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哪里讲起呢？”董豫赣不禁回忆道，“王明贤老师助人为善太多，我从被帮助者的角度，印象就特别深刻。”董豫赣在清华建筑系读研时，修了一门建筑评论课，他的指导老师关肇邺选了一些学生论文，寄给彼时在《建筑师》做副主编的王明贤。“王老师让我的论文发表了，把文稿还回来的时候夹了一张小条，让我去编辑部。”当时，中国当代建筑仍在萌芽阶段。一直与现代艺术运动有着紧密联系的王明贤，在20世纪80年代末发起面向中青年建筑师的当代建筑文化沙龙，偏向理论与建筑史研究，张永和、王澍是沙龙比较活跃的参与者。“但‘建筑’那时还是没人可请，总体‘很寂寞’。”王明贤说，“所以，90年代我看到了董豫赣的文章，觉得他对西方现代的理论有想法、有研究。”
　　当时这对于董豫赣来说，只是一种“偶然”。“那时候我不知道王老师，也不认识张永和、王澍，只觉得心里困惑，后来别人夸我‘功底好’，我只是因为认真读书而已。王老师看到我在文章里表达的对现代建筑的兴趣，也是基于自学。我写的安藤忠雄的‘墙’，全因不敢瞎说，只专注一个人的一个特点。”王明贤有意带董豫赣进入当时的“圈子”。有一天，董豫赣接到一张方形的、只列了名字和时间的邀请函。原来那是在张永和家里办的一场沙龙，参与者有建筑师、艺术家、哲学家，甚至有数学家。“—进门，我看到所有人都坐在地上，张开济也在，美称这正是‘低层高密度’的概念，那次我正式认识了张永和。”
　　董豫赣直言，当时他并没有准备好进入那个“圈子”，但王明贤对他十分上心，自己每隔一阵就会收到一笔稿费。“王老师的话很少，我没话找话会聊闲天。王老师问我‘生活怎么样’，我们一家人那时住在14平方米的房子里，我就说‘小孩子热得老哭’。没过多久，在中央美院的一次大型活动上，王老师拿了个信封给我，说是用来买空调的。他知道我自尊心强，但在那样的情形下我没法拒绝。”1999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正在筹备中国当代建筑艺术展，挑选了很多老一辈艺术家的作品，但又担心展览办的“太保守”，便让王明贤推荐一些青年建筑师。在当时普遍崇尚“大建筑”的时代背景下，关于“青年建筑师的作品都太小”“要推青年设计，但不能不考慮质量”等微妙的矛盾与争端一直伴随着策展过程。王明贤回忆，他坚守自己的观点，仗义执言，最终得以让青年建筑师的作品独立形成“中国青年建筑师实验作品展”，转移到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还因此与北京国际建筑师大会并行，得到了极高的关注度。那是中国“实验建筑”第一次在国际上产生影响，是中国当代建筑史上必然书写的一个节点。
　　王明贤不但推荐了董豫赣作为“实验作品展”里青年建筑师的一员，还让董豫赣当时带的8个学生的设计形成一个整体，补上了“青年建筑师”的最后一个名额——代表中国建筑的未来。“王老师真的很信任我，而且我这才知道王老师锋利的那一面和他心中‘中国建筑未来’的计划。”董豫赣说着，一并提起当时的另一段“插曲”：在会议中心布展的时候，有强烈的声音表示学生不够资格，建议撤换，这一下让大家陷入了两难。董豫赣提出以撤掉自己的展板来保下学生的作品，“学生花了很多精力，最后展板只能摆在一边，让人很是惆怅”。这时却出现了如同港片中情节的戏剧一幕：“张永和带着一群人出现了，他自己穿的看似普通，后面跟着的人却全部‘气宇轩昂’。他把学生的作品挨个看完，说了一句到现在我都记得的话：‘依我看来，这些学生作品比我们中间的一些还要强，不但要展出，还要让他们署名！’”董豫赣最近意识到，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中国当代建筑师正是张永和。张永和说：“大家都不做的你一定要做，大家都在做的你也一定要做。”董豫赣却自谦，因为精力有限，自己只做了前半句。
　　如今回头看自己与历史的关系，董豫赣发现，王明贤是有预见的，“就像相亲似的，把那群青年建筑师里面最年轻的我带了出来”。后来，董豫赣也有了自己的弟子，他会试着模仿王明贤，对各种人才“能帮就帮”。再后来，董豫赣一边带学生，一边在自己的设计中逐渐转型，转向中国文化、中国园林。山中天艺术中心的另一位主要建筑师朱曦、“山中桥山中房.山中园”展览的参展建筑师陆翔、臧峰、王宝珍都是北大建筑的硕士，董豫赣是他们的老师，王明贤更是他们的“老师”。
　　是王明贤牵起一条历史线索将中国当代建筑中一些有趣的人物纷纷串联起来，各自传承，开枝散叶，再形成一代又一代各具特色的建筑师……正是身处这栋建筑、正是借由这场展览，恰好牵出这段关于中国当代建筑的追溯，如此宏大又触手可及，与当下的一切在时空中共同形成一种难以言说的回响。
　　1.一层的高窗为空间补光，这里同时也是艺术中心的文创商店。2.山中天的楼梯设计让人感觉“在缝隙中穿行”。3.经由旧房改造的山中天艺术中心，处处可见老梁与新结构间所形成的错综复杂的“隙缝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