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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清中国积贫积弱，改良派知识分子从朴素的现代科学出发，创造了“东亚病夫”这个词汇，它的出现与传播成为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勃兴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它在国民教育以及对民族主义重审的问题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它也给全体中国人带来了绵延百年的心理压抑与文化自卑感。因此，当代中国亟需摆脱基于“东亚病夫”一词所带来的新民族主义情怀。
[关键词]东亚病夫;民族主义;现代科学;文化现代性
学界一般认为，“义和团运动”是晚清中国人对于民粹民族主义情绪的宣泄，打击了现代科学的在华传播，是新旧党争斗所结下的恶果，但这并未让世界真正地重新认识到中国人的身体与智慧。相反，另外一个曲解现代科学的名词反倒甚嚣尘上，引起全体中国人的普遍反感。这个词，就是“东亚病夫”。
毋庸讳言，没有哪个词汇比“东亚病夫”更容易激起中国人集体民族主义情绪。许多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都记得，在电影《精武门》（1972）中，由李小龍主演的中国武侠陈真在上海虹口道场一脚将“东亚病夫”的牌匾踢碎，曾一度将世界各地华人民族主义的情感刺激至顶峰。在当时看来，陈真不只是踢出了“精武门”与中国人的威风，更是预示了先前对于华人“人种质量”的怀疑被中国人强有力的身体表演彻底否定。
这种基于文学虚构的影视表演，是20世纪70年代的华人对20世纪30年代华人以及中国在当时国际舞台社会地位的反思，反映了当时香港、东南亚华人逆境起航的精神追求。在20世纪70年代，正值香港、新加坡与台湾经济初步走向腾飞之时，陈真的奋起一脚，实际上穿越时空地呼应了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
时至今日，我们再度回顾20世纪30年代的华人（或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问题，实际与上世纪70年代亦有所不同。今日的中国大陆、香港与台湾均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经济体之一，在奥运赛场上斩金夺银的中国健儿，也不再让世界眼光对中国有“东亚病夫”之感。但吊诡的是，当年使得华人觉得备受侮辱的“东亚病夫”四字却受到不同地区学者们的共同关注，并不断以知识考古学的研究范式，深入挖掘其内在含义，进一步审理出“东亚病夫”的文化政治学内涵。
就目前学界研究状况而言，对于“东亚病夫”一词的探索则明显不足。除却中国大陆学者逢增玉的论文《东亚病夫、醒狮与涅槃凤凰——晚清到五四时期中国形象的书写与传播》（《现代传播》，2008年第6期）与台湾学者杨瑞松的专著《病夫、黄祸与睡狮》（台湾政治大学出版社，2010年）对此问题做过较为深入的探究之外，其余的研究与思考基本上停留在新闻媒体的报道或杂文、时评的写作中，较少有科学史与文化史层面的解读。藉此，本文试图从科学思潮在华传播的角度，审理“东亚病夫”一词在从民族主义的框架过渡到文化现代化当中，并成为影响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词汇的全过程，以及在建立文化现代化秩序时，“东亚病夫”一词如何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助力这一进程。
一、现代科学传播下“东亚病夫”一词的产生
杨瑞松曾对“东亚病夫”一词的流变做了深入且全面的考掘，认为这一词语的发展流变趋势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人对于自身国际地位的严重自卑，并且因为国运不断衰微，这种自卑愈发强烈，这一基于知识考古学的研究结果亦正是此研究的一个起点。因此，对于“东亚病夫”一词的出现、变化与解读不再是本文所重点关注的范畴。藉此笔者仅对一些基本的史实做简单的陈述，并通过对于该词流变的历史分析，来重新思考这一问题。
按照一般常识，“东亚病夫”应是外来侵略者、殖民者对于中国人的一种侮辱性称呼。认为清末以降中国人普吸鸦片、体质赢弱，非但不能与欧美等白种人的身体素质抗衡，甚至与日本、朝鲜等国家相比，中国都属于“病夫”层别。之所以未用“世界病夫”而是用“东亚病夫”（或“东方病夫”），是因为在这个特定的语汇中暗含着一种特殊的所指：中国已经处于东亚地区的垫底地位，而当时东亚则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地区之一。
这层隐喻所反映的内涵就是，当时中国在东亚的地位极其低下，尤其逊色于同为东亚小国的日本。在当时中国人看来，败于英法等欧西国家，尚有彼“船坚炮利”或“人种不如人”作为借口，而在1895年的甲午一役惨败于“同文同种”的“三岛倭奴”日本，则让清朝统治者丢失了最后一点作为“天朝上国”的尊严。因此，陈真奋起一脚，踢碎的“东亚病夫”牌匾恰由日本人所挂而非英、俄等其他列强。
杨瑞松认为，东亚病夫一词最早出现于1896年，即英国《伦敦学校岁报》（London School An-nual）评价甲午战争一文被1896年10月17日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 ChinaDaily News）所翻译，继而又被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所译发：“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
此处“东方病夫”四字被学界认为是“东亚病夫”一说的源头，但笔者结合若干史实发现：“东方病夫”虽源于此，但“病夫”一说却要早于此。在这篇文章发表前一年的1895年，即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其代表论稿《原强》。文中称：“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中国者，固病夫也。”
以当时严复的影响力，我们很难相信梁启超编辑《时务报》那篇所谓的“译稿”时并未受到严复的影响。但无论是梁启超还是严复，都是将“病夫”这个帽子戴到“中国”的头上，作为较早一批接触西方文化与一手文献的中国人，严复与梁启超对于“病夫”一词的使用决非不约而同，而是基于sickman这个词组。
事实上，这个词组是一个近代英语中的惯用搭配，源自于1853年英国驻俄国部长会议全权代表（Envoys Extraordinary and Ministers Plenipotentiary）乔治·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Sir.George Hamilton Seymour，1797-1880）写给时任英国首相约翰·罗素伯爵（Lord John Russell，1792-1878）的一封信。在信中西摩尔表示出了他对于奥斯曼帝国（即今日土耳其）政治状况的忧虑，认为这个国家无非是一个他们手上的“病人”（sick man on our hands）而已。在此之后，此说在欧陆传开，遂成固定搭配。由此可知，在英语的惯用法中sick man并非指的是“病人”（pa-tient），而是“病国”。 藉此严复所使用“病夫”一词，乃意在对中日甲午一役之失败而有感而发。联想当时中国外不敌寇、内有党争的遭遇近似于奥斯曼帝国，遂有“病夫”之叹，而非指责国人身体赢弱、面黄肌瘦。梁启超在翻译外文报道时，亦沿用了严复的观点，其“夫中国”之感叹，与严复的“中国者”如出一辙。
结合相关史料文献，笔者认为之所以严复会成为感叹中国“病夫”第一人，原因有二：一是当时严复接触到了一手的西方文献报刊资料，通过对这些报刊的阅读，他对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必然会有一个相对理性的态度，认为其与奥斯曼帝国等“病夫之国”一般;其次，当时严复正在翻译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前半部分（即后来成书的《天演论》），关于人类进化的观点以及周边医学、生物学的基础知识已然深入其心，在当时的严复看来，世界上国与国的抗衡，好似社会上人与人的竞争，中国之所以屡战屡败、内忧外患，关键原因在于这个国家已经患病，成为诸国中的“病夫”。
此外，中国古代对于“国之病”早有深刻见解，譬如王符（85-163）曾提出过“身之病，待医而愈，国之病，待贤而治”，宋人杨万里亦曾将藩镇、宦官、诸侯、大盗等因素归结为“国之病”。由是可知，严、梁所言“病夫”之国，既是对西方舶来观点的吸收，也是对中国传统政治观念的继承。
甲午一役之后的中国，作为“病夫”这一“病国”之身份，已经为朝野上下、国内国外所公认，因此严、梁两人的言论无非是陈述事实而已。与此同时，国人并未因为“病夫”一说而深觉自卑——毕竟这一说法乃是来源于自己国内的知识分子对于朝政的抨击。就在严、梁发表“病夫”言论之后，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的大幕随之拉开，为国“去病”成为了许多新式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政治选择。譬如作家曾朴就曾以“东亚病夫”为笔名进行创作，意在提醒国人亡国之日不远矣。因此，“东亚病夫”并非外国人强加在中国人身上的一个黑色标签，也与国人体质、素养无关，而是对于甲午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时局的愤慨与不满，这也是其后爆发“公车上书”的重要原因之一。
前论之所以赘述“东亚病夫”一词的起因与发展，乃是为了回答本节所意图回答的问题：“东亚病夫”一词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的萌芽期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由上文叙述可知，“病夫”一词，虽源于欧西，但却因严、梁等人引入中国，并为朝野上下所熟知。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在19世纪，这个名词并未有任何民族歧视与身体、疾病的隐喻，只是抨击朝政的一个指代名词而已。
笔者认为，“东亚病夫”一词几经反复，成为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要、敏感的名词，并直接点燃了中国民族主义的熊熊烈火。而且，这个由中国知识分子“戏仿”出来的名词，最终误导了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并成为了激发群体民族主义意识的一个重要因子，而这与“东亚病夫”一词的内涵不断被修正、解读以及进入大众传播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首先，在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的几年中，梁启超、康有为等人不断宣称：外国舆论将中国与土耳其同列为“病夫”之国，并将此言论写人给光绪帝的奏折，使得“东亚病夫”一说广为人知。
在19世纪，究竟有哪些国外媒体、舆论将中国甚至中国人列入“东亚病夫”的序列，我们现在几乎难以查询。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基本上都是严复、梁启超与康有为等人翻译、引用與转译的二手材料，其中间或包括少量在华传教士或工程技术人员的言论——很难说他们未受到上述新派知识分子的影响。“东亚病夫”一说在中国尽管妇孺皆知，但笔者曾经就此问题向不同的欧美、日本学者或文化界人士提问，但他们的回复基本上都是“不知道”或是“从未听说”。
但是，在19世纪末的中国国内，“东亚病夫”来自国外的这一说法却“风生水起”。梁启超在《俄土战记叙》中开篇提到“西欧人恒言曰‘东方有病夫之国二，中国与土耳其是也。”，并认为中国与土耳其同时存在着“内政不修、外交不慎”的问题。而康有为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中更是明确提及“中国与突厥乎，西欧久消东方两病夫矣”。因此，在康、梁的鼓吹下，国内愈来愈多的知识分子认为，“东亚病夫”一说乃是他国对中国与土耳其的鄙夷之称，在这重语境之下，奠定了“东亚病夫”西来说的话语基础。
其次，为了让更多人支持自己的政见，梁启超等维新派知识分子将“东亚病夫”一词疾病化并予以特指，偷换了“国家”“政府”与“民族”之间的概念。使之与民族主义思潮一道，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词，给后来知识分子带来了重要的精神影响。
正如前文所述，在甲午战争之后，一批新式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将“东亚病夫”视为国耻。其中陈天华还将对这四个字的批判写成文章，在其代表作《警世钟》里，陈天华不无激愤地感叹：“不骂为东方病夫，就骂为野蛮贱种，中国人到了外洋，连牛马也比不上”。在晚清如陈天华这样激愤者不在少数，当时许多知识分子都认为中国人的问题在于“人种”，即作为整体国民的身体素质存在着较大问题，疾病多发、瘟疫泛滥，吸食鸦片、食不果腹者遍地。这种局面促使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投身医疗事业，认为“治病”乃救国第一要务。
造成对于自身“人种”怀疑的原因，在于“东亚病夫”一说的泛滥。批判者多从中国人的“婚育观（早婚早育）、卫生观（缺乏卫生清洁习惯）、医疗观（没有基本的药理、生理与病理知识，采取中医中药、巫摊郎中等治疗方法）”这三观之落后出发。事实上，“三观落后”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封建制度的落后与国民素质的低下。
事实上，早在晚清洋务、维新派那里，对于中国传统的医疗卫生制度就产生了质疑甚至批判，譬如王韬就曾认为上海“狭沟积水，腥黑如墨”，然而“泰西各国、街衢整洁”。宋恕则惊讶于欧洲的剖腹产手术，认为“今此（剖腹产）法行于西国，而昔死于产难与产后恒河沙数之鬼，其皆夜哭乎！”在洋务、维新派人士的推动与支持下，传教士开始在中国不少城市开设医院与教会护士学校。因此在世纪之交“东亚病夫”一词的普及实际上助推了西方医疗卫生制度在中国的深层次发展。
在这重语境下，医学留学生成为了当时外派留学生的主流。在1911年，清政府一度为留学归来医学人才设立“医科进士”或“医科举人”称号，进行表彰。这样的语境下，当时中国许多年轻的新式知识分子本着“救人救国、改良民族”的理想，为打破“东亚病夫”的魔咒，决意出国学医。其中包括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冰心等“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 “从医”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层潜意识。第一层意识是对于本国传统医学的极度不信任以至于否定，自晚清以降，一代代接触到西学的知识分子就提出“反对中医”之口号，其后愈演愈烈，参与者层出不穷。早在19世纪80年代，俞樾就曾批判中医“脉也虚、药也虚、医亦虚”，以至于“医不可恃”“药不可恃”。后来者梁启超、康有为、严复等人皆有批判、废除中医的言论。辛亥革命之后，北洋政府多次提出“废除中医案”，结果被当时教育、卫生界人士阻止。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国民政府在1929年又一度发动“废除中医运动”，但因各方人士阻止与“九一八”事变而暂告一段落。由此可知，在清季民初的一百年里，弘扬西医、废除中医成为了当时国内医学思想的主潮。
因此，鲁迅、郭沫若、冰心等人决意出洋学医，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这样一重“西化”思潮的影响，其潜意识就是对于自身社会、文化、科技乃至种族的极度不自信，需要“别求新声于异邦”所导致的。鲁迅一开始出洋学医的最初目的乃是怀疑否定中医（他认为自己的父亲就是因为中医而不治身亡），认为“中医是有意无意的骗子”，而郭沫若学医的目的则更为明确：“对于法政经济已起了一种厌恶的心理，不屑学;文哲觉得无补于实际，不愿学;理工科是最切实的了，然而因为数学又成了畏途，又不敢学;于是乎便选择了医科”，“认真是想学点医，来作为对于国家社会的切实贡献。”
第二层意识则是知识分子“保种”“救种”的责任心所驱使。甲午战败之后，清廷衰败落后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改良种族”几乎成为了当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实现救国梦想的唯一出路。
历史地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为中国如何自强寻找出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失利后，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之所以战败乃是西敌“船坚炮利”之故，所以大兴“洋务运动”。待到官办工业稍微健全之后，旋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惨败，知识分子遂将问题总结为军队落后之故，于是以最快时间打造出了亚洲第一舰队——北洋水师。结果甲午一役，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灭，台湾遭割，惨败之景使得以康、梁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政治体制问题。于是在“公车上书”之后发动了“戊戌变法”，但百日之后维新即宣告失败，紧接着迎来了“八国联军”对北京的洗劫，即清廷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庚子事变”，中国成为了世界上“屡败屡战”的弱国。因此，在19、20世纪之交，严复的译作《天演论》在朝野上下产生了强烈反响，“东亚病夫”一说亦路人皆知。
正如马赫（Zdzislaw Mach，1954-）所说：“人种问题是一切政治问题的终极问题。”在中国乡俗文化里，骂人的脏话长期有“杂种”“怪种”等污秽字词，而同时在美国俚语中，对于一些桀骜不驯、邋遢暴戾的人，也用“坏种”（bad seed）称之。因此，中国新式知识分子基于他们所认为的科技理性而推演出的“人种问题”既是一次想当然的“救国之路”，也是他们深切自省、痛定思痛的无奈之举。
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看来，中国人种的问题无非由医疗、卫生与生活习惯所导致，唯有大力引进西式医疗与卫生设施、制度，打破中国传统、落后的婚育观（如近亲联姻、早婚早育、一夫多妻与子女繁多等等）以及不讲个人卫生与社会公德的生活习惯（如随处便溺、不爱洗澡等等）。而解决這个问题，非西医不可。因此，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语境下所造就出来的新式知识分子，他们即使“弃医从文”之后，也会不自觉地将这种“救种”的民族主义情节融入到自身的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事业当中。
二、“东亚病夫”一词的流变与文化现代化
在当代中国，有句骂人的俗话叫“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意谓某人身体强壮、孔武有力但智商、情商却颇低，知识文化素养也极为欠缺。晏阳初曾以“愚、穷、弱、私”四字来定义作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其中，仅有“弱”指的是身体素质，“愚、穷、私”皆为精神上的落后，这一说法实际上已经反映了进入到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东亚病夫”一词的认识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事实上，在“庚子事变”之后对于“东亚病夫”一词的解释，已然呈现出了一个特殊的趋势：从强壮国人“四肢”到丰富其“头脑”，这构成了中国近世“开民智”启蒙运动的先声，反映了现代科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理路。简而言之，即从疗治国人的“身之病”到“心之病”的过渡。
这种过渡依然由康有为、梁启超等当年提出“‘东亚病夫’论”的学者所发起，随着近代心理学、营养学、体育学与教育学等学科在华传播、兴起。如康、梁以及其后的鲁迅、胡适、郭沫若等人敏锐地发现，中外国民的差异性并不完全在于身体素质的差异，而是在于国民素质的高下。因此，“东亚病夫”之“病”不再只是“身之病”，而是群体无意识的“心之病”。毕竟，身体之病犹可在短期内通过药物、治疗等方法予以解决，然而“心之病”则必须依靠长时间的文化、教育与政治手段来潜移默化影响几代甚至十几代国民。笔者认为，从“身之病”向“心之病”认识的过渡，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上的重要转折点，构成了从单纯“救国保种”的“民族主义”向构建文化现代化这一宏大历史目标的重要过渡。
在前后两代新式知识分子们看来，重振民族自信心，强健国民身体只是一个起点。要想彻底破解这一问题，必须要在教育、道德、文化等诸多方面对国民进行彻底的革命。藉此，现代文化的先驱们针对这一问题，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如下几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并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框架。
其一是对于教育问题的重视，认为中国国民最大的问题便是缺乏现代教育，大量民众属于“不开化”乌合之众，而少数所谓的受教育者（educated）也只是一些会写八股文，缺乏正确世界观的腐儒。因此，必须要通过改革教育制度、实行“新民”教育并通过各种思想性的方式，来践行“改造国民性”的启蒙重任。
在康、梁等现代化的先行者看来，中国传统教育是官僚阶层、特权阶层的精英教育，而西方奉行的是国民教育。改良中国人种，关键在于培养心理健全、具备社会责任感的公民。为此，康有为专门在广州兴办新式学堂“万木草堂”并提出“以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梁启超也认为，康有为提倡的“新民教育”乃是“大海潮音，作狮子吼”。1905年，清廷也废除科举制度，并广泛设立新式学堂。 从表象上看，19世纪末的“保种”与20世纪初的“新民”两者之间并无具体联系，前者弘扬科学精神，而后者强调文化启蒙。但从本质上看我们不难发现，持“‘新民’论”者如康有为、梁启超与鲁迅、郭沫若等人，早年也都是积极主张“保种”的拥趸。藉此，从主张“医学救国”的保种思想到主张“教育救国”的启蒙思想实际上反映的都是当时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在梁启超看来，要想让民族主义为中国社会发展所用，必须摈弃先前对国民“身之病”的关注，而转向“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的“新民”思潮。
总体来说，这种变化的内在动力仍是“东亚病夫”四字所带来的民族自卑情绪。在19世纪末叶，康、梁等人率先提出“保种”的“东亚病夫”一说，之后便激发海内民族主义泛滥甚至酿成“庚子之变”。待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康、梁等人已经发现意图解决“东亚病夫”这一问题，并不只在于昌明医学、改良人种，而是在于振兴教育、改革人心，这个思想恰又被孙中山、鲁迅与郭沫若等一批新式知识分子所继承、发扬，促使其进行“弃医从文”的选择。
其二是对民族主义的重审，力图通过现代启蒙教育手段，来培养出真正具备现代性意识的“公民”而非“忠臣”。因此，务必要从培养有现代国家意识、明确权利责任的公民开始。
笔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一重的变化，有一个重要原因不得不提，就是前文所述之“义和团运动”，这场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并始于党争、造成内乱的农民运动以民粹民族主义的表现开始，而以全面失败的结果告终，无疑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次倒退。通过对这场民族主义浩劫的重新审思，是中国近代思想家决定对中国人“身之病”向“心之病”过渡一个重要的直接性动因。
从身体政治学的修辞来看，“义和团运动”恰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一扫中国人赢弱、衰病的姿态，这是中国人在1840年之后第一次完全、彻底地采取身体暴力的形式，以民粹民族主义为精神动力与人类现代文明世界所进行的对抗。参与“义和团运动”的中国人非但强壮健硕、孔武有力，甚至刀枪不人、飞檐走壁，可谓是大涨国人威风;但另一个问题在于，“义和团运动”在本质上却是晚清保守派与改革派党争的产物，参与者虽然短期内凭借“人海战术”与暴力手段取得了胜利（如“廊坊大捷”），但其本质却是反科学、反文明、反全球化的，与“洋务运动”以来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的整体大趋势相背离。通过这场运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明白，单凭国民身体健壮并不能建立起一个现代性的国家，要想在根本上解决“东亚病夫”这一问题，则必须抛弃保守的民粹民族主义主张，转而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黄遵宪就曾敏锐地对“义和团运动”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保守派官员“率之（无权利、无政治、无国家思想之民）以冒险进取，耸之以破坏主义，比之以八九岁幼童，授以利刃，而不引刀自戕者几希！”
因此，在1900年前后出国留洋学医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中国落后乃是在于国民的“心之病”而非“身之病”，因此开始逐渐由民族主义者转变为文化现代化进程的推动者、启蒙者甚至革命者。譬如鲁迅在日本留学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医学并非是一件要紧的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而郭沫若则反省自己“从前是看不起文艺的”乃是一种错误想法，进而认为文艺“对于时代的革新、国家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真正的科学技术等具有同样不可缺乏的功能。”
而另一位在华外国知识分子的言论有力地证明了当时中国知识界对于“东亚病夫”一词的解读已经呈现出了“去民族主义”的趋势。他完全从文化、伦理与宗教结构的重建等如何医治“心之病”的角度来阐释中国人要想摆脱“东亚病夫”这顶帽子的唯一出路。他首先认为中国人被称之为“东亚病夫”乃是“无可辩驳者也”，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由于受儒教的束缚、禁锢，大本已失、人心已坏”，而要想“起死回生、转危为安”唯有“改信基督教”。
其三，上述这些转变，事实上由“东亚病夫”一词的传播、流变所推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向文化现代化转型，是大势所趋，也由现代科学的发展与社会进步所决定。
正如前文所述，“东亚病夫”一词本是严复、康有为与梁启超等早期维新派知识分子有感于国内民众麻木不仁、体弱多病而提出，但先后经历了甲午之役、戊戌变法尤其是“义和团运动”之后，逐步发现中国人的本质问题并非在于身体问题，而是在于精神世界的匮乏与价值观的错乱。长远地看，“心之病”的危害远胜于“身之病”。
藉此“东亚病夫”一词的传播也受到了修正。在辛亥革命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之后，“东亚病夫”一词开始广为中国社会各阶层所知并引鉴。“东亚病夫”提出“保种”观念不过数年之后，就受到了中国知识界一批新式知识分子的修订与重审。
宏观地看，“东亚病夫”一词的发明、普及、修正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探寻现代化之路的进程。从对“国之病”（社会体制）的反思到对“民之病”（国民身体素质）的检省，最终落实到对“心之病”（国民思想文化水平）的观照研究之上，虽然“身之病”与“心之病”都会导致“东亚病夫”这一恶果，但这却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认识上的升华。不言而喻，“身之病”事关科学发展，而“心之病”却事关社会启蒙。但是在“庚子之变”尤其辛亥革命之后，一大批原本投身医学救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致力于国家制度改良与文化启蒙运动，这一从片面强调“民族主义”向“文化现代化进程”转变的进步，实质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的现代文化、現代政治的建设。
“东亚病夫”一词在辛亥革命乃至“新文化运动”之后被沿用至今是不争的事实，并且仍然影响后来的中国社会各阶层，进而不断激化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既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动力，亦成为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发展中一个常被忽视但又影响深远的精神桎梏，这将是后文集中探讨的问题。
三、重审“东亚病夫”一词的意义
可以这样说，之于中国人而言，没有哪个名词比“东亚病夫”更令其仇恨并具有广泛的煽动力。在一百多年前的晚清，“东亚病夫”这四个字至多只是读书人的一句牢骚或是激发民众自强、自省的一个口号，但时至今日，这四个字已然成为大多数中国人心中难以消除的块垒与“敏感词”。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至今，百年中国经历了从衰败到发展再到强盛的历史过程。尤其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台湾与香港乃至整个大中华区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展现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生命力与发展势头。时至今日，中国人不但在奥运赛场上斩金夺银，长期居于奖牌榜前列，在科技创新、经济建设上也获得了令世人惊叹的成果。从20世纪中叶的“两弹一星”、杂交水稻与胰岛素的发明到今日的克隆技术、登月计划与跻身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这样的腾飞足以让全世界所有的华人自豪。
按理说，面对这样的发展，华人早应抛弃“东亚病夫”四字所带来的心理阴影。纵然面对个别人的有意提起，也应一笑置之。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除却“网络游戏事件”里中国网民对于“东亚病夫”四字的同仇敌汽之外，几乎每当中国人在奥运赛事、科技创新乃至国民健康指数上有所突破时，许多官方媒体都会不约而同地提起“东亚病夫”四字，强调当今的中国人“已经站起来了”，早已非当年的“东亚病夫”。
据笔者根据中国大陆最大的电子资料库“读秀”及国际文献库“谷歌”不完全统计，在“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至2018年的100年间，大部分中国大陆媒体（含报刊、杂志与图书）对于“东亚病夫”一词的使用，最兴盛者竟莫过于最近四十年，而且有明显的与日俱增的倾向。
在1919-1949年中国最为积贫积弱、内外战不绝的三十年间，全国只有三十余种媒体或出版品提及“东亚病夫”四字，在1949-1978年间，也仅有二十余种媒体或出版品，但在1978-2018年间，竟然有九百余种媒体与出版品提及“东亚病夫”。即使排除近四十年来中国媒体迅速发展与1978年之前纸质出版物电子数码化不全这两个因素，近四十年中国媒体对于“东亚病夫”这一语汇的不断重述大大超过了先前亦是不争的事实。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这样念兹在兹的反复强调实际上暗示了一个民族的集体不自信。在当下重新探讨“东亚病夫”一词与民族主义、文化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有利于重审中华民族在发展进程中的困境与问题。正如前文所言，“东亚病夫”一词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用来传播自身政治、民族观而生造出的特定语汇，这一说法目前基本已受中国媒体的广泛认可，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因此在当下中国（尤其中国大陆）的新闻媒体领域，对于“东亚病夫”一词的反复提及明显蕴含着特定时代的其他寓意。结合“东亚病夫”一词的历史流变，考察其与现代科学变迁的内涵联系，进而检省“东亚病夫”一词之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变迁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首先，“东亚病夫”一词给中国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带来了长期的心理压抑，这是不争的事实，构成了中华民族融入现代性语境中的原罪，既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的动力，也是影响这一进程的精神枷锁。
“身体”（或曰“躯体”）是中国哲学、伦理学的基础核心概念。中国儒家曾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身体”乃一个人最重要的社会属性，其次才是“精神”。“身体健康”往往是中国人使用最多的祝词，犹如西方人的“Best wishes”（祝君好运），可见“身体”之于中国人的重要性。在原始的农耕社会，“身体好”意味着整个家庭经济来源与繁衍后代的基本保障，一旦躯体残缺，纵然有超群智慧与拔萃才能，都会被社会所歧视，甚至会自嘲为“废人”。藉此，当外来者嘲笑其“身体不好”时，往往会触及当事人的接受底线。长期以来，“东亚病夫”一词被视为外国侵略者对于中国人全民族的侮辱，自然是对于整个民族接受底线的触碰。
在这重语境下，中国知识分子自觉陷入了一种“救亡”与“启蒙”并举的历史责任陷阱当中。认为他们所从事的文化建设活动实际上是一种对民众的“启蒙”，而这种“启蒙”又是全民族“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除了少数活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或唯美主义作家之外，其余的许多作家、艺术家都积极投身于这一“洪流”当中，而这恰又是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载道”文学观不谋而合。
这实际上蕴含了一重悖论：一方面，要想摆脱“东亚病夫”的帽子，则必须要积极进行文化重建，引领中国文化走向现代性;另一方面，由于过于沉浸于“民族救亡”的理念当中，促使其不能真正地思考文学、艺术本质上的问题，而使其离文化现代化的诉求越来越远。这亦是当下许多知识分子提出中国文化需要重新“启蒙”的历史原因。
归根结底，“东亚病夫”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们无法痊愈的心理隐疾，我们必须认可他们在面对自身民族“身之病”或“心之病”时的认真、真诚与急迫，但他们又没有在逻辑上提出“非病”的概念——究竟何种状态才算是“健康”？是不是在国际运动赛事上斩金夺银、在国际经济市场拥有绝对份额就算是“东亚强夫”乃至“世界超人”？
从逻辑学的角度讲，“东亚病夫”变成了一个相对而非绝对的概念。早在20世纪50年代时，中国媒体就用“中国人民摆脱‘东亚病夫’这顶帽子”为标题进行新闻宣传，时至今日，中国媒体仍然在使用这一标题，或许在今后，这样的表述方式还会使用。“摆脱‘东亚病夫”，这一理念既构成了中国人前行的动力，同时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原罪，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必须长期要为这项“事业”做出努力与付出——包括中国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艺术家在国外开办个人画展等等，都算作“摆脱‘东亚病夫”，的文化贡献，而忽视了对他们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具体意义的考量。
其次，上述这种长期的心理压抑，其本质是一种文化自卑感。“東亚病夫”一词包含着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政治体制、民众体制、社会素质与传统文化等各方面的批判与否定，当下中国公众舆论不断念兹在兹地提及“东亚病夫”，必然暗示着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着迫切需要解决的短板问题。
据笔者统计，“东亚病夫”一词在当下中国媒介中的“最热门”非“奥运夺金”时的新闻报道莫属，其次依次则是“科技革命”“经济发展”“政治（外交）突破”等等，由是可知，当下中国媒介（或公众）对于“东亚病夫”之“病”的阐释，与历史发展脉络大致相同，被归纳为是多方面的，每当一个方面获得了胜利，由官方与知识分子所掌握的公共媒介就时常会将“东亚病夫”作为一个关键词提出，形成了一种近似于“新民族主义”的社会思潮。 我们无法忽视的是，“东亚病夫”一词尽管频繁被提出，但仍然缺乏一个关键领域的解读：文化现代化。如前文所述，始于民族主义，最后变为文化现代化进程动力的“东亚病夫”一词，虽然源于现代科学但却成为中国文化启蒙的重要动力之一，因此，当下对于这一语汇的检省与反思，亦无法僭越文化现代化的范畴，因此在这里必须要提出一个问题：而今被各大中国媒体所广泛使用的“东亚病夫”一词，究竟能否继续为文化现代化进程提供动力？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自晚清以降至今，其中既有狂飙突进，亦有反复倒退，在国难当头之际，“东亚病夫”一词激励着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弃医从文，以建立并超越于民族主义的姿态，进行启蒙国民的现代文化建设。因此，今日的我们可以辩证地分析这个问题，当“东亚病夫”作为一个关键动力在刺激中国的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于文化现代化建设这一事业当中时，同时它也束缚着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东亚病夫”几乎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原罪，解构这个词汇构成了他们的写作、研究的目的，官方所提出“民族复兴”“强健民族”等口号亦多少在为洗刷“东亚病夫”所带来的耻辱服务。
事实上，文化现代化的目的是重构一个国家文化的世界性价值，即促使一国文化通过全球化的形式或手段，融入世界文化格局当中，而不是采取非此即彼的对立民族观，以获得其他民族对自身的认同为终极使命。这虽然可以在短期内促进文化、艺术与哲学思想的发展，并制造出一大批启蒙先驱，但却缺失了继续发展的动力，使其成为了一种功利化的文化形态。
对于这一问题的探究，可以结合20世纪二三十年代风靡一时的“小国文学”（或曰“弱小民族文学”）来比较分析。几乎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同时，在土耳其、巴西、越南等新近获得独立的“小国”里，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了新的民族文学形态，这种文学形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启蒙国民同胞，唤起民族革命，呼吁独立建国，但是这种呼吁“民族革命”的文学，仅仅只持续了十余年的时间就销声匿迹，进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进化成为了新的以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Jose dela Concordia Garcia Mdrquez，1927-2014）、奈保尔（V.S Naipaul，1932-2008）等作家为代表的“少数族裔文学”，主动地融入到世界文学格局当中。
但自“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的参与主体，却时刻不忘自己是洗刷“东亚病夫”这一國耻的社会工具。“东亚病夫”一词被媒体、文艺作品念兹在兹地不断强调并一直蔓延至今，逐渐构成官方与精英解读、评判文艺作品与文化现象的标尺，实际上等于向文化建设者们不断提供着“我不及人”的暗示。这无疑与“文化现代化”的诉求越来越远，并影响到了整个国家、民族文化自信心的建立。
霍诺（Winston A.Van Horne，1943-2013）曾说：“一个国家或民族，要想获得真正的发展，优越感是基本前提”。我们无法否认“东亚病夫”一词在“西学东渐”这个巨大的时代洪流中激发中国人斗志，为民族独立、文化启蒙所带来的重要动力;但生活在当下的我们，亦要正视这个名词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过分依赖，给国家文化建设工作带来了沉重的心理阴影并成为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桎梏。因此，如何站在思想史的角度，以回望历史的方式，重审并定义“东亚病夫”及其相关社会思潮的趋势与影响，是摆在许多人文学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东亚病夫;民族主义;现代科学;文化现代性
学界一般认为，“义和团运动”是晚清中国人对于民粹民族主义情绪的宣泄，打击了现代科学的在华传播，是新旧党争斗所结下的恶果，但这并未让世界真正地重新认识到中国人的身体与智慧。相反，另外一个曲解现代科学的名词反倒甚嚣尘上，引起全体中国人的普遍反感。这个词，就是“东亚病夫”。
毋庸讳言，没有哪个词汇比“东亚病夫”更容易激起中国人集体民族主义情绪。许多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都记得，在电影《精武门》（1972）中，由李小龍主演的中国武侠陈真在上海虹口道场一脚将“东亚病夫”的牌匾踢碎，曾一度将世界各地华人民族主义的情感刺激至顶峰。在当时看来，陈真不只是踢出了“精武门”与中国人的威风，更是预示了先前对于华人“人种质量”的怀疑被中国人强有力的身体表演彻底否定。
这种基于文学虚构的影视表演，是20世纪70年代的华人对20世纪30年代华人以及中国在当时国际舞台社会地位的反思，反映了当时香港、东南亚华人逆境起航的精神追求。在20世纪70年代，正值香港、新加坡与台湾经济初步走向腾飞之时，陈真的奋起一脚，实际上穿越时空地呼应了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
时至今日，我们再度回顾20世纪30年代的华人（或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问题，实际与上世纪70年代亦有所不同。今日的中国大陆、香港与台湾均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经济体之一，在奥运赛场上斩金夺银的中国健儿，也不再让世界眼光对中国有“东亚病夫”之感。但吊诡的是，当年使得华人觉得备受侮辱的“东亚病夫”四字却受到不同地区学者们的共同关注，并不断以知识考古学的研究范式，深入挖掘其内在含义，进一步审理出“东亚病夫”的文化政治学内涵。
就目前学界研究状况而言，对于“东亚病夫”一词的探索则明显不足。除却中国大陆学者逢增玉的论文《东亚病夫、醒狮与涅槃凤凰——晚清到五四时期中国形象的书写与传播》（《现代传播》，2008年第6期）与台湾学者杨瑞松的专著《病夫、黄祸与睡狮》（台湾政治大学出版社，2010年）对此问题做过较为深入的探究之外，其余的研究与思考基本上停留在新闻媒体的报道或杂文、时评的写作中，较少有科学史与文化史层面的解读。藉此，本文试图从科学思潮在华传播的角度，审理“东亚病夫”一词在从民族主义的框架过渡到文化现代化当中，并成为影响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词汇的全过程，以及在建立文化现代化秩序时，“东亚病夫”一词如何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助力这一进程。
一、现代科学传播下“东亚病夫”一词的产生
杨瑞松曾对“东亚病夫”一词的流变做了深入且全面的考掘，认为这一词语的发展流变趋势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人对于自身国际地位的严重自卑，并且因为国运不断衰微，这种自卑愈发强烈，这一基于知识考古学的研究结果亦正是此研究的一个起点。因此，对于“东亚病夫”一词的出现、变化与解读不再是本文所重点关注的范畴。藉此笔者仅对一些基本的史实做简单的陈述，并通过对于该词流变的历史分析，来重新思考这一问题。
按照一般常识，“东亚病夫”应是外来侵略者、殖民者对于中国人的一种侮辱性称呼。认为清末以降中国人普吸鸦片、体质赢弱，非但不能与欧美等白种人的身体素质抗衡，甚至与日本、朝鲜等国家相比，中国都属于“病夫”层别。之所以未用“世界病夫”而是用“东亚病夫”（或“东方病夫”），是因为在这个特定的语汇中暗含着一种特殊的所指：中国已经处于东亚地区的垫底地位，而当时东亚则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地区之一。
这层隐喻所反映的内涵就是，当时中国在东亚的地位极其低下，尤其逊色于同为东亚小国的日本。在当时中国人看来，败于英法等欧西国家，尚有彼“船坚炮利”或“人种不如人”作为借口，而在1895年的甲午一役惨败于“同文同种”的“三岛倭奴”日本，则让清朝统治者丢失了最后一点作为“天朝上国”的尊严。因此，陈真奋起一脚，踢碎的“东亚病夫”牌匾恰由日本人所挂而非英、俄等其他列强。
杨瑞松认为，东亚病夫一词最早出现于1896年，即英国《伦敦学校岁报》（London School An-nual）评价甲午战争一文被1896年10月17日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 ChinaDaily News）所翻译，继而又被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所译发：“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
此处“东方病夫”四字被学界认为是“东亚病夫”一说的源头，但笔者结合若干史实发现：“东方病夫”虽源于此，但“病夫”一说却要早于此。在这篇文章发表前一年的1895年，即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其代表论稿《原强》。文中称：“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中国者，固病夫也。”
以当时严复的影响力，我们很难相信梁启超编辑《时务报》那篇所谓的“译稿”时并未受到严复的影响。但无论是梁启超还是严复，都是将“病夫”这个帽子戴到“中国”的头上，作为较早一批接触西方文化与一手文献的中国人，严复与梁启超对于“病夫”一词的使用决非不约而同，而是基于sickman这个词组。
事实上，这个词组是一个近代英语中的惯用搭配，源自于1853年英国驻俄国部长会议全权代表（Envoys Extraordinary and Ministers Plenipotentiary）乔治·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Sir.George Hamilton Seymour，1797-1880）写给时任英国首相约翰·罗素伯爵（Lord John Russell，1792-1878）的一封信。在信中西摩尔表示出了他对于奥斯曼帝国（即今日土耳其）政治状况的忧虑，认为这个国家无非是一个他们手上的“病人”（sick man on our hands）而已。在此之后，此说在欧陆传开，遂成固定搭配。由此可知，在英语的惯用法中sick man并非指的是“病人”（pa-tient），而是“病国”。 藉此严复所使用“病夫”一词，乃意在对中日甲午一役之失败而有感而发。联想当时中国外不敌寇、内有党争的遭遇近似于奥斯曼帝国，遂有“病夫”之叹，而非指责国人身体赢弱、面黄肌瘦。梁启超在翻译外文报道时，亦沿用了严复的观点，其“夫中国”之感叹，与严复的“中国者”如出一辙。
结合相关史料文献，笔者认为之所以严复会成为感叹中国“病夫”第一人，原因有二：一是当时严复接触到了一手的西方文献报刊资料，通过对这些报刊的阅读，他对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必然会有一个相对理性的态度，认为其与奥斯曼帝国等“病夫之国”一般;其次，当时严复正在翻译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前半部分（即后来成书的《天演论》），关于人类进化的观点以及周边医学、生物学的基础知识已然深入其心，在当时的严复看来，世界上国与国的抗衡，好似社会上人与人的竞争，中国之所以屡战屡败、内忧外患，关键原因在于这个国家已经患病，成为诸国中的“病夫”。
此外，中国古代对于“国之病”早有深刻见解，譬如王符（85-163）曾提出过“身之病，待医而愈，国之病，待贤而治”，宋人杨万里亦曾将藩镇、宦官、诸侯、大盗等因素归结为“国之病”。由是可知，严、梁所言“病夫”之国，既是对西方舶来观点的吸收，也是对中国传统政治观念的继承。
甲午一役之后的中国，作为“病夫”这一“病国”之身份，已经为朝野上下、国内国外所公认，因此严、梁两人的言论无非是陈述事实而已。与此同时，国人并未因为“病夫”一说而深觉自卑——毕竟这一说法乃是来源于自己国内的知识分子对于朝政的抨击。就在严、梁发表“病夫”言论之后，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的大幕随之拉开，为国“去病”成为了许多新式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政治选择。譬如作家曾朴就曾以“东亚病夫”为笔名进行创作，意在提醒国人亡国之日不远矣。因此，“东亚病夫”并非外国人强加在中国人身上的一个黑色标签，也与国人体质、素养无关，而是对于甲午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时局的愤慨与不满，这也是其后爆发“公车上书”的重要原因之一。
前论之所以赘述“东亚病夫”一词的起因与发展，乃是为了回答本节所意图回答的问题：“东亚病夫”一词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的萌芽期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由上文叙述可知，“病夫”一词，虽源于欧西，但却因严、梁等人引入中国，并为朝野上下所熟知。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在19世纪，这个名词并未有任何民族歧视与身体、疾病的隐喻，只是抨击朝政的一个指代名词而已。
笔者认为，“东亚病夫”一词几经反复，成为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要、敏感的名词，并直接点燃了中国民族主义的熊熊烈火。而且，这个由中国知识分子“戏仿”出来的名词，最终误导了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并成为了激发群体民族主义意识的一个重要因子，而这与“东亚病夫”一词的内涵不断被修正、解读以及进入大众传播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首先，在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的几年中，梁启超、康有为等人不断宣称：外国舆论将中国与土耳其同列为“病夫”之国，并将此言论写人给光绪帝的奏折，使得“东亚病夫”一说广为人知。
在19世纪，究竟有哪些国外媒体、舆论将中国甚至中国人列入“东亚病夫”的序列，我们现在几乎难以查询。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基本上都是严复、梁启超与康有为等人翻译、引用與转译的二手材料，其中间或包括少量在华传教士或工程技术人员的言论——很难说他们未受到上述新派知识分子的影响。“东亚病夫”一说在中国尽管妇孺皆知，但笔者曾经就此问题向不同的欧美、日本学者或文化界人士提问，但他们的回复基本上都是“不知道”或是“从未听说”。
但是，在19世纪末的中国国内，“东亚病夫”来自国外的这一说法却“风生水起”。梁启超在《俄土战记叙》中开篇提到“西欧人恒言曰‘东方有病夫之国二，中国与土耳其是也。”，并认为中国与土耳其同时存在着“内政不修、外交不慎”的问题。而康有为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中更是明确提及“中国与突厥乎，西欧久消东方两病夫矣”。因此，在康、梁的鼓吹下，国内愈来愈多的知识分子认为，“东亚病夫”一说乃是他国对中国与土耳其的鄙夷之称，在这重语境之下，奠定了“东亚病夫”西来说的话语基础。
其次，为了让更多人支持自己的政见，梁启超等维新派知识分子将“东亚病夫”一词疾病化并予以特指，偷换了“国家”“政府”与“民族”之间的概念。使之与民族主义思潮一道，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词，给后来知识分子带来了重要的精神影响。
正如前文所述，在甲午战争之后，一批新式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将“东亚病夫”视为国耻。其中陈天华还将对这四个字的批判写成文章，在其代表作《警世钟》里，陈天华不无激愤地感叹：“不骂为东方病夫，就骂为野蛮贱种，中国人到了外洋，连牛马也比不上”。在晚清如陈天华这样激愤者不在少数，当时许多知识分子都认为中国人的问题在于“人种”，即作为整体国民的身体素质存在着较大问题，疾病多发、瘟疫泛滥，吸食鸦片、食不果腹者遍地。这种局面促使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投身医疗事业，认为“治病”乃救国第一要务。
造成对于自身“人种”怀疑的原因，在于“东亚病夫”一说的泛滥。批判者多从中国人的“婚育观（早婚早育）、卫生观（缺乏卫生清洁习惯）、医疗观（没有基本的药理、生理与病理知识，采取中医中药、巫摊郎中等治疗方法）”这三观之落后出发。事实上，“三观落后”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封建制度的落后与国民素质的低下。
事实上，早在晚清洋务、维新派那里，对于中国传统的医疗卫生制度就产生了质疑甚至批判，譬如王韬就曾认为上海“狭沟积水，腥黑如墨”，然而“泰西各国、街衢整洁”。宋恕则惊讶于欧洲的剖腹产手术，认为“今此（剖腹产）法行于西国，而昔死于产难与产后恒河沙数之鬼，其皆夜哭乎！”在洋务、维新派人士的推动与支持下，传教士开始在中国不少城市开设医院与教会护士学校。因此在世纪之交“东亚病夫”一词的普及实际上助推了西方医疗卫生制度在中国的深层次发展。
在这重语境下，医学留学生成为了当时外派留学生的主流。在1911年，清政府一度为留学归来医学人才设立“医科进士”或“医科举人”称号，进行表彰。这样的语境下，当时中国许多年轻的新式知识分子本着“救人救国、改良民族”的理想，为打破“东亚病夫”的魔咒，决意出国学医。其中包括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冰心等“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 “从医”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层潜意识。第一层意识是对于本国传统医学的极度不信任以至于否定，自晚清以降，一代代接触到西学的知识分子就提出“反对中医”之口号，其后愈演愈烈，参与者层出不穷。早在19世纪80年代，俞樾就曾批判中医“脉也虚、药也虚、医亦虚”，以至于“医不可恃”“药不可恃”。后来者梁启超、康有为、严复等人皆有批判、废除中医的言论。辛亥革命之后，北洋政府多次提出“废除中医案”，结果被当时教育、卫生界人士阻止。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国民政府在1929年又一度发动“废除中医运动”，但因各方人士阻止与“九一八”事变而暂告一段落。由此可知，在清季民初的一百年里，弘扬西医、废除中医成为了当时国内医学思想的主潮。
因此，鲁迅、郭沫若、冰心等人决意出洋学医，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这样一重“西化”思潮的影响，其潜意识就是对于自身社会、文化、科技乃至种族的极度不自信，需要“别求新声于异邦”所导致的。鲁迅一开始出洋学医的最初目的乃是怀疑否定中医（他认为自己的父亲就是因为中医而不治身亡），认为“中医是有意无意的骗子”，而郭沫若学医的目的则更为明确：“对于法政经济已起了一种厌恶的心理，不屑学;文哲觉得无补于实际，不愿学;理工科是最切实的了，然而因为数学又成了畏途，又不敢学;于是乎便选择了医科”，“认真是想学点医，来作为对于国家社会的切实贡献。”
第二层意识则是知识分子“保种”“救种”的责任心所驱使。甲午战败之后，清廷衰败落后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改良种族”几乎成为了当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实现救国梦想的唯一出路。
历史地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为中国如何自强寻找出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失利后，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之所以战败乃是西敌“船坚炮利”之故，所以大兴“洋务运动”。待到官办工业稍微健全之后，旋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惨败，知识分子遂将问题总结为军队落后之故，于是以最快时间打造出了亚洲第一舰队——北洋水师。结果甲午一役，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灭，台湾遭割，惨败之景使得以康、梁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政治体制问题。于是在“公车上书”之后发动了“戊戌变法”，但百日之后维新即宣告失败，紧接着迎来了“八国联军”对北京的洗劫，即清廷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庚子事变”，中国成为了世界上“屡败屡战”的弱国。因此，在19、20世纪之交，严复的译作《天演论》在朝野上下产生了强烈反响，“东亚病夫”一说亦路人皆知。
正如马赫（Zdzislaw Mach，1954-）所说：“人种问题是一切政治问题的终极问题。”在中国乡俗文化里，骂人的脏话长期有“杂种”“怪种”等污秽字词，而同时在美国俚语中，对于一些桀骜不驯、邋遢暴戾的人，也用“坏种”（bad seed）称之。因此，中国新式知识分子基于他们所认为的科技理性而推演出的“人种问题”既是一次想当然的“救国之路”，也是他们深切自省、痛定思痛的无奈之举。
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看来，中国人种的问题无非由医疗、卫生与生活习惯所导致，唯有大力引进西式医疗与卫生设施、制度，打破中国传统、落后的婚育观（如近亲联姻、早婚早育、一夫多妻与子女繁多等等）以及不讲个人卫生与社会公德的生活习惯（如随处便溺、不爱洗澡等等）。而解决這个问题，非西医不可。因此，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语境下所造就出来的新式知识分子，他们即使“弃医从文”之后，也会不自觉地将这种“救种”的民族主义情节融入到自身的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事业当中。
二、“东亚病夫”一词的流变与文化现代化
在当代中国，有句骂人的俗话叫“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意谓某人身体强壮、孔武有力但智商、情商却颇低，知识文化素养也极为欠缺。晏阳初曾以“愚、穷、弱、私”四字来定义作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其中，仅有“弱”指的是身体素质，“愚、穷、私”皆为精神上的落后，这一说法实际上已经反映了进入到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东亚病夫”一词的认识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事实上，在“庚子事变”之后对于“东亚病夫”一词的解释，已然呈现出了一个特殊的趋势：从强壮国人“四肢”到丰富其“头脑”，这构成了中国近世“开民智”启蒙运动的先声，反映了现代科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理路。简而言之，即从疗治国人的“身之病”到“心之病”的过渡。
这种过渡依然由康有为、梁启超等当年提出“‘东亚病夫’论”的学者所发起，随着近代心理学、营养学、体育学与教育学等学科在华传播、兴起。如康、梁以及其后的鲁迅、胡适、郭沫若等人敏锐地发现，中外国民的差异性并不完全在于身体素质的差异，而是在于国民素质的高下。因此，“东亚病夫”之“病”不再只是“身之病”，而是群体无意识的“心之病”。毕竟，身体之病犹可在短期内通过药物、治疗等方法予以解决，然而“心之病”则必须依靠长时间的文化、教育与政治手段来潜移默化影响几代甚至十几代国民。笔者认为，从“身之病”向“心之病”认识的过渡，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上的重要转折点，构成了从单纯“救国保种”的“民族主义”向构建文化现代化这一宏大历史目标的重要过渡。
在前后两代新式知识分子们看来，重振民族自信心，强健国民身体只是一个起点。要想彻底破解这一问题，必须要在教育、道德、文化等诸多方面对国民进行彻底的革命。藉此，现代文化的先驱们针对这一问题，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如下几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并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框架。
其一是对于教育问题的重视，认为中国国民最大的问题便是缺乏现代教育，大量民众属于“不开化”乌合之众，而少数所谓的受教育者（educated）也只是一些会写八股文，缺乏正确世界观的腐儒。因此，必须要通过改革教育制度、实行“新民”教育并通过各种思想性的方式，来践行“改造国民性”的启蒙重任。
在康、梁等现代化的先行者看来，中国传统教育是官僚阶层、特权阶层的精英教育，而西方奉行的是国民教育。改良中国人种，关键在于培养心理健全、具备社会责任感的公民。为此，康有为专门在广州兴办新式学堂“万木草堂”并提出“以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梁启超也认为，康有为提倡的“新民教育”乃是“大海潮音，作狮子吼”。1905年，清廷也废除科举制度，并广泛设立新式学堂。 从表象上看，19世纪末的“保种”与20世纪初的“新民”两者之间并无具体联系，前者弘扬科学精神，而后者强调文化启蒙。但从本质上看我们不难发现，持“‘新民’论”者如康有为、梁启超与鲁迅、郭沫若等人，早年也都是积极主张“保种”的拥趸。藉此，从主张“医学救国”的保种思想到主张“教育救国”的启蒙思想实际上反映的都是当时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在梁启超看来，要想让民族主义为中国社会发展所用，必须摈弃先前对国民“身之病”的关注，而转向“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的“新民”思潮。
总体来说，这种变化的内在动力仍是“东亚病夫”四字所带来的民族自卑情绪。在19世纪末叶，康、梁等人率先提出“保种”的“东亚病夫”一说，之后便激发海内民族主义泛滥甚至酿成“庚子之变”。待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康、梁等人已经发现意图解决“东亚病夫”这一问题，并不只在于昌明医学、改良人种，而是在于振兴教育、改革人心，这个思想恰又被孙中山、鲁迅与郭沫若等一批新式知识分子所继承、发扬，促使其进行“弃医从文”的选择。
其二是对民族主义的重审，力图通过现代启蒙教育手段，来培养出真正具备现代性意识的“公民”而非“忠臣”。因此，务必要从培养有现代国家意识、明确权利责任的公民开始。
笔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一重的变化，有一个重要原因不得不提，就是前文所述之“义和团运动”，这场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并始于党争、造成内乱的农民运动以民粹民族主义的表现开始，而以全面失败的结果告终，无疑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次倒退。通过对这场民族主义浩劫的重新审思，是中国近代思想家决定对中国人“身之病”向“心之病”过渡一个重要的直接性动因。
从身体政治学的修辞来看，“义和团运动”恰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一扫中国人赢弱、衰病的姿态，这是中国人在1840年之后第一次完全、彻底地采取身体暴力的形式，以民粹民族主义为精神动力与人类现代文明世界所进行的对抗。参与“义和团运动”的中国人非但强壮健硕、孔武有力，甚至刀枪不人、飞檐走壁，可谓是大涨国人威风;但另一个问题在于，“义和团运动”在本质上却是晚清保守派与改革派党争的产物，参与者虽然短期内凭借“人海战术”与暴力手段取得了胜利（如“廊坊大捷”），但其本质却是反科学、反文明、反全球化的，与“洋务运动”以来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的整体大趋势相背离。通过这场运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明白，单凭国民身体健壮并不能建立起一个现代性的国家，要想在根本上解决“东亚病夫”这一问题，则必须抛弃保守的民粹民族主义主张，转而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黄遵宪就曾敏锐地对“义和团运动”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保守派官员“率之（无权利、无政治、无国家思想之民）以冒险进取，耸之以破坏主义，比之以八九岁幼童，授以利刃，而不引刀自戕者几希！”
因此，在1900年前后出国留洋学医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中国落后乃是在于国民的“心之病”而非“身之病”，因此开始逐渐由民族主义者转变为文化现代化进程的推动者、启蒙者甚至革命者。譬如鲁迅在日本留学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医学并非是一件要紧的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而郭沫若则反省自己“从前是看不起文艺的”乃是一种错误想法，进而认为文艺“对于时代的革新、国家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真正的科学技术等具有同样不可缺乏的功能。”
而另一位在华外国知识分子的言论有力地证明了当时中国知识界对于“东亚病夫”一词的解读已经呈现出了“去民族主义”的趋势。他完全从文化、伦理与宗教结构的重建等如何医治“心之病”的角度来阐释中国人要想摆脱“东亚病夫”这顶帽子的唯一出路。他首先认为中国人被称之为“东亚病夫”乃是“无可辩驳者也”，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由于受儒教的束缚、禁锢，大本已失、人心已坏”，而要想“起死回生、转危为安”唯有“改信基督教”。
其三，上述这些转变，事实上由“东亚病夫”一词的传播、流变所推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向文化现代化转型，是大势所趋，也由现代科学的发展与社会进步所决定。
正如前文所述，“东亚病夫”一词本是严复、康有为与梁启超等早期维新派知识分子有感于国内民众麻木不仁、体弱多病而提出，但先后经历了甲午之役、戊戌变法尤其是“义和团运动”之后，逐步发现中国人的本质问题并非在于身体问题，而是在于精神世界的匮乏与价值观的错乱。长远地看，“心之病”的危害远胜于“身之病”。
藉此“东亚病夫”一词的传播也受到了修正。在辛亥革命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之后，“东亚病夫”一词开始广为中国社会各阶层所知并引鉴。“东亚病夫”提出“保种”观念不过数年之后，就受到了中国知识界一批新式知识分子的修订与重审。
宏观地看，“东亚病夫”一词的发明、普及、修正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探寻现代化之路的进程。从对“国之病”（社会体制）的反思到对“民之病”（国民身体素质）的检省，最终落实到对“心之病”（国民思想文化水平）的观照研究之上，虽然“身之病”与“心之病”都会导致“东亚病夫”这一恶果，但这却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认识上的升华。不言而喻，“身之病”事关科学发展，而“心之病”却事关社会启蒙。但是在“庚子之变”尤其辛亥革命之后，一大批原本投身医学救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致力于国家制度改良与文化启蒙运动，这一从片面强调“民族主义”向“文化现代化进程”转变的进步，实质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的现代文化、現代政治的建设。
“东亚病夫”一词在辛亥革命乃至“新文化运动”之后被沿用至今是不争的事实，并且仍然影响后来的中国社会各阶层，进而不断激化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既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动力，亦成为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发展中一个常被忽视但又影响深远的精神桎梏，这将是后文集中探讨的问题。
三、重审“东亚病夫”一词的意义
可以这样说，之于中国人而言，没有哪个名词比“东亚病夫”更令其仇恨并具有广泛的煽动力。在一百多年前的晚清，“东亚病夫”这四个字至多只是读书人的一句牢骚或是激发民众自强、自省的一个口号，但时至今日，这四个字已然成为大多数中国人心中难以消除的块垒与“敏感词”。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至今，百年中国经历了从衰败到发展再到强盛的历史过程。尤其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台湾与香港乃至整个大中华区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展现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生命力与发展势头。时至今日，中国人不但在奥运赛场上斩金夺银，长期居于奖牌榜前列，在科技创新、经济建设上也获得了令世人惊叹的成果。从20世纪中叶的“两弹一星”、杂交水稻与胰岛素的发明到今日的克隆技术、登月计划与跻身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这样的腾飞足以让全世界所有的华人自豪。
按理说，面对这样的发展，华人早应抛弃“东亚病夫”四字所带来的心理阴影。纵然面对个别人的有意提起，也应一笑置之。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除却“网络游戏事件”里中国网民对于“东亚病夫”四字的同仇敌汽之外，几乎每当中国人在奥运赛事、科技创新乃至国民健康指数上有所突破时，许多官方媒体都会不约而同地提起“东亚病夫”四字，强调当今的中国人“已经站起来了”，早已非当年的“东亚病夫”。
据笔者根据中国大陆最大的电子资料库“读秀”及国际文献库“谷歌”不完全统计，在“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至2018年的100年间，大部分中国大陆媒体（含报刊、杂志与图书）对于“东亚病夫”一词的使用，最兴盛者竟莫过于最近四十年，而且有明显的与日俱增的倾向。
在1919-1949年中国最为积贫积弱、内外战不绝的三十年间，全国只有三十余种媒体或出版品提及“东亚病夫”四字，在1949-1978年间，也仅有二十余种媒体或出版品，但在1978-2018年间，竟然有九百余种媒体与出版品提及“东亚病夫”。即使排除近四十年来中国媒体迅速发展与1978年之前纸质出版物电子数码化不全这两个因素，近四十年中国媒体对于“东亚病夫”这一语汇的不断重述大大超过了先前亦是不争的事实。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这样念兹在兹的反复强调实际上暗示了一个民族的集体不自信。在当下重新探讨“东亚病夫”一词与民族主义、文化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有利于重审中华民族在发展进程中的困境与问题。正如前文所言，“东亚病夫”一词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用来传播自身政治、民族观而生造出的特定语汇，这一说法目前基本已受中国媒体的广泛认可，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因此在当下中国（尤其中国大陆）的新闻媒体领域，对于“东亚病夫”一词的反复提及明显蕴含着特定时代的其他寓意。结合“东亚病夫”一词的历史流变，考察其与现代科学变迁的内涵联系，进而检省“东亚病夫”一词之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变迁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首先，“东亚病夫”一词给中国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带来了长期的心理压抑，这是不争的事实，构成了中华民族融入现代性语境中的原罪，既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的动力，也是影响这一进程的精神枷锁。
“身体”（或曰“躯体”）是中国哲学、伦理学的基础核心概念。中国儒家曾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身体”乃一个人最重要的社会属性，其次才是“精神”。“身体健康”往往是中国人使用最多的祝词，犹如西方人的“Best wishes”（祝君好运），可见“身体”之于中国人的重要性。在原始的农耕社会，“身体好”意味着整个家庭经济来源与繁衍后代的基本保障，一旦躯体残缺，纵然有超群智慧与拔萃才能，都会被社会所歧视，甚至会自嘲为“废人”。藉此，当外来者嘲笑其“身体不好”时，往往会触及当事人的接受底线。长期以来，“东亚病夫”一词被视为外国侵略者对于中国人全民族的侮辱，自然是对于整个民族接受底线的触碰。
在这重语境下，中国知识分子自觉陷入了一种“救亡”与“启蒙”并举的历史责任陷阱当中。认为他们所从事的文化建设活动实际上是一种对民众的“启蒙”，而这种“启蒙”又是全民族“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除了少数活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或唯美主义作家之外，其余的许多作家、艺术家都积极投身于这一“洪流”当中，而这恰又是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载道”文学观不谋而合。
这实际上蕴含了一重悖论：一方面，要想摆脱“东亚病夫”的帽子，则必须要积极进行文化重建，引领中国文化走向现代性;另一方面，由于过于沉浸于“民族救亡”的理念当中，促使其不能真正地思考文学、艺术本质上的问题，而使其离文化现代化的诉求越来越远。这亦是当下许多知识分子提出中国文化需要重新“启蒙”的历史原因。
归根结底，“东亚病夫”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们无法痊愈的心理隐疾，我们必须认可他们在面对自身民族“身之病”或“心之病”时的认真、真诚与急迫，但他们又没有在逻辑上提出“非病”的概念——究竟何种状态才算是“健康”？是不是在国际运动赛事上斩金夺银、在国际经济市场拥有绝对份额就算是“东亚强夫”乃至“世界超人”？
从逻辑学的角度讲，“东亚病夫”变成了一个相对而非绝对的概念。早在20世纪50年代时，中国媒体就用“中国人民摆脱‘东亚病夫’这顶帽子”为标题进行新闻宣传，时至今日，中国媒体仍然在使用这一标题，或许在今后，这样的表述方式还会使用。“摆脱‘东亚病夫”，这一理念既构成了中国人前行的动力，同时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原罪，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必须长期要为这项“事业”做出努力与付出——包括中国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艺术家在国外开办个人画展等等，都算作“摆脱‘东亚病夫”，的文化贡献，而忽视了对他们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具体意义的考量。
其次，上述这种长期的心理压抑，其本质是一种文化自卑感。“東亚病夫”一词包含着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政治体制、民众体制、社会素质与传统文化等各方面的批判与否定，当下中国公众舆论不断念兹在兹地提及“东亚病夫”，必然暗示着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着迫切需要解决的短板问题。
据笔者统计，“东亚病夫”一词在当下中国媒介中的“最热门”非“奥运夺金”时的新闻报道莫属，其次依次则是“科技革命”“经济发展”“政治（外交）突破”等等，由是可知，当下中国媒介（或公众）对于“东亚病夫”之“病”的阐释，与历史发展脉络大致相同，被归纳为是多方面的，每当一个方面获得了胜利，由官方与知识分子所掌握的公共媒介就时常会将“东亚病夫”作为一个关键词提出，形成了一种近似于“新民族主义”的社会思潮。 我们无法忽视的是，“东亚病夫”一词尽管频繁被提出，但仍然缺乏一个关键领域的解读：文化现代化。如前文所述，始于民族主义，最后变为文化现代化进程动力的“东亚病夫”一词，虽然源于现代科学但却成为中国文化启蒙的重要动力之一，因此，当下对于这一语汇的检省与反思，亦无法僭越文化现代化的范畴，因此在这里必须要提出一个问题：而今被各大中国媒体所广泛使用的“东亚病夫”一词，究竟能否继续为文化现代化进程提供动力？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自晚清以降至今，其中既有狂飙突进，亦有反复倒退，在国难当头之际，“东亚病夫”一词激励着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弃医从文，以建立并超越于民族主义的姿态，进行启蒙国民的现代文化建设。因此，今日的我们可以辩证地分析这个问题，当“东亚病夫”作为一个关键动力在刺激中国的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于文化现代化建设这一事业当中时，同时它也束缚着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东亚病夫”几乎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原罪，解构这个词汇构成了他们的写作、研究的目的，官方所提出“民族复兴”“强健民族”等口号亦多少在为洗刷“东亚病夫”所带来的耻辱服务。
事实上，文化现代化的目的是重构一个国家文化的世界性价值，即促使一国文化通过全球化的形式或手段，融入世界文化格局当中，而不是采取非此即彼的对立民族观，以获得其他民族对自身的认同为终极使命。这虽然可以在短期内促进文化、艺术与哲学思想的发展，并制造出一大批启蒙先驱，但却缺失了继续发展的动力，使其成为了一种功利化的文化形态。
对于这一问题的探究，可以结合20世纪二三十年代风靡一时的“小国文学”（或曰“弱小民族文学”）来比较分析。几乎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同时，在土耳其、巴西、越南等新近获得独立的“小国”里，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了新的民族文学形态，这种文学形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启蒙国民同胞，唤起民族革命，呼吁独立建国，但是这种呼吁“民族革命”的文学，仅仅只持续了十余年的时间就销声匿迹，进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进化成为了新的以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Jose dela Concordia Garcia Mdrquez，1927-2014）、奈保尔（V.S Naipaul，1932-2008）等作家为代表的“少数族裔文学”，主动地融入到世界文学格局当中。
但自“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的参与主体，却时刻不忘自己是洗刷“东亚病夫”这一國耻的社会工具。“东亚病夫”一词被媒体、文艺作品念兹在兹地不断强调并一直蔓延至今，逐渐构成官方与精英解读、评判文艺作品与文化现象的标尺，实际上等于向文化建设者们不断提供着“我不及人”的暗示。这无疑与“文化现代化”的诉求越来越远，并影响到了整个国家、民族文化自信心的建立。
霍诺（Winston A.Van Horne，1943-2013）曾说：“一个国家或民族，要想获得真正的发展，优越感是基本前提”。我们无法否认“东亚病夫”一词在“西学东渐”这个巨大的时代洪流中激发中国人斗志，为民族独立、文化启蒙所带来的重要动力;但生活在当下的我们，亦要正视这个名词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过分依赖，给国家文化建设工作带来了沉重的心理阴影并成为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桎梏。因此，如何站在思想史的角度，以回望历史的方式，重审并定义“东亚病夫”及其相关社会思潮的趋势与影响，是摆在许多人文学者面前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