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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二十年里，预计亚洲国家会继续依赖石油进口。按照预期，中、印及东南亚国家会在全球石油需求增长中占很大比例。此外，亚洲大陆大部分地区——其海岸线总长仅次于加拿大——面临着海平面上升、风暴加剧，及气候变化造成的其他风险。
亚洲各国领导人愈发认识到改进能源及气候政策的重要性。面临上述挑战，亚洲各国领导人也应当对石油——尤其是进口石油——设置极高的环境标准。要求产油国和出口国提供更多关于石油的信息是一个良好开端，从而迫使政策制定者在决策过程中将石油实际的环境影响纳入考量。
这一点为何重要？实际上全球石油资源产生的气候影响差异巨大，一些石油替代品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几乎达到了另一些的两倍。随着人们发现新的非常规石油资源，不同石油品种之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差距预计还会增大。
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斯坦福大学及卡尔加里大学共同制定的“石油–气候指数（OilClimate Index， OCI）”所提供的信息，能为亚洲政策制定者提供帮助。 决策者可参考该指数，减少燃烧温室气体排放量高的石油，重新思考超重油，并管理石油焦的消耗。
亚洲石油需求剧增
全球石油需求的分配在2013年至2040年间，预计将发生显著变化，重点将会重新转向亚洲。在未来二三十年时间里，全球新增液态燃料消耗量中，亚洲发展中国家连同中印，按总桶数计算将占据近四分之三。
亚洲能源净进口量中，绝大多数会是石油：整个地区能源进口量有80%将是石油，印度则可能高达90%。该数据几乎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当前石油总产量相当。亚洲石油进口量预计将在未来20年里提高60%，高于煤炭和天然气。
将亚洲的石油需求拆分后，最突出的是中国。根据预期，中国的石油需求将从每天800万桶，增长到2035年的每天1800万桶。印度石油日需求量在2013年至2035年间，预计也会增加500万桶，并最终超越中国，成为石油需求增长最快速的国家。在同一时间段，经合组织（OECD）以外的东南亚国家，石油日需求量预计会增长300万桶。
从哪里采购资源，以及这些资源在地下是何种形式，都是完全未知的。全球多样性的石油来源之间竞争日益加剧。亚洲国家需预先做好计划，从而满足能源和气候安全的目标。
四类石油的环境风险很高
亚洲的政策制定者需做出明智抉择，权衡怎样才能最好地满足石油需求，同时又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在提升车辆燃料效率、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我们已取得进步。然而就替代石油的来源而言，还需付出更多努力。随着二十世纪石油资源枯竭，数十万亿桶石油储量必会变得越来越非常规（见图1）。
石油资源性质的转变，将会诱发气候变化。因此，“认清石油”变得愈发重要。在对30种石油样本进行检验后，OCI发现，每桶排放量最低的石油与排放量最高的石油之间，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差80%。每桶石油在整个供应链中引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有巨大差异，如：上游开采（10倍）、中游提炼（5倍）、下游燃烧和耗尽（近50%）。
经研究确认，有四类石油造成很高的气候风险。它们是：（1） 天然气含量高，且甲烷需排出或燃烧的石油，如中国的渤中油田和尼日利亚的奥巴吉油田产出的石油；（2） 需转化过多碳含量的超重油，如委内瑞拉含有大量沥青的原油，以及加拿大的油砂；（3） 枯竭的含水油藏，需注入大量的蒸汽，并投入其他能源才能开采出来，如印尼的杜里油田和加州的圣华金谷；（4） 开采自极端环境，如北极圈冻土层、雨林或极端海拔的石油（见图2）。
重新思考超重油进口和生产
油品越重、越酸（即含硫量越高），其隐性环境成本就越高。超重油天然所含有的碳，需投入大量能源方可去除，或作为石油焦抛弃，或进行氢化处理，而后者会产生污染。
许多亚洲国家与超重油生产国建立了日益紧密的贸易联系。本世纪初，委内瑞拉和加拿大猛然跻身全球石油储量表前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超重油储量可以出售，并越来越多销往亚洲国家（见图3）。
十年前，中国从委内瑞拉进口的石油还极少。到2013年，中国有超过5%的石油都从委进口。同年，印度每天从委进口40万桶超重油，进口量超过中国。加拿大重油资源的开采难度比委内瑞拉还大——如充溢着黏稠的沥青状物质的砂石。如今，加拿大是亚洲国家的重要石油输出国。
中国也有望成为数一数二的非常规石油生产国，有朝一日可推动中国成为这些高难度石油储量的一个供应国，这种路径与加拿大对阿尔伯达省油砂矿奉行的路径一样。
管理石油焦消耗
石油焦是处理常规重油和非常规超重油时，产生的炼化副产品，通常含有很高的碳、硫、重金属及其他污染物。随着更重、硫含量更高的石油越来越多地流向美中炼油厂，将会产生更多石油焦。这些硫含量很高的石油焦正被用来替代煤炭、天然气及可再生能源，作为一种廉价燃料供热或发电。
美石油焦出口目前位于世界首位，2014年总出口量3600万吨。2013年，中国是美石油焦最大进口国，美石油焦大约有五分之一输出中国。日韩及其他亚洲国家也进口了大量石油焦。亚洲国家也在采购本地石油焦。2013年，中国消耗的3300万吨石油焦中，有超三分之二产于国内。
燃烧石油焦排放的温室气体比煤炭高10%，相当于天然气的两倍，更远高于可再生能源。石油焦中的硫含量超过7%，而中国煤炭的平均含煤量为1%，这会对亚洲的空气污染带来显著风险。需颁布国际协议来有效遏制石油焦的气候风险。此外，要想减少并抵消石油焦造成的空气污染，也需颁布本地规章。
权衡选择进口石油
最近石油价格的下降，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改善石油市场的时间窗口。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即将在巴黎召开，届时亚洲国家可借此机会显示领导力，就此议题开展合作。
作为当今最大的石油需求中心，亚洲政策将会推动全世界石油开发过程中的操作和保护。例如，在排放权交易架构中纳入单个石油品种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就能更准确地反映外部成本。中、印、日、韩、印尼和其他国家可采纳政策，要求信息透明和数据披露，从而让亚洲国家的决策者更好地权衡选择进口石油。亚洲石油决策必须由可持续的石油–气候政策支撑，这样才能管理复杂的局面，为资本投入提供信息，并应对面临的气候挑战。
亚洲各国领导人愈发认识到改进能源及气候政策的重要性。面临上述挑战，亚洲各国领导人也应当对石油——尤其是进口石油——设置极高的环境标准。要求产油国和出口国提供更多关于石油的信息是一个良好开端，从而迫使政策制定者在决策过程中将石油实际的环境影响纳入考量。
这一点为何重要？实际上全球石油资源产生的气候影响差异巨大，一些石油替代品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几乎达到了另一些的两倍。随着人们发现新的非常规石油资源，不同石油品种之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差距预计还会增大。
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斯坦福大学及卡尔加里大学共同制定的“石油–气候指数（OilClimate Index， OCI）”所提供的信息，能为亚洲政策制定者提供帮助。 决策者可参考该指数，减少燃烧温室气体排放量高的石油，重新思考超重油，并管理石油焦的消耗。
亚洲石油需求剧增
全球石油需求的分配在2013年至2040年间，预计将发生显著变化，重点将会重新转向亚洲。在未来二三十年时间里，全球新增液态燃料消耗量中，亚洲发展中国家连同中印，按总桶数计算将占据近四分之三。
亚洲能源净进口量中，绝大多数会是石油：整个地区能源进口量有80%将是石油，印度则可能高达90%。该数据几乎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当前石油总产量相当。亚洲石油进口量预计将在未来20年里提高60%，高于煤炭和天然气。
将亚洲的石油需求拆分后，最突出的是中国。根据预期，中国的石油需求将从每天800万桶，增长到2035年的每天1800万桶。印度石油日需求量在2013年至2035年间，预计也会增加500万桶，并最终超越中国，成为石油需求增长最快速的国家。在同一时间段，经合组织（OECD）以外的东南亚国家，石油日需求量预计会增长300万桶。
从哪里采购资源，以及这些资源在地下是何种形式，都是完全未知的。全球多样性的石油来源之间竞争日益加剧。亚洲国家需预先做好计划，从而满足能源和气候安全的目标。
四类石油的环境风险很高
亚洲的政策制定者需做出明智抉择，权衡怎样才能最好地满足石油需求，同时又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在提升车辆燃料效率、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我们已取得进步。然而就替代石油的来源而言，还需付出更多努力。随着二十世纪石油资源枯竭，数十万亿桶石油储量必会变得越来越非常规（见图1）。
石油资源性质的转变，将会诱发气候变化。因此，“认清石油”变得愈发重要。在对30种石油样本进行检验后，OCI发现，每桶排放量最低的石油与排放量最高的石油之间，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差80%。每桶石油在整个供应链中引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有巨大差异，如：上游开采（10倍）、中游提炼（5倍）、下游燃烧和耗尽（近50%）。
经研究确认，有四类石油造成很高的气候风险。它们是：（1） 天然气含量高，且甲烷需排出或燃烧的石油，如中国的渤中油田和尼日利亚的奥巴吉油田产出的石油；（2） 需转化过多碳含量的超重油，如委内瑞拉含有大量沥青的原油，以及加拿大的油砂；（3） 枯竭的含水油藏，需注入大量的蒸汽，并投入其他能源才能开采出来，如印尼的杜里油田和加州的圣华金谷；（4） 开采自极端环境，如北极圈冻土层、雨林或极端海拔的石油（见图2）。
重新思考超重油进口和生产
油品越重、越酸（即含硫量越高），其隐性环境成本就越高。超重油天然所含有的碳，需投入大量能源方可去除，或作为石油焦抛弃，或进行氢化处理，而后者会产生污染。
许多亚洲国家与超重油生产国建立了日益紧密的贸易联系。本世纪初，委内瑞拉和加拿大猛然跻身全球石油储量表前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超重油储量可以出售，并越来越多销往亚洲国家（见图3）。
十年前，中国从委内瑞拉进口的石油还极少。到2013年，中国有超过5%的石油都从委进口。同年，印度每天从委进口40万桶超重油，进口量超过中国。加拿大重油资源的开采难度比委内瑞拉还大——如充溢着黏稠的沥青状物质的砂石。如今，加拿大是亚洲国家的重要石油输出国。
中国也有望成为数一数二的非常规石油生产国，有朝一日可推动中国成为这些高难度石油储量的一个供应国，这种路径与加拿大对阿尔伯达省油砂矿奉行的路径一样。
管理石油焦消耗
石油焦是处理常规重油和非常规超重油时，产生的炼化副产品，通常含有很高的碳、硫、重金属及其他污染物。随着更重、硫含量更高的石油越来越多地流向美中炼油厂，将会产生更多石油焦。这些硫含量很高的石油焦正被用来替代煤炭、天然气及可再生能源，作为一种廉价燃料供热或发电。
美石油焦出口目前位于世界首位，2014年总出口量3600万吨。2013年，中国是美石油焦最大进口国，美石油焦大约有五分之一输出中国。日韩及其他亚洲国家也进口了大量石油焦。亚洲国家也在采购本地石油焦。2013年，中国消耗的3300万吨石油焦中，有超三分之二产于国内。
燃烧石油焦排放的温室气体比煤炭高10%，相当于天然气的两倍，更远高于可再生能源。石油焦中的硫含量超过7%，而中国煤炭的平均含煤量为1%，这会对亚洲的空气污染带来显著风险。需颁布国际协议来有效遏制石油焦的气候风险。此外，要想减少并抵消石油焦造成的空气污染，也需颁布本地规章。
权衡选择进口石油
最近石油价格的下降，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改善石油市场的时间窗口。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即将在巴黎召开，届时亚洲国家可借此机会显示领导力，就此议题开展合作。
作为当今最大的石油需求中心，亚洲政策将会推动全世界石油开发过程中的操作和保护。例如，在排放权交易架构中纳入单个石油品种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就能更准确地反映外部成本。中、印、日、韩、印尼和其他国家可采纳政策，要求信息透明和数据披露，从而让亚洲国家的决策者更好地权衡选择进口石油。亚洲石油决策必须由可持续的石油–气候政策支撑，这样才能管理复杂的局面，为资本投入提供信息，并应对面临的气候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