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篇文章都是在一九七一年写的,没有公开发表过。批陈伯达的“国防哲学”,是敬爱的周总理当时给我出的题目,文章写出后,在姚文元那里压下了。这次《社会科学战线》向我索稿,我苦于没有时间写文章,只好检出这两篇旧作交差。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都是一伙,批林、陈时,由于“四人帮”的干扰,没有批适。现在揭批“四人帮”,似乎有必要补上这一课。陈伯达在二十年代写的反共文章是他的极右表现。到三十年代,他叫喊所谓“国防哲学”,这时他已经钻入革命阵营内部,学会使用某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因此虽仍然表现为右,但和二十年代那种赤裸裸的极右表现不同了。这种右,在革命人民中还是有些欺骗性的。到他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极“左”伪装出现时,欺骗性就更大。可见反革命分子是越来越狡猾的。把陈伯达在七○年宣扬的“天才论”和他在三十年代宣扬的“国防哲学”相对照,就可以看出,不论是右的表现也好,极“左”的表现也好,他在认识论上一脉相承的东西是先验论。基于上述情况,发表这两篇七年前的旧作,也许还不是没有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