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幻片里，常有人类创造了机器，反遭机器统治的情节。最近两则来自关于大学生洗澡的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上海师范大学奉贤校区的学生洗澡定时收费，1分钟2毛钱——虽说提高了效率，但据说令人精神紧张，澡堂里从此没有了惬意嘹亮的歌声。还有一则新闻也很有意思：某大学旁的澡堂为情侣开设“双人单间”，引得男女大学生们纷纷来洗“鸳鸯浴”。
　　古代的罗马、日本都曾有过男女混浴的先例，后来罗马骄奢淫逸亡了国，日本则自明治时期开始制定了7岁以上男女不准混浴的法令，没成想这个习俗在中国又死灰复燃了。反观阿富汗人在塔利班统治之下，不能唱歌，不能看电影，不准刮胡子，甚至不准上澡堂，差别真是天与地。
　　洗澡其实是一样正常的需求，不过既然亚当夏娃吃过禁果后的第一件事是找几片树叶遮挡自己，可见人类要裸体相对还得克服不少心理障碍。因此，公共澡堂的建立只可能因为两方面原因：一是家中没有浴室，上公共澡堂是不得已而为之；二是公共澡堂可以带来在家里享受不到的快感。
　　快感是多种多样的。像古罗马和古希腊，就给人一种阳刚、奔放的感觉。他们的公共澡堂前，都辟有大块空地，置有多种运动器械，澡客们先运动一回，待大汗淋漓才进入澡堂痛快洗澡。当时是男女混浴的，健美的体魄和优美的曲线不仅赢得目光，更成为画家的题材，赢得不朽的艺术声名。公共澡堂如此广受欢迎，以致公元一世纪的大历史学家普利尼也算不清楚罗马城内到底有多少座公共澡堂，只能估计有好几百座。
　　而把洗澡一事发扬到极致的当数土耳其浴、芬兰浴。这种快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从你进入土耳其澡堂的那刻起，你就是一块砧板上的腌肉了：任人拿麻质手套死刮狠擦，直到刮出老皮，直到从你身上流出的都是墨汁；任人在你身上打肥皂，直到泡泡堆到你的鼻尖；还得任人捏你弹你揉你，直到每根骨头都被拆下来又被拼装上；然后你就可以像一只冬眠的虫子那样幸福地睡着了。同样地，当你进入芬兰浴室的时候，你得把自己想象成一把等待淬火的钢刀，烧得通红的时候放在冷水里“”的一下，如是者三，再加上用桦树枝叶拍打身体，这样，一个挺精神的人就被炼出来了。
　　正宗的土耳其浴和芬兰浴都是考验，连道具都是讲究的，土耳其浴室多用大理石按摩床，冰凉光滑，芬兰浴室则多是原木小屋，建在溪湖旁，或在雪地里——这是个高纬度的国家，一年倒有大半时间在雪地里卧着。其实这两种洗浴法都是再健康不过的了，偏偏传到各地以后失了真，土耳其浴在台湾变成色情浴的代名词，芬兰浴在香港变成黑社会讲数口的地方，但南橘北枳，这笔账可不能算在公共澡堂头上。
　　据心理学家说，人类天生就有回归母体的欲望，泡温泉就像泡在母亲的羊水中一样，令人精神放松。说也奇怪，大约是相生相克之理，温泉常处在苦寒荒僻之地。我在艰苦绝伦的川藏线上就享受过温泉的美好滋味。就说小小的康定，已有大小温泉十几处。我们在山上泡过脚，吸了两个嫩鸡蛋，还用一眼小泉洗过眼睛，又在傍晚来到城里的温泉，遍体舒坦后吃一点野菌子，几个辣子，虽然外面腥风苦雨，明日又是十几小时的山路颠簸，那一刻的轻松自在却是做神仙也换不来的。
　　“洗”是一道由肮脏转向干净、由束缚转为解脱的程式。这决定了它既可能风光如霁，也可能严肃庄重。基督教与天主教在礼仪上有很多不同，只有洗礼和领圣体是相同的。对教徒而言，接受水的洗礼代表着用基督的血和灵洗净一切罪孽，是非常神圣的一件事。每个宗教都有其独特的地方，伊斯兰教就当真规定了洗澡的方式：伊斯兰教徒清洁自己时不能使用盆池桶，只能使用淋浴。洗澡时遵循先上后下、先右后左的次序，并且决不能让别人看见自己的羞体（男人的羞体从颈部到膝盖，女人的羞体则是除了头、脸、手外的全身）。这些规定是伊斯兰教徒服饰的来由，也是伊斯兰地区极少公共澡堂的原因。
　　在一些人眼里，公共澡堂是对私人空间的粗暴侵犯的象征，但在另一些人眼里，它却是平等、开放的象征。杨绛的《洗澡》里头没有洗澡，取的是“割尾巴”的意思，只不过用了较雅的一个词。在文化大革命那种类似宗教狂热的情绪中，知识分子先要承认自己是黑的，再要想办法把自己洗成白的，我想当时的人们会很怀念那个平等的、开放的公共澡堂空间。据说日本老太太常会在公共澡堂里选儿媳妇，被看的人会觉得自己受到了侵犯，而对看的人来说，这却是最能接触到人的本真和自然状态的途径。
　　这正是19世纪初，式亭三马在《浮世澡堂》中写到的：“无论你是贵人雅士，还是平民百姓，洗浴之时人人都赤身裸体，同降生时一样，这种裸身的交流交往，使人忘却高低贵贱，升华到一种无欲无求的佛教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