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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孟复：民营企业在宏观调控中应提高应变能力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在出席2004年中国民营企业文化建设工作会议时，就当前经济宏观调控、民营企业必须增强风险意识、提高应变能力等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
黄孟复说，自去年下半年开始的宏观调控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一些行业投资过热的现象得到了遏制。在宏观调控的同时，今年的农业丰收，农民收入有明显提高，国家财政收入也大幅度增加，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总体是好的。但是，必须认识到，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投资过热的深层问题目前并未解决。
黄孟复认为，在现行体制下，我国存在着五种投资力量，即中央政府的投资、地方政府的投资、外商投资、国有企业投资和民营企业的投资，投资过热现象，实际上是这五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黄孟复指出，要解决投资过热的问题，对五种投资力量必须区别认识，区别对待。
首先，中央政府可以考虑改积极的财政政策为稳健的财政政策，减少国债发行额度。
其次，地方政府需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将地方财力投入到社会保障、科技、教育等基础性领域中去，压缩楼堂馆舍的建筑项目，压缩那些“面子工程”、“政绩工程”。
第三，有选择的引进利用外资，引进利用外资的重点放在管理、技术、信息等方面；降低外资的依存度，为民族产业多留一些发展空间。
第四，国有企业投资应减少盲目性，减少短期行为。在出资人不到位的情况下，要强化国有企业投资的项目论证和审批。
最后，民营企业也要反思，也要克服投资的盲目性。
黄孟复强调，民营企业有投资积极性是好的。但是，民营企业家必须注意防范投资风险，减少那种不顾自身条件盲目搞多元化、跨行业投资的冲动行为。必须意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总是在与市场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交替发挥作用。因此，民营企业需要提高应变能力，主动适应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保育钧：家庭企业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探讨家族式企业持续发展的问题之前，全国民(私)营经济联合会会长保育钧先向记者表明：根据一项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民营企业家的平均年龄是41岁，绝大多数民营企业还未真正到需要考虑接班人问题的时候。
保育钧说，目前大概5％的民营企业家已经到了50岁以上；更有少数原来由乡镇企业转制过来的老企业家，例如万向集团的鲁冠球，安泰集团的李安民等超过了60岁。这些家族企业大多很好地完成了过渡，都由自己的子女逐步接替了企业的经营管理；而过渡不成功的企业，大多是由于当初创业的合伙人之间的矛盾造成
保育钧认为，像这样不成功的企业就需要真正引入现代企业制度，通过董事会的形式来进行管理。家族企业的最大优势在于产权明晰，不像国企那样产权混乱而造成谁都有权利处置而谁都不会去承担责任。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家族企业的最大弊端在于制度不健全。所以家族企业未来发展的完美模式就是建立起完善的现代管理制度，引入董事会制度，一些大的决策必须交由董事会决定；董事会聘请总经理，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然后企业也相应地建立监事会、工会等等。如果这种制度健全起来，企业老板真正做的就只有两件事，一是制定企业发展目标，二是确定盈利指标。
说到这里，保育钧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台湾的《中国时报》集团也是家族企业，但它就采用的是董事会制度。老爷子余继中已经80多岁了，他的儿子女儿以及总编辑、发行主管等等都是董事会成员，都享有不同的股权。集团真正做决定的是余继中本人，但他的决定都是在听取董事会意见的基础上所做。
保育钧表示，我们现在要做的首先是积极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毕竟现代企业制度是经过国外市场经济多年的实践不断完善的，它产权明晰、管理科学、权责明确，要比家族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模式都先进。
其次，就是建立健全我国职业经理人制度。职业经理人是现代企业制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我们现在的家族企业却不敢轻易使用职业经理人，原因有两个：第一是怕职业经理人不忠于企业，所以不愿意将自己的企业放心交付；第二就是好的职业经理人队伍奇缺，目前的一些职业经理人都把自己能力估计得太高，并且缺乏良好的职业操守。
有很多职业经理人掌握企业的秘密之后自己出去另起炉灶。大连的成吉思汗集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几个合伙人努力做起来的企业，结果交给职业经理人后很快就垮了。所以尹明善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不请职业经理人可能会慢慢地死去，请了不好的职业经理人就会很快死去。
保育钧最后表示，家族管理模式在目前的环境下虽然不是效率最高的，但却是最可靠的，因为它能做到产权明晰、权责明确。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吸引外面的能人进来之前，别人不能替民营企业出主意。
保育钧开玩笑说，我们现在的民营企业就像一个即将转变为青蛙的蝌蚪，正在处于转型期，虽然已经长出了四条小腿，但同时尾巴还没有消退，需要一定时间的等待去改变。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也是一样，需要一个逐渐完善、水到渠成的过程，是不能一蹴而就的；不是谁可以恩赐的，更不是能通过行政手段强迫建立的，而是需要民营企业根据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不断摸索、选择的。
吴敬琏：目前利率太低，但未必会用加息手段解决
在近日举行的2004国发经齐形势报告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指出，通货膨胀面临三个新的压力。不过，尽管面临通胀压力，目前利率也较低，但却不一定非得加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宏观调控已经初见成效。农业地位得到增强，农民今年的增收速度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快的。此外，前三季度的投资、贷款、货币供应增速都放缓。尽管当前的突出矛盾趋于缓解，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谢伏瞻指出，通货膨胀面临三个新的压力：
首先是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引发成本推动型通胀的压力增大。1～10月份，生产价格指数上涨了5．8％，表明需求仍然旺盛。谢伏瞻估计，今年年底的在建工程规模将达到20万亿元；尤其是土地审批解禁后，新项目上马可能加速。其次，包括交通、水电气等服务性价格存在上调压力。前期由于CPI(消费者价格指数)较高，政府采取行政手段控制，这部分价格的上涨压力未得到释放。随着CPI回落，上调压力将再次显现。最后，与房地产相关的价格仍呈涨势，比如租金等。今年1～10月份，房价的涨幅超过10％，而加息后房价下调的情况也没有出现。此外，由于实行土地控制，也对房价构成支撑。
通胀面临压力，是否会导致再度加息?吴敬琏表示，从当前的趋势看，目前的利率太低。但用什么方式调整并不确定，不一定必须马上就用加息的手段。本次加息后，贷款的上限放开，而不像原来由中央银行直接规定，贷款利率在市场化上走了一大 步。房产贷款利率由商业银行决定，而不是根据央行的规定。由于利率形成机制有了很大的改变，因此不需要只盯着央行。
邱晓华：宏观调控只会加大不会削弱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近日表示，宏观调控只会加大不会削弱，只是在重点、手段和力度上会有所不同。目前宏观调控虽然取得了成果，但这个成绩还只是阶段性的，所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的基础还不够稳定，宏观调控的要求还需要继续完善和加强。
邱晓华认为，宏观调控所要解决的问题基础还不够稳定，首先表现在农业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基础还不稳定。其次，投资虽然得到初步的控制，但是投资反弹的危险性依然还存在：一方面，在建规模过长的局面还没有完全改善，在建规模的投资增长率依然在30％以上，速度依然很高；与此同时，各个方面上项目争投资的热情依然较高，在等待土地信贷的放松，所以对投资的形势依然不能盲目乐观。此外，煤电油紧张的矛盾还没有完全缓解，虽然电力得到了一定的好转，但是油炭等还没有很好地缓解。能源动力等1至10月份有两位数的增长，其中10月份当月就达到13．4％，这样持续数月的高增长高涨幅，对一些企业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成本压力，对此不能掉以轻心。所以宏观调控任务很繁重，宏观调控要求继续完善和加强。
“今年的宏观调控和以往有所不同的是，是政府一次主动的调控、一次机构性的调控，不完全是总量性的调控；是一次‘点刹车’而不是‘急刹车’的调控，在政策力度把握上是一次渐进的过程，使企业各个方面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避免由于调控而带来不应有的损失。这次调控还运用了多种手段，更多地运用经济和法律的办法，体现了市场的特点。实现这种多种手段并举的办法，在中国的现阶段还是好的。”邱晓华说。
他表示，宏观调控只会加大不会削弱，只是在重点、手段和力度上会有所不同。宏观调控是和市场机制一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机组成部分，不可或缺。那种认为宏观调控可有可无的宏观调控阶段性的认识，是不全面的。另外，宏观调控并不是所谓的“紧缩政策”，宏观调控具有双重性，既有紧缩的一面，也有扩张的一面，是一个松紧结合松紧适度的政策体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社会投资继续增长，由刺激经济增长转到保持经济适度增长，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方面作了一些适当的调整。因此，要打消宏观调控成果已经可以大功告成、不用继续的认识。
邱晓华认为，随着宏观调控阶段性取得的成就，下一段的宏观调控将更加科学、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此次宏观调控带来的启示就是一定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一定要注意政策的区别对待。只要再做到这一点，就一定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的较快的发展。
张维迎：解析诚信敌友论
要做强一个大企业，建立良好的信任合作关系至关重要。而在合作中，如何判断敌友?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四届年会上道出了他所研究的诚信敌友论。
“如果我们中国未来没有一个很好的外部环境，企业之间互不信任，我们要做强、做自己的大企业是不可能的!”张维迎认为，大企业要做好供应链商业关系的整合，首先应有效管理企业自身，使公司内部的管理结构、治理方式让合作企业放心。其次，要把过去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的简单买卖关系变成真正平等互惠的合作关系。一个大企业与为其提供原材料、零部件企业的合作关系应该是长效、稳定的。国外个别发电厂与供煤企业的合同长达50年，全世界80％以上的原材料进口都是靠长期的合同供应。
张维迎说，大企业与供应商之间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有赖于外部环境的改善，特别是法律和社会规范的建设。做强企业的过程就是一个叠罗汉的过程，依靠的就是诚信。也许在下面的人长得很壮实，踩10个人都没问题，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被踩。这就需要法律对市场进行规范。如果法律对市场的合约没有有效保护，双方签了长期合同，供货方禁不住短期诱惑，把材料卖给出价更高的人，那你这个企业就做不大。反之，如果大企业利用市场因素违反合同，强制压低供货方价格，就会失去原材料或提供零部件企业的信任而失去市场。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维持正常的商业关系、供应关系，更多依靠的是自发的社会规范而不是法律。”张维迎说，因为互相信赖，企业才‘把定单交给对方；而不是我把定单交给你，只是为了完不成定单而把对方告上法庭。为此，一定要谨慎地选择合作对象，建立信任关系。而建立诚信关系就要牢记这样一个法则，即：“朋友的朋友是朋友，朋友的敌人是敌人，敌人的朋友是敌人。”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在出席2004年中国民营企业文化建设工作会议时，就当前经济宏观调控、民营企业必须增强风险意识、提高应变能力等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
黄孟复说，自去年下半年开始的宏观调控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一些行业投资过热的现象得到了遏制。在宏观调控的同时，今年的农业丰收，农民收入有明显提高，国家财政收入也大幅度增加，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总体是好的。但是，必须认识到，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投资过热的深层问题目前并未解决。
黄孟复认为，在现行体制下，我国存在着五种投资力量，即中央政府的投资、地方政府的投资、外商投资、国有企业投资和民营企业的投资，投资过热现象，实际上是这五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黄孟复指出，要解决投资过热的问题，对五种投资力量必须区别认识，区别对待。
首先，中央政府可以考虑改积极的财政政策为稳健的财政政策，减少国债发行额度。
其次，地方政府需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将地方财力投入到社会保障、科技、教育等基础性领域中去，压缩楼堂馆舍的建筑项目，压缩那些“面子工程”、“政绩工程”。
第三，有选择的引进利用外资，引进利用外资的重点放在管理、技术、信息等方面；降低外资的依存度，为民族产业多留一些发展空间。
第四，国有企业投资应减少盲目性，减少短期行为。在出资人不到位的情况下，要强化国有企业投资的项目论证和审批。
最后，民营企业也要反思，也要克服投资的盲目性。
黄孟复强调，民营企业有投资积极性是好的。但是，民营企业家必须注意防范投资风险，减少那种不顾自身条件盲目搞多元化、跨行业投资的冲动行为。必须意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总是在与市场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交替发挥作用。因此，民营企业需要提高应变能力，主动适应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保育钧：家庭企业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探讨家族式企业持续发展的问题之前，全国民(私)营经济联合会会长保育钧先向记者表明：根据一项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民营企业家的平均年龄是41岁，绝大多数民营企业还未真正到需要考虑接班人问题的时候。
保育钧说，目前大概5％的民营企业家已经到了50岁以上；更有少数原来由乡镇企业转制过来的老企业家，例如万向集团的鲁冠球，安泰集团的李安民等超过了60岁。这些家族企业大多很好地完成了过渡，都由自己的子女逐步接替了企业的经营管理；而过渡不成功的企业，大多是由于当初创业的合伙人之间的矛盾造成
保育钧认为，像这样不成功的企业就需要真正引入现代企业制度，通过董事会的形式来进行管理。家族企业的最大优势在于产权明晰，不像国企那样产权混乱而造成谁都有权利处置而谁都不会去承担责任。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家族企业的最大弊端在于制度不健全。所以家族企业未来发展的完美模式就是建立起完善的现代管理制度，引入董事会制度，一些大的决策必须交由董事会决定；董事会聘请总经理，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然后企业也相应地建立监事会、工会等等。如果这种制度健全起来，企业老板真正做的就只有两件事，一是制定企业发展目标，二是确定盈利指标。
说到这里，保育钧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台湾的《中国时报》集团也是家族企业，但它就采用的是董事会制度。老爷子余继中已经80多岁了，他的儿子女儿以及总编辑、发行主管等等都是董事会成员，都享有不同的股权。集团真正做决定的是余继中本人，但他的决定都是在听取董事会意见的基础上所做。
保育钧表示，我们现在要做的首先是积极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毕竟现代企业制度是经过国外市场经济多年的实践不断完善的，它产权明晰、管理科学、权责明确，要比家族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模式都先进。
其次，就是建立健全我国职业经理人制度。职业经理人是现代企业制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我们现在的家族企业却不敢轻易使用职业经理人，原因有两个：第一是怕职业经理人不忠于企业，所以不愿意将自己的企业放心交付；第二就是好的职业经理人队伍奇缺，目前的一些职业经理人都把自己能力估计得太高，并且缺乏良好的职业操守。
有很多职业经理人掌握企业的秘密之后自己出去另起炉灶。大连的成吉思汗集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几个合伙人努力做起来的企业，结果交给职业经理人后很快就垮了。所以尹明善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不请职业经理人可能会慢慢地死去，请了不好的职业经理人就会很快死去。
保育钧最后表示，家族管理模式在目前的环境下虽然不是效率最高的，但却是最可靠的，因为它能做到产权明晰、权责明确。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吸引外面的能人进来之前，别人不能替民营企业出主意。
保育钧开玩笑说，我们现在的民营企业就像一个即将转变为青蛙的蝌蚪，正在处于转型期，虽然已经长出了四条小腿，但同时尾巴还没有消退，需要一定时间的等待去改变。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也是一样，需要一个逐渐完善、水到渠成的过程，是不能一蹴而就的；不是谁可以恩赐的，更不是能通过行政手段强迫建立的，而是需要民营企业根据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不断摸索、选择的。
吴敬琏：目前利率太低，但未必会用加息手段解决
在近日举行的2004国发经齐形势报告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指出，通货膨胀面临三个新的压力。不过，尽管面临通胀压力，目前利率也较低，但却不一定非得加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宏观调控已经初见成效。农业地位得到增强，农民今年的增收速度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快的。此外，前三季度的投资、贷款、货币供应增速都放缓。尽管当前的突出矛盾趋于缓解，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谢伏瞻指出，通货膨胀面临三个新的压力：
首先是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引发成本推动型通胀的压力增大。1～10月份，生产价格指数上涨了5．8％，表明需求仍然旺盛。谢伏瞻估计，今年年底的在建工程规模将达到20万亿元；尤其是土地审批解禁后，新项目上马可能加速。其次，包括交通、水电气等服务性价格存在上调压力。前期由于CPI(消费者价格指数)较高，政府采取行政手段控制，这部分价格的上涨压力未得到释放。随着CPI回落，上调压力将再次显现。最后，与房地产相关的价格仍呈涨势，比如租金等。今年1～10月份，房价的涨幅超过10％，而加息后房价下调的情况也没有出现。此外，由于实行土地控制，也对房价构成支撑。
通胀面临压力，是否会导致再度加息?吴敬琏表示，从当前的趋势看，目前的利率太低。但用什么方式调整并不确定，不一定必须马上就用加息的手段。本次加息后，贷款的上限放开，而不像原来由中央银行直接规定，贷款利率在市场化上走了一大 步。房产贷款利率由商业银行决定，而不是根据央行的规定。由于利率形成机制有了很大的改变，因此不需要只盯着央行。
邱晓华：宏观调控只会加大不会削弱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近日表示，宏观调控只会加大不会削弱，只是在重点、手段和力度上会有所不同。目前宏观调控虽然取得了成果，但这个成绩还只是阶段性的，所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的基础还不够稳定，宏观调控的要求还需要继续完善和加强。
邱晓华认为，宏观调控所要解决的问题基础还不够稳定，首先表现在农业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基础还不稳定。其次，投资虽然得到初步的控制，但是投资反弹的危险性依然还存在：一方面，在建规模过长的局面还没有完全改善，在建规模的投资增长率依然在30％以上，速度依然很高；与此同时，各个方面上项目争投资的热情依然较高，在等待土地信贷的放松，所以对投资的形势依然不能盲目乐观。此外，煤电油紧张的矛盾还没有完全缓解，虽然电力得到了一定的好转，但是油炭等还没有很好地缓解。能源动力等1至10月份有两位数的增长，其中10月份当月就达到13．4％，这样持续数月的高增长高涨幅，对一些企业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成本压力，对此不能掉以轻心。所以宏观调控任务很繁重，宏观调控要求继续完善和加强。
“今年的宏观调控和以往有所不同的是，是政府一次主动的调控、一次机构性的调控，不完全是总量性的调控；是一次‘点刹车’而不是‘急刹车’的调控，在政策力度把握上是一次渐进的过程，使企业各个方面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避免由于调控而带来不应有的损失。这次调控还运用了多种手段，更多地运用经济和法律的办法，体现了市场的特点。实现这种多种手段并举的办法，在中国的现阶段还是好的。”邱晓华说。
他表示，宏观调控只会加大不会削弱，只是在重点、手段和力度上会有所不同。宏观调控是和市场机制一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机组成部分，不可或缺。那种认为宏观调控可有可无的宏观调控阶段性的认识，是不全面的。另外，宏观调控并不是所谓的“紧缩政策”，宏观调控具有双重性，既有紧缩的一面，也有扩张的一面，是一个松紧结合松紧适度的政策体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社会投资继续增长，由刺激经济增长转到保持经济适度增长，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方面作了一些适当的调整。因此，要打消宏观调控成果已经可以大功告成、不用继续的认识。
邱晓华认为，随着宏观调控阶段性取得的成就，下一段的宏观调控将更加科学、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此次宏观调控带来的启示就是一定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一定要注意政策的区别对待。只要再做到这一点，就一定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的较快的发展。
张维迎：解析诚信敌友论
要做强一个大企业，建立良好的信任合作关系至关重要。而在合作中，如何判断敌友?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四届年会上道出了他所研究的诚信敌友论。
“如果我们中国未来没有一个很好的外部环境，企业之间互不信任，我们要做强、做自己的大企业是不可能的!”张维迎认为，大企业要做好供应链商业关系的整合，首先应有效管理企业自身，使公司内部的管理结构、治理方式让合作企业放心。其次，要把过去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的简单买卖关系变成真正平等互惠的合作关系。一个大企业与为其提供原材料、零部件企业的合作关系应该是长效、稳定的。国外个别发电厂与供煤企业的合同长达50年，全世界80％以上的原材料进口都是靠长期的合同供应。
张维迎说，大企业与供应商之间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有赖于外部环境的改善，特别是法律和社会规范的建设。做强企业的过程就是一个叠罗汉的过程，依靠的就是诚信。也许在下面的人长得很壮实，踩10个人都没问题，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被踩。这就需要法律对市场进行规范。如果法律对市场的合约没有有效保护，双方签了长期合同，供货方禁不住短期诱惑，把材料卖给出价更高的人，那你这个企业就做不大。反之，如果大企业利用市场因素违反合同，强制压低供货方价格，就会失去原材料或提供零部件企业的信任而失去市场。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维持正常的商业关系、供应关系，更多依靠的是自发的社会规范而不是法律。”张维迎说，因为互相信赖，企业才‘把定单交给对方；而不是我把定单交给你，只是为了完不成定单而把对方告上法庭。为此，一定要谨慎地选择合作对象，建立信任关系。而建立诚信关系就要牢记这样一个法则，即：“朋友的朋友是朋友，朋友的敌人是敌人，敌人的朋友是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