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诗歌的新时代，应该是指在中国新诗走完第一个一百年、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四十周年的这个特别的时代，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时代的诗歌到底怎么写？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思考。每一个诗人都处于创作的酝酿之中，如果我们创作的诗歌在走老路，或者走歪路，那么只能降低自己的追求和格局，陷于自我娱乐或陶醉，更谈不上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留下什么地位。应该说，在当下，很多诗人的创作是盲目的，率性的，缺少总结和思考，大多数作品，要么是不能为人读懂，追求西方诗歌的“现代”，喜写个人体验;要么诗歌写个人的小感觉，无足轻重。我们应该让更多的诗人了解未来中国诗歌的主流写作方向、审美追求。新时代中国诗歌应走自己的特色之路，即创作在中国特有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背景下的诗歌，对中国传统诗歌文化创新和传承下的诗歌，“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的诗歌。
　　新时代中国诗歌要有中国味道
　　众所周知，中国新诗是在向外国诗歌学习中成长、发展的。在领导新文化运动中，胡适以倡导白话文闻名于世。他1917年1月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成为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文章。提出“八事”：“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以此，来与中国传统的文学割裂。他认为，“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一项”。由此，他开始倡导用白话文写诗，这个时候，他“远在异国”，留学美国多年。1920年出版的《尝试集》主要表现个性解放、人道主义和民主自由的受西方观念很深的诗。就艺术审美方面看，《尝试集》所追求的主要是“诗体的解放”。胡适说：“我们做白话诗的宗旨，在于提倡诗体的解放。有什么材料，做什么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把从前一切束缚诗的自由枷锁镣铐，统统推翻：这便是诗体的解放。”
　　胡适之后，新诗风起云涌，新中国成立的三十年间，各种新诗的艺术流派很多，新诗的前途和道路怎么走，引起众多诗人的探索，正如闻一多先生说过，“在这新时代的文学动向中，最值得揣摩的，是新诗的前途。”（《文学的历史动向》）而向西方现代派学习，成为一大主流。尤其是象征主义诗歌，在其影响下，形成了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早期象征诗派.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派，20世纪40年代的九叶诗派。诗人们大多久居国外.或从国外归来.深受西方现代诗歌的审美观念和写作方法影响。
　　向西方学习诗歌写作，从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重新开始，早期的朦胧诗，直到现在的知识分子写作，都充满着“翻译体”的印痕。而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出生的年轻诗人，也多沉浸于翻译而来的外国诗歌中。
　　新时代中国诗歌要有中国味道。外国诗歌固然可以学习，更何况诗歌写作者学习和模仿已久了。可惜的是，在西方存在主义哲学背景下建立起来的西方现代诗歌，无论从思想内涵，还是从行文、技巧等方面说，都离中国味道较远。向西方学习而来的诗歌，内容上消沉、晦涩，沉醉于个人的呓语，或者将诗歌纯粹作为艺术来创作，追求所谓的纯诗歌，或无意义写作，不考虑读者的需求和共鸣，甚至人为设置障碍，追求所谓的陌生化写作、难度写作。
　　一些有见识的诗人.在经历多年的对国内外诗歌的解读、剖析，经过艰苦的创作探索和深思后，重新向中国传统诗歌文化学习，汲取营养，试图创作出有中国味道的诗歌。什么是中国味道？中国特色的诗歌文化与西方诗歌文化一个最明显的区别是“文以载道”，“诗以道志”（《庄子·天下》）。中国的诗人从来都不是为自己写作的，而是一定会考虑诗歌的社会功能价值，即影响他人和社会，中国诗歌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一点是一致的。著名诗歌理论家吕进教授曾告诉笔者，当代诗歌向传统诗歌要学习的正是“家国情怀”。当代诗歌已经丢失了这宝贵的诗歌之骨了。
　　中国发展到今天，还没有到高度发达的现代水平，与西方现代社会相匹配的现代诗歌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在写作方法上，也不宜完全的现代主义风格。《诗刊》2018年第6期上有一篇题为《新时代诗歌和百年新诗的建设》的评论文章。文章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歌的本质是现实和浪漫的统一.不需要人为再进行风格的细分。在一个多元文化发展的時代，各种风格流派都在相互影响并达到最终的融合，现代诗歌也已经不再仅是感受和技巧丰富的解构或结构.而是现实主义的观照和浪漫主义理想的融合，因此简单地再以现代诗歌、现实主义诗歌、浪漫主义诗歌区分已经不适合当前诗歌的创作和研究。”这个应该是中国特色的现代诗观。中国诗歌的“中国味道”就应该是这样子的。
　　新时代中国诗歌应有主流审美的诗歌
　　中国诗歌可以成为社会主流文化，如今诗歌在全社会和文化中的边缘化和小众化令人难以置信。究其原因，是大多数放下了自己应有的责任和大格局，诗歌内容脱离自然、人群、社会，而认为诗歌是个体性写作。只关注个人的情感，甚至内心隐秘的部分，非意识，超意识，潜意识等，最后变成了个人的诗性日记，甚至只为自我娱乐。
　　在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自然允许各人有自己的写法和艺术追求，但社会应该有所倡导，应有主流审美的诗歌。主流审美的诗歌包括有家国情怀、有筋骨、有痛感、有力度、有时代印记的诗歌，也包括透明向上、有温度、有丰富情感色彩、有浓郁生活气息和让人动心的各类诗歌。习总书记说，“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天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自然主义诗歌、亲情诗歌等都呈现出向上的诗歌特色，歌颂自然之美、亲情之宝贵等，激发人们对自然和家庭、社会的热爱。一些主题类诗歌，如海南今年举行的吟咏海洋诗歌大赛、江苏今年举行的“我们走过40年”诗赛，都以主题的鲜明性、内容的贴近性而受到诗人和广大读者的欢迎。我们认为，只要诗歌回归到生活中来，写读者关注的题材、想写而写不出的诗歌，注重诗歌的大众阅读意识和诗歌的社会功能，诗歌一定会回到人群中去，新时代中国诗歌可以再回到社会成为主流文化。
　　新时代中国诗歌要有高度的艺术性
　　不可否认，现代社会已是精致的社会，文学创作也应该具有工匠精神和工艺意识。简单地将诗歌视为政治的工具而忽视其艺术特性，这是不可取的，而创作的粗制滥造也是不被这个时代的读者所允许的。诗歌的艺术性是要求诗歌具有的美的本质。
　　中外诗歌在对美的追求上各有特色，又有相近之处。中国诗歌早在《诗经》中，就有赋比兴的艺术写法，外国现代主义诗歌则讲究用象征、隐喻和明喻、反讽等手段，中外的这些方法其实是相通的。在艺术性上，中国诗歌具有独特的内涵，连外国诗人，如美国的庞德、墨西哥的帕斯等大家都在学习和借鉴，中国传统诗歌独有的意象和空灵的意蕴，让他们赞叹不绝。中国诗歌艺术和绘画、音乐艺术一样都特别讲究虚实关系，虚实相生，虚实结合，言已尽而意无穷。今年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诗人张执浩在《诗歌的诚意》一文中说：“完整的诗歌应该是由两部分构成的：说出的部分，和未说出的部分。没有前面‘说出’的那部分，后面‘未说出’的部分就不成立：但仅有‘说出’的部分，这首诗的价值将大打折扣。事实上，‘未说出’的那一部分才是成就这首诗的关键，犹如海床与滩涂的关系，所有的平静或汹涌都不是无中生有的……说出的太多则容易满溢，该说出的未说则容易造成滞涩。在说与不说之间，写作者的心智经受着巨大的考验。高妙的写作者总是知道一首诗应该在何处停笔罢手。”
　　总之，中国新诗经历一百年的历史，诗歌应该从向外国诗歌的学习逐渐转向对中国传统诗歌的适度对接，进行中外古今的进一步糅合，形成社会能接受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美学标准和思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