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墙上把这两个大南瓜剪下来后，觉得一个过程即将结束。
　　大暑将过，瓜藤露出老相，瓜叶也开始失水枯黄，尽管还有一些花在继续开放，在我看来， 这只是南瓜自身的本能， 理应如此， 命数还未走到尽头。如果把时光往前推， 推到春夏之交的梅雨季节， 那时一阵雨、一阵艳阳交替着，世界充满闷热潮湿，丝瓜、黄瓜、南瓜、佛手瓜纷纷大展野性的一面，攀爬席卷，纵横无可囿，在毫无声响中迅速攻掠空间。南瓜无疑是其中的狂者，藤大，须粗，力足，被它触碰到了就难以挣开。它敷陈迅疾，无论是在平面上延伸，还是爬上防盗网的铁蒺藜，都那么舍我其谁。后来，其他瓜藤也上來了，绞在一起。我总是试图给予引导，稍加划分各自空间，却往往徒劳———这个时段， 是后院植物最放肆闹腾的时光。开花的时候到了，大量的果蝇随之而来，嗡嗡嘤嘤，逢瓜便叮，一叮就烂。每一棵瓜都有着无穷的生殖力，依旧开花，结果依旧被叮，烂到地上。如此循环，没完没了。生殖就是如此抵挡不住，不因果蝇的存在而停止———尽管最后走到瓜熟蒂落时刻的并不多。我从中看到的也是生命张扬的力量，自觉地应天时地利。大暑过后，它们再也没有先前的那种野性，运动停滞，色泽转黄，似乎在观望等待。尽管此时还是骄阳当空，水分滋润，植物却更早察觉大限将至，使性纵横的日子过去了。此后，再也没有结一个果。
　　一个果。
　　比人更知时势的就是植根于地下的它们。
　　学生带了一个摄影师来， 说给我拍几张有艺术性的生活照，有时用得着。摄影师看看天，和我们沿着蜿蜒的山路往上走，要走到最高处的一幢别墅里。这幢别墅空置五六年了，主人一直没有装修，门虽设而常开。天风天雨吹拂浇灌，外观都变了颜色。院子里长满茅草藤萝，杂草成团，踩在上边颤颤悠悠。尤其是几株三角梅，倚于墙头突兀而起，带刺凌空，坚硬锋利之外是花团相拥，姹紫嫣红。在一片草莽中，摄影师让我倚着石栏，背后是正在落下的夕阳，头顶有三角梅枝条穿过。这时摄影师停了下来，抽支烟，没有想开拍的神态。秋日黄昏中，一切都静了下来，蜻蜓在飞，落在茅草尖上;蚊虫从衰草中起来，一时成群。没有人的地方草木就失去了制约，尤其是此时，荒飒之气远远过于我们三两的人气。我常把上午和下午分成心情的两半。上午是朝气的活跃的，充满遣兴的冲动。忙活手上的事，没怎么说话，也不会有外人来串门。很多事情在上午要弄出个眉目来， 精力也足以达到自己设定的指标。午后就不同了，人有些松弛慵懒，午饭使人昏昏欲睡，即便继续手上的活计，也徐缓之至。甚至，斜阳下的时间都花在喝茶上，喝了水仙喝肉桂，似乎有意让时日过去。像此时，闲闲地要等时间过去一点，浪费就浪费吧。夕阳下来风就大了，色调明显阴翳下来， 草木多的地方在此时给人一些心慌慌的元素，它们的无人剪裁，或死或生，绿叶黄叶，随时日流转而堆积在一起，去年的，前年的，更早一些的。
　　后来照片洗出来了，是暗下来的景，在照片里显得沉重。这也使我产生了怀疑，似乎并没有抓住最佳的那一刻， 而是迟疑了———让一个人凭经验来把握时间， 也太自信了。等待就是靠天吃饭， 是不要花钱的，靠上天赏赐。这一双巨手缓慢地调节着色盘， 它并不知道每一个晨昏， 每一个节令，有多少摄影家各取所需，每一秒都有意义，都可能形成一幅佳作，浑若天成。这也使他们尤其关心自然界的晴明阴晦， 摄影技能都差不了多少， 但在大自然的广大面前，有的机灵有的迟钝，过后展示出来的画面也就在深邃程度上相差甚远。
　　渺小的人和无垠的空间， 前者只能倚仗后者。
　　人自告奋勇地提出给我刻一方姓名印， 几年过去了还没见到———对于这样的提议我通常不抱太多希望。有人刻好送来了，出于礼貌，钤在作品上，协调的少有，便收起来不用。刻手的意思都是认为我的姓名太难操刀，并不是他们技艺不行。后来，有人想到了变通的做法，便问我有字否，号否，艺名否，斋名否。据说弘一的别号就有二百之多，因此有时落款一音、演音，龙臂、漱筒，有时又息霜、文涛、二一老人，其实都是他一个人。文士名流似乎都要有三五个名号方显风雅， 由此看到那个人与那时的世界。看重人间烟火的人，和规避人间烟火的人，相互映衬而存在。以至有人以笔名、别号行于世，使人一见知是空门中人，或是势利之徒。我对刻手说我仅此一个名字，他们便觉奇怪，认为如果有别号，也许早就刻好了。于是等待。给自己取一个别名或斋号，真是一件难事，尤其如我，毫无此想法的人，满足于唯一的名字，在这个名字下展开此生的日子。现在看一些有成就的人，这个字、号，那个斋、庐，热闹得很，它们替代了本名，也生出一些风雅故事来。而不会取名者， 让他人几十年单调地叫着不变的名字， 一点新鲜感都没有。只有他自己听到了，觉得这个名字与自己不可分离，也只有这个名字合适。
　　前不久我翻看了一本九十多万字的回忆录， 是高我一届的同学为入学四十周年出版的。里边有对于高考的记忆、对于大学生活的回味，还有论文和文学作品。由于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如何彰显都不过分。通常的说法是， 积压了十多年的八闽文科精英都收入了中文系。文科精英们坐在教室里，听外国文学的李先生讲《红与黑》的时候，我还在一个县级的化肥厂里，背着沉重的工具包，爬上爬下地检查着机器。那一年我也是考了， 初选也上了， 但此后再无消息。第一届总是引人注目的，尤其是在一个时局大变化之后首批走入大学者， 完全可以自夸。至于没赶上这趟车的人， 再有才华、后劲，也只好闭嘴。时代的巨变总是需要有人解读与证明， 七七级的文科精英正好承担了这样的义务———由于走在前面成为必然。这使我想起2006年日本世锦赛上的王仕鹏。离比赛结束只有五点八秒，中国队还落后两分， 这时王仕鹏接过姚明传来的球，在三分线前半米处投出，球在空中画出一道漂亮的弧线，入网。天啊，中国男篮凭借胜出的一分， 闯入十六强。有意思的是，此前王仕鹏一分未得。后来王仕鹏在一些场合都把这三分球拿出来说， 说得有人不悦了。我觉得王仕鹏这一投值得他拿出来说一辈子，因为它的意义，或者说脸面。我作为第二届考入的大学生， 和首届相比可夸耀的几乎没有，还是埋头读书，做好自己的事，让每一日实在过去。当然，越往下的那几届也就更是水波不兴，泯为常态。如今，我们入学四十周年早已过去，没有谁站出来提议以某个活动做个纪念， 真有活动我也不想参加。所谓的精英，和所处的节点不无关系，正好踩上，如合符契就是精英。那些没有踩上者，不管是什么原因，只能是平淡无奇的后续。所幸不是精英，心灵无须负重，几十年轻松向前。 　　父亲在晚年想做一件事， 就是把他这一支分散各地的朱门子弟聚集在一起叙叙。此时他已在病中，发作起来甚为痛苦。我与亲戚素来少来往， 觉得让父亲辛苦没有必要，多出一件事来做，不如好好休息。父亲不时在纸上写下一些名字， 他的手颤抖着，把名字写得歪歪斜斜，像是夕阳下一个人拉长的身影。一个人生长到八九十岁，他所想的就是八九十岁人才有的事， 不可阻挡，是一个更广大的范围。而更多忙碌中的中年人，想的正好相反，不广大，更涉己。我想父亲眼前展开的多是久远之事———很多年前从北方来到南方， 由人丁少到人丁旺盛。老的故去了，没留下什么文字上的资料，新的又生出了，各自生存分散各地，为各自的日子兀兀穷年地劳作。壮大归壮大，每一脉都有自己的历史，历史很散，没有人记录， 甚至在繁忙中早已忘了这些有什么意义。生活很现实，意义多虚空。如果父亲不想做这件事， 估计此后没有人有这样的情怀了———召集者必得是前辈，具德望，又具备热情，无疑，父亲是最适宜者。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工程，父亲一家家地打电话，告知聚会的缘由、目的，再说时间、地点。青年人总是觉得自己这个年龄段是最忙的，而老人已远离忙碌是天下最闲的———对老人世界无所知，才会有如此说道。老人的心事和要做的事不亚于一个儿孙辈， 绝非人老迈便一切停歇下来。他们结识的人肯定不及年轻人朋友圈的一小角， 但老人联系到现在的， 却都是一些非常实在没有水分的故旧———这些几十年后尚在联系的朋友、同事，构成了一道深沉的景致。父亲期待的聚会终于如期到来，时间是春节过后，亲戚们从各地来到这个古城， 坐满酒楼一个宴会厅。父亲满脸都是笑，母亲此时神智已经有点恍惚， 见到来来往往这么多人来向她请安，反而有点茫然了。父亲推年岁最大的五哥致辞，五哥九十多岁了，想都没想就开说，从我们家族这一支的渊源说起，再说来南方发展和家族子弟取得的成绩。口齿清晰，逻辑严密，富于思辨，感情充沛，真是举座皆惊。五伯父原是中学老师，运动来了，每次首当其冲，打倒复打倒，离开讲台成了走街串巷收拾生活垃圾的无业人员。生活垃圾中那些被他视为有用的东西， 是他换来微薄的生活费用的基础。当他又被人称为老师时，时光已经把他推向晚年，一个人的才华不经意在这么一个聚会上让大家见识，此时也只有感叹了。那一身的才气，那回不去的时光。一个家族在南下如此漫长的时光里，肯定是有一些人才出现的，没有人记载，也没有人留意这些，只是偶尔的惊鸿一瞥。
　　这次聚会达到父亲预想的结果， 午餐合影后各自离去。父亲回到家中倒头便睡，轻松莫如此时。在梦乡里他见到很久远的人了吧。
　　在一些大的场面上，有时会发现《兰亭序》正在成为一道清雅的风景，放大无限，让人看了想起那个名士的时代。其实用苏东坡、赵孟的作品也行，也雅致得很，但《兰亭序》有家喻户晓的力量，人们还是首先选择，成为艺文的一种标志。大凡有《兰亭序》出现的地方， 总是让人觉得文气氤氲，其他书法作品再好，也很难有如此统一的认识。我见到《兰亭序》是很迟的事了，那年二十三岁，还在荒寒的闽西北务农，忽一日到县城书店，与此遇见，总共也就一本，售价五角，等于我在田里干两天多的价值，但还是掏钱买了下来， 总算拥有一本千古名帖。我在上面题下“一九七六年于清流”———清流县是我度过十年光阴的地方，进一本名帖，又能与我相逢，只能说太巧了。《兰亭序》是美文、美书的典范，那时无书可看，真能把它琢磨好了，对于艺文并进，大有裨益。又过一年， 我在地摊上买到一本《兰亭论辨》，竟然要一元一角了。晚上无事打开细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兰亭序》是伪作， 和王羲之无一点关系———起始的郭沫若几篇论文，居高临下，言之凿凿，不禁使喜爱者心如滚水。郭氏已是當时文艺界的第一人，他认为伪作，应声附和的人也随之而起，一时汹汹。轮到江南文士高二适不乐意了。他动手写了一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公然反对郭沫若的观点。一般人看到郭氏的文章，如果不附和，也就笑笑算了，谁愿意去碰触一个当红的名流。高二适将《驳议》寄给了一家大报，希望刊登出来能起反响。但一个星期后，这篇驳议又回到他的手上———有哪一家报刊会发表高氏的驳议，给自己找麻烦？艺文论辩大家都认为必需，而且不可少，大道理都是没错的，但真到实践就没辙了。高二适说到底就是一个文人， 或者书法家， 发表寻常文章没问题，发表这样的驳议，难度有天大。高氏在一筹莫展时想到了好友章士钊， 章不是寻常人，又愿意助力高二适，真是一种幸运。高氏也因《驳议》名满天下。这事使我想到的不是《兰亭序》真伪的问题，而是这一过程中的人的关系———早先不可能发表的文章，是因为人际关系;后来又经过人际关系的辗转，变成可以发表了。那么，到底《驳议》可以不可以发表呢？ 如果可以，当初就当发表。如果不可以，最终还是不可以———毕竟，文章的品格、品位，作为一个刊物，有衡量的尺度， 绝不是白云苍狗， 一会儿这样，忽而又那样了。不是每个文士都有章士钊这种能上达天听的老朋友， 关系铁打又肯伸援手，漂亮地扭转了事态，使不可能成为可能。
　　我觉得失望的是学术论辩本不须使用如此手法。学术就是学术。《驳议》最终以这样的方式得以发表， 同样不应该成为值得庆幸的事。
　　有手机之后，人人都成了摄影师，兴起而摄，照片无数。闲时翻看，推过，就推到了每一个不同的空间和时间， 它们离此时或远或近，记忆或深或浅，甚至记忆中全然不存了，但手机中的照片，明白地告诉了曾经的真实。那天有人让我看了微信上的几幅照片，都是黑白的，主人公竟是我，前几幅在山区乡村， 后几幅在厂房里。现在想起来，背后场景的转换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变，从山村水田中的耕耘农夫成为车间维修的工人。这其中的感觉最好不说，再会说的人我估计他也说不好，真要说，只能说精神好多了，日子也好多了。特别是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 使我觉得这么多年的努力没有落空。当时在环抱乡村的山岭上，我每逢看到参天大树都会激动不已，上前拍打，试图张开双臂怀抱。后来在满是氨气的小化肥厂里，我崇拜的则是庞大、坚硬、冰冷且带着呼啸声响的机器， 尤其是它产生的巨大动力。我有几张照片， 就是在化肥厂的核心———合成车间拍摄的，我倚在压缩机前，或者在管道边上，穿着工作服，稍有生活经验的人都会知道我是一个工人了———那个时代，工人伟大，劳动光荣。具体到一个小工人， 则是温饱得到了保证———所谓的人生意义， 落实到个人身上就是日子渐渐好起来。老家有人问我在哪里工作，我不说化肥厂， 而是说合成氨厂， 以为此说虽不通俗，格调却会更高一些。几十年后我见到了当时一起当农民的一个知青， 他没有随返城大潮回到家乡，也没分配工作，以不变应巨变，现在已经全然是老农神情，是环抱村子的山野把他变成这个样子。我的后来的照片就全是城市景观了， 大学校园场景占了不少。每年研究生毕业总要和导师照上一些照片———她们穿着硕士服， 或者博士服，像是修女或道姑，远远没有她们平素穿着的清丽。我一直讨厌这样的服饰设计，还有颜色的阴晦，很青春貌美的女生，一穿上就黯然失色， 却又必须弄出一点仪式感———由于没有选择，就匆匆套上，匆匆脱去，没有谁喜欢穿上到处游荡。我更希望她们穿上短裙、旗袍来拍摄。如此，在镜头前，我会更开心一些。
　　这些照片上都没有题字， 也没有标明时日，但人物后面的器物，远近高低，朦胧清晰，已说明一切。
　　处在山间湿气氤氲的是兰花基地。我去了，欣赏一番，坐下吃饭，过后兰花的主人总会送我几盆———很古厚的石块凿成的盆子，周围布满了翠绿的苔藓，手指一按滋润松软。兰叶挺拔舒展，风骨其中，真是案头清供中的绝品。带回家后，每逢阴雨天，我也是会把它们端到露天的院子里接收雨露，吸取清气，山居的气息还是分外宜于生机的。可是，慢慢地苔藓就枯了，黑了，脱落，化成乌有。兰叶则不时枯黄，落地，后来就是一个空盆子了。我把空盆子又送回兰花基地，面带愧色。朋友总是说没关系没关系，又送两盆，硬要我带回来。
　　又是一个轮回。
　　背景就是这样，它一变动，什么都是。或者，什么都不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