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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静之
编剧、作家，涉足影视剧、话剧、京剧等多种艺术形态剧本创作，电影剧本代表作有《千里走单骑》《一代宗师》《归来》等。最新作品《大唐玄奘》将于2016年4月29日上映。
《综艺报》：在你笔下，玄奘几乎是一位圣人。你是怎么理解这位宗教领域的伟大人物的？你希望传递给观众的是什么？
邹静之：我用了一个词来形容三藏法师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宗教英雄”。玄奘的一生对中国佛教的传播和解读起了特别大的作用。他去那烂陀寺取经之前才20多岁，成就非常高，在国内已经是“三藏法师”了，完全可以讲经授法，但是他居然还要远去天竺取经。
《西游记》中说“九九八十一难”，我觉得一点也不为过。 玄奘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和诱惑，信仰始终坚定不移。我认为玄奘就是一位大英雄。我想借玄奘传递给观众一种精神，让观众领略玄奘的人格魅力，得到精神的滋养。
《综艺报》：你觉得玄奘的性格特点是什么？
邹静之：第一就是庄严、端正，因为他是宗教英雄。第二就是不彰显，不管是为人还是处事，都低调收敛，果断而有力。这一点真不是凡夫俗子能够达到的。再有一个就是超然，那种超然是我心目中的从容和镇定。我是通过西行途中的几场辩论，最后到那烂陀寺选“大乘辩手”的几个情节一步步加深巩固他这个特质的。
玄奘出去的时候是一个人，游历回来时跟着一支车队，运回大量经文。他过通天河，马上就要回到大唐，结果船翻了，那些经文又丢失，只得再回去，再搜集来，再补齐。这个人的坚韧非常人能及。人类的进步是靠这些值得全人类为之骄傲的伟大人物支撑的。
《综艺报》：第一烽燧，玄奘与王祥的段落格外引人关注，这个情节的用意何在？
邹静之：我想写一个普通人，他对人生的解读与佛学相通。玄奘去了第一烽燧，戏中所有台词都有讥讽或者双关。两人见面“相照”，玄奘告诉他有“三种水”，他只喝哪种水的时候，王祥就认清这个人是有底线的，非常尊重他。
两人谈怎么解脱烦恼。王祥说：“我在这里生活了7年，觉得特别痛苦。”玄奘告诉他，“你觉得这里是一个监狱，但是我走了300多里路没有水喝，走到这儿就觉得是一个温暖的安乐窝。”这里写的其实是佛教的“无常”。
《综艺报》：为什么把戒贤法师（玄奘在天竺时的佛学老师）这样一位佛学大师塑造成具有世俗性和喜剧性的形象？
邹静之：因为这个戏太正，需要加一点喜剧元素。据史诗记载，戒贤法师也的确就是这样，他活到100岁，有点像老顽童。传说里他等了玄奘三年。北京人练武有一句话叫“徒弟找师傅三年，师傅等徒弟三年”，这个说法很可能就是来自戒贤法师等玄奘的典故。
《综艺报》：你对剧本中的次要人物是如何设置的？
邹静之：为人物写戏这件事，很容易顾此失彼，所以塑造一个人物得“动着”塑造。另外，还得通过这些人物来塑造主要人物，但是又不能失了次要人物的神韵，比如王祥、李昌。王祥刚才说过了。李昌，是那么爱干净、爱修饰的人，他感动于玄奘的坚韧，当着玄奘的面把捉拿他的通牒撕了，说就当我没见过你，但是你得马上离开瓜州。两锭银子拿出来，磕头。玄奘一下明白了，风雨连夜出瓜州。这都是人物。所以，次要人物也不能干瘪，李昌不干瘪，王祥、戒贤法师也不干瘪。
《综艺报》：剧本只写到玄奘回大唐就戛然而止，似乎留了另外的叙事空间？
邹静之：原本我这个剧本写的就是上部，有写下部的打算。我跟王家卫有意相约，因为王家卫觉得这次时间实在仓促，即使以他最快的速度赶，还是来不及，所以目前只写到前19年。不过后面玄奘归国译经的19年我可能还会写，因为特别有意思。
《综艺报》：王家卫导演是本片的艺术顾问，他在这部影片中与你有着怎样的互动？
邹静之：他在前期推荐了我一本特别重要的书，影片中关于龙树法师（著名的大乘佛教论师）的很多东西都是从那本书里得到的。他非常喜欢这个剧本，跟我有过几次深入交流。
《综艺报》：玄奘是唐朝人，影片的时代背景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你是通过怎样的笔触带出唐朝的时代感的？
邹静之：我家里有挺多杂书，各朝各代、各种婚丧嫁娶礼仪什么的都有。既然要写东西，就要多看。写这个戏，我看的主要是唐朝风俗史、官制等等，以及和佛教有关的东西。
电影的时代感方面，我特别喜欢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这部电影不断试图还原唐代的感觉。它不是以情节取胜的，而是以情状取胜。
我们在写《一代宗师》的时候，觉得电影最大的“外衣”就是当时的语言，所以刻意想写出那种我们想象中的民国语言，《大唐玄奘》也一样。唐代所有的礼仪，包括走路的姿势都跟现在不一样。我写到玄奘求布施，别人施粥给他，他喝粥的时候一定是拿袖子挡着脸，那种感觉一看就是古风。
《综艺报》：你写这部戏的时候，心里有理想的观众形象吗？
邹静之：我写戏，心里永远都有观众。例如，我写《康熙微服私访记》的时候，写《铁齿铜牙纪晓岚》的时候，我脑子里的观众是一家人。就《大唐玄奘》的观众来说，我早跟导演说过，我不知道中国有多少人信佛，或者对佛学有兴趣，只要这些人走进电影院，我就特别特别满意了。现在观众的知识文化水准都不低，你看他们在微信上编的某某本纪、或者“汉乐府”之类写得多好，都是年轻的90后写的，他们应该能接受这部电影。
现在有一种不好的习惯就是：有的东西他看不懂，也不愿意懂，他就说你太装，这一点我不是特别认同。我不能因为顾忌可能有人看不懂，就只顾着怎么把故事讲得好看了。有这个需求，你去看《西游记》就得了。所以这部戏是写给有缘人的。
《综艺报》：据说剧本从最开始创作到最后成稿花了5年时间，改了10多次，为什么有这么多次的修改？
邹静之：这个剧本可能是我写作时间最长的一个，但不是文字最多的。一个编剧改剧本是必然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别人提出的建议只要好的我就会接受。所以后来加了那个红漆盒里的蚕的细节，跟丝绸之路有一点关系。玄奘当时大致也是沿着丝绸之路走到高昌以后再拐到龟兹的，加进去不伤害这个剧本，又有意思。
《综艺报》：拍这个戏要跨越好几个地域，在写作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可能会对拍摄带来的困难？
邹静之：拍电影是什么？越困难的地方就越出华彩。拍电影不就是为了求新鲜感吗？为什么要看这部电影？就因为这个故事我没见过，这个阵容我没有欣赏过。川菜好吃天天吃，突然有一天吃鲁菜，发现也挺好吃。人都会喜欢陌生而美好的东西。
《综艺报》：这个剧本秉承了你一贯的写作风格，有很多精彩台词，比如“净街收尸”“梦是酒，生活是酒糟”，让人印象深刻。
邹静之：语言其实就是“指月亮的手”，你是要通过语言看到月亮，而不是只去关注这只手臂，你不能在这儿纠结。为什么中国古人说，好的诗歌是“含不尽之意于言外”，它所有的意义都是语言之外的。所谓“尽在不言中”，“不言”的那一部分才是最伟大的、最有价值的，而不是这条手臂有多精彩。
编剧、作家，涉足影视剧、话剧、京剧等多种艺术形态剧本创作，电影剧本代表作有《千里走单骑》《一代宗师》《归来》等。最新作品《大唐玄奘》将于2016年4月29日上映。
《综艺报》：在你笔下，玄奘几乎是一位圣人。你是怎么理解这位宗教领域的伟大人物的？你希望传递给观众的是什么？
邹静之：我用了一个词来形容三藏法师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宗教英雄”。玄奘的一生对中国佛教的传播和解读起了特别大的作用。他去那烂陀寺取经之前才20多岁，成就非常高，在国内已经是“三藏法师”了，完全可以讲经授法，但是他居然还要远去天竺取经。
《西游记》中说“九九八十一难”，我觉得一点也不为过。 玄奘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和诱惑，信仰始终坚定不移。我认为玄奘就是一位大英雄。我想借玄奘传递给观众一种精神，让观众领略玄奘的人格魅力，得到精神的滋养。
《综艺报》：你觉得玄奘的性格特点是什么？
邹静之：第一就是庄严、端正，因为他是宗教英雄。第二就是不彰显，不管是为人还是处事，都低调收敛，果断而有力。这一点真不是凡夫俗子能够达到的。再有一个就是超然，那种超然是我心目中的从容和镇定。我是通过西行途中的几场辩论，最后到那烂陀寺选“大乘辩手”的几个情节一步步加深巩固他这个特质的。
玄奘出去的时候是一个人，游历回来时跟着一支车队，运回大量经文。他过通天河，马上就要回到大唐，结果船翻了，那些经文又丢失，只得再回去，再搜集来，再补齐。这个人的坚韧非常人能及。人类的进步是靠这些值得全人类为之骄傲的伟大人物支撑的。
《综艺报》：第一烽燧，玄奘与王祥的段落格外引人关注，这个情节的用意何在？
邹静之：我想写一个普通人，他对人生的解读与佛学相通。玄奘去了第一烽燧，戏中所有台词都有讥讽或者双关。两人见面“相照”，玄奘告诉他有“三种水”，他只喝哪种水的时候，王祥就认清这个人是有底线的，非常尊重他。
两人谈怎么解脱烦恼。王祥说：“我在这里生活了7年，觉得特别痛苦。”玄奘告诉他，“你觉得这里是一个监狱，但是我走了300多里路没有水喝，走到这儿就觉得是一个温暖的安乐窝。”这里写的其实是佛教的“无常”。
《综艺报》：为什么把戒贤法师（玄奘在天竺时的佛学老师）这样一位佛学大师塑造成具有世俗性和喜剧性的形象？
邹静之：因为这个戏太正，需要加一点喜剧元素。据史诗记载，戒贤法师也的确就是这样，他活到100岁，有点像老顽童。传说里他等了玄奘三年。北京人练武有一句话叫“徒弟找师傅三年，师傅等徒弟三年”，这个说法很可能就是来自戒贤法师等玄奘的典故。
《综艺报》：你对剧本中的次要人物是如何设置的？
邹静之：为人物写戏这件事，很容易顾此失彼，所以塑造一个人物得“动着”塑造。另外，还得通过这些人物来塑造主要人物，但是又不能失了次要人物的神韵，比如王祥、李昌。王祥刚才说过了。李昌，是那么爱干净、爱修饰的人，他感动于玄奘的坚韧，当着玄奘的面把捉拿他的通牒撕了，说就当我没见过你，但是你得马上离开瓜州。两锭银子拿出来，磕头。玄奘一下明白了，风雨连夜出瓜州。这都是人物。所以，次要人物也不能干瘪，李昌不干瘪，王祥、戒贤法师也不干瘪。
《综艺报》：剧本只写到玄奘回大唐就戛然而止，似乎留了另外的叙事空间？
邹静之：原本我这个剧本写的就是上部，有写下部的打算。我跟王家卫有意相约，因为王家卫觉得这次时间实在仓促，即使以他最快的速度赶，还是来不及，所以目前只写到前19年。不过后面玄奘归国译经的19年我可能还会写，因为特别有意思。
《综艺报》：王家卫导演是本片的艺术顾问，他在这部影片中与你有着怎样的互动？
邹静之：他在前期推荐了我一本特别重要的书，影片中关于龙树法师（著名的大乘佛教论师）的很多东西都是从那本书里得到的。他非常喜欢这个剧本，跟我有过几次深入交流。
《综艺报》：玄奘是唐朝人，影片的时代背景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你是通过怎样的笔触带出唐朝的时代感的？
邹静之：我家里有挺多杂书，各朝各代、各种婚丧嫁娶礼仪什么的都有。既然要写东西，就要多看。写这个戏，我看的主要是唐朝风俗史、官制等等，以及和佛教有关的东西。
电影的时代感方面，我特别喜欢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这部电影不断试图还原唐代的感觉。它不是以情节取胜的，而是以情状取胜。
我们在写《一代宗师》的时候，觉得电影最大的“外衣”就是当时的语言，所以刻意想写出那种我们想象中的民国语言，《大唐玄奘》也一样。唐代所有的礼仪，包括走路的姿势都跟现在不一样。我写到玄奘求布施，别人施粥给他，他喝粥的时候一定是拿袖子挡着脸，那种感觉一看就是古风。
《综艺报》：你写这部戏的时候，心里有理想的观众形象吗？
邹静之：我写戏，心里永远都有观众。例如，我写《康熙微服私访记》的时候，写《铁齿铜牙纪晓岚》的时候，我脑子里的观众是一家人。就《大唐玄奘》的观众来说，我早跟导演说过，我不知道中国有多少人信佛，或者对佛学有兴趣，只要这些人走进电影院，我就特别特别满意了。现在观众的知识文化水准都不低，你看他们在微信上编的某某本纪、或者“汉乐府”之类写得多好，都是年轻的90后写的，他们应该能接受这部电影。
现在有一种不好的习惯就是：有的东西他看不懂，也不愿意懂，他就说你太装，这一点我不是特别认同。我不能因为顾忌可能有人看不懂，就只顾着怎么把故事讲得好看了。有这个需求，你去看《西游记》就得了。所以这部戏是写给有缘人的。
《综艺报》：据说剧本从最开始创作到最后成稿花了5年时间，改了10多次，为什么有这么多次的修改？
邹静之：这个剧本可能是我写作时间最长的一个，但不是文字最多的。一个编剧改剧本是必然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别人提出的建议只要好的我就会接受。所以后来加了那个红漆盒里的蚕的细节，跟丝绸之路有一点关系。玄奘当时大致也是沿着丝绸之路走到高昌以后再拐到龟兹的，加进去不伤害这个剧本，又有意思。
《综艺报》：拍这个戏要跨越好几个地域，在写作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可能会对拍摄带来的困难？
邹静之：拍电影是什么？越困难的地方就越出华彩。拍电影不就是为了求新鲜感吗？为什么要看这部电影？就因为这个故事我没见过，这个阵容我没有欣赏过。川菜好吃天天吃，突然有一天吃鲁菜，发现也挺好吃。人都会喜欢陌生而美好的东西。
《综艺报》：这个剧本秉承了你一贯的写作风格，有很多精彩台词，比如“净街收尸”“梦是酒，生活是酒糟”，让人印象深刻。
邹静之：语言其实就是“指月亮的手”，你是要通过语言看到月亮，而不是只去关注这只手臂，你不能在这儿纠结。为什么中国古人说，好的诗歌是“含不尽之意于言外”，它所有的意义都是语言之外的。所谓“尽在不言中”，“不言”的那一部分才是最伟大的、最有价值的，而不是这条手臂有多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