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始终定格着一幅清晰的画面：冬天的山间缠绕着丝绸般的薄雾，早晨的空气冻得人瑟瑟发抖。但在学校简陋的校舍旁，陈老师赤裸上身在双杠上翻腾，双肩汗珠晶莹剔透，棱角分明的腹肌凸显出来，他双手一撑身体腾空而起，然后轻盈地落在地上，像极了专业体操运动员。
　　从进入初中第一天开始，我每天早晨进入校门都会看到陈老师在重复同样的锻炼，他惊艳的表演看得我呆若木鸡，甚至让我有了人生第一个梦想：我也要有8块腹肌。后来才知道，他是体育学院毕业的，因为没有关系，被分配到我们这所偏僻的山区中学。
　　刚进初中时我放荡不羁，蓄着一头蓬乱长发，总敞着脏兮兮的外套，用狂傲的表情掩饰着内心的无助。我这形象是从小学带来的，那时我成绩很好，总考第一，但老师视而不见，经常将我的成绩安在另一个同学头上。我发泄不满的惟一方式就是打架，父母因此认为我是个调皮捣蛋不思进取的坏孩子，放学回家就交给我一大堆农活，根本不留做作业的时间给我。
　　所幸我遇到了陈老师。他是我的班主任。开学几天后，他笑盈盈地托着我的脑袋把我送到理发店，剪去了又长又脏的头发。
　　他教体育和历史，在山区学校，老师似乎都是多面手。但在我们那地方，体育是个无足轻重的课程，除了那副被陈老师日复一日磨得溜光的双杠，其他的体育用具只有那个泄了气的篮球，我们上体育课最兴奋的事情就是一起去争抢那个要用很大力气才能拍起来的篮球。陈老师显然无力改变这样的局面，但他总是鼓励我们奔跑，“向前奔跑，是你们惟一的出路！”多年以后，当我看到电影《阿甘正传》，再想起陈老师这句话，立即泪流满面。
　　陈老师用历史课证明了他的不俗，与那些照本宣科的老师相比，他是那么自信，上课总是两手空空进入教室，把历史故事讲得像评书，布置作业时又能准确地让我们翻开课本的某一页，我经常怀疑他是个超人。我狂热地喜欢上了学习，尽管回家有干不完的农活，但成绩依然很好。当我遇到不懂的问题去询问他时，他中分头下面那双眼睛总是忽闪忽闪眨几下，嘴角挂着一丝真诚的微笑。他的微笑给了我莫大鼓励，让我感觉读书是世上最具诱惑力的事。

　　然而山区学校老师的待遇不好，本地老师对外地老师很排挤，几个公认的好老师相继离开。就在初二行将结束时，陈老师把我叫到校舍的角落，告诉我他要走了，调到另外一个镇的初中去，并让我好好学，一定要“奔”出去。这是我第一次没见到他对我面露微笑。我说不出一句话来，感觉自己的精神在瞬间坍塌，只能看着他朝寝室方向走去。
　　那个期末，我考了年级第一名，奇迹般地在全县名列前茅，但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我太过依赖陈老师，我不知道在他离开以后我的学习将如何进行下去。
　　暑假的一天，太阳炽烈，知了趴在树枝上发出震耳的噪音，房檐下黄橙橙的玉米棒折射进屋的亮光如此刺眼，我手上捧一本《林肯传》，却心烦意乱怎么也读不下去。这时候，我家那条狗狂吠起来，我看见陈老师探进来半个脑袋。我惊呆了，猛地冲过去将狗轰走，把陈老师请进来。
　　陈老师是来带我走的，他告诉父母我的成绩可以去市里最好的学校，考全国最好的大学，如果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学校还可以减免学费。直到那天，父母才知道他们的儿子是个很能念书的孩子。
　　后来我才知道，陈老师为了找到我，他冒着烈日，骑着摩托车在崎岖的山路上四处打听，有一段路很窄，他连车带人掉进了山沟，在老乡的帮助下才把摩托抬上来。但与为了升学率争抢生源不同，陈老师联系并推荐我去的学校是市里最好的中学，而他履职的卻是一个小镇中学。
　　开学去城里那天，陈老师亲自骑着摩托载我去。他的车骑得很稳，耳边呼呼作响的风声如同奏响的快乐音乐。
　　从那以后，我很少再见到他。一年后，我如愿考上眉山最好的高中，可仅仅念了一个学期便辍学了，原因在于穷困的家庭经济，内心的绝望让我自我封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前往甘肃参军才走出辍学的阴影。
　　2007年8月，我服役的第二年，陈老师的同事余老师打来电话，说陈老师已去世几个月了，“肝癌，生前不让我告诉你”。除了这句话，那天余老师还说了些什么，我全然不知。然后我在训练场上使劲地奔跑，耳总觉得陈老师在冲我吼：“向前奔跑，是你们惟一的出路！”
　　陈老师去世的时候，年仅3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