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实施宪法，请先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新世纪》周刊日前发表由总编辑胡舒立撰写的社评说，2012年12月4日，在纪念“八二宪法”施行30周年大会上，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可谓切中要害。宪法虽被公认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但是，除了相关纪念日等特殊场合，它并不常被提及，在日常的司法实践也鲜有征引。这与法治发达国家宪法深入人心、在司法领域普遍适用的景象有巨大反差。这表明，在中国，宪法权威尚未树立。在中国，依宪执政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党与法的关系。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已成为决策层共识，问题在于如何让这一理念落到实处。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现象，就必然导致党政大员“以言代法”。在此情形下，宪法或许是公民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却绝不可能成为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武器；平民难以获得安全感，高级干部纵有特权，亦难有人权。当务之急是要真正树立法治思维，消除那种党的权力可以等于、高于或代替宪法和法律权威的思维，消除那种认为党掌握的权力越大越集中，执政地位就越巩固的错误认识。事实表明，单靠思想自觉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健全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违宪审查机制。对此，学界早已提出中国宪法监督的模式的三种可能：第一是设立独立的宪法法院；第二是在全国人大下面设立宪法委员会，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平级；第三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中专门设立宪法委员会。具体采用哪一种，可以探讨，但这一重大议题不能无限期搁置。此外，只有让宪法或其解释成为司法可直接援引的权威依据，它才可能摆脱被虚置的地位。“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这一“八二宪法”的最大亮点，才能化作现实力量。
中国城市化要唱一出“空城计”？
《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一场“关起门”来的讨论，主题围绕“城镇化”。12月8日，作为主办方的中央党校，请来的专家们，在第二届城市管理高峰论坛上，忧心忡忡地将种种尖锐问题摆上桌面。有人痛陈，中国的城市建设是摊大饼，只注重规模扩张而不注重内涵；有人担心中国的城市化是“半城市化”和“伪城市化”，尽管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但按户籍人口计算只有35%，2.7亿在城市里生存农民工没有真正进入城市；有人称，城乡二元结构，甚至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将成为城镇化前进的阻力；有人呼吁改革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名誉会长聂梅生感觉到，自从十八大以后，“城镇化”三个字在当下的中国已被提升至无以复加的地位。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尹中卿说：“长期以来各个地方都把推进城镇化简单地等同于城市建设，过分地注重城市建成区规模的扩张，而忽视了城市人口规模的集聚，把农业的转移人员仅仅当做生产者、当做劳动力，而不愿意接受他们本人和他的家属进入城市成为市民。结果导致了现在比较严重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这种城镇化叫做‘半城镇化’或叫‘伪城镇化’。”国家发改委城市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的城市化质量不好。归根结底，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而非钢筋水泥的堆砌的城市化。乔润令看到，城镇占用土地的速度远远快于吸纳人口的速度，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而从城市建设的本身来看，不止一位专家提出了中国城市发展粗放的问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深圳建设用地每平方米产出不足香港的三分之一，不足新加坡的四分之一。“下一步的城镇化绝对不能走以前城镇化的老路。”乔润令说。
扩大内需离不开住房和汽车消费
凤凰网日前发表邱林的文章说，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现在面临的严峻形势是，外贸出口由于国际需求不振，2012年迄今只达到7%左右的增速；投资受制于众多行业产能过剩，也难以快速增长。因此2013年的经济增长将主要仰赖刺激消费。如何刺激消费，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由于各地方仍在实行住房“限购令”，北京、广州等城市实行汽车限购，不可能在短期内产生什么新的消费热点。其实，住房、汽车的限购不是促进了消费者的购买力，而是抑制了他们的购买力，同时，也抑制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当前有一种现象值得关注，一些人总想否定房地产和汽车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认为现在已经有了一些新的增长点可以超过或取代房地产或汽车业，比如服务业中的幼儿教育，养老服务等，因此，对楼市和汽车限购是必要和合理的。然而，这种说法是片面的。在全球范围内，还没有哪个新兴产业可以在短期内替代房地产和汽车业作为支柱产业。房地产和汽车业是几年来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行业。房地产能够拉动60多个行业的发展，汽车业也同样能让100多个行业受益。但最近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收紧，这两个产业逐渐步入低迷期，如果再对此实施限购政策，必然极大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在当前国内出口低迷、投资不畅的情况下，拉动内需尤其重要，而在拉动内需中，房地产和汽车消费将是不可或缺的动力。
为什么国企不可能产生企业家精神？
财新网报道：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日前在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表示，国有企业、国有和国有控股的企业在GDP中的比重真正降低到10%以下，中国未来的十年才会充满希望，国民经济的倍增计划才可以实现。张维迎指出，国有企业在经济中作为一个主体位置，它严重地抑制了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要素，技术进步其实都是来自企业家的创新。但是，在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当中，大量的本来应该当企业家的人会被吸引去当政府官员，或者是做国有企业的官员。 “國有企业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政治组织，不是一个经济组织，国有企业内部大量的是政治斗争。国有企业也使这个社会更多地去寻租，包括一些民营企业家，有时候看到国有企业占据大量的资源，愿意跟国有企业合谋去寻租。”张维迎提出，如果真正废除垄断，国有企业很多部门其实是无法生存的。他表示，如果维持国有经济的比重像现在这么高，仍然主导着大量的部门，仍然垄断着要害行业，仍然享有很多的特权，未来实现倍增计划可能是没有希望的。如果不能焕发出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仍然使得大量的企业家精神用于寻租，用于跟政府搞关系，或者用于移民，中国的市场优势就无法发挥出来。张维迎建议，要限定国有企业的投资边境，尽快废除国有企业享有的大量特权；要解决国有企业的股权问题，国家持有比重从70%、80%尽快降到50%、40%、30%，国家也可以通过向国内外企业拍卖国有控股企业的股权，以解决国有企业产权过分集中、公司治理无法规范的问题。
《新世纪》周刊日前发表由总编辑胡舒立撰写的社评说，2012年12月4日，在纪念“八二宪法”施行30周年大会上，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可谓切中要害。宪法虽被公认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但是，除了相关纪念日等特殊场合，它并不常被提及，在日常的司法实践也鲜有征引。这与法治发达国家宪法深入人心、在司法领域普遍适用的景象有巨大反差。这表明，在中国，宪法权威尚未树立。在中国，依宪执政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党与法的关系。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已成为决策层共识，问题在于如何让这一理念落到实处。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现象，就必然导致党政大员“以言代法”。在此情形下，宪法或许是公民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却绝不可能成为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武器；平民难以获得安全感，高级干部纵有特权，亦难有人权。当务之急是要真正树立法治思维，消除那种党的权力可以等于、高于或代替宪法和法律权威的思维，消除那种认为党掌握的权力越大越集中，执政地位就越巩固的错误认识。事实表明，单靠思想自觉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健全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违宪审查机制。对此，学界早已提出中国宪法监督的模式的三种可能：第一是设立独立的宪法法院；第二是在全国人大下面设立宪法委员会，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平级；第三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中专门设立宪法委员会。具体采用哪一种，可以探讨，但这一重大议题不能无限期搁置。此外，只有让宪法或其解释成为司法可直接援引的权威依据，它才可能摆脱被虚置的地位。“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这一“八二宪法”的最大亮点，才能化作现实力量。
中国城市化要唱一出“空城计”？
《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一场“关起门”来的讨论，主题围绕“城镇化”。12月8日，作为主办方的中央党校，请来的专家们，在第二届城市管理高峰论坛上，忧心忡忡地将种种尖锐问题摆上桌面。有人痛陈，中国的城市建设是摊大饼，只注重规模扩张而不注重内涵；有人担心中国的城市化是“半城市化”和“伪城市化”，尽管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但按户籍人口计算只有35%，2.7亿在城市里生存农民工没有真正进入城市；有人称，城乡二元结构，甚至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将成为城镇化前进的阻力；有人呼吁改革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名誉会长聂梅生感觉到，自从十八大以后，“城镇化”三个字在当下的中国已被提升至无以复加的地位。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尹中卿说：“长期以来各个地方都把推进城镇化简单地等同于城市建设，过分地注重城市建成区规模的扩张，而忽视了城市人口规模的集聚，把农业的转移人员仅仅当做生产者、当做劳动力，而不愿意接受他们本人和他的家属进入城市成为市民。结果导致了现在比较严重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这种城镇化叫做‘半城镇化’或叫‘伪城镇化’。”国家发改委城市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的城市化质量不好。归根结底，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而非钢筋水泥的堆砌的城市化。乔润令看到，城镇占用土地的速度远远快于吸纳人口的速度，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而从城市建设的本身来看，不止一位专家提出了中国城市发展粗放的问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深圳建设用地每平方米产出不足香港的三分之一，不足新加坡的四分之一。“下一步的城镇化绝对不能走以前城镇化的老路。”乔润令说。
扩大内需离不开住房和汽车消费
凤凰网日前发表邱林的文章说，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现在面临的严峻形势是，外贸出口由于国际需求不振，2012年迄今只达到7%左右的增速；投资受制于众多行业产能过剩，也难以快速增长。因此2013年的经济增长将主要仰赖刺激消费。如何刺激消费，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由于各地方仍在实行住房“限购令”，北京、广州等城市实行汽车限购，不可能在短期内产生什么新的消费热点。其实，住房、汽车的限购不是促进了消费者的购买力，而是抑制了他们的购买力，同时，也抑制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当前有一种现象值得关注，一些人总想否定房地产和汽车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认为现在已经有了一些新的增长点可以超过或取代房地产或汽车业，比如服务业中的幼儿教育，养老服务等，因此，对楼市和汽车限购是必要和合理的。然而，这种说法是片面的。在全球范围内，还没有哪个新兴产业可以在短期内替代房地产和汽车业作为支柱产业。房地产和汽车业是几年来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行业。房地产能够拉动60多个行业的发展，汽车业也同样能让100多个行业受益。但最近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收紧，这两个产业逐渐步入低迷期，如果再对此实施限购政策，必然极大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在当前国内出口低迷、投资不畅的情况下，拉动内需尤其重要，而在拉动内需中，房地产和汽车消费将是不可或缺的动力。
为什么国企不可能产生企业家精神？
财新网报道：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日前在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表示，国有企业、国有和国有控股的企业在GDP中的比重真正降低到10%以下，中国未来的十年才会充满希望，国民经济的倍增计划才可以实现。张维迎指出，国有企业在经济中作为一个主体位置，它严重地抑制了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要素，技术进步其实都是来自企业家的创新。但是，在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当中，大量的本来应该当企业家的人会被吸引去当政府官员，或者是做国有企业的官员。 “國有企业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政治组织，不是一个经济组织，国有企业内部大量的是政治斗争。国有企业也使这个社会更多地去寻租，包括一些民营企业家，有时候看到国有企业占据大量的资源，愿意跟国有企业合谋去寻租。”张维迎提出，如果真正废除垄断，国有企业很多部门其实是无法生存的。他表示，如果维持国有经济的比重像现在这么高，仍然主导着大量的部门，仍然垄断着要害行业，仍然享有很多的特权，未来实现倍增计划可能是没有希望的。如果不能焕发出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仍然使得大量的企业家精神用于寻租，用于跟政府搞关系，或者用于移民，中国的市场优势就无法发挥出来。张维迎建议，要限定国有企业的投资边境，尽快废除国有企业享有的大量特权；要解决国有企业的股权问题，国家持有比重从70%、80%尽快降到50%、40%、30%，国家也可以通过向国内外企业拍卖国有控股企业的股权，以解决国有企业产权过分集中、公司治理无法规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