之行是“打酱油”,即便是打酱油,也花掉了5万多元的费用。
  “在广交会,与人合租一个摊位,与老客户见见面。”刘远说。
  作为外贸企业的重要平台,被称为“世界第一展”的广交会,是外贸企业交流的重要平台,刘远说,广交会如果不去参加,老客户也无法维系;去参加,发现也是疲于奔命,收获不多。
  刘远的公司在宁波市江东区的一幢写字楼里,浙江宁波被称为外贸企业最集中的城市之一,这里依托有利的港口和长三角地区发达的制造业,在服装成衣和灯具电子等产品出口业务上,有着强大的竞争力。
  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11年,宁波进出口总额达到980亿美元,其中出口605亿美元,宁波出口总额位列全国城市第五,是一个经济外向度很高的开放城市。宁波的外贸企业以民营企业为主,有着上万家的外贸公司和物流公司,5个宁波人中几乎有一个人从事外贸行业。
  刘远说,在广交会,到处可以看到宁波交易团的身影,但是许多人跟他一样,都是单干的挂靠个体户。
  回顾这些年的外贸行业发展过程,刘远告诉本刊记者,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外贸行业一直高歌猛进。2009年,外贸行业订单有一定的复苏,但是到2011年,订单又急速下滑。
  这些年来,人工成本不断增加,“美元对人民币从当年的8. 20到现在的6. 25,这损失的全部是利润。”刘远告诉本刊记者。
  挂靠节省费用
  刘远告诉本刊记者,他的公司为了降低成本,采取类似挂靠的方式来经营,以降低成本。据本刊记者调查,这样挂靠的外贸公司,在宁波有一定比例。
  挂靠外贸公司的运作模式在宁波比较成熟,找一家大的外贸公司,在其公司内部设立部门,一个部门其实就是一个合伙制的小公司,三到四个从事外贸公司的个体户,一起租赁该公司的一个办公室和样品陈列室,就将公司组合完毕。
  合伙人共同雇用数个办公室工作人员,平摊这些人员的工资和办公费用,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开支了。“公司需要会计,如果不挂靠,必须自己请,找一个兼职会计,也需要1500元,这些都是开支,挂靠后就能节省这些费用了。”
  外贸从业人员张国庆告诉本刊记者,挂靠公司不仅降低成本,关键还能省去一些麻烦。“如果自己开公司,每年的工商税务和银行,这些都要去搞好关系。这对我这样的个体经营者来说,是为了省事省时间。”
  据张国庆介绍,挂靠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是出口退税的人民币兑换业务。按照挂靠的协议,部门所有的资金往来都通过挂靠公司走账,一般出口退税在三个月后资金能到账,挂靠公司则可提前把货款和退税给挂靠的个人。按照签订的挂靠协议,挂靠公司收取合同金额的1. 6%作为挂靠费,这也是挂靠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
  张国庆和刘远等4个人成立一个部门,挂靠在宁波某外贸公司名下,他们一起雇用了7个员工,据2011年的财务统计资料,每年花费房租10万元,人员工资25万元,办公费用6万元,分摊后,每人承担的费用是10万元左右。
  2011年,张国庆的外贸营业额做到80万美元,除掉办公成本后,毛利为人民币42万,净利为32万元。   据张国庆介绍,为了避税他们4个人还在香港成立一个离岸公司。按照每个人每年5万美元最高金额,通过离岸公司将美元打到个人账号,进行合理避税。比如,一笔金额为20万美元的合同,有3万美元是利润,让客户打3万美元到离岸公司账号,17万美元打到挂靠公司账户,工厂的发票也是17万美元,这样就将利润留到离岸公司,再转移到个人账户内,避免交个人所得税。
  “开设离岸公司,将利润转移到离岸公司再打入国内个人账户进行避税,这是一些外贸挂靠公司的潜规则,在江浙一带不是个别现象。”张国庆说,他周围的同行,没有一个不开设离岸公司的,一个朋友每年离岸账户的资金达50多万美元,不得不借用亲戚的身份证开设账号来收美元。
  高昂的渠道费
  来自重庆的王文亮在浙江宁波从事外贸行业有10多年时间,从2005年他成立自己的公司运营至今,今年是他第一次亏损,这让他始料未及。
  王文亮主要做灌溉用具的出口,是一个比较新兴的行业。2005年,王文亮与妻子一起到宁波来创业,成立公司时只有6个员工,当年的业绩是80万美元,毛利达到15%到20%左右,净利润是40万元人民币。2011年,公司营业额达到350万美元,员工有12个人,毛利6%,净利润是100万人民币。
  2012年,王文亮的公司是亏损状态,公司的日常经营都难以维持,这让他开始算起公司经营的成本。
  “2005年时,员工是2万元一年,现在是6万元一年,还不包括每个月500元的社保,房租从6元一平方,上涨到11元一平方,这还是在偏远城郊。”王文亮感慨这些年的经营成本提高。
  王文亮告诉本刊记者,这些年来,企业产品的利润在逐渐降低,公司的经营成本却在提高。不仅如此,因产品缺少技术含量,还面临着国外同行的激烈竞争。他告诉本刊记者,现在泰国、土耳其的工厂也开始生产同样的产品,人工成本远远低于中国国内。“东南亚一些国家,只要700元人民币就能找到一个成熟的生产工人,在中国沿海,至少要3500元,这造成一部分的订单流失。”
  在毛利和汇率降低的时候,王文亮想到去开拓内需市场,但是高昂的渠道费用和不确定性,让他望而却步,他宁可做外贸,也不想去做内需市场。
  “内销的渠道费用很高,需要垫付大量的资金,这样反而增加了成本。外贸虽然利润比较低,但是客户比较有信誉,不存在拖欠款项的问题。”王文亮说。
  本刊记者调查获悉,宁波一些生产型企业正在转内需的过程中,也遇到渠道费用过高的问题,但是同样面临的严峻问题是,一些生产出产品,在内需上很难取得市场。
  宁波一家服装企业的老总告诉本刊记者,为避免高额的渠道费用,现在不少宁波服装企业都做起了淘宝网店,但是成功者也是屈指可数。
  这家企业的老总曾在宁波开设服装专卖店做试验,出售自己工厂生产的服装,最后面临关门的窘境。
  “房租太高,一般的门面都需要10多万元,再雇用两个员工和管理费,一年就要30万元的费用,卖衣服能赚多少钱?”他现在专攻电子商务,认为只有靠此渠道,才能让自己的企业转型。
  弃店与空置
  在房价节节攀升的江浙,房租成为开店最大的成本。
  福建某知名服装品牌曾在宁波万达广场开设一家服装旗舰店,一年的服装销售利润是120万元,但是房租也是120万元,除去房租后,净利润为零。今年,这家专卖店搬到万达广场对面的小广场,一年租金30万元。
  老林在宁波做瓷砖销售生意,门面房租一年是15万元,两个员工一年的工资是15万元,外加其他开支15万元,一年成本接近45万元。老林说,今年的销售利润大概是80万元,还有35万元净利润。但是,老林在销售渠道内投入的流动资金是200万元。
  “200万元的投入,一年只赚35万元,这还包括我们夫妻两人的工资在内,这么低的利润,我真没心思做下去。”老林说。
  据老林介绍,他的店面在2005年的时候,租金只要6万元,随着城市发展,这里的店面价格节节上涨,租金也水涨船高。但即便是经营得不如意,老林也要坚持下去。
  “我的200万元流动资金全在里面,如果我不开店了,人家欠我的货款,我没法去要了,而我给厂方进货都是现金,这等于血本无归,这么多年辛苦收下一堆欠条。”老林说。
  相比老林,郭浩就庆幸自己能够成功撤离。今年40岁的郭浩经营红酒生意,他的店从去年11月开业,到今年10月,恰好一周年,经营利润为30万元,除掉房租和两个员工的开支后,剩下2万元。
  在建立熟悉的客户群后,郭浩把店关门,将公司搬到写字楼,新的办公地点有50平方,租金3万元一年。郭浩说,他现在只雇用一个人,开设网店,到写字楼散发传单,并提供红酒送货上门服务,如果运营得当,至少一年能赚10万元。
  “相比开门店,压力小多了。”郭浩说。
  据媒体公开报道,温州的店面房出现大面积的空置现象。本刊记者调查获悉,这一现象在宁波和杭州等地也有出现,只是未像温州那么严重。
  宁波21世纪不动产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销售经理告诉本刊记者,随着经济下滑,店面和写字楼的出租生意确实受到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一些大面积的店面房,空置率有一定的提升,但是远未达到媒体报道温州所说的60%的空置率。
  “很多店面房的房东不愿意降价,因此产生空置,比如300万元的店面房,租金是20万元一年合理,现在升值到900万元,那租金不可能到60万元,这中间有一个期望值无法满足的问题,这是房价虚高带来的后遗症,商业成本通过房租转嫁给经营者,现在经营者无力承担,只能弃店离去。”上述销售经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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