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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极富人情味的国家,“过年”之所以被中国人视为第一节日,恐怕更多的意义还在于人们喜欢那种享受温馨、相互拜望的气氛吧。在我的童年印象中,老家川东北的年是从腊月开始的。因为时序进入腊月,家家户户就忙碌开了,清扫房屋内外,整饬沟渠。除夕临近,杀猪宰羊,制作魔芋、米糕等,村子里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
除夕一早,男人们都要忙着准备柴禾,用炭火将猪头上未尽浅毛打理干净。女主人则忙着为午餐做准备,猪头、猪尾巴和鱼等都是不可或缺的桌上菜,所谓有头有尾,年年有余。晌午时分,一家人则要在长辈的带领下,先拿上鞭炮、纸钱、上好的酒和刀头(祭祀用的猪肉),到祖上的坟前去上坟。点上香蜡,烧上纸钱,燃放鞭炮,然后所有的儿孙们都在坟前依次跪下,三磕头。上坟完毕,一家老小才能围坐在一起慢慢享用大年三十这顿丰盛的午餐。
除夕夜被称为“守岁”,多数家里喜欢用山上挖回的树疙瘩烤火,一家人围坐在火塘边,摆着龙门阵,或者聊聊东家长西家短,倒也幸福无边。据说,这一夜晚睡就是为了防止夜间做一些不吉利的梦,睡觉时间短了,自然梦就少了,也少却了不必要的烦恼。等到零点钟声敲响的时候,家家都会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大红鞭炮,用鞭炮声辞旧迎新,一束束划破夜空的焰火,将整个夜空点缀得分外绚烂多姿,远近的鞭炮声,在空中遥相呼应,足足要持续近一个小时。
小时候最盼望过年,因为过年可以有许多平时吃不到的好东西,还可以穿新衣服,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等着父母给压岁钱,那时几块钱的压岁钱会让我开心好久。记忆中的“年味儿”很让人留恋,即便是再不拘礼节的人到了那一天,也必定要穿戴整齐,挨家挨户去道贺请安,相互鞠躬作揖。即便再远的亲朋,也必定要在元宵节之前赶来团聚。孩童追逐嬉戏,燃放鞭炮;大人把盏推杯,闲话桑麻;红烛高照,对联辉映;户户但听妇孺笑,家家扶得醉人归,连空气中都洋溢着喜庆与祥和……
如今过年就好像二十四节气中普通的一个节气,味道越来越淡了。不光大人们感觉无味,孩子们也感觉无聊,春节拜年见面问个好,有的只是象征性的鞠个躬算是拜年了,随着远走他乡更难看到真诚的拜年场面了。“拜年”的方式要么简化为手机上一条群发的短信,要么物化为具体金额的红包。要想听到一声纯粹的、不包含任何利益诉求、只表示人类友爱与祝福的“恭贺新禧”,已经越来越难得,越来越稀罕。即便好不容易聚在一起的亲朋好友,没说上三两句话,恐怕也是急急上了牌桌。与平时比起来,只不过是改变了一下麻将扑克的玩伴而已。
要说过年的意义,也许仅存于打工仔打工妹回家见到父母的时刻,因为惟有过年才能给他们一次离开机器和工地,靠近母爱和温情的机会,让他们从遥远的电话那头回到父母的膝下。尽管这一过程中他们不得不忍受数百上千公里的辗转、车站的拥挤与嘈杂、超载的危险与惊恐,还有高得离谱的黑价票和附加费。然而,他们归家的心情从来不会因为这些而改变,每到过年的时候,他们依然大包小包地涌向车站和码头,不畏旅途的艰辛,像候鸟一样回迁,回到自己的家乡,与亲人们团聚。
当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心情多少有些伤感。因为,记忆中“年味”浓郁的过年,正成为愈行愈远的一道风景,像传说一样遥远而古旧。特别是每次看到电视、报纸上专家和官员出来建议民工“春运分流”的时候,我总是不能平静。我觉得给交通增加压力的“固执”民工,事实上正是在承载我们这个民族最为质朴的温情表达,维系着我们这个节日最后的“年味”的群体!
除夕一早,男人们都要忙着准备柴禾,用炭火将猪头上未尽浅毛打理干净。女主人则忙着为午餐做准备,猪头、猪尾巴和鱼等都是不可或缺的桌上菜,所谓有头有尾,年年有余。晌午时分,一家人则要在长辈的带领下,先拿上鞭炮、纸钱、上好的酒和刀头(祭祀用的猪肉),到祖上的坟前去上坟。点上香蜡,烧上纸钱,燃放鞭炮,然后所有的儿孙们都在坟前依次跪下,三磕头。上坟完毕,一家老小才能围坐在一起慢慢享用大年三十这顿丰盛的午餐。
除夕夜被称为“守岁”,多数家里喜欢用山上挖回的树疙瘩烤火,一家人围坐在火塘边,摆着龙门阵,或者聊聊东家长西家短,倒也幸福无边。据说,这一夜晚睡就是为了防止夜间做一些不吉利的梦,睡觉时间短了,自然梦就少了,也少却了不必要的烦恼。等到零点钟声敲响的时候,家家都会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大红鞭炮,用鞭炮声辞旧迎新,一束束划破夜空的焰火,将整个夜空点缀得分外绚烂多姿,远近的鞭炮声,在空中遥相呼应,足足要持续近一个小时。
小时候最盼望过年,因为过年可以有许多平时吃不到的好东西,还可以穿新衣服,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等着父母给压岁钱,那时几块钱的压岁钱会让我开心好久。记忆中的“年味儿”很让人留恋,即便是再不拘礼节的人到了那一天,也必定要穿戴整齐,挨家挨户去道贺请安,相互鞠躬作揖。即便再远的亲朋,也必定要在元宵节之前赶来团聚。孩童追逐嬉戏,燃放鞭炮;大人把盏推杯,闲话桑麻;红烛高照,对联辉映;户户但听妇孺笑,家家扶得醉人归,连空气中都洋溢着喜庆与祥和……
如今过年就好像二十四节气中普通的一个节气,味道越来越淡了。不光大人们感觉无味,孩子们也感觉无聊,春节拜年见面问个好,有的只是象征性的鞠个躬算是拜年了,随着远走他乡更难看到真诚的拜年场面了。“拜年”的方式要么简化为手机上一条群发的短信,要么物化为具体金额的红包。要想听到一声纯粹的、不包含任何利益诉求、只表示人类友爱与祝福的“恭贺新禧”,已经越来越难得,越来越稀罕。即便好不容易聚在一起的亲朋好友,没说上三两句话,恐怕也是急急上了牌桌。与平时比起来,只不过是改变了一下麻将扑克的玩伴而已。
要说过年的意义,也许仅存于打工仔打工妹回家见到父母的时刻,因为惟有过年才能给他们一次离开机器和工地,靠近母爱和温情的机会,让他们从遥远的电话那头回到父母的膝下。尽管这一过程中他们不得不忍受数百上千公里的辗转、车站的拥挤与嘈杂、超载的危险与惊恐,还有高得离谱的黑价票和附加费。然而,他们归家的心情从来不会因为这些而改变,每到过年的时候,他们依然大包小包地涌向车站和码头,不畏旅途的艰辛,像候鸟一样回迁,回到自己的家乡,与亲人们团聚。
当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心情多少有些伤感。因为,记忆中“年味”浓郁的过年,正成为愈行愈远的一道风景,像传说一样遥远而古旧。特别是每次看到电视、报纸上专家和官员出来建议民工“春运分流”的时候,我总是不能平静。我觉得给交通增加压力的“固执”民工,事实上正是在承载我们这个民族最为质朴的温情表达,维系着我们这个节日最后的“年味”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