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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导演的姜文已获得较多肯定，他擅长在电影中加入特有的幽默风格，并以此反映某些时代现实。自编自导的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被《时代周刊》评为“1995年度全世界十大最佳电影”之首；2010年末上映的贺岁电影《让子弹飞》刷新了国产电影的多项票房纪录，并斩获国内大小奖项20余个。
姜文，1984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2018年6月，他获邀担任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会主席。2018年7月，姜文时隔四年携新作《邪不压正》再次回归大银幕。
检察风云：距离你的上一部作品，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年，可以说是四年磨一剑。跟大多数市场上的导演推出作品的频率相比你有些低，您如何看待高产导演？
姜文：我执导的电影很少，到现在为止，就拍了六部，《阳光灿烂的日子》《太阳照常升起》《让子弹飞》《一步之遥》等，然后是现在的《邪不压正》。我觉得我拍的电影是很有质量的，因为我跟我的演员们都迷恋于创造一个世界，或者把自己感受到的世界呈现出来。对于我们这些人说，往这里搭时间是愉快的。为什么我拍彭于晏的时候那么仔细、认真，因为他把一年的时间放在这里，我要对得起他一年的生命，这也是我对电影艺术的追求。
我对什么都感兴趣，但要到一定程度才有能力和权力用电影表达。对那些一年一部戏，甚至两部戏的导演，他们比我有勇气，我很佩服他们，但我愿意坚持自己，如果没有找到有兴趣的东西，我就放弃。
检察风云：那么，《邪不压正》让您最感兴趣的部分在哪里？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
姜文：1937年中国面临的是国破家亡全民抗战，抵抗侵略者，这在全世界都是一个最应该表现的主题，中国导演做得还不够好。我们都知道纳粹是坏人，知道犹太人被迫害，那是因为西方艺术家在这方面不懈地努力，每年他们的投资人、艺术家都在做这样的事，于是让一个在中国长大的甚至是小镇的青年都知道纳粹做了什么样的事。而在很大程度上，大家还不知道日本人到底做了什么事。《邪不压正》不是主旋律，而是一个导演对人世间负责任的态度。
检察风云：当我们反映日军暴行的时候，是选择正剧的演绎方式，还是比如《让子弹飞》这样荒诞的喜剧解构方式呢？
姜文：很多西方的电影，讲的是纳粹以及纳粹当年的暴行，比如像《辛德勒名单》，还有《虎口脱险》，你看到悲剧还有机会在笑，我觉得那是一种荒诞。
荒诞其实只有在观察超过表面的时候才会发现，但这种东西存在于整个人世间。人进化到今天充满了荒诞，无论是战争当中还是非战争当中，永远有荒诞。
我很庆幸我在创作中可以触摸、触及一些荒诞的东西，因为荒诞不是可笑，是接近本质的东西，《阳光灿烂的日子》《一步之遥》包括《邪不压正》里面都有。
说白了，我四年拍一部戏，也在不断地找这个，如果不找到这个，随便拍一个戏我一年可以拍四个，不难。但是找到这个是比较难的。
检察风云：高的追求，也会有高的要求，您在片场是否会特别严苛？
姜文：什么是表演？表演其实是暴露，不是在装模作样，装模作样式的表演是特朗普那种，因为他拉选票装模作样。但真正艺术上、电影上的表演是暴露自己，所以为什么很多演员有时候在现场会脾气暴躁，我这么暴露自己你居然在那里嗑瓜子。
当我看到这些演员为了这个角色是把自己的内心，把内心世界包括时间都搭在这，我是要把他们的生命与角色融在一起拍下来。将来彭于晏过多少年看，会觉得是有意义的，把一整段时间放在这里，有表达有呈现也有成长。对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希望我有这样的一个表演的机会。
但很少碰见这样的机会，因为很多时候摄制组他们根本就不明白要做这样的事，很少有，以前谢晋有这样的时候，外国电影有这样的时候，中国现在越来越少。
检察风云：谢晋导演在您心里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姜文：他很伟大，他是伟大的导演，真正的电影大师。其实没有谢晋，就没有我后来做导演的勇气。
记得当时他让我们读《芙蓉镇》的剧本，我们就说这里不好，那里也不好。有一次谢晋就发脾气了，“提意见谁不会，有本事把它改了，改得比它还好，光提意见不算數。”我们就真的回去，每个人觉得哪儿不好，找出一个更好的办法来，一直延续到整个片子拍完。后来我把这样的方式也用到自己拍片，谁都可以说不好，但是你得告诉我怎么才能更好。
还有一次，谢晋看到我和我弟弟，笑呵呵地说，“你们俩真是傻子，可以演我儿子，可以演阿三、阿四。”我说“好啊”，但是很遗憾，没有拍成这个电影。不过，姜武后来有勇气演《洗澡》，我想正是因为谢晋导演跟他说过“你可以”。
检察风云：您对青年导演有什么寄语，电影该是生命里高于一切的东西吗？
姜文：首先，生活第一。我们剧组有个规矩叫“电影第七”。有人爱睡觉口吐白沫就让他睡，他才能照顾第七项。我从来不说电影是生命，要为它付出，我要死在片场，这些都是鸡汤。生活第一，永远要吃好、睡好，还要喝好，我一拍戏就变成一个胖子，电影在这些都做好了以后，自然会好。
其次呢，不要迷信新技术。现在拍戏用了很多原来没有的技术，但是有些技术还不够成熟，还会耽误很多时间。我理解的技术，是为了方便人去实现很多实现不了的东西。归根结底，技术当然重要，但是技术是为艺术服务的。
再者呢，年轻绝对不是资本，很多人就这么稀里糊涂过去了，没做什么就这么过去了。青年要有态度，有自己的态度，哪怕是错的，没有自己的态度，只有公共态度或是学别人，都是浪费。
我想说的是，现在社会上弥漫了很多伪命题，我觉得是不存在的。找什么题材、多鲜的“肉”，根本就是胡扯，没关系。你还是要把剧本写好，或者说你能有话语权的东西。如果你没有话语权你干脆别拍，拍了也是浪费。当时我跟张望（二勇）拍《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他们说没意思，当时不流行这个，但我就是要拍。我就摸着我自己的良心，我说我当时看见什么了，我们两个同龄，就把我们看到的想到的拍了……
无论你关注什么，都要忠于自己忠于生活，不要伪造自己。
检察风云：那么导演您会对过往，对曾经的自己有怀念吗？
姜文：我没那么怀念过去，我对未来太好奇了，我觉得未来还有很多值得去了解和探索的东西，来不及太多的怀念，不是不记得，都记得。我又可能骨子里反对“今不如昔”的说法，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成了九斤老太太，但我认为现在比过去好，未来肯定比现在好。今天的作品也比以前的好。
比如说，我觉得黑泽明的电影，或者库布里克的电影有意思；我也发现，过去自己的六部作品中，对民国题材多有偏爱。也有人说《邪不压正》是民国三部曲的终结篇，我自问是否钟情于这段历史时期，是否因为这段历史时期背景可以给予电影创作更大的空间以及更大的尺度？此外，你能看见他年轻时是这么拍，长大了是这么拍，你能看到他们生命的历程。
检察风云：您是否考虑过在这部作品之后再涉及一些其他时期背景的题材，或者说现代的题材？
姜文：其实我有好多东西要拍，而且已经准备好了，不完全在民国里面，但也有可能再拍民国……
采写：孙佳音
编辑：黄灵 [email protected]
姜文，1984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2018年6月，他获邀担任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会主席。2018年7月，姜文时隔四年携新作《邪不压正》再次回归大银幕。
检察风云：距离你的上一部作品，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年，可以说是四年磨一剑。跟大多数市场上的导演推出作品的频率相比你有些低，您如何看待高产导演？
姜文：我执导的电影很少，到现在为止，就拍了六部，《阳光灿烂的日子》《太阳照常升起》《让子弹飞》《一步之遥》等，然后是现在的《邪不压正》。我觉得我拍的电影是很有质量的，因为我跟我的演员们都迷恋于创造一个世界，或者把自己感受到的世界呈现出来。对于我们这些人说，往这里搭时间是愉快的。为什么我拍彭于晏的时候那么仔细、认真，因为他把一年的时间放在这里，我要对得起他一年的生命，这也是我对电影艺术的追求。
我对什么都感兴趣，但要到一定程度才有能力和权力用电影表达。对那些一年一部戏，甚至两部戏的导演，他们比我有勇气，我很佩服他们，但我愿意坚持自己，如果没有找到有兴趣的东西，我就放弃。
检察风云：那么，《邪不压正》让您最感兴趣的部分在哪里？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
姜文：1937年中国面临的是国破家亡全民抗战，抵抗侵略者，这在全世界都是一个最应该表现的主题，中国导演做得还不够好。我们都知道纳粹是坏人，知道犹太人被迫害，那是因为西方艺术家在这方面不懈地努力，每年他们的投资人、艺术家都在做这样的事，于是让一个在中国长大的甚至是小镇的青年都知道纳粹做了什么样的事。而在很大程度上，大家还不知道日本人到底做了什么事。《邪不压正》不是主旋律，而是一个导演对人世间负责任的态度。
检察风云：当我们反映日军暴行的时候，是选择正剧的演绎方式，还是比如《让子弹飞》这样荒诞的喜剧解构方式呢？
姜文：很多西方的电影，讲的是纳粹以及纳粹当年的暴行，比如像《辛德勒名单》，还有《虎口脱险》，你看到悲剧还有机会在笑，我觉得那是一种荒诞。
荒诞其实只有在观察超过表面的时候才会发现，但这种东西存在于整个人世间。人进化到今天充满了荒诞，无论是战争当中还是非战争当中，永远有荒诞。
我很庆幸我在创作中可以触摸、触及一些荒诞的东西，因为荒诞不是可笑，是接近本质的东西，《阳光灿烂的日子》《一步之遥》包括《邪不压正》里面都有。
说白了，我四年拍一部戏，也在不断地找这个，如果不找到这个，随便拍一个戏我一年可以拍四个，不难。但是找到这个是比较难的。
检察风云：高的追求，也会有高的要求，您在片场是否会特别严苛？
姜文：什么是表演？表演其实是暴露，不是在装模作样，装模作样式的表演是特朗普那种，因为他拉选票装模作样。但真正艺术上、电影上的表演是暴露自己，所以为什么很多演员有时候在现场会脾气暴躁，我这么暴露自己你居然在那里嗑瓜子。
当我看到这些演员为了这个角色是把自己的内心，把内心世界包括时间都搭在这，我是要把他们的生命与角色融在一起拍下来。将来彭于晏过多少年看，会觉得是有意义的，把一整段时间放在这里，有表达有呈现也有成长。对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希望我有这样的一个表演的机会。
但很少碰见这样的机会，因为很多时候摄制组他们根本就不明白要做这样的事，很少有，以前谢晋有这样的时候，外国电影有这样的时候，中国现在越来越少。
检察风云：谢晋导演在您心里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姜文：他很伟大，他是伟大的导演，真正的电影大师。其实没有谢晋，就没有我后来做导演的勇气。
记得当时他让我们读《芙蓉镇》的剧本，我们就说这里不好，那里也不好。有一次谢晋就发脾气了，“提意见谁不会，有本事把它改了，改得比它还好，光提意见不算數。”我们就真的回去，每个人觉得哪儿不好，找出一个更好的办法来，一直延续到整个片子拍完。后来我把这样的方式也用到自己拍片，谁都可以说不好，但是你得告诉我怎么才能更好。
还有一次，谢晋看到我和我弟弟，笑呵呵地说，“你们俩真是傻子，可以演我儿子，可以演阿三、阿四。”我说“好啊”，但是很遗憾，没有拍成这个电影。不过，姜武后来有勇气演《洗澡》，我想正是因为谢晋导演跟他说过“你可以”。
检察风云：您对青年导演有什么寄语，电影该是生命里高于一切的东西吗？
姜文：首先，生活第一。我们剧组有个规矩叫“电影第七”。有人爱睡觉口吐白沫就让他睡，他才能照顾第七项。我从来不说电影是生命，要为它付出，我要死在片场，这些都是鸡汤。生活第一，永远要吃好、睡好，还要喝好，我一拍戏就变成一个胖子，电影在这些都做好了以后，自然会好。
其次呢，不要迷信新技术。现在拍戏用了很多原来没有的技术，但是有些技术还不够成熟，还会耽误很多时间。我理解的技术，是为了方便人去实现很多实现不了的东西。归根结底，技术当然重要，但是技术是为艺术服务的。
再者呢，年轻绝对不是资本，很多人就这么稀里糊涂过去了，没做什么就这么过去了。青年要有态度，有自己的态度，哪怕是错的，没有自己的态度，只有公共态度或是学别人，都是浪费。
我想说的是，现在社会上弥漫了很多伪命题，我觉得是不存在的。找什么题材、多鲜的“肉”，根本就是胡扯，没关系。你还是要把剧本写好，或者说你能有话语权的东西。如果你没有话语权你干脆别拍，拍了也是浪费。当时我跟张望（二勇）拍《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他们说没意思，当时不流行这个，但我就是要拍。我就摸着我自己的良心，我说我当时看见什么了，我们两个同龄，就把我们看到的想到的拍了……
无论你关注什么，都要忠于自己忠于生活，不要伪造自己。
检察风云：那么导演您会对过往，对曾经的自己有怀念吗？
姜文：我没那么怀念过去，我对未来太好奇了，我觉得未来还有很多值得去了解和探索的东西，来不及太多的怀念，不是不记得，都记得。我又可能骨子里反对“今不如昔”的说法，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成了九斤老太太，但我认为现在比过去好，未来肯定比现在好。今天的作品也比以前的好。
比如说，我觉得黑泽明的电影，或者库布里克的电影有意思；我也发现，过去自己的六部作品中，对民国题材多有偏爱。也有人说《邪不压正》是民国三部曲的终结篇，我自问是否钟情于这段历史时期，是否因为这段历史时期背景可以给予电影创作更大的空间以及更大的尺度？此外，你能看见他年轻时是这么拍，长大了是这么拍，你能看到他们生命的历程。
检察风云：您是否考虑过在这部作品之后再涉及一些其他时期背景的题材，或者说现代的题材？
姜文：其实我有好多东西要拍，而且已经准备好了，不完全在民国里面，但也有可能再拍民国……
采写：孙佳音
编辑：黄灵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