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识》：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在8月份发表战后70年讲话。为了筹备这个讲话，安倍广泛听取朝野意见，确定了“平衡过去与未来”、体现“积极和平主义”的基调。不过，中国国内最关心的显然还是他会不会展示日本国家和民族真诚和沉痛的反思之情。在各位看来，安倍准备这个讲话的真实态度和意图是什么，他会在多大程度上回应中方的关切？
　　李薇：我本人不敢乐观。安倍恐怕很难真诚反省侵略战争，他的战后70年讲话可能是一个反省但不欲道歉的讲话。安倍能够感觉到来自世界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来自中国、韩国，也来自日本在西方七国集团当中的伙伴。因此，他的这个讲话可能比较暧昧，但不会说刺激性的话。他当然不会说当年那场战争不是侵略战争，但也不想公开承认它就是侵略战争。而且，就算“反省”，我们也要看他到底要“反省”什么。安倍所提“反省”的内容可能会比较模糊，也许不仅包括发动那场战争的动机和给亚洲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伤害，还会包括日本为什么会输掉那场战争。果真如此，仍将是一次不彻底的反省，在很大程度上是“技术型的反省”。要知道，历史上，日本是一个很讲战术、技术的国家，但战略误判却一个接着一个，直到今天日本人都讲不清楚1941年为什么非要同美国开战。
　　我们日本所的一项研究专门针对日本人反省道歉背后的道德准则进行了分析，认为一些日本政要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错误态度，是“情境中心主义”的国民性，或者说是日本人的“自我再生机制”使然。这种“自我再生”包含“自力更生”、“他力再生”两个层面的内容，突出表现在“罪己”（kejime）、“袚褉”（misogi）两个概念中。日本人的“罪己”方式因人而异，从公开道歉到经济自罚再到剃发反省、参拜庙堂甚至自杀谢罪，总之是以仪式化的行为净身洁心谋求新生。这种“罪己”表面上是基于道德伦理主动自罚，实际上是迫于外部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罪己”者对自身错行将受到何种责罚内心早有估算，“罪己”的目的往往不是出于真诚忏悔，而是防御先行、以退为进，这样，即便不能避免“袚褉”，也是就“他罚”，也能减轻“袚褉”的程度。而相应作出“罪己”姿态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袚褉”，就可以“重生”复出了。
　　这种“罪己”心理在日本文化中根深蒂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典型表现就是“一亿人总忏悔”（战后首位日本首相东久迩宫稔彦王提出的概念，此人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曾任陆军大将、防卫总司令官，1945年8月17日出任日本首相，也是日本历史上惟一的皇族首相——编者注），战争责任由全体日本国民承担，而非主要由日本领导者承担，大家都有责任的结果等于谁都没有责任。在战争责任没有受到彻底清算的情况下，以所谓“一亿人总忏悔”来回避责任，这种做法扭曲着日本人的历史价值体系。
　　另外，安倍的战后70年讲话将会紧紧踩住他在竞选期间提出的“复兴日本”口号（又译“夺回强大日本”）的文脉。安倍立志“复兴”的不仅是“强大的日本”，更是自尊、自信、受国际社会尊重并拥有完全独立军事能力的“正常化”的日本。这是安倍从他的外祖父岸信介（二战甲级战犯，操纵伪满洲国的罪魁之一，有“满洲之妖”之称，曾在东条英机的对美宣战诏书上副署。1948年获释，1957年、1958年两度组阁，总共担任过三年多的日本首相——编者注）那里继承下来的个人抱负。岸信介是拥有“远大抱负”的现实主义者，会豁出自己的政治生命去做想做的事，安倍也是如此。我认为，安倍的战后70年讲话将会更加强调战后日本的国际贡献、和平发展，以期重树一个具有崇高形象的日本，为此会尽量淡化日本的战争罪责。
　　杨伯江：最近日本外务省发布的年度《外交蓝皮书》强调要对过去那场战争进行“深刻反省”，这很可能就是安倍在战后70年讲话中谈及历史问题的基调。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对那场战争当中的哪些部分从哪个角度进行反省，是就战争的性质从政治上进行反省——“是什么导致日本发动了这样一场几乎毁灭日本和亚洲的错误战争”，还是在军事战略战术层面上进行技术性的反省——“为什么日本在1894年甲午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中打赢了，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中得手了，却最终输掉了太平洋战争”。如果是后者，不仅不值得赞扬，还要进行批判，因为这实际上进行的是一种丛林法则之下弱肉强食、痛后思痛的反省。所以说，我们还要好好看安倍讲话的具体内容和谋篇布局——靠简简单单的“反省”一笔带过战争罪责，恰恰是避重就轻、避实就虚的表现，是故意疏漏掉最核心的那个部分，或者说，试图用突出阐述日本的战后贡献来转移、淡化人们对当年战争性质的关注。
　　《世界知识》：对安倍讲话的预期也涉及如何评价1995年“村山谈话”、2005年“小泉谈话”的问题，还有一个1993年的“河野谈话”，各位是怎么看的？
　　杨伯江：我个人更看重1995年的“村山谈话”。这个讲话应该说是战后日本官方就历史问题进行的一次比较系统、全面、正式的表态，它谈到了对战争性质的认识，因此可以做正面解读。相比之下，小泉的道歉却不一样，他只是在2005年二战结束60周年、“村山谈话”十周年的时候，利用出席亚非会议50周年纪念活动这样一个敏感性并不太高的场合，做的一种“萧规曹随”式的表态，并且是对他顽固参拜靖国神社所造成外交问题的平衡、中和之举，因此对“小泉谈话”的历史评价要比“村山谈话”低得多。
　　中国国内有一部分人认为日本从来不道歉。事实恐怕并非如此，日本道过歉。当然，是不是如日本人所说“道歉过20多次”，值得商榷，但村山富市的讲话应该算是一次道歉。我想强调的是，历史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日本领导人有没有对曾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进行过道歉，而是某任日本领导人所作的道歉总是被他的后任颠覆、否定、淡化，经常出尔反尔，搞不清楚到底哪种观点、哪个倾向代表了日本的国家政策和人民意志。 　　吴怀中：日方历史认识问题的症结，的确体现在其态度及措辞的模糊性、反复性、倒退性问题上，这使得日本很难赢得邻国信任，在安倍身上就更是如此。从目前的情况看，他是想在谈话中尽量绕过“侵略”字眼——正如他曾经主张的“侵略无定义论”，当年小泉纯一郎也都不敢公开这样讲的。战争都结束70年了，他还在搞模糊战术，甚至立场还要后退，能不令人担忧吗？我个人认为，安倍的战后70年讲话可能是一个“中间状态”的东西，所以不至于形成一个重大外交事端的由头，让国际舆论以人类的普遍道德标准齐声谴责他，但指望他做得比前任有多大进步显然也不现实。应看到问题的实质是，安倍即使拿出一个表面上还说得过去的东西来，他内心的那套理念和所代表的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的想法却是不会改变的，因为从执政之初他就是这个想法，可谓“初心不改”。1995年日本国会审议通过“不战决议”的时候，安倍和他在自民党的伙伴们就曾竭力阻挠，试图把决议搞黄，决议通过时他和一些自民党议员又缺席表示抗议。
　　安倍为准备战后70年讲话组成了“专家恳谈会”，这一举措反映出三个问题：一是这个讲话是要写入历史的，他是既在意、也用心。二是放试探气球，给自己寻找回旋空间并预留退路，将来讲话发表后无论激起什么反应他都能推托说“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三是借这种运作吸引国内外的眼球，让形势随他而动，这显然是一种外交手腕、政治策略。
　　《世界知识》：明仁天皇和德仁皇太子新年之后先后表态，指出充分学习肇始于“九·一八事变”的战争历史，思考日本的今后走向，“是当下极其重要的事情”；“在战争记忆渐渐淡去的今天，谦虚地回顾过去并向不知战争的一代人正确传达悲惨经历以及日本走过的历史道路非常重要”。应该如何理解日本皇室的这两个表态，它们是否表明皇室与安倍政府有过协调，还是如一些媒体猜测的那样是在敲打安倍？
　　李薇：我宁愿相信日本皇室是有良知、良识的。也要看到，皇室即便为了自保，也会通过提提“反省”与安倍拉开距离、做些切割，所以要就此认定皇室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有多么深刻，恐怕也未必是那么回事。战后皇室向来有“条件反射”型的自保意识，即把自己从历史问题的纷扰和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的那一堆人里摘出来，以维持天皇制永续不废。为此，明仁天皇特别在意向国民、向世界展现自己的亲民爱民形象，比如2011年日本遭遇地震、海啸、核泄漏“三灾一体”时，明仁赴福岛核电站附近地区慰问灾民，等等。这次明仁天皇不顾内阁劝阻和安保条件的不完善而前往帕劳祭拜二战末期战死岛上的日本、美国军人亡灵，也有这种心态在起作用。
　　二战刚结束时，天皇制还能不能保留、天皇要不要受审，存在很大争议。现在解密的很多文件证明，裕仁天皇是做了上断头台的准备的。后来，朝香宫鸠彦亲王等皇族和内阁成员极力斡旋，裕仁自己也向美国占领军摆出谦恭姿态，才算打动麦克阿瑟将军把天皇制保留下来，因此后来有人说美国以同意保留天皇制换来一部“和平宪法”。前些日子日本学术界有人来我们研究所座谈，透露说“现在最难的就是天皇了”，因为安倍再在历史问题上折腾下去，越来越多的旧事要被重新翻出来，战争责任问题也要重提，火还不得烧到天皇身上？到时候，全世界都会记起来裕仁就是侵华日军大本营的总司令，他是不是该对那场战争负主要责任，而不是像麦克阿瑟定调的那样“不负主要责任”？所以在皇室看来，最好还是安静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