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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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古今”的思想框架几乎支配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对中国现代化的方向和时代任务给出了有力论证。但贯穿于这个框架中的进步论，却存在着简单化和功利化的问题，既无力防止激进主义和物质主义，又相当轻视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传统的重要性。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文明秩序的重建，由“个体、共同体、人类与大自然”的四重奏所构成的思想框架，已然表明其差异互动的关系，恰好体现着现代人的角色多重性、和周围世界关系的多样性以及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也体现着当代中国也是当代世界的思想界的合理生态，使我们能够以更具现实性也更有想象力的思考和探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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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暨哲学与社会学院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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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当代文明秩序的构建”（项目号：09AZD007）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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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古今”的思想框架几乎支配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对中国现代化的方向和时代任务给出了有力论证。但贯穿于这个框架中的进步论，却存在着简单化和功利化的问题，既无力防止激进主义和物质主义，又相当轻视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传统的重要性。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文明秩序的重建，由“个体、共同体、人类与大自然”的四重奏所构成的思想框架，已然表明其差异互动的关系，恰好体现着现代人的角色多重性、和周围世界关系的多样性以及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也体现着当代中国也是当代世界的思想界的合理生态，使我们能够以更具现实性也更有想象力的思考和探索，深入到现代中国人乃至人类的命运之中。
其他文献
“多元性”是阿伦特政治思想的核心议题。在对纳粹极权主义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反思中，阿伦特将人之生存的基本处境揭示为多元性；而平等、差异、言说、行动以及公共领域等概念则构成了理解多元性概念的关键性维度；并且阿伦特通过对宽恕和承诺这两种政治能力的探讨，试图去克服由人类的多元性境况所引发的诸多困境。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地方融资历程，央地间权力调整是贯穿其中的逻辑主线：在“财政权上收一金融权上收”时期，地方缺乏举债的动机和能力；在“财政权下放一金融权下放”时期，国有银行沦为地方政府的“提款机”；在“财政权下放一金融权上收”时期，乱收费、卖地等制度外或预算外行为大行其道；在“财政权下放一金融权显性上收、隐性下放”时期，地方融资平台的角色举足轻重。简言之：财政权下放激发了地方的举债愿望，而金融权下放则使地方举债的愿望变成了现实，是地方债务治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根源。因此，要彻底堵上地方举债融资
今、古文经学对孔子的定位不同，治学方法各异且各有长短。今文经学视孔子为以“改制”“救世”为己任的政治家，并据此将“六经”理解成孔子为实现政治理想而设计的蓝图，从中衍生出其治学方法论即“《春秋》重义不重事”；古文经学则认孔子为史学家，以“述而不作”的态度和方法作“六经”，撰《春秋》，缘此形成了古文经学重“事”亦即重“史”，带有考据色彩的治学特点。至近代，今文经学兴盛，大有取代汉学之势。康有为进一步引申“《春秋》重义不重事”为“《春秋》在义不在事”，其疑古学首先予古文经学以致命的否定；同时又对今文经学釜底抽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本质上是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人体解剖”意蕴中“非崩溃时期”的社会自我批判。社会自我批判包含“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两个环节及贯穿其中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态势。前者是社会自我批判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辩证运动的两个环节；后者是贯穿在两个环节中的以国家权威批判和社会民众批判为现实运作的两种态势。人民是社会主体。人民群众根据自身利益既从“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结合中展开“批判的武器”；又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结合中展开“武器的批判”，从而在社会自我批判中以直接或间接
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国经济迫切需要实现发展动力的转变：从权力主导走向公民经济权利驱动。之所以要实现这种动力转变，一是因为权力的直接干预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今天中国经济的诸多问题，二是因为市场运作的基本制度要素是公民权利，成熟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公民权利驱动的，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都是尊重与实现公民经济权利的结果。从动力转变的角度来讲，中国的经济转轨与体制改革不能仅局限于资源配置方式变革的层面来理解，其实质是国家经济权力与公民经济权利关系的重大调整。针对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与现状，在公民的各项经济权利中
后发现代国家艰难转型的历史困境赋予中国现代政治学“务实”的特质。急于摆脱这样的历史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政治学人陷入持续批判、对抗与斗争的困局，始终无法积极应对本土的、主流的政治观念与外来政治观念的交锋碰撞。这也制约了中国政治学知识话语体系的现代建构。走出这一困局，实现中国政治学自我启蒙的关键在于，扭转人们把历史困境看作急需打破的“桎梏”（chain）的惯常心态，而是将这些困境理解为“存在之链”（the chain of being）中体现为重要历史时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对历史困境的承认与接受，为政
当前德国哲学界形成了主体范式与主体间范式相争的态势，争论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处理主体与主体间的关系。曼弗雷德·弗兰克和哈贝马斯分别是这两种范式的代表，前者主张主体优先，而后者则主张主体间性优先。由于他们对于主体间的理解是基本相同的，因此，分歧的关键就在于对主体的不同理解。这种不同看似对立，但通过引入认识理由与存在理由的视角来审视，可以发现，这种不同所呈现的恰恰是主体自身当中具有互补性的不同方面。基于此，这两种范式的对立也是可以调和的。
2018年时逢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又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及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为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的指导地位，2018年4月7日，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天津社会科学》共同举办“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构”学术研讨会。南开大学副校长朱光磊，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大学教授李友梅，天津社会科学院院长史瑞杰出席会议并致辞。
国内叙事学在西方影响下偏于形式论，一些人甚至把研究对象当成解剖桌上冰冷的尸体，然而叙事本身是有温度的，为此需要借鉴人类学的相关理论与观点，把叙事的起点提到语言尚未正式形成之前，听取人类学家对早期讲故事行为的种种解释，看到叙事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抱团取暖的行为。灵长类动物之间的梳毛，可视为一种具有“前叙事”性质的沟通，其目的在干形成相互忠诚的盟友。继之而起的八卦则有更浓的叙事与结盟意味，主要作用在于把拥有共同世界观的人编织进同一张社会网络之中，其舆论监督功能亦不可小觑。促进叙事能力发育的还有夜话以及与其相伴随的
之所以引入广义的实用主义路径，旨在阐明真理和客观性在历史学科中的作用。历史学并不需要一种新的真之理论，但有必要借用理论术语来分析历史研究中真理概念是如何被理解和使用的。所谓真理是指历史编纂学意义上所确认的一个认识论术语，而客观性是指根植于特定的同时代科学共同体（职业历史学家群体）中的一种认知美德。这一论证主要按照三个相互关联的步骤来展开：首先，提出历史书写中的实用主义“真之约定”观点，论述历史之真的诸条件取决于历史话语的施为之力；其次，主张真之约定是由史家同行来担保的，换言之，历史书写中所宣之真并非取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