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德忠是贵州六盘水煤机集团一名普通工人。退休以后，他把主要精力用于劝说别人死后捐出遗体、器官等。就这样，他在劝捐的路上已经走过了漫长的20年。这期间，有人说他积德，也有人说他缺德，还有人说他精神不正常……
　　2007年7月11日，对于当时55岁的织金患者杜某来说，是一个一生都难忘的日子，在这天，他那只已经失明多年的右眼又重见了光明，医生将一名去世的74岁老人的眼角膜取出，其中一只成功移植到了他的眼中。这标志着贵州首例遗体捐赠角膜移植术获得成功，而另一只角膜则送往深圳给另一位需要的病人。此事的促成，现年78岁的程德忠老人功不可没。
　　1997年，程德忠无意中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一名北京学生喜获美国眼科医生捐献的“洋”角膜重见光明了，于是他琢磨着“人死了角膜白白烧掉太可惜了”，便萌发了器官捐献的念头，同时他立下遗嘱，死后将遗体捐献供科研教学之用。2000年6月，在公证捐赠自己的遗体后，程德忠把自己的角膜、肝脏、肾等身体器官通过公证的方式捐了个“一干二净”。接着，他把自己的1万元积蓄捐给了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成为中国第一个为器官移植捐资的个人。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如果动员更多的人加入到自愿捐赠遗体器官的队伍中就好了。”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更何况这是做“死人”的工作，谈何容易。一次，在南京开往徐州的列车车厢里，他将一张张宣传单发到旅客手中，列车员以为他是非法售药者，不由分说地将他带到了乘警面前；另一次，他到深圳做宣传，午后的烈日下，没有多少人为这个不起眼的小摊停留下自己匆匆的脚步。尽管这样，程德忠还是充满了信心，因为深圳教师向春梅的做法让他看到了希望：1999年6月13日，深圳年轻的女教师向春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郑重地写下了一份遗嘱：“我愿意在我死后献出我一切有用的器官，我相信我的两个角膜是完好无损的，也许它能给需要它的人们带来一线光明。”他说：“我不惧怕黑暗，但我不希望有人活在黑暗里。”向春梅最后遗愿得偿，她捐出的一对角膜，使两位盲人患者重见光明。
　　在深圳宣传的几天里，有几千人咨询过，捐献表发出去三十多份，最后只有6个人填了表。然而，程德忠并没有失去耐心。他既不出声吆喝，也不气馁。腿蹲麻了，他就站起来揉揉，或者干脆坐在地上。已经花白头发的老人，在陌生的城市被城管追赶，在医院被当作骗子撵走。以至于无数的白眼，被称作“疯子”、“精神病”，更是家常便饭。程德忠被打过，被骂过，甚至被误解拘留过，但他从来没有停下来，大半个中国都留下了他艰辛的足迹。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在长年的劝捐路上，程德忠为很多需要器官的患者解决了实实在在的困难。
　　2003年6月，程德忠老人得知，在贵州打工的青年李麒麟愿意把角膜捐献出来。6月10日凌晨3时李麒麟突然去世。早晨8时半，程德忠到医院得知这个消息，就一直奔波联系相关医院，终于成功地将两个眼球完整摘除并乘飞机送往深圳，给了急需角膜的患者，使患者重新获得了光明。
　　程德忠常年在外劝人捐献遗体器官的行为，一开始外人不理解，就连家人也坚决反对。这些年来，他不仅为自己的“劝捐”事业付出了时间、精力，还陆续投入了5万多元钱。程德忠的老伴廖德珍无法理解丈夫的这种行为，更对其长年奔波在外尤为不满。女儿最初也无法理解，但面对“吃了秤砣铁了心”的爸爸，最后还是理解了，家人也开始对他的行为表示支持。“我的要求不多，宣传效果能达到千分之一就可以了。”在老程的一个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人名，这是他十几年来苦口婆心劝捐的成果。每一次捐赠的成功，老程都付出了艰辛。
　　程德忠做宣传不为名利，也不接受任何捐赠。曾有几家企业想赞助他的宣传，都被他拒绝了。这么多年来，程德忠一直执著地坚持着这个劝捐遗体的信念。他自费宣传捐献角膜、骨髓、器官、遗体，先后辗转到深圳、广州、湖南等二十多个大城市，通过他的宣传，现在贵阳已有一千多名志愿者加入了捐献器官的队伍，拥有几百名会员的贵州器官捐赠志愿者协会将获准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