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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伏龍芝军事学院的荣誉馆里悬挂着一幅十分精美的“南京市立体模型地图”，长约3米，宽约2米，是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江苏南京地区的航拍地图。图中将地形依照比例用精选毛绒做了黏结，南京地区的主要地势、地物都非常清晰地展现出来。图幅的中心，突出标示的是南京军事学院。右边框上印着“请尼·安·谢辽夫金·拉兹里斯基将军转赠苏军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字样。下边框中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刘伯承赠送”。
1950年，刘伯承借鉴苏联军事学校的办校经验筹办南京军事学院时，伏龙芝军事学院曾经专门派一个专家顾问组帮助指导建院事宜。刘帅和苏军代表合作得非常愉快，彼此建立了深厚感情。当担任苏军顾问组组长的拉兹里斯基将军即将离任回国时，刘伯承特地请工人精心制作了这幅地图，作为南京军事学院的礼品，请拉兹里斯基将军转赠给自己的留学地——伏龙芝军事学院。
为中国学员开设“特别班”
伏龙芝军事学院创建于1918年12月，是苏俄在十月革命后第一所系统培养高级军事指挥员和军事理论人才的重要高等军事学府。学院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祖波夫斯基街附近，距著名的红场大约2千米。这是一个没有围墙、大院的学府。学院主楼始建于1932年，建成于1937年，是苏联军政高层专门为伏龙芝军事学院设计建造的。主楼正面底部有一个1米多高的大台阶，台阶上是5米多高的花岗岩墙面，墙面上镌刻着俄文红字：“我们不要别人的一寸领土，但也绝不允许别人侵占我们的一厘领土。”主楼正门前有一个十多级台阶，其左右两侧的花岗岩墙面上分别悬挂着几位著名的伏龙芝人的铜版浮雕头像，右侧是伏龙芝、夏伯阳（恰帕耶夫），左侧6位依次是安东诺夫大将、罗科索夫斯基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比留佐夫元帅、戈沃罗夫元帅、托尔布欣元帅。3个并列木制对开两扇门的正门上方是“伏龙芝军事学院”几个俄文大金字，学院曾经荣获的“列宁勋章”“红旗勋章”“苏沃洛夫勋章”“十月革命勋章”金属标牌依次排列在学院名称前面。
自组建以来，学院为苏联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级军事指挥人才。鉴于其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伏龙芝军事学院被人们冠以“红军大脑”的美誉。学院培养的著名人物有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传奇英雄夏伯阳，切韦列夫，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亚佐夫大将、国防部总监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索科洛夫斯基元帅、陆军总司令崔可夫元帅和华约集团部队总司令科涅夫元帅、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大将、总参谋长莫伊谢夫大将、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列别德中将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等。此外，学院还被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古巴、蒙古国、越南等国家授予荣誉勋章。
伏龙芝军事学院在中国的知名度也很高，这是因为它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军政要员。伏龙芝军事学院与中国最早结缘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1925年，在为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培养高素养军事干部时，学院保留了4个名额给国民党党员。时任国民党军政部长的程潜保送左权、陈启科、李拔夫、萧赞育进入该校学习军事。但由于伏龙芝军事学院教学不设翻译，对学员俄文水平要求较高，所以这4人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俄语。1926年秋，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派送他的得意门生贺衷寒、杜从戎、周明、王懋功赴苏。虽然他们俄语水平并不达标，但是因其军阶较高，所以顶替了前述左权等4人的名额。陈启科、左权、萧赞育三人自愿继续留在中山大学学习，而李拔夫通过自己的强烈要求，被分入基辅联合军官学校。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中共和共产国际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关系破裂，贺、杜、周、王被蒋介石召回。他们4人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仅待了半年时间，加之当时不懂俄语，所以学到的东西十分有限。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开始派遣大批学员赴苏学习军事，为以后的武装斗争做准备。为了配合和支援中共，苏联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开设了专为中共培养高级军事指挥干部的“特别班”。当时在“特别班”就读的学员有6位，分别是刘伯承、刘云、屈武、陈启科、黄第洪、左权。当时6人成立了一个支部，刘云为支部书记。刘伯承在南昌起义失败后，于1927年11月下旬抵达莫斯科。由于他没有语言基础，共产国际与中共代表团决定先将刘伯承和其他同来的各级起义指挥员送往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基础课程。1928年10月，刘伯承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而在1927年入校的5人中，只有屈武一人是由中共指定派来学习军事的，此前他没有接受过正规军事教育。其余4位均系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以优秀青年军官身份保送进入学院。刘伯承虽是拥有丰富实战经验的著名将领，然而伏龙芝军事学院并未因为他此前已具有相当的军事知识就直接录取，而是同其他5人一样在其他学校系统地学习俄语以及相关的军事词汇之后才予以录取。此前屈武、陈启科、黄第洪、左权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刘云曾在苏联空军第二飞行学校就读，刘伯承则是在高级步兵学校就读。对入校学员有着如此苛刻要求的院校，当时在苏联只有伏龙芝军事学院。
这一批学员之后，20世纪20年代末期留学伏龙芝军事学院的还有刘畴西、刘伯坚、王如痴等红军将领;30年代有林彪（黄埔军校四期毕业，1938年赴苏联养伤期间进入共产国际党校与伏龙芝军事学院合办的军事班学习）、刘亚楼、李天佑、杨至成、钟赤兵、谭家述、卢冬生等。此外，还有东北抗联的李兆麟、魏拯民、陈龙、刘英等高级将领;40至60年代还有毛岸英、陈中民、赵华清、梁中玉、张荣森等。此后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一度中断，直到1996年，中央军委作出选派优秀军官到国外军事院校学习深造的重大决策。来自解放军总部机关和各军区、军兵种部队及院校的42名校级指挥军官和技术军官飞赴俄罗斯，分别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伏罗希洛夫总参军事学院等5所军事学院，开始为期1年或3年的军事留学。
从零开始建校
作为著名将帅的摇篮，伏龙芝军事学院与美国的西点军校、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法国圣西尔军校并称世界四大军事院校。不过，与这些建于19世纪初期的著名军校相比，伏龙芝军事学院相对比较年轻。 十月革命后，红色政权面临着白俄反动力量的反扑和外国军事力量的干涉。当时红军的大部分指战员都是未受过军事训练的革命者。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最高统帅部决定在莫斯科成立自己的革命军校，培养政治合格、军事过硬的苏维埃军事干部。当时的苏维埃政府曾试图通过改造旧学院来开展建立苏维埃军事院校的工作。他们解散了沙皇俄国的军队，但保留了旧的军事院校，在军校设置军校总政委职位，并任命各军事院校的政治委员。
由于红军新编部队缺乏训练有素的军事干部，被任命为东方面军司令员的H.M.瓦采蒂斯决定调用军校学员和教员担任指挥和司令部领导职务。1918年8月4日，他来到尼古拉总参谋部学院进行动员，他后来回忆：“我对集合在大厅里的学员们讲述我们在指挥一司令部工作方面存在严重缺乏干部的情况，建议愿加入喀山防卫部队和愿为苏维埃政权战斗的人站出来。使我十分吃惊的是，站出来的仅有五六个人。其余的学员和教员都回避了。我叫来了院长安多格斯基，对他说学院解散人员可以各奔东西。”“随后，捷克军和白匪部队冲进了喀山，学院所有人员几乎都转向他们一边，白匪头目决定将学院从喀山迁往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俄罗斯岛上。就这样，在红军远东军粉碎白匪军的武装干涉以后，作为被时代淘汰了的俄国的遗迹——旧尼古拉总参谋部学院终止了自己的存在。”
伏龍芝军事学院第一任院长克利莫维奇说：“旧军事学院没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痕迹，可以说，新学院是从零开始。所有财物、教科书、丰富的藏书、一大批教授、教员和行政人员都落在我们的敌人手里。除几名教授和两三个学员外，革命前设备完好的总参谋部学院丝毫没有留给苏维埃俄国。”
当把旧军校改造为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所军事学院的计划破灭时，新生的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建一所新的军事院校培养工农红军的指挥人员。1918年10月22日军事人民委员部在《消息报》公布了招生条件：“革命前在旧军事学院学习的全是地主、贵族子弟，而今天这所为革命俄国造就红军首脑的新学院招收的则是与苏维埃俄国的工人和农民骨肉相连的人，其中主要是那些从前线各兵种派来参加学院进修的人，经过可靠推荐的久经枪林弹雨的老战士或在国内战争中表现突出的人。”10月26日又给各军区和方面军司令部补发了电报：“凡愿入学并有入学资格和证件的请前来莫斯科……报名者应是那些积极参加红军作战和政治生活而又表现杰出的人……为了不削弱方面军，第一批学员只招收200人。因此，挑选学员时应严格把关。学员经学院特别委员会审查其资格后在学院注册。”
第一年，学院招收了183名学员，其中一多半是工农出身。这完全符合红军建设的阶级原则。学员中60%是布尔什维克，20%是革命的同情者，5%是其他党派成员，15%是无党派人员。
1918年12月8日，距离新生的政权成立约1年，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学院在莫斯科正式宣告成立，学制为3年，主要培养工农红军的指挥人员。1919年春天，距离学院成立还不足半年，国内战争变得更加激烈和艰苦，年轻的红军急需指挥干部，有关方面决定缩短在校学员的学习时间，使其提前毕业，派他们到东部前线，以打退高尔察克自卫军的进犯。就这样，还在襁褓中的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学院忍痛送出了她的第一批毕业生。
1921年8月初，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学院改名为工农红军军事学院，由图哈切夫斯基担任院长。同年底，首批101名经过3年制完整学习的学员毕业了。他们大部分被任命为师、旅、团的首长和各类军事学校教员，有的则进入国防部、总参谋部及其所属各部局工作。1922年1月9日，为了表彰学院培养红军干部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学院红旗勋章。
伏龙芝时代
1924年4月19日，39岁的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工农红军总参谋长伏龙芝被任命为军事学院院长。伏龙芝是列宁的得力助手，是苏联红军初创时期的重要统帅，也是自学成才的军事理论家。他曾两次被判处绞刑，在监狱和流放地度过了青年时光。当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国内外势力的联合反扑时，他率领红军南征北战，把敌人打得落荒而逃，缔造了一个个堪称奇迹的辉煌战绩。他担任过军长、方面军司令员，指挥过布古鲁斯兰、乌法等重要战役，率部解放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的作战行动，被列宁赞誉为“红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伏龙芝走马上任后，首先明确了学院培训目标：学员不仅要掌握军事技能，还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为提升教育的针对性和质量水平，伏龙芝加强了学院教学的基本单元教研室建设。他树立教研室在学院中的崇高地位，选拔出一大批有丰富战斗经验的指挥员和军事首长担任教研室主任，以促使教学和科研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根据当时的形势任务，伏龙芝还增设相关教研室，并重新调整了所有学习科目的教学安排和教学内容。1924年成立了“战役教研室”，专门研究和讲授战役学。“战略一战役一战术”的新公式取代720世纪20年代初占统治地位的“战略一战术”公式，促进了军界对所有战役准备和战役实施问题进行更加深入地研究。毕业于高级进修班的苏联元帅朱可夫回忆：“在高级干部进修班里，学员们深入研究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战役战术题目和专题，熟悉了红军部队的新式技术装备和武器。”
1925年，在伏龙芝领导下，新成立的战役教研室集体撰写了《战役实施、统帅和野战指挥工作》一书。在研究军事理论时，伏龙芝倡导经验的传承。一方面，他主张继承旧军事专家的经验，对新、老教员的经验融合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坚决反对某些学员对教员和旧军事专家的偏见。另一方面，他非常重视对苏俄国内战争经验的总结。伏龙芝认为，国内战争经验“应得到最全面而详细的研究，因为我们的斗争方式符合特定的历史条件”，学院扩大了国内战争经验研究计划，广泛开展了国内战争经验的研究工作。
然而，就在伏龙芝再次大展拳脚之时，却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1925年8月17日，他在军事学院一个毕业班上做报告后，便被安排至外地疗养，但病情并未好转。10月28日，他转院至索尔达金科夫医院，次日做了腹腔手术。术前，医生为伏龙芝注入麻醉剂，但麻醉效果并不明显，于是医生为他加大剂量，这才让他入睡。但伏龙芝却因为麻醉剂中毒陷入了昏迷，即使注入强心剂也未能奏效。在死亡线上挣扎30多个小时后，伏龙芝于10月31日凌晨去世，年仅40岁。 11月3日，在红场追悼大会之后，伏龙芝被安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与他一生追随的列宁安葬在一起。这也是对他戎馬一生的最高褒奖。在哀悼的日子里，学院全体人员请求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以伏龙芝的名字命名学院。1925年11月5日，即十月革命8周年的前夕，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决定以伏龙芝的名字来命名这所学院，改名为工农红军伏龙芝军事学院。
名校锻造之路
1941年6月22日，德国发动了对苏联的大规模武装进攻。自卫国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起，伏龙芝军事学院就战斗在最前线。学院通过缩短培训时间、调整教学内容等方式输送大批军官，不仅有效保障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
战争开始几天之后，学院按照国防人民委员部的计划，制定了新的教学大纲。大纲规定“三年级的学习任务，伏龙芝军事学院要用1个月的时间完成，二年级的学习任务用3个月时间完成，一年级学员的训练时间规定为一年”。不久，又决定将一年级学员训练时间由1年缩短为8个月。这种战时速成式培训班，促使学院在战争初期的4个月内，向前线输送了2792名军官（不光是学员，还包括部分教员）。在卫国战争爆发后的两年半时间内，从学院直接送去前线的将军和其他军官学员达6000名以上。
1943年初，红军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苏德战场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同年12月，学院迎来了建院25周年。为表彰学院在培养红军军事人才方面所取得的优异成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授予学院214名将军、军官和职工苏联勋章及奖章。到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结束时，10个一线作战方面军司令员中有9人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及其所属的高级军官培训班，而在整个二次大战期间共有24人担任过方面军司令员、13人担任过方面军参谋长、83人担任过集团军军长。1945年2月21日，就在卫国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又授予学院一级苏沃洛夫勋章，学院改称为“荣获列宁勋章和一级苏沃洛夫勋章的伏龙芝红旗军事学院”。可以说，卫国战争是奠定其成为世界四大军事名校之一的历史地位的重要时期。
据统计，二战后不久，即1945至1946年间，伏龙芝军事学院90%的学员都具有校官军衔。大部分学员都担任过团长和团参谋长、营长以及师、军、集团军、方面军参谋。1946至1953年间，有280多名“苏联英雄”先后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这些身经百战的学员，经过学院的军事理论学习，不仅为苏军的建设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有效促进了学院军事教育的发展。
苏联解体后，学院被改名为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1998年11月1日，该院与马利诺夫装甲兵学院和沙波什尼科夫第一高级军官进修学校合并为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合成军队学院。
2006年，根据俄罗斯联邦政府第473号命令，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诸兵种合成学院兼并了军事工程学院（2006年10月1日起，该学院被分解，部分并入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诸兵种合成学院）。2008年12月24日，根据俄罗斯联邦政府第1951号命令，在诸兵种合成学院的基础上，合并苏联元帅罗格斯索夫斯基远东高等军事指挥学校、喀山高等军事指挥学校、莫斯科高等军事指挥学校等十余所，建立“陆军军事教学科研中心”，也称为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诸兵种合成学院。尽管伏龙芝军事学院因为改组变换了名称，但俄罗斯人和中国人依然常常称其为伏龙芝军事学院，作为20世纪90年代第一批学员，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郝智慧1999年6月毕业时颁发的毕业证书上还是“伏龙芝军事学院”这一名称。而在2016年9月，学院主楼正门的院名牌匾上再次出现了“伏龙芝”字样，即“俄罗斯武装力量伏龙芝合成军队学院”，简称伏龙芝合成学院。学院名称的回归，使如今的毕业生可以名正言顺地传承伏龙芝的精神、荣誉和情感。
战争经验是教学的基础
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员曾说过：“我们的学校是伴随苏联的成长而成长的，学校的童年生活就是苏俄的内战史。”学院历经战火的洗礼，培养和吸纳了很多战争经验丰富的军官和教员，逐步形成了“战争经验是教学的基础”的教学宗旨。在教学中，学校大力总结和推广战争经验，并根据战争进展和国情的变化，及时调整教学重点，使之成为“红军战斗经验的贮存库”。
二战开始时，红军不知如何组织实施防御作战，特别是在保卫大城市上，红军从来没有学过这类技巧，他们掌握的只是如何去进攻，并把战争引向别国的领土。但战争是按照德国总参谋部的计划而不是苏联的计划开始的。灾难接踵而至，保卫明斯克的努力只坚持了三天，保卫基辅只坚持了两天，所有的人对如何去更好地组织防御都束手无策。
基辅是9月底陷落的，到10月古德里安的军队已接近莫斯科。此时，突然出现了令人十分惊异的事情，苏联的防御变得无法突破了，尤其是在莫斯科、图拉和特维尔的防御。在战争进程中，德国的军事机器第一次停顿下来。当时认为是寒冷的天气对这种形势的转变起了很大作用。但10月的天气并不寒冷，发生转变的原因是苏军通过战争学到了防御战的方法。1942年打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成为城市保卫战的典型，防御战的方法被证实是有效的。另一个典型是列宁格勒保卫战，几乎持续了3年，俄国人经历了德国人两个冬天和三个夏天的进攻_严寒冰冻的天气在这里也不起什么作用，苏军的防御战再次被验证为是正确的策略。
苏德战争爆发后，在一次有共产国际成员参加的中国留苏人员军事问题研讨会上，正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的刘亚楼根据自己的分析，在德军向莫斯科进军路线的判断上提出了与斯大林不同的意见。对于德军进攻莫斯科的路线，斯大林认为，希特勒必定沿着乌克兰和顿涅茨河流域东进。这条路线正是1812年6月拿破仑远征莫斯科的路线。斯大林判断，德国进攻苏联的目的是占领经济作物地区，掠夺乌克兰的粮食、顿涅茨克的煤和高加索的石油，“没有这些最重要的资源，德国法西斯就不可能进行长期的大规模战争”。
刘亚楼的判断依据则不同，他查阅了拿破仑进攻莫斯科的背景和条件，将拿破仑时代的军事战争形态和二战时希特勒军队的战争形态进行了对比，认为乌克兰、顿涅茨河流域一带农田、水网遍布，土质松软，当年以骑兵为主的拿破仑远征军选择这条路线，不仅隐蔽，而且可以较好地解决马匹所需粮草问题。但今天，以机械化为主的德国军队再选择这条路线不但不是最理想的，而且是最糟糕的了。经反复研究，刘亚楼认为从白俄罗斯至莫斯科距离最短，且沿途土质坚硬，这条路线应该最适合希特勒的机械化部队的闪电战进攻。刘亚楼的这一判断与林彪的认识一致。事实证明，林彪、刘亚楼的分析得到了验证。遗憾的是，当时林彪、刘亚楼的意见只能是中国留学生的学术研讨而已。由于斯大林在苏军中的崇高威望，在苏军统帅机关里无人怀疑斯大林的判断。 1942年夏天开始的斯大林格勒会战，是苏德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刘亚楼参加了这次残酷的交战，他的苏联名字叫撒莎，少校军衔。在斯大林格勒战役进入关键时期，刘亚楼向苏军指挥部建议：德军未达战争目的，他们没有过冬准备，冻死冻伤不少，战斗力正日渐减弱，为利用冬季大规模聚歼德军装甲机械化部队，苏军的运输方式应区别于德国，所以必须发挥适应严寒作战、具有快速机动作战能力的各兵种优势。首先出动战机掌握制空权，打击德军空中力量，掩护轰炸机扫平地面进攻的障碍，而后以装甲部队为先导，以西伯利亚骑兵和高加索滑雪部队快速跟进，实施陆空协同作战。刘亚楼的建议引起苏军最高统帅部的关注。接下来的几次战斗，证明了这种战法的切实可行。苏军高层也对他刮目相看，多次动员其加入苏联国籍，但均被刘亚楼谢绝了。
军事理论具有“血腥味”
军校的教员大多经历过战争，他们认为，站得住脚的军事理论必须具有“血腥味”，起码得有“土腥味”。一个理论观点的提出，要经过战争实践的反复论证和检验，如来自实战和演习论证的“大规模坦克集群战役理论”，给苏军奠定世界地位的“大纵深战役理论”等。正是因为理論有了丰富实践的支撑，才能让学生们真正地信服。刘伯承在留学期间，有一次进行图上作业时，教官问道：“派通信兵从山上向山下送信，是该派骑兵还是步兵？”结合过去的战斗经验，刘伯承说：“根据地形，山地陡峭，所以结合实际情况，还是应该派步兵。”他的回答得到了教官的肯定。
准备打仗，是苏军教学永恒的主题：而教条令、学条令、用条令，则可谓其独具特点的一条主线。郝智慧回忆：“我们所学的28门专业课程，都是以苏军当时的军事学说和各种条令条例为基本教材，教学始终围绕条令条例转。”
苏军的“条令”意识很强，不论是战术课还是兵种课，其基本教材都是国防部批准颁发的各种条令条例。连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教员都说：“只要把条令条例背熟了，弄清楚了，毕业后你就会组织部队的训练，战场上你就能指挥部队打仗！”“为什么战斗条令都是红色封皮？因为这是用鲜血换来的实践总结，是经过战场、训练场和科学论证后形成的法规文件，是院校教学、部队作战训练应该遵循的基本规律。”学院认为，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统一大家的思想，在未来战场上，战斗只能按照一个目的去组织协同和各种保障，战斗指挥也只能由师（团）长具体负责，其他兵种主任必须在统一组织下行动，绝不能各行其是。指挥员在学院学习的主要任务，就是熟悉条令内容、学好基本技能，然后到部队、到战场去增长实际指挥能力。军队越是现代化，越要讲法治、讲条令，指挥打仗只有在掌握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才谈得上灵活创新。
刘伯承学成归国后，翻译出了中国军队的第一个条例、条令——《苏军步兵战斗条令》《苏军政治工作条令》，还将苏军正规化的参谋系统带入中国工农红军，为中国军队的军事理论建设和军队正规化作出巨大贡献。
不过，作为军事家，刘伯承并没有僵化地利用这些条令和在伏龙芝军校学到的知识。南京军事学院成立之初，刘伯承曾经与苏联专家首席顾问拉兹里斯基在战略战术上有过许多讨论。比如针对在一个大的战役中，应该先集中打强敌还是打分散弱敌，两人各有看法。拉兹里斯基认为，根据苏联卫国战争的经验，应集中打强敌，强敌失势，弱敌会望而生畏，不战而退：而刘伯承认为，先打强敌符合苏军情况，但不一定适合我军现有装备条件下，我国国力还不雄厚的情况，主张还是要采取先打弱敌的办法，才能克敌制胜。刘伯承列举了古今中外大量战役、战例，反复与拉兹里斯基切磋、研讨。刘伯承不仅深谙《孙子兵法》，熟知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还熟知苏沃洛夫的军事法则，结合我军红军时期照搬外国经验，打“堂堂之阵”，同强敌拼消耗，给中国革命带来的重大损失，使拉兹里斯基大为叹服。探讨结束后，拉兹里斯基不无感慨地说：“刘，你我虽然都毕业于同一所军校，但我只学了原理，而你却把学到的原理变成了中国自己的东西，这次争论我失败了。”
“考试如过节”
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对学员的考核无处不在，这些考核不仅组织缜密规范，方式方法也多种多样。但让曾经在这里学习过的郝智慧感到新奇的是，学院处处给学员灌输“考试如过节”的观念：“在我的意识里，考试就是考试，分分小命根，考试如闯关，考场如战场，怎么会有过节的气氛和过节的感受！”系主任告诉他：无论从教的角度还是从学的角度来说，考试都意味着一个学习阶段的结束。这是学员收获的节日，考试结束后要与教员共同庆贺—下。
不过，“考试如过节”更多的还是形式上的一种气氛，期末考试尤其是毕业前持续40多天的18门课程考试和战役战术专业国家考试。“今天考这门，隔两天考那门，接连不断的考试把我们压得简直Ⅱ嵩不过气来，精神上高度紧张，完全处于超负荷运转、疲于奔命的状态。中国的中考、高考和研究生考试、职称考试等通常都是两三天时间，中学、大学期末考试顶多10门，咬咬牙坚持一两周不成问题，但连续一个半月的综合考试、单科考试还是第一次听说，也是第一次亲身体验。”
科目多、内容广、要求高、时间紧、压力大，是他们考试期间的主要感受。毕业前的18门课程考试和战役战术专业国家考试，内容涉及战役战术、合成指挥、部队管理、演习训练、诸军兵种的作战使用与指挥、各种保障等;形式包括座谈、答疑、图上作业、解读决心图、在黑板或草纸上标出示意图、技术装备操作等;一个星期要考2至3门课，准备时间仓促，有的复习题根本来不及整理标准答案;教员在考试中经常对学员进行综合性全方位考查，提问、追问不断，考题内容之外的相关问题也问，常常是问到学员回答不上来为止。
从1950年11月开始，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命令，为在高等军事院校全部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的学员授予“优秀学员”荣誉称号，并颁发金牌以资奖励。这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金牌学员”。“金牌学员”的评选标准近乎苛刻：所有课程考试、带分考查都必须是5分（优秀），毕业考试、国家考试及毕业论文答辩也必须5分。
与普通毕业学生蓝色封皮的毕业证不同，“金牌学员”的毕业证书封皮是红色的。为保证金牌的质量，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还专门发布命令，就金牌的质地、规格、颜色、图案作出明确规定。解体后的俄罗斯经济滑坡，军费锐减，无力打造“真金白银”的纯金牌，金牌就变成镀金的“金牌”。虽然金牌的含金量大打折扣，但金牌学员的标准却从未降低。也许是作为一种补偿，俄罗斯总统或国防部长会在每年的6月底定期接见并宴请金牌学员，以示金牌的分量。
1950年，刘伯承借鉴苏联军事学校的办校经验筹办南京军事学院时，伏龙芝军事学院曾经专门派一个专家顾问组帮助指导建院事宜。刘帅和苏军代表合作得非常愉快，彼此建立了深厚感情。当担任苏军顾问组组长的拉兹里斯基将军即将离任回国时，刘伯承特地请工人精心制作了这幅地图，作为南京军事学院的礼品，请拉兹里斯基将军转赠给自己的留学地——伏龙芝军事学院。
为中国学员开设“特别班”
伏龙芝军事学院创建于1918年12月，是苏俄在十月革命后第一所系统培养高级军事指挥员和军事理论人才的重要高等军事学府。学院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祖波夫斯基街附近，距著名的红场大约2千米。这是一个没有围墙、大院的学府。学院主楼始建于1932年，建成于1937年，是苏联军政高层专门为伏龙芝军事学院设计建造的。主楼正面底部有一个1米多高的大台阶，台阶上是5米多高的花岗岩墙面，墙面上镌刻着俄文红字：“我们不要别人的一寸领土，但也绝不允许别人侵占我们的一厘领土。”主楼正门前有一个十多级台阶，其左右两侧的花岗岩墙面上分别悬挂着几位著名的伏龙芝人的铜版浮雕头像，右侧是伏龙芝、夏伯阳（恰帕耶夫），左侧6位依次是安东诺夫大将、罗科索夫斯基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比留佐夫元帅、戈沃罗夫元帅、托尔布欣元帅。3个并列木制对开两扇门的正门上方是“伏龙芝军事学院”几个俄文大金字，学院曾经荣获的“列宁勋章”“红旗勋章”“苏沃洛夫勋章”“十月革命勋章”金属标牌依次排列在学院名称前面。
自组建以来，学院为苏联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级军事指挥人才。鉴于其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伏龙芝军事学院被人们冠以“红军大脑”的美誉。学院培养的著名人物有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传奇英雄夏伯阳，切韦列夫，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亚佐夫大将、国防部总监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索科洛夫斯基元帅、陆军总司令崔可夫元帅和华约集团部队总司令科涅夫元帅、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大将、总参谋长莫伊谢夫大将、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列别德中将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等。此外，学院还被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古巴、蒙古国、越南等国家授予荣誉勋章。
伏龙芝军事学院在中国的知名度也很高，这是因为它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军政要员。伏龙芝军事学院与中国最早结缘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1925年，在为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培养高素养军事干部时，学院保留了4个名额给国民党党员。时任国民党军政部长的程潜保送左权、陈启科、李拔夫、萧赞育进入该校学习军事。但由于伏龙芝军事学院教学不设翻译，对学员俄文水平要求较高，所以这4人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俄语。1926年秋，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派送他的得意门生贺衷寒、杜从戎、周明、王懋功赴苏。虽然他们俄语水平并不达标，但是因其军阶较高，所以顶替了前述左权等4人的名额。陈启科、左权、萧赞育三人自愿继续留在中山大学学习，而李拔夫通过自己的强烈要求，被分入基辅联合军官学校。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中共和共产国际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关系破裂，贺、杜、周、王被蒋介石召回。他们4人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仅待了半年时间，加之当时不懂俄语，所以学到的东西十分有限。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开始派遣大批学员赴苏学习军事，为以后的武装斗争做准备。为了配合和支援中共，苏联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开设了专为中共培养高级军事指挥干部的“特别班”。当时在“特别班”就读的学员有6位，分别是刘伯承、刘云、屈武、陈启科、黄第洪、左权。当时6人成立了一个支部，刘云为支部书记。刘伯承在南昌起义失败后，于1927年11月下旬抵达莫斯科。由于他没有语言基础，共产国际与中共代表团决定先将刘伯承和其他同来的各级起义指挥员送往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基础课程。1928年10月，刘伯承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而在1927年入校的5人中，只有屈武一人是由中共指定派来学习军事的，此前他没有接受过正规军事教育。其余4位均系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以优秀青年军官身份保送进入学院。刘伯承虽是拥有丰富实战经验的著名将领，然而伏龙芝军事学院并未因为他此前已具有相当的军事知识就直接录取，而是同其他5人一样在其他学校系统地学习俄语以及相关的军事词汇之后才予以录取。此前屈武、陈启科、黄第洪、左权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刘云曾在苏联空军第二飞行学校就读，刘伯承则是在高级步兵学校就读。对入校学员有着如此苛刻要求的院校，当时在苏联只有伏龙芝军事学院。
这一批学员之后，20世纪20年代末期留学伏龙芝军事学院的还有刘畴西、刘伯坚、王如痴等红军将领;30年代有林彪（黄埔军校四期毕业，1938年赴苏联养伤期间进入共产国际党校与伏龙芝军事学院合办的军事班学习）、刘亚楼、李天佑、杨至成、钟赤兵、谭家述、卢冬生等。此外，还有东北抗联的李兆麟、魏拯民、陈龙、刘英等高级将领;40至60年代还有毛岸英、陈中民、赵华清、梁中玉、张荣森等。此后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一度中断，直到1996年，中央军委作出选派优秀军官到国外军事院校学习深造的重大决策。来自解放军总部机关和各军区、军兵种部队及院校的42名校级指挥军官和技术军官飞赴俄罗斯，分别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伏罗希洛夫总参军事学院等5所军事学院，开始为期1年或3年的军事留学。
从零开始建校
作为著名将帅的摇篮，伏龙芝军事学院与美国的西点军校、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法国圣西尔军校并称世界四大军事院校。不过，与这些建于19世纪初期的著名军校相比，伏龙芝军事学院相对比较年轻。 十月革命后，红色政权面临着白俄反动力量的反扑和外国军事力量的干涉。当时红军的大部分指战员都是未受过军事训练的革命者。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最高统帅部决定在莫斯科成立自己的革命军校，培养政治合格、军事过硬的苏维埃军事干部。当时的苏维埃政府曾试图通过改造旧学院来开展建立苏维埃军事院校的工作。他们解散了沙皇俄国的军队，但保留了旧的军事院校，在军校设置军校总政委职位，并任命各军事院校的政治委员。
由于红军新编部队缺乏训练有素的军事干部，被任命为东方面军司令员的H.M.瓦采蒂斯决定调用军校学员和教员担任指挥和司令部领导职务。1918年8月4日，他来到尼古拉总参谋部学院进行动员，他后来回忆：“我对集合在大厅里的学员们讲述我们在指挥一司令部工作方面存在严重缺乏干部的情况，建议愿加入喀山防卫部队和愿为苏维埃政权战斗的人站出来。使我十分吃惊的是，站出来的仅有五六个人。其余的学员和教员都回避了。我叫来了院长安多格斯基，对他说学院解散人员可以各奔东西。”“随后，捷克军和白匪部队冲进了喀山，学院所有人员几乎都转向他们一边，白匪头目决定将学院从喀山迁往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俄罗斯岛上。就这样，在红军远东军粉碎白匪军的武装干涉以后，作为被时代淘汰了的俄国的遗迹——旧尼古拉总参谋部学院终止了自己的存在。”
伏龍芝军事学院第一任院长克利莫维奇说：“旧军事学院没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痕迹，可以说，新学院是从零开始。所有财物、教科书、丰富的藏书、一大批教授、教员和行政人员都落在我们的敌人手里。除几名教授和两三个学员外，革命前设备完好的总参谋部学院丝毫没有留给苏维埃俄国。”
当把旧军校改造为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所军事学院的计划破灭时，新生的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建一所新的军事院校培养工农红军的指挥人员。1918年10月22日军事人民委员部在《消息报》公布了招生条件：“革命前在旧军事学院学习的全是地主、贵族子弟，而今天这所为革命俄国造就红军首脑的新学院招收的则是与苏维埃俄国的工人和农民骨肉相连的人，其中主要是那些从前线各兵种派来参加学院进修的人，经过可靠推荐的久经枪林弹雨的老战士或在国内战争中表现突出的人。”10月26日又给各军区和方面军司令部补发了电报：“凡愿入学并有入学资格和证件的请前来莫斯科……报名者应是那些积极参加红军作战和政治生活而又表现杰出的人……为了不削弱方面军，第一批学员只招收200人。因此，挑选学员时应严格把关。学员经学院特别委员会审查其资格后在学院注册。”
第一年，学院招收了183名学员，其中一多半是工农出身。这完全符合红军建设的阶级原则。学员中60%是布尔什维克，20%是革命的同情者，5%是其他党派成员，15%是无党派人员。
1918年12月8日，距离新生的政权成立约1年，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学院在莫斯科正式宣告成立，学制为3年，主要培养工农红军的指挥人员。1919年春天，距离学院成立还不足半年，国内战争变得更加激烈和艰苦，年轻的红军急需指挥干部，有关方面决定缩短在校学员的学习时间，使其提前毕业，派他们到东部前线，以打退高尔察克自卫军的进犯。就这样，还在襁褓中的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学院忍痛送出了她的第一批毕业生。
1921年8月初，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学院改名为工农红军军事学院，由图哈切夫斯基担任院长。同年底，首批101名经过3年制完整学习的学员毕业了。他们大部分被任命为师、旅、团的首长和各类军事学校教员，有的则进入国防部、总参谋部及其所属各部局工作。1922年1月9日，为了表彰学院培养红军干部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学院红旗勋章。
伏龙芝时代
1924年4月19日，39岁的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工农红军总参谋长伏龙芝被任命为军事学院院长。伏龙芝是列宁的得力助手，是苏联红军初创时期的重要统帅，也是自学成才的军事理论家。他曾两次被判处绞刑，在监狱和流放地度过了青年时光。当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国内外势力的联合反扑时，他率领红军南征北战，把敌人打得落荒而逃，缔造了一个个堪称奇迹的辉煌战绩。他担任过军长、方面军司令员，指挥过布古鲁斯兰、乌法等重要战役，率部解放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的作战行动，被列宁赞誉为“红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伏龙芝走马上任后，首先明确了学院培训目标：学员不仅要掌握军事技能，还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为提升教育的针对性和质量水平，伏龙芝加强了学院教学的基本单元教研室建设。他树立教研室在学院中的崇高地位，选拔出一大批有丰富战斗经验的指挥员和军事首长担任教研室主任，以促使教学和科研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根据当时的形势任务，伏龙芝还增设相关教研室，并重新调整了所有学习科目的教学安排和教学内容。1924年成立了“战役教研室”，专门研究和讲授战役学。“战略一战役一战术”的新公式取代720世纪20年代初占统治地位的“战略一战术”公式，促进了军界对所有战役准备和战役实施问题进行更加深入地研究。毕业于高级进修班的苏联元帅朱可夫回忆：“在高级干部进修班里，学员们深入研究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战役战术题目和专题，熟悉了红军部队的新式技术装备和武器。”
1925年，在伏龙芝领导下，新成立的战役教研室集体撰写了《战役实施、统帅和野战指挥工作》一书。在研究军事理论时，伏龙芝倡导经验的传承。一方面，他主张继承旧军事专家的经验，对新、老教员的经验融合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坚决反对某些学员对教员和旧军事专家的偏见。另一方面，他非常重视对苏俄国内战争经验的总结。伏龙芝认为，国内战争经验“应得到最全面而详细的研究，因为我们的斗争方式符合特定的历史条件”，学院扩大了国内战争经验研究计划，广泛开展了国内战争经验的研究工作。
然而，就在伏龙芝再次大展拳脚之时，却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1925年8月17日，他在军事学院一个毕业班上做报告后，便被安排至外地疗养，但病情并未好转。10月28日，他转院至索尔达金科夫医院，次日做了腹腔手术。术前，医生为伏龙芝注入麻醉剂，但麻醉效果并不明显，于是医生为他加大剂量，这才让他入睡。但伏龙芝却因为麻醉剂中毒陷入了昏迷，即使注入强心剂也未能奏效。在死亡线上挣扎30多个小时后，伏龙芝于10月31日凌晨去世，年仅40岁。 11月3日，在红场追悼大会之后，伏龙芝被安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与他一生追随的列宁安葬在一起。这也是对他戎馬一生的最高褒奖。在哀悼的日子里，学院全体人员请求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以伏龙芝的名字命名学院。1925年11月5日，即十月革命8周年的前夕，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决定以伏龙芝的名字来命名这所学院，改名为工农红军伏龙芝军事学院。
名校锻造之路
1941年6月22日，德国发动了对苏联的大规模武装进攻。自卫国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起，伏龙芝军事学院就战斗在最前线。学院通过缩短培训时间、调整教学内容等方式输送大批军官，不仅有效保障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
战争开始几天之后，学院按照国防人民委员部的计划，制定了新的教学大纲。大纲规定“三年级的学习任务，伏龙芝军事学院要用1个月的时间完成，二年级的学习任务用3个月时间完成，一年级学员的训练时间规定为一年”。不久，又决定将一年级学员训练时间由1年缩短为8个月。这种战时速成式培训班，促使学院在战争初期的4个月内，向前线输送了2792名军官（不光是学员，还包括部分教员）。在卫国战争爆发后的两年半时间内，从学院直接送去前线的将军和其他军官学员达6000名以上。
1943年初，红军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苏德战场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同年12月，学院迎来了建院25周年。为表彰学院在培养红军军事人才方面所取得的优异成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授予学院214名将军、军官和职工苏联勋章及奖章。到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结束时，10个一线作战方面军司令员中有9人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及其所属的高级军官培训班，而在整个二次大战期间共有24人担任过方面军司令员、13人担任过方面军参谋长、83人担任过集团军军长。1945年2月21日，就在卫国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又授予学院一级苏沃洛夫勋章，学院改称为“荣获列宁勋章和一级苏沃洛夫勋章的伏龙芝红旗军事学院”。可以说，卫国战争是奠定其成为世界四大军事名校之一的历史地位的重要时期。
据统计，二战后不久，即1945至1946年间，伏龙芝军事学院90%的学员都具有校官军衔。大部分学员都担任过团长和团参谋长、营长以及师、军、集团军、方面军参谋。1946至1953年间，有280多名“苏联英雄”先后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这些身经百战的学员，经过学院的军事理论学习，不仅为苏军的建设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有效促进了学院军事教育的发展。
苏联解体后，学院被改名为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1998年11月1日，该院与马利诺夫装甲兵学院和沙波什尼科夫第一高级军官进修学校合并为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合成军队学院。
2006年，根据俄罗斯联邦政府第473号命令，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诸兵种合成学院兼并了军事工程学院（2006年10月1日起，该学院被分解，部分并入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诸兵种合成学院）。2008年12月24日，根据俄罗斯联邦政府第1951号命令，在诸兵种合成学院的基础上，合并苏联元帅罗格斯索夫斯基远东高等军事指挥学校、喀山高等军事指挥学校、莫斯科高等军事指挥学校等十余所，建立“陆军军事教学科研中心”，也称为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诸兵种合成学院。尽管伏龙芝军事学院因为改组变换了名称，但俄罗斯人和中国人依然常常称其为伏龙芝军事学院，作为20世纪90年代第一批学员，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郝智慧1999年6月毕业时颁发的毕业证书上还是“伏龙芝军事学院”这一名称。而在2016年9月，学院主楼正门的院名牌匾上再次出现了“伏龙芝”字样，即“俄罗斯武装力量伏龙芝合成军队学院”，简称伏龙芝合成学院。学院名称的回归，使如今的毕业生可以名正言顺地传承伏龙芝的精神、荣誉和情感。
战争经验是教学的基础
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员曾说过：“我们的学校是伴随苏联的成长而成长的，学校的童年生活就是苏俄的内战史。”学院历经战火的洗礼，培养和吸纳了很多战争经验丰富的军官和教员，逐步形成了“战争经验是教学的基础”的教学宗旨。在教学中，学校大力总结和推广战争经验，并根据战争进展和国情的变化，及时调整教学重点，使之成为“红军战斗经验的贮存库”。
二战开始时，红军不知如何组织实施防御作战，特别是在保卫大城市上，红军从来没有学过这类技巧，他们掌握的只是如何去进攻，并把战争引向别国的领土。但战争是按照德国总参谋部的计划而不是苏联的计划开始的。灾难接踵而至，保卫明斯克的努力只坚持了三天，保卫基辅只坚持了两天，所有的人对如何去更好地组织防御都束手无策。
基辅是9月底陷落的，到10月古德里安的军队已接近莫斯科。此时，突然出现了令人十分惊异的事情，苏联的防御变得无法突破了，尤其是在莫斯科、图拉和特维尔的防御。在战争进程中，德国的军事机器第一次停顿下来。当时认为是寒冷的天气对这种形势的转变起了很大作用。但10月的天气并不寒冷，发生转变的原因是苏军通过战争学到了防御战的方法。1942年打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成为城市保卫战的典型，防御战的方法被证实是有效的。另一个典型是列宁格勒保卫战，几乎持续了3年，俄国人经历了德国人两个冬天和三个夏天的进攻_严寒冰冻的天气在这里也不起什么作用，苏军的防御战再次被验证为是正确的策略。
苏德战争爆发后，在一次有共产国际成员参加的中国留苏人员军事问题研讨会上，正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的刘亚楼根据自己的分析，在德军向莫斯科进军路线的判断上提出了与斯大林不同的意见。对于德军进攻莫斯科的路线，斯大林认为，希特勒必定沿着乌克兰和顿涅茨河流域东进。这条路线正是1812年6月拿破仑远征莫斯科的路线。斯大林判断，德国进攻苏联的目的是占领经济作物地区，掠夺乌克兰的粮食、顿涅茨克的煤和高加索的石油，“没有这些最重要的资源，德国法西斯就不可能进行长期的大规模战争”。
刘亚楼的判断依据则不同，他查阅了拿破仑进攻莫斯科的背景和条件，将拿破仑时代的军事战争形态和二战时希特勒军队的战争形态进行了对比，认为乌克兰、顿涅茨河流域一带农田、水网遍布，土质松软，当年以骑兵为主的拿破仑远征军选择这条路线，不仅隐蔽，而且可以较好地解决马匹所需粮草问题。但今天，以机械化为主的德国军队再选择这条路线不但不是最理想的，而且是最糟糕的了。经反复研究，刘亚楼认为从白俄罗斯至莫斯科距离最短，且沿途土质坚硬，这条路线应该最适合希特勒的机械化部队的闪电战进攻。刘亚楼的这一判断与林彪的认识一致。事实证明，林彪、刘亚楼的分析得到了验证。遗憾的是，当时林彪、刘亚楼的意见只能是中国留学生的学术研讨而已。由于斯大林在苏军中的崇高威望，在苏军统帅机关里无人怀疑斯大林的判断。 1942年夏天开始的斯大林格勒会战，是苏德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刘亚楼参加了这次残酷的交战，他的苏联名字叫撒莎，少校军衔。在斯大林格勒战役进入关键时期，刘亚楼向苏军指挥部建议：德军未达战争目的，他们没有过冬准备，冻死冻伤不少，战斗力正日渐减弱，为利用冬季大规模聚歼德军装甲机械化部队，苏军的运输方式应区别于德国，所以必须发挥适应严寒作战、具有快速机动作战能力的各兵种优势。首先出动战机掌握制空权，打击德军空中力量，掩护轰炸机扫平地面进攻的障碍，而后以装甲部队为先导，以西伯利亚骑兵和高加索滑雪部队快速跟进，实施陆空协同作战。刘亚楼的建议引起苏军最高统帅部的关注。接下来的几次战斗，证明了这种战法的切实可行。苏军高层也对他刮目相看，多次动员其加入苏联国籍，但均被刘亚楼谢绝了。
军事理论具有“血腥味”
军校的教员大多经历过战争，他们认为，站得住脚的军事理论必须具有“血腥味”，起码得有“土腥味”。一个理论观点的提出，要经过战争实践的反复论证和检验，如来自实战和演习论证的“大规模坦克集群战役理论”，给苏军奠定世界地位的“大纵深战役理论”等。正是因为理論有了丰富实践的支撑，才能让学生们真正地信服。刘伯承在留学期间，有一次进行图上作业时，教官问道：“派通信兵从山上向山下送信，是该派骑兵还是步兵？”结合过去的战斗经验，刘伯承说：“根据地形，山地陡峭，所以结合实际情况，还是应该派步兵。”他的回答得到了教官的肯定。
准备打仗，是苏军教学永恒的主题：而教条令、学条令、用条令，则可谓其独具特点的一条主线。郝智慧回忆：“我们所学的28门专业课程，都是以苏军当时的军事学说和各种条令条例为基本教材，教学始终围绕条令条例转。”
苏军的“条令”意识很强，不论是战术课还是兵种课，其基本教材都是国防部批准颁发的各种条令条例。连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教员都说：“只要把条令条例背熟了，弄清楚了，毕业后你就会组织部队的训练，战场上你就能指挥部队打仗！”“为什么战斗条令都是红色封皮？因为这是用鲜血换来的实践总结，是经过战场、训练场和科学论证后形成的法规文件，是院校教学、部队作战训练应该遵循的基本规律。”学院认为，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统一大家的思想，在未来战场上，战斗只能按照一个目的去组织协同和各种保障，战斗指挥也只能由师（团）长具体负责，其他兵种主任必须在统一组织下行动，绝不能各行其是。指挥员在学院学习的主要任务，就是熟悉条令内容、学好基本技能，然后到部队、到战场去增长实际指挥能力。军队越是现代化，越要讲法治、讲条令，指挥打仗只有在掌握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才谈得上灵活创新。
刘伯承学成归国后，翻译出了中国军队的第一个条例、条令——《苏军步兵战斗条令》《苏军政治工作条令》，还将苏军正规化的参谋系统带入中国工农红军，为中国军队的军事理论建设和军队正规化作出巨大贡献。
不过，作为军事家，刘伯承并没有僵化地利用这些条令和在伏龙芝军校学到的知识。南京军事学院成立之初，刘伯承曾经与苏联专家首席顾问拉兹里斯基在战略战术上有过许多讨论。比如针对在一个大的战役中，应该先集中打强敌还是打分散弱敌，两人各有看法。拉兹里斯基认为，根据苏联卫国战争的经验，应集中打强敌，强敌失势，弱敌会望而生畏，不战而退：而刘伯承认为，先打强敌符合苏军情况，但不一定适合我军现有装备条件下，我国国力还不雄厚的情况，主张还是要采取先打弱敌的办法，才能克敌制胜。刘伯承列举了古今中外大量战役、战例，反复与拉兹里斯基切磋、研讨。刘伯承不仅深谙《孙子兵法》，熟知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还熟知苏沃洛夫的军事法则，结合我军红军时期照搬外国经验，打“堂堂之阵”，同强敌拼消耗，给中国革命带来的重大损失，使拉兹里斯基大为叹服。探讨结束后，拉兹里斯基不无感慨地说：“刘，你我虽然都毕业于同一所军校，但我只学了原理，而你却把学到的原理变成了中国自己的东西，这次争论我失败了。”
“考试如过节”
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对学员的考核无处不在，这些考核不仅组织缜密规范，方式方法也多种多样。但让曾经在这里学习过的郝智慧感到新奇的是，学院处处给学员灌输“考试如过节”的观念：“在我的意识里，考试就是考试，分分小命根，考试如闯关，考场如战场，怎么会有过节的气氛和过节的感受！”系主任告诉他：无论从教的角度还是从学的角度来说，考试都意味着一个学习阶段的结束。这是学员收获的节日，考试结束后要与教员共同庆贺—下。
不过，“考试如过节”更多的还是形式上的一种气氛，期末考试尤其是毕业前持续40多天的18门课程考试和战役战术专业国家考试。“今天考这门，隔两天考那门，接连不断的考试把我们压得简直Ⅱ嵩不过气来，精神上高度紧张，完全处于超负荷运转、疲于奔命的状态。中国的中考、高考和研究生考试、职称考试等通常都是两三天时间，中学、大学期末考试顶多10门，咬咬牙坚持一两周不成问题，但连续一个半月的综合考试、单科考试还是第一次听说，也是第一次亲身体验。”
科目多、内容广、要求高、时间紧、压力大，是他们考试期间的主要感受。毕业前的18门课程考试和战役战术专业国家考试，内容涉及战役战术、合成指挥、部队管理、演习训练、诸军兵种的作战使用与指挥、各种保障等;形式包括座谈、答疑、图上作业、解读决心图、在黑板或草纸上标出示意图、技术装备操作等;一个星期要考2至3门课，准备时间仓促，有的复习题根本来不及整理标准答案;教员在考试中经常对学员进行综合性全方位考查，提问、追问不断，考题内容之外的相关问题也问，常常是问到学员回答不上来为止。
从1950年11月开始，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命令，为在高等军事院校全部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的学员授予“优秀学员”荣誉称号，并颁发金牌以资奖励。这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金牌学员”。“金牌学员”的评选标准近乎苛刻：所有课程考试、带分考查都必须是5分（优秀），毕业考试、国家考试及毕业论文答辩也必须5分。
与普通毕业学生蓝色封皮的毕业证不同，“金牌学员”的毕业证书封皮是红色的。为保证金牌的质量，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还专门发布命令，就金牌的质地、规格、颜色、图案作出明确规定。解体后的俄罗斯经济滑坡，军费锐减，无力打造“真金白银”的纯金牌，金牌就变成镀金的“金牌”。虽然金牌的含金量大打折扣，但金牌学员的标准却从未降低。也许是作为一种补偿，俄罗斯总统或国防部长会在每年的6月底定期接见并宴请金牌学员，以示金牌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