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王建煊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都是属鹅的》。王建煊先生说，在利益面前，国人往往会变成“属鹅的”——开口就是“我，我，我”。先生说得极是。在我看来，“属鹅的”其实又往往是最善变的，他是断不肯一直“属鹅的”。例如，在责任和风险面前，那些“属鹅的”人立刻变色龙般地变了属相，他们变成了“属你的”“属他的”“属起哄的”“属瞧热闹的”……
　　不论什么东西，一旦姓了“公”，那就可能面临着某种灾祸。公共财产最易流失，公共物品最易损坏。自家的一根擀面杖可以传家宝似的传几代，但公家的一棵棵大树却时刻都有被砍伐的、被变卖的危险。井盖会被偷，电缆会遭窃，路边的长椅都成了残废，花卉展的花卉会一夜失踪，公园里的雕塑莫名就少了胳膊断了腿，高层住宅的电梯动不动就被抠走键钮……还是这些“属鹅的”同胞，会仔细地保存着三十年前的鞋子，二十年前的袜子，甚至连再也难派上用場的胶卷、磁带、BP机都舍不得丢弃——瞧，“属鹅的”就是这么“公私分明”！
　　台湾的高震东校长是个怪人。他不喜欢“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法，他索性将这个说法改成了“天下兴亡，我的责任”。他说：“我们每个学生如果人人都说：学校秩序不好，我的责任；国家教育办不好，我的责任；国家不强盛，我的责任……人人都能主动负责，天下哪有不兴盛的国家？哪有不团结的团体？所以说，每个学生都应该把责任拉到自己身上来，而不是推出去。”——“拉过来”还是“推出去”？“拉过来”和“推出去”的各是什么？这些问题，“属鹅的”很容易回答反了。责任，是一个沉重的词，远不如“利益”诱人，正因为如此，巧妙地推脱责任，就成了某些人毕生苦修的课业。当我走进教室，问学生：“今天谁值日？为什么没人擦黑板？”所有人面面相觑，脸上都写满了无辜。有人连忙撇清：“今天是三组值日。”三组人立刻推挡：“组长负责安排擦黑板的。”组长不得已冒出来，蔫蔫地说：“负责擦黑板的生病请假了。”这一番对话下来，三块黑板都能擦完，然而，较劲般地，大家就是不肯拿起板擦。
　　“公”与“私”中都有个“我”（厶），就看你把“我”摆在什么地方。
　　在有些人眼中，“9·18”是一个金色的日子，因为它可以谐音为“就要发”；但这个日子上所附着着的那一层浓重的黑色，是任何一个炎黄子孙都不该视而不见的。那一天，我看到有小店开业，张灯结彩，鞭炮震天。我停下来，朝着那个方向叹气。我想跑过去，跟那个注定是“属鹅的”店主讲个真实的故事——我的一个同行，姓王，形貌端丽，衣履光鲜；但是，每一年的“9·18”，她一定要穿黑色衣裙。她对那些好奇她变装的孩子们说：“孩子们，记住啊！据青岛一位老人回忆抗战，说那时所有的中国人经过日本兵岗哨，无不低头鞠躬，奴颜婢膝；而日本投降后，解除了武装的日本兵列队走过市区，围观的老百姓吐唾沫，扔石头，杀声震天。脸上沾有唾沫和血迹的日本兵不为所动，仍整整齐齐地行进。孩子们，记住啊！将军作家刘亚洲曾写道：日本老板警告员工有一句常用的口头禅：‘不要像中国人那么懒！’……”这个王老师，把每一个“国耻日”都当成了“我耻日”。——不知耻的人啊，当你把“9·18”当成自家的良辰吉日，你就不怕上千万死于日本屠刀下的亡灵来你的小店闹鬼吗？
　　美国肯尼迪总统有句名言：“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这大概算得上是“责任”这个词的最妙阐释了。想想看，一个国家，如果人人都“属鹅”，推出去不该推的，拿过来不该拿的，那么，每个“我”都注定像柳宗元笔下的“蝜蝂”小虫一样，贪婪地负物，贪婪地登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
　　责任编辑 余志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