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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生道”，如果心对义和利没有一番深刻的体察是很难的。人性的不确定性会把企业家引向纵欲的深潭，这对人对己都是一种灾难。
在传统理想当中，讲究“忠、孝、仁、义、爱、恭、宽、信、勉、惠”，而“义”一直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很多时候，人们认为义利相通、知行合一。就像王阳明先生一直提倡的知行合一，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到知行合一，其中最重要一点是道德体系的重要性。关于义与利，来自各界的专家学者观点各异，却精彩纷呈。
回归到仁者的本位
《论语》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孔子认为，义与利都是本于仁。由于仁，才可以更好地谈义与利。正所谓“君子之于天下，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这实际上是企业家的一种修炼的功夫。
北京四海孔子学院院长冯哲认为，一个真正的立身行道的人，对天下的事情没有一定要反对，也没有什么一定要羡慕，但抉择上要有一个终极目标或者一个原则，就是“义之与比”，即能和义比肩。有关这一点，企业家要做深刻的思考。
企业家的一种本质属性是需要在“利”方面多多益善。但恰恰如果一味地所有的起心都基于逐利，显然他对别人的要求很高，别人对他的要求也会很高。《论语》中讲“放于利而行则多怨”，放是放纵自己、以谋利为出发点的意思，所以容易遭致别人的怨；另一方面因为自己对别人要求也产生怨。所以，企业家的行为追根到底，应该是追到企业家的心里，心有本意性，更多的是本于他的一种善性，对于义与利的辨识，应该是唤醒自己本有的善性。基由善性自然可以作用于心。
“良知非常重要。基于善性的理解就可以唤醒本有的良知，透过本有的良知表达出对世界的真情。通过善性、良知和真情，可以让企业家在义利征途上有一番很深刻的修炼。这的确很难把握。因为企业的特点决定它要追求规模，要为客户创造价值，要拓展空间。但是往往有一个不经意的流弊，很容易把一个正当需求，不知不觉变成一种欲望。”
冯哲谈到，宋代朱熹要灭欲，这很困难。至少今天可以做到“正欲”。“既不可以灭欲也不可以纵欲。这一点上价值观就显得非常重要。”
儒家讲“君子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如果为人付出，替人着想，对别人有好处，企业家去牟利，为客户创造正向的价值，这是可以竭尽全力。反之如果它是一种破坏生态、放大欲望，显然是孔子讲的“不义而富且贵”，这个就是君子不为了。
“企业家要能够把自己回归到仁者的本位，自然对物质的欲望、摆脱物质对自己内心的控制就大很多。”冯哲认为“心生道”，如果心对义和利没有一番深刻的体察是很难的。人性的不确定性会把企业家引向纵欲的深潭，这对人对己都是一种灾难。
面对客户，“义”字当头
“中国历史上山西票号非常发达，最著名的是日昇昌。日昇昌发明一种票号，它是承兑汇票的祖师爷。有一天一个小伙计接到一个顾客拿了一张30多年前的票号表示承兑，票号已经过了承兑期。按道理说是不能承兑的，最后承兑人把他的情况给大掌柜说了，因为小伙子祖上当时做生意中途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变故去世了。但是这张票号留在小伙计手里，由于生活所迫，才来到日昇昌要求承兑。大掌柜听了以后，立刻兑现了票号上的所有现银。从此以后，日昇昌注重诚信，讲义的故事声名远扬，生意越来越好，声望也越来越高。”利马赫中国区董事首席代表刘志伟说。
刘志伟指出，徽商胡雪岩也是类似的榜样。一个企业遇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急需现钱，按道理说胡雪岩完全可以以很低的价格把这个生意拿过来，但是他取了“义”，以比较高的价格把这个企业收下来，然后让企业主去周转，渡过难关，并且还承诺企业发展好的时候，企业主可以用正常的价格赎回去，自己运作。胡雪岩因此在商界得到了非常好的信誉。在义与利面前，首先他是一个以“义”为重的人，所以他获得了好口碑，赢得了他的商业伙伴的信任。
刘志伟所在的行业是做汽车轻量化部件整合并购的，他负责运作一支产业并购基金。“我们在2013年并购了一家企业，它在5个国家有6个工厂，是全球最大的镁合金制造生产企业。我们看它的财务报告时发现它在2008年业绩下滑严重，到2013年才做到2008年的水平。我们分析其中的原因，原来它是受制于义与利之间的选择。很多中国企业选择了利。这个企业85%的原材料来自于中国，2008年因为奥运会中国企业镁合金减产，导致一吨成本1.5万元被哄抬到4万元。这一结果致使很多汽车厂家用不起，最后选择了铝合金。这也使得很多企业失去了汽车大客户，这就是取利舍义的苦果。”
创业要“以义致利”
“中国朋友说孔子是文圣，关云长是武圣，他们是最受中国人尊敬的人。孔子和关云长联系起来，我发现关云长是非常仰慕孔子的，尤其是他熟读孔子的《春秋》篇，而且遵行之。正是这些使关云长使人佩服。”长江商学院战略学教授赵东成解读了关云长与儒学之间的渊源。“比如说他的言行合一。首先他是正直的人，他有肯定他人的态度，非常仁爱，而且愿意与人沟通。关云长的四个人格魅力是正直、肯定、仁爱和沟通。
赵东成认为中国人崇尚的“关系”社交里包含了这四个重要的特点。“我到过的中国所有的饭馆里都能看到关云长的塑像或画像，甚至一些公司里也供奉着关云长。他是一个武将，如今却被人视为财神。因为商人认为，关云长的四个美德在维系关系之中是非常重要的。而一个成功人士要达到自己的奋斗目标也需要具备这四个品格。”
赵东成认为义与利并不是平行关系，而是两个不同的层面。义是手段，使生意人可以做生意，而利是最终目标。所以，企业家应该是以义致利，通过义来得到利。
企业要创造消费者剩余
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认为，商人变成企业家需要有四个步骤。“第一步，能够创造适度的利润。第二步，有更多的客户，给更多的客户创造效益。第三步，对社会和环境创造更大的效益。第四步，建造一种生态系统，让更多利益攸关方获得更大效益。通过这四步，他们成长为伟大的企业家。”
“我原来碰到过一个房地产商人，从他那里听到了一个最匪夷所思的挣钱方法。他认为，在中国捂着地挣钱就越多，因为土地升值非常快，如何能够把地一直捂在手里呢？他就找了一些朋友，拼命向他们借钱，借了很多钱之后不还，最后他的公司被法院查封了，因为他的朋友都去告他，在中国打官司持续了好几年，最后他就用这种方法得到了这个土地。最后，他还是用这个地把欠的钱还清了。这就是所谓的偷鸡摸狗的智慧，此人称不上是企业家。”
秦朔强调，企业家之所以称为企业家，是因为他可以创造足够多的消费者剩余。他举了一个例子，“全世界智能机90%的利润被这家公司拿走了，剩下10%的利润在全世界所有的智能手机厂商去瓜分。苹果在消费者心目中，迁移率最低。消费者评价是觉得值。用户使用安卓系统手机，经常收到骚扰信息。但是苹果手机iOS操作系统是一个闭环，不会发生被骚扰的情况，未经许可的APP是进不来的。诸如此类的优点，苹果手机得到了消费者最高的评价，消费者觉得自己获益了，并且愿意做这样的支付。”
秦朔指出，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富豪已经远远超过美国，但是创造的福祉，尤其是真正改变人们生活的商业机构，那些能够真正创造足够多的消费者剩余的企业还很少，“希望未来可以有一个快速的进步”。
在传统理想当中，讲究“忠、孝、仁、义、爱、恭、宽、信、勉、惠”，而“义”一直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很多时候，人们认为义利相通、知行合一。就像王阳明先生一直提倡的知行合一，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到知行合一，其中最重要一点是道德体系的重要性。关于义与利，来自各界的专家学者观点各异，却精彩纷呈。
回归到仁者的本位
《论语》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孔子认为，义与利都是本于仁。由于仁，才可以更好地谈义与利。正所谓“君子之于天下，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这实际上是企业家的一种修炼的功夫。
北京四海孔子学院院长冯哲认为，一个真正的立身行道的人，对天下的事情没有一定要反对，也没有什么一定要羡慕，但抉择上要有一个终极目标或者一个原则，就是“义之与比”，即能和义比肩。有关这一点，企业家要做深刻的思考。
企业家的一种本质属性是需要在“利”方面多多益善。但恰恰如果一味地所有的起心都基于逐利，显然他对别人的要求很高，别人对他的要求也会很高。《论语》中讲“放于利而行则多怨”，放是放纵自己、以谋利为出发点的意思，所以容易遭致别人的怨；另一方面因为自己对别人要求也产生怨。所以，企业家的行为追根到底，应该是追到企业家的心里，心有本意性，更多的是本于他的一种善性，对于义与利的辨识，应该是唤醒自己本有的善性。基由善性自然可以作用于心。
“良知非常重要。基于善性的理解就可以唤醒本有的良知，透过本有的良知表达出对世界的真情。通过善性、良知和真情，可以让企业家在义利征途上有一番很深刻的修炼。这的确很难把握。因为企业的特点决定它要追求规模，要为客户创造价值，要拓展空间。但是往往有一个不经意的流弊，很容易把一个正当需求，不知不觉变成一种欲望。”
冯哲谈到，宋代朱熹要灭欲，这很困难。至少今天可以做到“正欲”。“既不可以灭欲也不可以纵欲。这一点上价值观就显得非常重要。”
儒家讲“君子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如果为人付出，替人着想，对别人有好处，企业家去牟利，为客户创造正向的价值，这是可以竭尽全力。反之如果它是一种破坏生态、放大欲望，显然是孔子讲的“不义而富且贵”，这个就是君子不为了。
“企业家要能够把自己回归到仁者的本位，自然对物质的欲望、摆脱物质对自己内心的控制就大很多。”冯哲认为“心生道”，如果心对义和利没有一番深刻的体察是很难的。人性的不确定性会把企业家引向纵欲的深潭，这对人对己都是一种灾难。
面对客户，“义”字当头
“中国历史上山西票号非常发达，最著名的是日昇昌。日昇昌发明一种票号，它是承兑汇票的祖师爷。有一天一个小伙计接到一个顾客拿了一张30多年前的票号表示承兑，票号已经过了承兑期。按道理说是不能承兑的，最后承兑人把他的情况给大掌柜说了，因为小伙子祖上当时做生意中途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变故去世了。但是这张票号留在小伙计手里，由于生活所迫，才来到日昇昌要求承兑。大掌柜听了以后，立刻兑现了票号上的所有现银。从此以后，日昇昌注重诚信，讲义的故事声名远扬，生意越来越好，声望也越来越高。”利马赫中国区董事首席代表刘志伟说。
刘志伟指出，徽商胡雪岩也是类似的榜样。一个企业遇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急需现钱，按道理说胡雪岩完全可以以很低的价格把这个生意拿过来，但是他取了“义”，以比较高的价格把这个企业收下来，然后让企业主去周转，渡过难关，并且还承诺企业发展好的时候，企业主可以用正常的价格赎回去，自己运作。胡雪岩因此在商界得到了非常好的信誉。在义与利面前，首先他是一个以“义”为重的人，所以他获得了好口碑，赢得了他的商业伙伴的信任。
刘志伟所在的行业是做汽车轻量化部件整合并购的，他负责运作一支产业并购基金。“我们在2013年并购了一家企业，它在5个国家有6个工厂，是全球最大的镁合金制造生产企业。我们看它的财务报告时发现它在2008年业绩下滑严重，到2013年才做到2008年的水平。我们分析其中的原因，原来它是受制于义与利之间的选择。很多中国企业选择了利。这个企业85%的原材料来自于中国，2008年因为奥运会中国企业镁合金减产，导致一吨成本1.5万元被哄抬到4万元。这一结果致使很多汽车厂家用不起，最后选择了铝合金。这也使得很多企业失去了汽车大客户，这就是取利舍义的苦果。”
创业要“以义致利”
“中国朋友说孔子是文圣，关云长是武圣，他们是最受中国人尊敬的人。孔子和关云长联系起来，我发现关云长是非常仰慕孔子的，尤其是他熟读孔子的《春秋》篇，而且遵行之。正是这些使关云长使人佩服。”长江商学院战略学教授赵东成解读了关云长与儒学之间的渊源。“比如说他的言行合一。首先他是正直的人，他有肯定他人的态度，非常仁爱，而且愿意与人沟通。关云长的四个人格魅力是正直、肯定、仁爱和沟通。
赵东成认为中国人崇尚的“关系”社交里包含了这四个重要的特点。“我到过的中国所有的饭馆里都能看到关云长的塑像或画像，甚至一些公司里也供奉着关云长。他是一个武将，如今却被人视为财神。因为商人认为，关云长的四个美德在维系关系之中是非常重要的。而一个成功人士要达到自己的奋斗目标也需要具备这四个品格。”
赵东成认为义与利并不是平行关系，而是两个不同的层面。义是手段，使生意人可以做生意，而利是最终目标。所以，企业家应该是以义致利，通过义来得到利。
企业要创造消费者剩余
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认为，商人变成企业家需要有四个步骤。“第一步，能够创造适度的利润。第二步，有更多的客户，给更多的客户创造效益。第三步，对社会和环境创造更大的效益。第四步，建造一种生态系统，让更多利益攸关方获得更大效益。通过这四步，他们成长为伟大的企业家。”
“我原来碰到过一个房地产商人，从他那里听到了一个最匪夷所思的挣钱方法。他认为，在中国捂着地挣钱就越多，因为土地升值非常快，如何能够把地一直捂在手里呢？他就找了一些朋友，拼命向他们借钱，借了很多钱之后不还，最后他的公司被法院查封了，因为他的朋友都去告他，在中国打官司持续了好几年，最后他就用这种方法得到了这个土地。最后，他还是用这个地把欠的钱还清了。这就是所谓的偷鸡摸狗的智慧，此人称不上是企业家。”
秦朔强调，企业家之所以称为企业家，是因为他可以创造足够多的消费者剩余。他举了一个例子，“全世界智能机90%的利润被这家公司拿走了，剩下10%的利润在全世界所有的智能手机厂商去瓜分。苹果在消费者心目中，迁移率最低。消费者评价是觉得值。用户使用安卓系统手机，经常收到骚扰信息。但是苹果手机iOS操作系统是一个闭环，不会发生被骚扰的情况，未经许可的APP是进不来的。诸如此类的优点，苹果手机得到了消费者最高的评价，消费者觉得自己获益了，并且愿意做这样的支付。”
秦朔指出，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富豪已经远远超过美国，但是创造的福祉，尤其是真正改变人们生活的商业机构，那些能够真正创造足够多的消费者剩余的企业还很少，“希望未来可以有一个快速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