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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幻电影作为对未来世界进行关照的影像化表现形式，通过生动直观的视觉形象传达了在后人类时代科技与人类的种种对抗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人类大力发展科技就是为了逃脱末日，逃避死亡，但当末日真正到来时，科技却扮演着人类对抗者的角色。人类既没有逃脱末日，又承担了科技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这是科幻电影对后人类时代的永恒思考。本文从后人类时代人与科技关系的三种表现形式入手，以《流浪地球》为例分析科技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的地位，进一步论证影片中科技作为人类的臣服者的表现形式以及人类的完全控制地位带来的后人类时代科技与人类对抗关系的消解，展现后人类时代人由末日终结和科技对抗引发的双重焦虑在科技的帮助之下逐步消解的重大转向。
关键词：后人类 科技 流浪地球 对抗 异化
一、后人类时代人与科技的关系
“后人类”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海伦娜·布拉瓦斯基夫的《秘密教义》中，在后人类主义思潮中被广泛使用，而“后人类主义”作为当代主体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最初由伊哈布·哈桑在论文《为表演者的普罗米修斯：走向后人类主义文化》中提出。哈桑认为：“我们首先需要理解人类形式（包括人类欲望和所有它的外在表现）也许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就需要对其尽心重新设想，人文主义自身转变被我们无助地称其为后人类主义的东西。”也就是说，尽管后人类主义作为一个理论思潮有着复杂而多样的表现形式，但其核心都在于对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人本主义的反思，在于对“人”这一概念的重新界定。在20世纪中期科技迅速发展和后现代主义研究浪潮的影响下，后人类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有着更为复杂的对抗关系，表现在当代语境中，后人类又先天地与当前科技发展结合在一起，用来指科学技术对人类主体生存状态的改进。
科幻电影作为对未来关照的影像化表现形式，通过生动而直观的视觉形象将未来社会生活图景和未来社会价值观直接传递给观众，完成从理论概念到实践展示的动态过程，而在科幻电影对后人类时代的展现中，人工智能和生物学领域的灵活运用成为极其热门的主题，科幻电影通过赋予科学技术和生物物种以人的特征，从外在之物的角度反向引发对人自身的思考，探索在新的社会环境和伦理结构之中人的状态，达到对人类认知和意识形态的解构。在这些后人类影像中，极具价值性和前瞻性的便是科技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通过高度科技化的设备在人类身体的加持中产生肉身强化作用，实现人类综合能力的提升；二是强调科学技术的替换作用，通过科技对身体的替换或人类一时的转移实现人类综合能力的提升；三是人类创造的人工智能自身的生命化，拥有了独立的自我意识和类似人类感情的各类情绪，并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展现出一种超越人类控制的倾向。传统社会中的伦理道德和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基本运行规则在科技的全面入侵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进而走向一种不确定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后人类影像中三种人与科技的关系中都有着科技不再完全是人的从属而逐渐变为人的一部分的倾向，后人类时代离开科技独立生活成为极其困难的事，科技通过其强大的功能设置和智能化计算程序重新定义了自己与人的地位关系，促使人对自我身体和社会角色进行重新认识。甚至科技有着逐步脱离人的控制，取得和人同等地位的发展趋势，而许多西方科幻影像作品也都围绕着这一点展开。例如探讨科技发展对未来人类生存状态影响及价值观构建的剧集《黑镜》，其中一集就通过创造一个在手机上打分的未来社区来反思社交网络对现代人“人之本质”的异化，在这个世界中，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分值化”，自身分数越高的人也拥有着给他人打分的更高权重，每个人获得的分数决定着他们的社会层级和生活质量。科技通过入侵生活细节的方式将它与人类生存捆绑在一起并获取了重要的地位，它始终与人类处于交缠对抗的双重状态之中，人类既不可避免地要依赖其带来的巨大便利和提升自身能力的红利之中，又要时刻对科技充满警惕，提防着它试图超越人类控制的意图。
二、《流浪地球》中科技充当的角色——消解、倒置
不同于大多数后人类时代科幻电影中展现的人与科技相互影响彼此对抗的状态，《流浪地球》展现的是科技与人之间的割裂。虽然影片通过足够有感染力的视觉特效构建了一个未来世界的生活图景，但并未表现出科技对于生活的入侵，自然也就没有反映出人类在面对科技入侵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时表现出的恐慌。科技在这部电影中更像与人类和谐共生的朋友，在此基础上，人的异化和对人性本质的反思也就失去了生长的土壤。在后人类时代科技充当着人类的对抗物的背景之下，《流浪地球》中的所有科技都指向了善的目的，也就同时消解了由此带来的矛盾冲突，将重点从人在科技时代下的异化转向了科技帮助人类实现自身目的的方向，在这一框架下灭绝焦虑的情绪以及对死亡的终极思考所带来的力量感就被大大削弱了。
这一倾向在国产科幻电影中并非孤立存在，电影中的科技产物即便拥有了独立思考的意识和能力也仍然是人类的附属品，有着自由观的机器人获得和人类同等的地位，他们存在的前提和目的都是为人类服务，完善人类的生活。例如《错位》中的机器人有自我意识觉醒的征兆，但仍然完全被制造者控制：
赵书信：看来，你的平行思维系统比我设计得出色。
机器人：不，即使你把人类的思维都输入给我，我也只是重复，我要像你一样，有思维，有个性，我请求你能办到这一点。到时候，我们智能人联合起来，拥护你做我们的领袖。
赵书信：你想多了，这很危险，我创造你不是为了让你发表议论，而是让你服从我的意志，否则的话，我宁可毁掉你。
由此可見，国产科幻电影并不是没有对机器对抗人类的思考，正是意识到了这种危机的存在，才树立了创造者的绝对权威，对抗也由于仅仅有微弱的倾向没有形成实际行动和影响而没有真正存在。这种绝对权威和绝对服从的关系消解了后人类时代机器与人类相互融合彼此对抗的复杂关系，也在简化中掩盖了许多随之生成的社会伦理问题和可能威胁社会基本运行规则的危险。《流浪地球》也同样如此，Moss的存在是为了服务人类，它以联合政府的授权书证明自己没有叛逃，但当地球遭遇毁灭危机，刘培强试图将点燃木星的计划告诉联合政府时它却将通讯中断了。Moss作为代表着绝对理性的未来科技，会在对现实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后做出理智的选择，它的存在是为了延续人类的生存，因此它不会承担所有人类都被灭绝的风险，但当刘培强烧毁基地时，作为人工智能的它却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权限与人类对抗，它始终服从于人类的意志。在《流浪地球》中，科技与人类并未形成对抗关系，科技的发展始终以服务人类为前提，尽管Moss切断了通讯，但仍然不能在最关键的时刻取得和人类同等对话的地位，科技尽管展现出了反叛意识的倾向，却在这一倾向尚未明确前就转向了顺从，这也就意味着科技并未摆脱人类的控制，而是作为辅佐者实现人类的目的。这与西方科幻电影表达人类在发展科技的过程中受制于科技的路径是完全相反的。由此，科技与人类的对抗关系被消解，从互相制衡转向了服务服从的倒置。 三、在科技的服从中对灭绝焦虑的消解
科幻电影将极致的想象力与厚重的现实相结合，对后人类时代的社会发展、价值观的塑造以及对死亡问题的终极思考做出独特的展现：人类如何面对科技对生活的入侵以及认识科技与人类形成对抗关系时人的本质？如何处理人的异化和社会伦理及社会价值体系的溃散与重构？在面临末日终局和科技独立化的双重危机时怎样看待死亡？这些问题都是科幻电影对后人类时代进行展现时想要引发观众思考的问题。如在《黑镜》中，人类可以通过科技随意电击罪犯的全息投影，让他感受到真切的痛楚。这是后人类时代科技发展对社会伦理形成挑战的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当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高度，人类该如何定义人权？而在电影《星际穿越》中，则是对灭绝焦虑和科技对抗相融合引发的对死亡问题的终极思考：在地球面临毁灭，几位宇航员被派遣到遥远的星球寻找宜居地的过程中，机器人有权自主设置对人类的诚实度以应对特殊情况的发生。从本质上说，这是对人性的绝妙讽刺，也从侧面展现了机器人拥有和人类平等对话的地位，正是在与科技的交缠、对抗过程中，在人类不再完全掌握话语权和占据控制地位的情况下，末日终局的背景设定显得更加意味深长。在某种程度上，人类大力发展科技就是为了逃脱末日，逃避死亡，但当末日真正到来时，科技却扮演着人类对抗者的角色。人类既没有逃脱末日，又承受着科技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这是科幻电影对后人类时代的永恒思考。
但在《流浪地球》中，随着以Moss为代表的科技对人类的臣服，科技以善的面孔出现在科幻电影的叙事之中，人类在科技的帮助之下应对灭绝焦虑和末日危机，科技带来的人的异化和对人之本质的思考被消解了，科技与人的对抗在末日终局的场景之下所拥有的复杂性也同样消失，变成纯粹的“辅助者”。与探究人之本质、科技对抗带来的社会伦理及价值观的不确定性相比，这一转向将重点放在了科技帮助人类应对危机的具体过程中，观众的注意力被放在了人类通过种种努力、通过科技的帮助应对末日的“结果”成功与否上，也就同时消解了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感受到的灭绝焦虑。
参考文献：
[1] Prometheus as Performer： Toward a Posthumanist Culture [J]. The Georgia Review，1977（Winter），31（4）.
[2] 高丽燕.后人类影像中的身心关系及其反思[J].当代电影，2018（12）.
[3] 李慧.从《流浪地球》看中国科幻的后人类想象[J].电影文学，2019（20）.
[4] 李娅.国产科幻电影中的后人类叙事[D].重庆师范大学，2019.
作 者： 乔静如，南京师范大学强化培养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編 辑： 曹晓花 E-mail：[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后人类 科技 流浪地球 对抗 异化
一、后人类时代人与科技的关系
“后人类”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海伦娜·布拉瓦斯基夫的《秘密教义》中，在后人类主义思潮中被广泛使用，而“后人类主义”作为当代主体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最初由伊哈布·哈桑在论文《为表演者的普罗米修斯：走向后人类主义文化》中提出。哈桑认为：“我们首先需要理解人类形式（包括人类欲望和所有它的外在表现）也许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就需要对其尽心重新设想，人文主义自身转变被我们无助地称其为后人类主义的东西。”也就是说，尽管后人类主义作为一个理论思潮有着复杂而多样的表现形式，但其核心都在于对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人本主义的反思，在于对“人”这一概念的重新界定。在20世纪中期科技迅速发展和后现代主义研究浪潮的影响下，后人类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有着更为复杂的对抗关系，表现在当代语境中，后人类又先天地与当前科技发展结合在一起，用来指科学技术对人类主体生存状态的改进。
科幻电影作为对未来关照的影像化表现形式，通过生动而直观的视觉形象将未来社会生活图景和未来社会价值观直接传递给观众，完成从理论概念到实践展示的动态过程，而在科幻电影对后人类时代的展现中，人工智能和生物学领域的灵活运用成为极其热门的主题，科幻电影通过赋予科学技术和生物物种以人的特征，从外在之物的角度反向引发对人自身的思考，探索在新的社会环境和伦理结构之中人的状态，达到对人类认知和意识形态的解构。在这些后人类影像中，极具价值性和前瞻性的便是科技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通过高度科技化的设备在人类身体的加持中产生肉身强化作用，实现人类综合能力的提升；二是强调科学技术的替换作用，通过科技对身体的替换或人类一时的转移实现人类综合能力的提升；三是人类创造的人工智能自身的生命化，拥有了独立的自我意识和类似人类感情的各类情绪，并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展现出一种超越人类控制的倾向。传统社会中的伦理道德和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基本运行规则在科技的全面入侵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进而走向一种不确定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后人类影像中三种人与科技的关系中都有着科技不再完全是人的从属而逐渐变为人的一部分的倾向，后人类时代离开科技独立生活成为极其困难的事，科技通过其强大的功能设置和智能化计算程序重新定义了自己与人的地位关系，促使人对自我身体和社会角色进行重新认识。甚至科技有着逐步脱离人的控制，取得和人同等地位的发展趋势，而许多西方科幻影像作品也都围绕着这一点展开。例如探讨科技发展对未来人类生存状态影响及价值观构建的剧集《黑镜》，其中一集就通过创造一个在手机上打分的未来社区来反思社交网络对现代人“人之本质”的异化，在这个世界中，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分值化”，自身分数越高的人也拥有着给他人打分的更高权重，每个人获得的分数决定着他们的社会层级和生活质量。科技通过入侵生活细节的方式将它与人类生存捆绑在一起并获取了重要的地位，它始终与人类处于交缠对抗的双重状态之中，人类既不可避免地要依赖其带来的巨大便利和提升自身能力的红利之中，又要时刻对科技充满警惕，提防着它试图超越人类控制的意图。
二、《流浪地球》中科技充当的角色——消解、倒置
不同于大多数后人类时代科幻电影中展现的人与科技相互影响彼此对抗的状态，《流浪地球》展现的是科技与人之间的割裂。虽然影片通过足够有感染力的视觉特效构建了一个未来世界的生活图景，但并未表现出科技对于生活的入侵，自然也就没有反映出人类在面对科技入侵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时表现出的恐慌。科技在这部电影中更像与人类和谐共生的朋友，在此基础上，人的异化和对人性本质的反思也就失去了生长的土壤。在后人类时代科技充当着人类的对抗物的背景之下，《流浪地球》中的所有科技都指向了善的目的，也就同时消解了由此带来的矛盾冲突，将重点从人在科技时代下的异化转向了科技帮助人类实现自身目的的方向，在这一框架下灭绝焦虑的情绪以及对死亡的终极思考所带来的力量感就被大大削弱了。
这一倾向在国产科幻电影中并非孤立存在，电影中的科技产物即便拥有了独立思考的意识和能力也仍然是人类的附属品，有着自由观的机器人获得和人类同等的地位，他们存在的前提和目的都是为人类服务，完善人类的生活。例如《错位》中的机器人有自我意识觉醒的征兆，但仍然完全被制造者控制：
赵书信：看来，你的平行思维系统比我设计得出色。
机器人：不，即使你把人类的思维都输入给我，我也只是重复，我要像你一样，有思维，有个性，我请求你能办到这一点。到时候，我们智能人联合起来，拥护你做我们的领袖。
赵书信：你想多了，这很危险，我创造你不是为了让你发表议论，而是让你服从我的意志，否则的话，我宁可毁掉你。
由此可見，国产科幻电影并不是没有对机器对抗人类的思考，正是意识到了这种危机的存在，才树立了创造者的绝对权威，对抗也由于仅仅有微弱的倾向没有形成实际行动和影响而没有真正存在。这种绝对权威和绝对服从的关系消解了后人类时代机器与人类相互融合彼此对抗的复杂关系，也在简化中掩盖了许多随之生成的社会伦理问题和可能威胁社会基本运行规则的危险。《流浪地球》也同样如此，Moss的存在是为了服务人类，它以联合政府的授权书证明自己没有叛逃，但当地球遭遇毁灭危机，刘培强试图将点燃木星的计划告诉联合政府时它却将通讯中断了。Moss作为代表着绝对理性的未来科技，会在对现实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后做出理智的选择，它的存在是为了延续人类的生存，因此它不会承担所有人类都被灭绝的风险，但当刘培强烧毁基地时，作为人工智能的它却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权限与人类对抗，它始终服从于人类的意志。在《流浪地球》中，科技与人类并未形成对抗关系，科技的发展始终以服务人类为前提，尽管Moss切断了通讯，但仍然不能在最关键的时刻取得和人类同等对话的地位，科技尽管展现出了反叛意识的倾向，却在这一倾向尚未明确前就转向了顺从，这也就意味着科技并未摆脱人类的控制，而是作为辅佐者实现人类的目的。这与西方科幻电影表达人类在发展科技的过程中受制于科技的路径是完全相反的。由此，科技与人类的对抗关系被消解，从互相制衡转向了服务服从的倒置。 三、在科技的服从中对灭绝焦虑的消解
科幻电影将极致的想象力与厚重的现实相结合，对后人类时代的社会发展、价值观的塑造以及对死亡问题的终极思考做出独特的展现：人类如何面对科技对生活的入侵以及认识科技与人类形成对抗关系时人的本质？如何处理人的异化和社会伦理及社会价值体系的溃散与重构？在面临末日终局和科技独立化的双重危机时怎样看待死亡？这些问题都是科幻电影对后人类时代进行展现时想要引发观众思考的问题。如在《黑镜》中，人类可以通过科技随意电击罪犯的全息投影，让他感受到真切的痛楚。这是后人类时代科技发展对社会伦理形成挑战的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当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高度，人类该如何定义人权？而在电影《星际穿越》中，则是对灭绝焦虑和科技对抗相融合引发的对死亡问题的终极思考：在地球面临毁灭，几位宇航员被派遣到遥远的星球寻找宜居地的过程中，机器人有权自主设置对人类的诚实度以应对特殊情况的发生。从本质上说，这是对人性的绝妙讽刺，也从侧面展现了机器人拥有和人类平等对话的地位，正是在与科技的交缠、对抗过程中，在人类不再完全掌握话语权和占据控制地位的情况下，末日终局的背景设定显得更加意味深长。在某种程度上，人类大力发展科技就是为了逃脱末日，逃避死亡，但当末日真正到来时，科技却扮演着人类对抗者的角色。人类既没有逃脱末日，又承受着科技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这是科幻电影对后人类时代的永恒思考。
但在《流浪地球》中，随着以Moss为代表的科技对人类的臣服，科技以善的面孔出现在科幻电影的叙事之中，人类在科技的帮助之下应对灭绝焦虑和末日危机，科技带来的人的异化和对人之本质的思考被消解了，科技与人的对抗在末日终局的场景之下所拥有的复杂性也同样消失，变成纯粹的“辅助者”。与探究人之本质、科技对抗带来的社会伦理及价值观的不确定性相比，这一转向将重点放在了科技帮助人类应对危机的具体过程中，观众的注意力被放在了人类通过种种努力、通过科技的帮助应对末日的“结果”成功与否上，也就同时消解了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感受到的灭绝焦虑。
参考文献：
[1] Prometheus as Performer： Toward a Posthumanist Culture [J]. The Georgia Review，1977（Winter），31（4）.
[2] 高丽燕.后人类影像中的身心关系及其反思[J].当代电影，2018（12）.
[3] 李慧.从《流浪地球》看中国科幻的后人类想象[J].电影文学，2019（20）.
[4] 李娅.国产科幻电影中的后人类叙事[D].重庆师范大学，2019.
作 者： 乔静如，南京师范大学强化培养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編 辑： 曹晓花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