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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转型，企业如何应对，企业家如何认识和行动，对于经济转型的成功至关重要。
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期，企业是经济转型的微观基础，企业家是推动经济转型的中坚力量。面对转型，企业如何应对，企业家如何认识和行动，对于经济转型的成功至关重要。
为了解中国企业在应对经济转型方面的现状与问题，把握企业家对于经济转型及其相关问题的认识与感受，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组织实施了“中国企业家问卷跟踪调查”。共发放问卷12000份，回收问卷4043份，其中有效问卷4015份，有效回收率为33.5%。
成本上升成最主要困难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者，企业家对于发展中积累的矛盾和问题有深刻的感受，对转型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有较高的认同。
调查显示，企业家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自主创新不足；二是市场化程度低、经济结构不合理；三是社会和环境问题突出。
自主创新不足体现在“自主创新能力弱”（61.5%）、“同质化竞争严重”（40.5%）、“资源利用效率低”（35.3%）、“产能过剩严重”（27.4%）等方面。其中，国有和民营企业选择“自主创新能力弱”的比重，显著高于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制造业选择“自主创新能力弱”的比重显著高于服务业；大型企业选择“资源利用效率低”的比重显著高于中小企业，国有企业选择“资源利用效率低”的比重显著高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市场化程度低、经济结构不合理体现在“部分行业垄断”（40.8%）、“房地产泡沫的形成”（28.4%）、“对投资过度依赖”（23.3%）、“消费需求不足”（18%）、“对出口过度依赖”（14%）等。
社会和环境问题主要体现在“社会诚信缺失”（46.5%）、“收入差距大，分配不合理”（33.1%）、“环境污染严重”（33%）、“社会保障不够健全”（25.9%）、“地区差距大”（13.7%）等方面。
调查发现，过去促进经济发展的低成本优势已经逐渐减弱，各项成本上升已经成为当前企业经营发展中遇到的最主要的困难。其中，“人工成本上升”（75.3%）、“社保、税费负担过重”（51.8%）和“能源、原材料成本上升”（31.3%）相当普遍。
在成本上升的同时，“国内需求不足”（25.5%）、“出口需求不足”（11.6%）、“行业产能过剩”（30.9%）、“资金紧张”（35%）和“缺乏人才”（29.7%）、“缺乏创新能力”（13.8%）等多种困难，使企业经营面临严峻挑战，近一半（44.8%）的企业家感觉到“企业利润率太低”。
面对企业经营中的主要困难，降低成本、加强创新、开拓国内外市场，成为企业应对挑战的主要措施。调查结果显示，关于“为了企业更好地发展，企业未来一年应着重采取的措施”，企业家选择比重最高的是“加强管理降低成本”（72.8%），而“减少用工”（21.9%）可以看作是应对人工成本上升的对策。
针对人才与创新缺乏的困难，很多企业家选择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增加创新投入”（60.8%）、“引进人才”（46.9%）、“更新设备”（34.9%）和“改变经营模式”（26.4%）。与强化创新相配套，“加强企业文化建设”（34.4%）也成为一个重要措施。
在开拓市场、创造需求方面，选择“开拓国内市场”的比重（45.9%）高于“开拓国际市场”（27%）。
企业转型的代价与挑战
中国经济转型的主要困难是什么？企业家的选择主要在5个方面。
首先是“地方政府急功近利”（43.7%），与此相关的是“与GDP挂钩的政绩考核制度不科学”（35.8%）；其次是政策支持不到位，如“缺少必要的财税政策和融资方面的支持”（38.1%）；第三是“经济管理体制上的障碍”（32.7%），“资源价格长期扭曲，粗放型发展仍有一定市场”（20.1%）是其表现之一；第四是“企业创新动力不足”（37.8%）；第五是“思想观念制约”（35.7%）。在这样的条件下，“传统发展方式的巨大惯性”（21.9%）还会继续发挥作用。
具体来看，大型企业、国有企业选择“地方政府急功近利”、“思想观念制约”和“经济管理体制上的障碍”的比重相对较高。而中小企业、民营及外资企业选择“缺少必要的财税政策和融资方面的支持”、“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的比重较高。
这表明，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更加关注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以及体制和观念的制约；而中小企业和民营及外资企业更加重视政策的支持，以及企业内部的创新动力。
对于“经济转型能否成功，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一说法，调查显示，表示同意的企业家占59.8%，明显高于不同意的比重（13.3%）。这种认识可能与他们对“政府有关经济转型的具体政策”缺乏了解有关。调查发现，只有21%的企业家表示很了解，这一现象值得关注。
对企业家来说，经济转型需要企业付出多方面的代价，应对多种挑战。调查显示，同意“对企业来说，发展模式转变的成本很高”这一说法的企业家占70.1%，同意“转型意味着有一批企业要被淘汰”的占78.2%。
调查显示，关于目前企业转型需要付出的主要代价，企业家的选择主要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增加企业成本”（59.4%）；二是“增加企业的风险”（55.9%）；三是“影响企业短期利益”（50.3%）；四是“增加协调和管理难度”（17.1%）；五是企业家个人压力加大，“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57.3%）。
关于“目前企业转型面临的最主要挑战”，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企业家选择了“人才缺乏”（55.1%）、“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过多”（53.1%）和“市场风险太大”（51.2%）。其他选择比重较高的还有：“转型代价过高”（45%）、“缺乏进入新产业的门路”（39.7%）、“企业员工素质偏低”（37.6%）。 调查分析发现，选择比重最高的十个选项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缺乏人才”；二是转型和创新的风险过大；三是创新渠道不畅。这些因素导致中国企业整体上的创新动力不足。
具体来看，处于成长期的企业选择“缺乏人才”的比重相对较高，大型企业、国有企业选择“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过多”的比重相对较高，民营和外资企业选择“市场风险太大”的比重相对较高。
人力资本和创新最关键
政府主导的制度改革和体制创新，是经济转型最重要的条件。关于“政府通过哪些方式促进经济转型，能取得最佳效果”这一问题，企业家选择比重最高的五项依次是：
“鼓励和推动企业实现产业升级”（43.7%）、“改革和完善财税体制”（38.5%）、“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37%）、“加快垄断行业改革”（35.4%）和“鼓励和保护企业家精神”（33%）。
调查发现，企业家选择比重较高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呼唤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第二，期待法制化建设的不断完善；第三，期望能够“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具体来看，在市场化改革方面，中小企业、外资及民营企业选择“垄断行业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的比重，明显高于大型企业及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选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比重更高。
在法制化建设方面，外资及港澳台企业选择“健全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的比重更高；大型及国有企业选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比重相对高；国有企业、制造业、出口企业、优势企业选择“鼓励和推动企业实现产业升级”的比重高；民营企业选择“鼓励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比重相对较高。
面对转型的风险和巨大挑战，调查表明，大多数企业家认为企业自身能力的诸多不足，提升人力资本及创新和应变能力，是实现成功转型的首要任务。
企业家认为，人力资本和创新是确保企业持续发展最关键的因素。这里的创新包括“产品服务创新”（53%）、“技术”（51.3%）、“研发、知识产权”（34.1%）和“业务模式创新”（25.8%）等，而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是实现创新的重要基础。
具体来看，外资企业选择“产品服务创新”、“技术”、“研发、知识产权”的比重高于国有和民营企业，国有企业选择“业务模式创新”的比重高于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出口企业选择“产品服务创新”的比重高于非出口企业；IT业和服务业企业选择“业务模式创新”的比重高于制造业企业。此外，大型企业、国有企业选择“人力资本”的比重相对较高。
企业家变革领导力需提升
经济转型不仅是对企业的挑战，更是对企业家的挑战。企业家是引领转型和创新的“发动机”，提升企业家的变革领导力尤为重要。
调查发现，对于“能够领导企业在未来持续健康发展的企业家最应该具备的特质”，企业家选择比重最高是“领导团队合作”（63%），其他选择比重较高的还有：“客户至上”（48%）、“有效激励员工”（47.4%）、“全球思维与战略眼光”（45.6%）、“为人坦诚，心胸开阔”（41.3%）等。
选择比重超过20%的有11项特质，可以归为五类：一是团队影响力；二是战略领导力，尤其是“全球思维与战略眼光”；三是精神感召力；四是创新管理能力；五是资源整合能力。
具体来看，国有企业选择“领导团队合作”、“魄力和毅力”的比重相对较高，而选择“客户至上”、“风险承受能力”的比重明显低；外资企业选择“客户至上”、“全球思维与战略眼光”、“有效激励员工”的比重相对较高，而选择“魄力和毅力”的比重相对较低；民营企业选择“全球思维与战略眼光”、“有效激励员工”的比重相对较低，选择“客户至上”的比重高；出口企业选择“全球思维与战略眼光”的比重明显高于非出口企业。
调查还发现，企业家对变革带来的压力感受强烈。对于“如果事情不按照原计划进行，我会感到有压力”这一说法，同意的（37.9%），超过不同意的百分比（25.1%）。同时，相当多的企业家喜欢有规律、可预测的生活，74.6%的企业家同意“我喜欢有规律的生活，而不是时刻充满不确定性”，54.3%同意“就算无聊，我也不愿意被意料之外的事情突袭”。
调查显示，大多数企业家对自身的应变能力有比较高的评估。近3/4的企业家认为“能及早准确地发现与自己工作有关的各种新变化、新动向”，以及“能在工作中做到未雨绸缪，善于前瞻性决策”；超过80%的企业家“能针对自己工作方面的变化构思出新的应对措施”。
不过，对于“我所在企业的员工积极参与各类创新活动”这一说法，表示同意的企业家不到半数（46.5%）。这表明企业整体的创新能力有待提高，企业家带动员工一起创新变革的能力，即变革领导力还有待提高。
调查发现，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第一，企业家个人应变能力的自信与团队变革领导力的不足并存。如何将个人能力提升为团队的变革领导力，是中国企业家需要加强的一项修炼。
第二，企业家对待变革的积极心态与对于安全感的强烈需要并存。这一看似矛盾的结果，反映了目前阶段和制度环境下发挥企业家精神的特殊挑战。
企业家自身需要加强修炼，提升管理不确定性的能力；同时，政府部门需要进一步规范管理行为，增加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给企业家明确的预期和较大的安全感，为弘扬企业家精神创造良好的环境。
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期，企业是经济转型的微观基础，企业家是推动经济转型的中坚力量。面对转型，企业如何应对，企业家如何认识和行动，对于经济转型的成功至关重要。
为了解中国企业在应对经济转型方面的现状与问题，把握企业家对于经济转型及其相关问题的认识与感受，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组织实施了“中国企业家问卷跟踪调查”。共发放问卷12000份，回收问卷4043份，其中有效问卷4015份，有效回收率为33.5%。
成本上升成最主要困难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者，企业家对于发展中积累的矛盾和问题有深刻的感受，对转型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有较高的认同。
调查显示，企业家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自主创新不足；二是市场化程度低、经济结构不合理；三是社会和环境问题突出。
自主创新不足体现在“自主创新能力弱”（61.5%）、“同质化竞争严重”（40.5%）、“资源利用效率低”（35.3%）、“产能过剩严重”（27.4%）等方面。其中，国有和民营企业选择“自主创新能力弱”的比重，显著高于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制造业选择“自主创新能力弱”的比重显著高于服务业；大型企业选择“资源利用效率低”的比重显著高于中小企业，国有企业选择“资源利用效率低”的比重显著高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市场化程度低、经济结构不合理体现在“部分行业垄断”（40.8%）、“房地产泡沫的形成”（28.4%）、“对投资过度依赖”（23.3%）、“消费需求不足”（18%）、“对出口过度依赖”（14%）等。
社会和环境问题主要体现在“社会诚信缺失”（46.5%）、“收入差距大，分配不合理”（33.1%）、“环境污染严重”（33%）、“社会保障不够健全”（25.9%）、“地区差距大”（13.7%）等方面。
调查发现，过去促进经济发展的低成本优势已经逐渐减弱，各项成本上升已经成为当前企业经营发展中遇到的最主要的困难。其中，“人工成本上升”（75.3%）、“社保、税费负担过重”（51.8%）和“能源、原材料成本上升”（31.3%）相当普遍。
在成本上升的同时，“国内需求不足”（25.5%）、“出口需求不足”（11.6%）、“行业产能过剩”（30.9%）、“资金紧张”（35%）和“缺乏人才”（29.7%）、“缺乏创新能力”（13.8%）等多种困难，使企业经营面临严峻挑战，近一半（44.8%）的企业家感觉到“企业利润率太低”。
面对企业经营中的主要困难，降低成本、加强创新、开拓国内外市场，成为企业应对挑战的主要措施。调查结果显示，关于“为了企业更好地发展，企业未来一年应着重采取的措施”，企业家选择比重最高的是“加强管理降低成本”（72.8%），而“减少用工”（21.9%）可以看作是应对人工成本上升的对策。
针对人才与创新缺乏的困难，很多企业家选择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增加创新投入”（60.8%）、“引进人才”（46.9%）、“更新设备”（34.9%）和“改变经营模式”（26.4%）。与强化创新相配套，“加强企业文化建设”（34.4%）也成为一个重要措施。
在开拓市场、创造需求方面，选择“开拓国内市场”的比重（45.9%）高于“开拓国际市场”（27%）。
企业转型的代价与挑战
中国经济转型的主要困难是什么？企业家的选择主要在5个方面。
首先是“地方政府急功近利”（43.7%），与此相关的是“与GDP挂钩的政绩考核制度不科学”（35.8%）；其次是政策支持不到位，如“缺少必要的财税政策和融资方面的支持”（38.1%）；第三是“经济管理体制上的障碍”（32.7%），“资源价格长期扭曲，粗放型发展仍有一定市场”（20.1%）是其表现之一；第四是“企业创新动力不足”（37.8%）；第五是“思想观念制约”（35.7%）。在这样的条件下，“传统发展方式的巨大惯性”（21.9%）还会继续发挥作用。
具体来看，大型企业、国有企业选择“地方政府急功近利”、“思想观念制约”和“经济管理体制上的障碍”的比重相对较高。而中小企业、民营及外资企业选择“缺少必要的财税政策和融资方面的支持”、“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的比重较高。
这表明，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更加关注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以及体制和观念的制约；而中小企业和民营及外资企业更加重视政策的支持，以及企业内部的创新动力。
对于“经济转型能否成功，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一说法，调查显示，表示同意的企业家占59.8%，明显高于不同意的比重（13.3%）。这种认识可能与他们对“政府有关经济转型的具体政策”缺乏了解有关。调查发现，只有21%的企业家表示很了解，这一现象值得关注。
对企业家来说，经济转型需要企业付出多方面的代价，应对多种挑战。调查显示，同意“对企业来说，发展模式转变的成本很高”这一说法的企业家占70.1%，同意“转型意味着有一批企业要被淘汰”的占78.2%。
调查显示，关于目前企业转型需要付出的主要代价，企业家的选择主要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增加企业成本”（59.4%）；二是“增加企业的风险”（55.9%）；三是“影响企业短期利益”（50.3%）；四是“增加协调和管理难度”（17.1%）；五是企业家个人压力加大，“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57.3%）。
关于“目前企业转型面临的最主要挑战”，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企业家选择了“人才缺乏”（55.1%）、“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过多”（53.1%）和“市场风险太大”（51.2%）。其他选择比重较高的还有：“转型代价过高”（45%）、“缺乏进入新产业的门路”（39.7%）、“企业员工素质偏低”（37.6%）。 调查分析发现，选择比重最高的十个选项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缺乏人才”；二是转型和创新的风险过大；三是创新渠道不畅。这些因素导致中国企业整体上的创新动力不足。
具体来看，处于成长期的企业选择“缺乏人才”的比重相对较高，大型企业、国有企业选择“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过多”的比重相对较高，民营和外资企业选择“市场风险太大”的比重相对较高。
人力资本和创新最关键
政府主导的制度改革和体制创新，是经济转型最重要的条件。关于“政府通过哪些方式促进经济转型，能取得最佳效果”这一问题，企业家选择比重最高的五项依次是：
“鼓励和推动企业实现产业升级”（43.7%）、“改革和完善财税体制”（38.5%）、“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37%）、“加快垄断行业改革”（35.4%）和“鼓励和保护企业家精神”（33%）。
调查发现，企业家选择比重较高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呼唤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第二，期待法制化建设的不断完善；第三，期望能够“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具体来看，在市场化改革方面，中小企业、外资及民营企业选择“垄断行业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的比重，明显高于大型企业及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选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比重更高。
在法制化建设方面，外资及港澳台企业选择“健全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的比重更高；大型及国有企业选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比重相对高；国有企业、制造业、出口企业、优势企业选择“鼓励和推动企业实现产业升级”的比重高；民营企业选择“鼓励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比重相对较高。
面对转型的风险和巨大挑战，调查表明，大多数企业家认为企业自身能力的诸多不足，提升人力资本及创新和应变能力，是实现成功转型的首要任务。
企业家认为，人力资本和创新是确保企业持续发展最关键的因素。这里的创新包括“产品服务创新”（53%）、“技术”（51.3%）、“研发、知识产权”（34.1%）和“业务模式创新”（25.8%）等，而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是实现创新的重要基础。
具体来看，外资企业选择“产品服务创新”、“技术”、“研发、知识产权”的比重高于国有和民营企业，国有企业选择“业务模式创新”的比重高于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出口企业选择“产品服务创新”的比重高于非出口企业；IT业和服务业企业选择“业务模式创新”的比重高于制造业企业。此外，大型企业、国有企业选择“人力资本”的比重相对较高。
企业家变革领导力需提升
经济转型不仅是对企业的挑战，更是对企业家的挑战。企业家是引领转型和创新的“发动机”，提升企业家的变革领导力尤为重要。
调查发现，对于“能够领导企业在未来持续健康发展的企业家最应该具备的特质”，企业家选择比重最高是“领导团队合作”（63%），其他选择比重较高的还有：“客户至上”（48%）、“有效激励员工”（47.4%）、“全球思维与战略眼光”（45.6%）、“为人坦诚，心胸开阔”（41.3%）等。
选择比重超过20%的有11项特质，可以归为五类：一是团队影响力；二是战略领导力，尤其是“全球思维与战略眼光”；三是精神感召力；四是创新管理能力；五是资源整合能力。
具体来看，国有企业选择“领导团队合作”、“魄力和毅力”的比重相对较高，而选择“客户至上”、“风险承受能力”的比重明显低；外资企业选择“客户至上”、“全球思维与战略眼光”、“有效激励员工”的比重相对较高，而选择“魄力和毅力”的比重相对较低；民营企业选择“全球思维与战略眼光”、“有效激励员工”的比重相对较低，选择“客户至上”的比重高；出口企业选择“全球思维与战略眼光”的比重明显高于非出口企业。
调查还发现，企业家对变革带来的压力感受强烈。对于“如果事情不按照原计划进行，我会感到有压力”这一说法，同意的（37.9%），超过不同意的百分比（25.1%）。同时，相当多的企业家喜欢有规律、可预测的生活，74.6%的企业家同意“我喜欢有规律的生活，而不是时刻充满不确定性”，54.3%同意“就算无聊，我也不愿意被意料之外的事情突袭”。
调查显示，大多数企业家对自身的应变能力有比较高的评估。近3/4的企业家认为“能及早准确地发现与自己工作有关的各种新变化、新动向”，以及“能在工作中做到未雨绸缪，善于前瞻性决策”；超过80%的企业家“能针对自己工作方面的变化构思出新的应对措施”。
不过，对于“我所在企业的员工积极参与各类创新活动”这一说法，表示同意的企业家不到半数（46.5%）。这表明企业整体的创新能力有待提高，企业家带动员工一起创新变革的能力，即变革领导力还有待提高。
调查发现，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第一，企业家个人应变能力的自信与团队变革领导力的不足并存。如何将个人能力提升为团队的变革领导力，是中国企业家需要加强的一项修炼。
第二，企业家对待变革的积极心态与对于安全感的强烈需要并存。这一看似矛盾的结果，反映了目前阶段和制度环境下发挥企业家精神的特殊挑战。
企业家自身需要加强修炼，提升管理不确定性的能力；同时，政府部门需要进一步规范管理行为，增加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给企业家明确的预期和较大的安全感，为弘扬企业家精神创造良好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