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仪三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努力促成平遥、 周庄、丽江等众多古城古镇的保护,在首批“全国十大历史文化名镇”中,周庄、同里、乌镇等五个镇的保护规划出自阮仪三之手,享有“古城卫士”、“古城保护神”等美誉。
　　
　　南都周刊:上海的城市文化和石库门这种建筑形式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阮仪三:石库门的居住形态不仅形成了邻里相间的居住氛围,而且还形成了一种人员四方杂处的社会形态。过去我们说上海工厂三大件: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很多就产在石库门中的弄堂工厂,这样石库门的就业问题也全部解决了。没有了工业和生活的分割,也就没有了交通问题。这也产生了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和现代气味的海派文化。
　　南都周刊:现在石库门的状况又如何?
　　阮仪三:我们刚做了一个调查,现在那里上海地区老居民的比例极少,只有百分之几吧,大部分都是外来户,因为条件太差。我本来也住石库门,原来是一家人一套房子,现在七家人家进去了,我就没法住了。
　　这个房子原来是我们的,但不是说产权是我们的,当时叫“顶下来”,也就是出一大笔钱,把这个房子顶下来用多少年,到时候再把房子还给你,把钱拿回来,当然房租另付。顶价很贵,相当于一两黄金的价钱。在解放前,这种方式很常见,1950年代,政府把这些房子全部没收了,再加上我们兄弟姐妹都到北京读书去了,这房子就没有多少人了。
　　南都周刊:所以就安排了另外七户人家住进来?
　　阮仪三:因为当时的政策是你不能占那么多房嘛。现在7家都成为房子的主人了。但是这个7家未必对房子都有感情。所以到了要拆的时候,很多人其实是乐意的,可以拿一大笔钱。现在住石库门的人90%以上都是外来户,他没有自己的产权,对于老房子没有归属感,这也是石库门保护的一个难题。
　　南都周刊:现在,政府对石库门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阮仪三:政府似乎有个倾向,认为城市改造就是造新房子,老房子没有多少价值,对于城市旧区的保护,政府大都用房地产的运作手法,把那块地给腾出来。政府的观念里是地有价值,房子和人成了累赘,成了要解决的矛盾。所以,这个房子永远保护不下来。并不仅仅是上海,很多地方都这样。
　　南都周刊:现在已经有了一些保护成功的案例和模式。
　　阮仪三:没错,模式是有很多,媒体说得比较多,一个是新天地模式,一个是建业里模式,还有一个是步高里模式。但这三个都是错误的模式。
　　南都周刊:新天地的商业化模式一直是上海正面宣传的典型,世博会上海馆的主题就叫“永远的新天地”。
　　阮仪三:新天地怎么可以永远呢?它就是假古董啊!把房子全部拆掉后按照石库门的形式重建,但把内在的东西抽掉了。本来是人居住的地方,现在却变成一个高消费的场所。这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你把他说成一个典范,就错了。不过新天地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好处,就是让人发现石库门有很强大的艺术改造力。
　　南都周刊:田子坊那种由创意产业带头的,自发式的改造有什么看法?
　　阮仪三: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对于当地的工厂和居民来说,就有租金收入了,进去的时候是5毛钱一平方米,现在涨到5块了。不过田子坊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缺少政策的引导。现在田子坊那块地其实已经出让了,这个地最后会变成房地产运作。我觉得田子坊这种模式只是一种过渡的模式,至少是一种很好的探索方向吧。
　　南都周刊:是什么东西驱使你这些年来一直去做古建筑保护工作?
　　阮仪三:你看看现在的这些房子,很好,但是中国味道呢?天井呢?老房子都有天井的,天井是中国很传统的天地观念。我把房子围起来,保暖、通风、采光、同时安全。但是我不能跟天地相连接,上要通天下要通地,这是中国人很重要的观念。美国人说住宅是居住的机器,因此它的内容都是按功能来分的:居室、卧室、厕所、厨房、电梯。但中国人对居住的理解是合家团聚的场所,它完全是由一种礼仪传统、家人团聚的需求形成的格局。完全不是居住的机器,是一个人生活和得以完成家族形态的基础。
　　我们现在的住宅是把外来的东西拿过来用了,反而没有了我们自己的东西。中国现在保护的都是特例,包括碉楼、土楼,但是四合院呢?石库门呢?江南的厅堂式住宅呢?都没有。它们很可能都会在这场大变革中消亡。
　　南都周刊:你还在计划让石库门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吗?
　　阮仪三:对,我其实是想把中国民居这一块,整个打包成一个大类。一个一个的打,老是会冒出问题。我希望每个人都来努力,很好地认识我们历史文化,中国的文化精粹是完全独立于世界文化的东西,我们应该很好地珍重它。现在能自我安慰的一点就是我保了一点东西。而且我是认真的、原汁原味地保了一点东西。我不希望我们看到的都是新天地,新天地可以有,但是你得先有原汁原味的东西,然后才有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