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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顶灰色鸭舌帽,帽沿下躲着用黑框老花镜遮住的小半张脸——高满强在一个年轻人的搀扶下颤巍巍地走了过来。
曾为“山西运城假渗灌事件”提供线索的原运城地区行署驻北京联络处副主任高满强,后来被法院判了八年有期徒刑。2003年4月18日,获释的高满强刚出监狱门口,就被3个歹徒用铁棍暴打致残,狱警出来阻拦,也被打伤。
举报造假工程
记者面前这个人只有55岁,但近5年的牢狱生活和出狱当天即欲置之死地的袭击,已经使他过早地衰老了。北京零下5度的寒风里,他看上去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
他有点紧张地朝四周张望,然后沙哑着嗓子告诉记者:“我怕这里不安全,我们换个地方谈吧。”这位已经被吓怕了的老人,执意把记者领到一个隐蔽的小旅馆后,才敢讲出他认为是“被陷害的真相”。
1998年入狱之前,高满强是山西省运城地区驻京联络处副主任,正处级。
这一年初,山西记者高勤荣入住运城驻京办下属的黄河大酒店,该酒店总经理就是高满强。饭间,这位记者向高满强讲起运城地区行署某些主要官员为获取政绩,建造庞大的假渗灌工程欺骗中央一事,高满强也连说这是“日哄人”(山西方言,欺骗人的意思)的工程。
高满强回忆,他在那天饭后向高勤荣提供了一张主持这一假渗灌工程主要官员的批条,“这张批条要求运城驻京办给山西一位上级官员提供10万元的‘零花钱’”。
此后不久,高勤荣写了一份反映运城官员买官腐败、并用2.85亿元公款建造假渗灌工程的材料。高满强借着做驻京办副主任积累下来的关系,把材料直接交给了中央纪委办公厅的主要领导。1998年3月,中央纪委主要领导作出批示,要求山西省纪委先行查处。高满强对记者说,当时他敢这样做,更多的不是出于正义感,而是“运城官场权术斗争的需要”,“但不管动机如何,当时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我高满强是清白做人的”。
同年5月27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内部版刊登了“山西运城搞假渗灌浪费巨额资金”一文。此后《南方周末》介入调查。
重现窦娥冤
就在《南方周末》报道出来8天后的9月26日,高满强被抓捕。
高满强说,当时运城来人悄悄来到他在北京的寓所,等他一进屋,就一把将他扑倒,蒙上被子一顿暴打,门牙悉数被打落。然后在路上将他拖了几十米,塞进车里直奔运城。
在不到36天、没有公开开庭的情况下,高满强被运城中级法院判了八年有期徒刑。高满强所获罪名是:招摇撞骗和私刻公章。
判决称,高满强在运城地区粮食局下属单位工作时,伙同他人伪造了一份军方文件,编造其入伍与提干经历。后高满强又谎称部队档案在其返乡途中丢失。从而骗得有关部门为其办理恢复干部身份的手续。正是在此基础上,1996年他被任命为驻京办副主任,后又升任至处级干部。判决书还称,他在驻京其间,非法私刻四枚公章。判决书里还像模像样地附有12份证据。
判决甫下,山西报纸将高满强“假官”案和臭名昭著的“三盲院长”姚小红案相提并论。中央某主流媒体更是刊出了《“假官”现象催人警醒》的新闻述评。
此后不久,写情况反映材料的山西记者高勤荣也被运城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并入狱。
搞假渗灌工程的主谋事后挨了批评,但此人的官位没有受到影响,后来还由某地区的“二把手”升为某地级市的“一把手”。
冤案昭雪
狱中,高满强自我勉励:“要好好活下去,要不停地申诉,直到公正到来的那一天。”
当时他的父亲已年届80岁,不停地为儿子赴京城上访;妻子被气成重病;高满强25岁的儿子高朝受到父亲牵连,被停止了工作,后因重病不治身亡。“这真是叫家破人亡啊……”高满强的眼睛里涌上了泪水。
入狱3年后,他的申诉有了转机。2002年2月初,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运城中级法院再审高满强案。3个月后,运城中院再次驳回申诉。
“当时高级法院的一些知情法官对运城中院不愿纠正错案的做法很有意见,他们决定直接提审我的案件。”高满强说。2002年7月,山西省高级法院为此案组成合议庭。有关主办该案的政法官员直截了当地说:“这明显是个错案,不能再把人关在里面了,先放人!”2003年4月18日,在山西省高院的无罪判决书下达前的8个月,高满强被先行释放。
出狱遭暴殴
2004年4月18日上午9点,重获自由的高满强刚刚迈出监狱大门,准备穿过马路去坐车时,迎面冲来3个蒙面大汉,手持铁棍,照着他的头和身子挥舞下来。后据目击者称,歹徒们很年轻,手脚非常利落。3个人将高满强打倒在地,直至血肉模糊。前去阻止的狱警亦被打伤。事毕,打人者乘车匆匆逃遁。
高满强缓缓摘下帽子:“你看,现在我的右脑前额还有一个很深的凹坑。刚被打时,都陷进去了,被打凹进去的地方,能放下一个馒头!”暴打让他昏迷了48天。后来进行脑部修补时,医生从他的伤处掏出了一小碗碎骨。
高满强摘下老花镜,他的左眼已经因为右脑神经受损而几近失明;左侧喉咙的肌肉也因为右脑神经受损而萎缩,这正是他说话声音沙哑的原因;他的整个左侧身体,包括左手与左脚,也因为右脑神经受损而处于不灵便的状态。记者握他左手,发现手冰凉,也握不紧。他每次穿脱衣服都要那个随行的年轻人照料。
高满强被打后,曾经有记者去采访他的老父亲。他的父亲怕的不行,不敢说任何相关情况。记者就谎称是为他儿子来申冤的律师,结果这个80多岁的老头哭哭啼啼说,儿子是自已不小心从屋子上掉下来摔伤的。
得知高满强被打的消息,一度让当时还在狱中的山西记者高勤荣也极为担心。他曾给监狱写信,如果释放他,监狱一定要派车护送他。高勤荣的朋友甚至称,等高勤荣出狱的那一天,要为他准备好钢盔和防弹衣,以防再出现高满强那样的悲剧。
经过将近3年的治疗,高满强终于康复。他到省里去感谢主持了案件纠错工作的那位干部。这位干部感叹地对高满强说了三句话:“满强,你比窦娥还冤”,“你终于算彻底平反了”,“我没有想到,你受了这么大的伤害,脑袋的思维力还这么好”。高满强说到激动处,突然把记者拉近至他的鼻尖,大声地嚷。
3年多过去了,此案仍然没有破获,幕后黑手依然逍遥法外。高满强认定的60万元国家赔偿与其他损失补偿至今未落实。他写信给运城人大常委会负责人,要求恢复他的干部身份。每次去信,均石沉大海。
曾为“山西运城假渗灌事件”提供线索的原运城地区行署驻北京联络处副主任高满强,后来被法院判了八年有期徒刑。2003年4月18日,获释的高满强刚出监狱门口,就被3个歹徒用铁棍暴打致残,狱警出来阻拦,也被打伤。
举报造假工程
记者面前这个人只有55岁,但近5年的牢狱生活和出狱当天即欲置之死地的袭击,已经使他过早地衰老了。北京零下5度的寒风里,他看上去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
他有点紧张地朝四周张望,然后沙哑着嗓子告诉记者:“我怕这里不安全,我们换个地方谈吧。”这位已经被吓怕了的老人,执意把记者领到一个隐蔽的小旅馆后,才敢讲出他认为是“被陷害的真相”。
1998年入狱之前,高满强是山西省运城地区驻京联络处副主任,正处级。
这一年初,山西记者高勤荣入住运城驻京办下属的黄河大酒店,该酒店总经理就是高满强。饭间,这位记者向高满强讲起运城地区行署某些主要官员为获取政绩,建造庞大的假渗灌工程欺骗中央一事,高满强也连说这是“日哄人”(山西方言,欺骗人的意思)的工程。
高满强回忆,他在那天饭后向高勤荣提供了一张主持这一假渗灌工程主要官员的批条,“这张批条要求运城驻京办给山西一位上级官员提供10万元的‘零花钱’”。
此后不久,高勤荣写了一份反映运城官员买官腐败、并用2.85亿元公款建造假渗灌工程的材料。高满强借着做驻京办副主任积累下来的关系,把材料直接交给了中央纪委办公厅的主要领导。1998年3月,中央纪委主要领导作出批示,要求山西省纪委先行查处。高满强对记者说,当时他敢这样做,更多的不是出于正义感,而是“运城官场权术斗争的需要”,“但不管动机如何,当时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我高满强是清白做人的”。
同年5月27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内部版刊登了“山西运城搞假渗灌浪费巨额资金”一文。此后《南方周末》介入调查。
重现窦娥冤
就在《南方周末》报道出来8天后的9月26日,高满强被抓捕。
高满强说,当时运城来人悄悄来到他在北京的寓所,等他一进屋,就一把将他扑倒,蒙上被子一顿暴打,门牙悉数被打落。然后在路上将他拖了几十米,塞进车里直奔运城。
在不到36天、没有公开开庭的情况下,高满强被运城中级法院判了八年有期徒刑。高满强所获罪名是:招摇撞骗和私刻公章。
判决称,高满强在运城地区粮食局下属单位工作时,伙同他人伪造了一份军方文件,编造其入伍与提干经历。后高满强又谎称部队档案在其返乡途中丢失。从而骗得有关部门为其办理恢复干部身份的手续。正是在此基础上,1996年他被任命为驻京办副主任,后又升任至处级干部。判决书还称,他在驻京其间,非法私刻四枚公章。判决书里还像模像样地附有12份证据。
判决甫下,山西报纸将高满强“假官”案和臭名昭著的“三盲院长”姚小红案相提并论。中央某主流媒体更是刊出了《“假官”现象催人警醒》的新闻述评。
此后不久,写情况反映材料的山西记者高勤荣也被运城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并入狱。
搞假渗灌工程的主谋事后挨了批评,但此人的官位没有受到影响,后来还由某地区的“二把手”升为某地级市的“一把手”。
冤案昭雪
狱中,高满强自我勉励:“要好好活下去,要不停地申诉,直到公正到来的那一天。”
当时他的父亲已年届80岁,不停地为儿子赴京城上访;妻子被气成重病;高满强25岁的儿子高朝受到父亲牵连,被停止了工作,后因重病不治身亡。“这真是叫家破人亡啊……”高满强的眼睛里涌上了泪水。
入狱3年后,他的申诉有了转机。2002年2月初,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运城中级法院再审高满强案。3个月后,运城中院再次驳回申诉。
“当时高级法院的一些知情法官对运城中院不愿纠正错案的做法很有意见,他们决定直接提审我的案件。”高满强说。2002年7月,山西省高级法院为此案组成合议庭。有关主办该案的政法官员直截了当地说:“这明显是个错案,不能再把人关在里面了,先放人!”2003年4月18日,在山西省高院的无罪判决书下达前的8个月,高满强被先行释放。
出狱遭暴殴
2004年4月18日上午9点,重获自由的高满强刚刚迈出监狱大门,准备穿过马路去坐车时,迎面冲来3个蒙面大汉,手持铁棍,照着他的头和身子挥舞下来。后据目击者称,歹徒们很年轻,手脚非常利落。3个人将高满强打倒在地,直至血肉模糊。前去阻止的狱警亦被打伤。事毕,打人者乘车匆匆逃遁。
高满强缓缓摘下帽子:“你看,现在我的右脑前额还有一个很深的凹坑。刚被打时,都陷进去了,被打凹进去的地方,能放下一个馒头!”暴打让他昏迷了48天。后来进行脑部修补时,医生从他的伤处掏出了一小碗碎骨。
高满强摘下老花镜,他的左眼已经因为右脑神经受损而几近失明;左侧喉咙的肌肉也因为右脑神经受损而萎缩,这正是他说话声音沙哑的原因;他的整个左侧身体,包括左手与左脚,也因为右脑神经受损而处于不灵便的状态。记者握他左手,发现手冰凉,也握不紧。他每次穿脱衣服都要那个随行的年轻人照料。
高满强被打后,曾经有记者去采访他的老父亲。他的父亲怕的不行,不敢说任何相关情况。记者就谎称是为他儿子来申冤的律师,结果这个80多岁的老头哭哭啼啼说,儿子是自已不小心从屋子上掉下来摔伤的。
得知高满强被打的消息,一度让当时还在狱中的山西记者高勤荣也极为担心。他曾给监狱写信,如果释放他,监狱一定要派车护送他。高勤荣的朋友甚至称,等高勤荣出狱的那一天,要为他准备好钢盔和防弹衣,以防再出现高满强那样的悲剧。
经过将近3年的治疗,高满强终于康复。他到省里去感谢主持了案件纠错工作的那位干部。这位干部感叹地对高满强说了三句话:“满强,你比窦娥还冤”,“你终于算彻底平反了”,“我没有想到,你受了这么大的伤害,脑袋的思维力还这么好”。高满强说到激动处,突然把记者拉近至他的鼻尖,大声地嚷。
3年多过去了,此案仍然没有破获,幕后黑手依然逍遥法外。高满强认定的60万元国家赔偿与其他损失补偿至今未落实。他写信给运城人大常委会负责人,要求恢复他的干部身份。每次去信,均石沉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