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的剽窃行为并不可怕，可通过同行审议纠正，可怕的是领导在别人的学术论文、学术评奖中给自己脸上抹金，而学术共同体屈居行政权力之下沉默不语
　　近日山西省委专项巡视组在反馈长治医学院巡视情况时指出：长治医学院在选人用人方面，存在违反规定提拔使用干部的问题；机构多，职数设置混乱，超职数配备干部；个别领导名为学者，实为学匪。学匪一词再次成为高校腐败和学术腐败的形象指称。
　　“学匪”不仅是一个个案，是在一种相当宽泛的意义上就学术文化界和高等教育界存在的学风问题与学术弊端而言的词语。具体体现在利用学术资源谋取非正当利益或者利用不正当资源谋取学术利益，如权学交易、钱学交易、学色交易等。说到底，“学匪”，也是一种学术腐败，即在学术领域中为谋取私利而滥用公共权力，侵犯公众利益，破坏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的行为。更严重的问题是作为高校领导干部，何以会“名为学者，实为学匪”？根子还是在于权力乱作为，把手中的权力变成了胡作非为的工具，就如同持有凶器的匪徒。
　　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的高校腐败案件，可以发现落马高校官员多为学校党委书记和校长（院长），“一把手带头变坏”的现象，说明高校领导干部的腐败风险一点也不比党政机关领导低。
　　当前的高校管理制度脱胎于传统体制，从某些方面来说，大学是政府的附属品和政策的延伸物，实行的是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管理模式。近些年来，我国高校掌握的公共资源越来越多，而高校党委书记、校长是党委和行政一把手，统揽学校这个“小社会”全局，牢牢控制着资金分配权、人事管理权和项目审批权，校内学者则沦为跑课题、跑级别的打工者。在学匪面前，我们不但见证了学术的式微，更看到了学者的堕落。对社会和大学来说，更应该认真考量学匪出现的原因，以及我们离现代大学制度的距离有多远。
　　更直接地说，大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受阻，形成了有悖于学术性组织本质的行政化官僚体系，从而抑制了大学的学术创造活力，这无形中给学匪的产生制造了空间。
　　云南省政协委员、昆明冶金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冯成建就曾提出过政协议案揭露过领导的学术腐败，九三学社云南省委曾对云南省已授奖的科研成果进行过统计分析，2003至2005年的省科技进步奖获得者中，担任行政领导的平均占六成；2004至2005年，获国家、省级突出贡献奖和政府特殊津贴的科技人员中，担任行政领导的达到了七成，有些单位甚至高达八成以上。冯成建举例说，某科研部门一名管项目的处长，申报教授职称时的材料，足够其申报院士，“每年几个重大项目都有他的名”；另一科研部门的一名领导，“所里所有项目都有他的名字”，在短短4年多，完成了从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教授级工程师到硕士生导师的“飞跃”。
　　过去是学而优则仕，如今却成了仕而优则学。是官员的学术能力比术业专精的教授更强吗？那何不聘任这些官员们成为专职教授，从事科研工作。
　　领导搞学术腐败腐蚀的还有学术界的风气。严格地说起来，让领导挂名其实是一种学术贿赂。让领导挂名，科研人员大都抱着与领导拉近关系的目的，有的是想借此获得领导的青睐，在仕途上前进一步；有的是想借此赢得领导的关照，以后参加学术交流、外出进修，都能“一路绿灯”。此外，让领导挂名科研课题，让领导去科研部门争取立项就方便得多，容易成功得多。其次，科研成果出来了，就要参加各类评奖，要想让成果获得评委会的认可，领导手中掌握着活动资源自然也成了评奖的利器。
　　如何净化当下这一扭曲的学术环境？国家除了制定禁止各级行政领导干部挂名担任科技项目负责人的实施细则外，还必须对各种科研项目进行一次彻底调查，坚决清理出那些徒有虚名的行政领导人。学术界的剽窃行为并不可怕，可通过同行审议纠正，可怕的是领导在别人的学术论文、学术评奖中给自己脸上抹金，而学术共同体屈居行政权力之下沉默不语。当利用权力为自己攫取学术虚名成为习惯，其他腐败自然也免不了。此次，山西长治医学院反腐所反映出来就是学术腐败和行政权力腐败交织的典型现象，如何改革科研机制理应得到关注。（文丨介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