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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书店里总有那么一个架子年复一年成套摆放着经典名著。这些经典套书从第一次印刷到现在，已经数不清被多少家出版社再版了多少次。如果留心就会发现，同样是《巴黎圣母院》，各种版本之间的内容区别微乎其微，但封面却大相径庭。有时候即使是同一家出版社，同一本书，也会有好几个版本。
而让这些早在十几年前甚至几个世纪前写就的经典得以经久不衰的，除了作品本身的价值，就是这层不断翻新的外衣：封面。
在位于北京呼家楼嘉里中心的企鹅出版社办公室里，最吸引人目光的就是那套总共1400册的Classic系列丛书。从1946年该系列推出第一本《奥德赛》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经典名著每年仍然在贡献着稳定的销量。
如回顾一下过去几十年时间里这套书的封面，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充满时代感的艺术史。早期，这套书的封面严格遵循着一定的模板。而到了充满嬉皮士的躁动和激情的1960年代，Classic系列的封面也完全变成了一张涂鸦海报。除了Logo，传统的印记完全消失。而每当推出了新的版式—无论是一种新的封面构成法、一种新字体或者只是换了一种内页的设计—整个系列的书都会逐渐翻新，直至成套达到统一。
除了Classic系列，企鹅还制作了开本大小不同的其他套书，有的甚至小到可以方便装进口袋随时阅读。在同一个时段，企鹅可能会为同一本书做七八个不同的封面设计，以求满足不同读者群的喜好。
“一本经典的书不可能只有一个封面。因为读者的审美不停地在变，而且对一本书内容的解读也在变，会有新的译本，新的导读，因此你必须一直更新，让人感兴趣。”企鹅出版社北京分公司董事总经理周海伦（Jo Lusby）告诉《第一财经周刊》。
如果把图书视作一种产品，那么封面就好像是外包装，是书籍同消费者之间的接触点。在书店高高的木制书架上，对于这些内容大同小异的经典套书来说，封面的作用尤其关键。
“一般来说，经典名著都有很多种同样的文本在售。这时候，就需要你的封面打动人心，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去维护你的品牌。当然，最好能多出几个版本，让每个个体都能选择自己心仪的封面设计。”牛津大学出版社高级责任编辑Judith Luna说。
就国内的情况而言，每年都有25万至27万种新书上市，要脱颖而出并不容易。而由于经典套书的内容往往过了版权期，成本较低，又能保证一定的销量，因此许多出版社都盯上了这块生意。据译林出版社副总编辑袁楠估计，国内大概有500多家大大小小的出版社都在盯着这个市场。“一本新书一般上市两年之后就要更新，否则书店都会认为你卖不动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美编室主任刘静说。
因此，经典套书必须通过不断更新封面来给人以新鲜感。一个经典案例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部作品自1949年第一次出版后就不断再版，因此拥有过无数版本的封面设计。在冷战时期，企鹅为它设计的封面是一只巨大的眼睛。而后来的版本则把封面图案换成了横向排布的下水道。“这从视觉上消除了时代感。虽然同样是老大哥，但没必要反复去表现同一种事情。”联合事务设计工作室创始人、平面设计师卢涛说。前不久，他刚刚在北京策划了一场“企鹅图书设计艺术亚洲巡展”。
早在77年前，企鹅的创始人Allen Lane就是依靠独特的封面设计卖出了第一本书。1934年，Lane在拜访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归途中，由于在火车站找不到合适的阅读物，因此决定创立自己的出版社，做那种在任何地方都能贩卖、廉价同时质量相对较高的大众图书。
在1930年代的欧洲，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当时大部分图书基本都是装帧精美、装饰繁复、价格昂贵的精装书。而廉价读物大都粗制滥造。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做质量上乘的平装书，而且还是成套做。
“我坚信我们的国家是建立在这样一群人身上：他们热爱广泛阅读好书，并且愿意为此赌上一切，”Lane在自传里这样说道，“如果我的努力能让那些只能借书的人成为书本的拥有者，那也算是为知识的普及做了一点小小的贡献。”
次年，他成立了企鹅出版社，聘请了Edward Young作为设计师，设计并出版了一套十本的“企鹅丛书”。这十本书从内容来看并不新鲜，有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斯泰尔斯庄园奇案》，也有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但封面设计却大胆新颖。
十本书都有着类似的格式：亮眼的橙色衬着醒目的黑色特粗体标题，从上到下简洁地分成三段：出版社名、书名和作者名以及最下方的企鹅标志。为了这个标志Young几乎把动物园里企鹅的每个姿势都画了一遍才最终选定。
靠着低成本的纸质设计，Lane把这套书的价格定到每本只卖6便士，相当于当时一盒烟的价钱。因此，“企鹅丛书”一面世就引发了热烈的反响，在半年的时间内就卖了100万册。连乔治·奥威尔都忍不住称赞：“企鹅的这套6便士丛书实在太好了，我怀疑如果其他出版商提前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会联合起来抵制它。”果然，此后许多出版社争相效仿，也做起了面向大众的平装书生意。
企鹅并非平装书的发明者，但却是最早将平装本进行商业化运作，并发掘出一块大众阅读市场的人。因此，Edward Young设计的这个现在看来毫不起眼的橙色封皮，被出版界誉为“纸皮书革命”。就在今年英国邮政署发行的英国十大经典设计纪念邮票中，有一张就是这个橙色封皮。
企鹅是第一个把封面当作一个品牌来操作的出版社，也是第一个为套书封面设计制订规范的公司。Edward Young不仅贡献了一个橙色纸皮封面，还为企鹅设立了一套操作规范，包括平装书的色彩识别系统：小说类为橙色，自传类为深蓝色，悬疑类为绿色，戏剧类为红色，旅游类为鲜红色，杂集类为黄色。至今，许多出版社仍然用色彩来作为类别的区分。另外，他的三段式水平分割范式也成了套书设计的经典模板之一。
与单本设计不同，套书设计尤其需要制订规范，不光是为了成套的统一感。“当设计系列书籍的时候，你需要确定那些固定的元素，并要时刻记住这些元素必须可应用于这个系列的每一个文本。”Luna说。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能降低成本：每一次再版只需重新设计封面图样，其他只要做些微调。而一套书当中只要第一本确定了，后面几乎都能套用模板，保证新书尽快上市。
对于出版社来说，模板并不是缺乏创造力的象征。一套经过时间考验的封面设计规范能帮助出版社在顾客中形成一套视觉识别系统。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继Edward Young之后，企鹅的历任设计师都对封面设计进行了调整，就连Young最初绘制的企鹅标识也都先后经历了六次大的改动。但无论企鹅的封面怎样变化，竟然都能给人一种“这是企鹅的书”的感觉。这可不仅仅是因为每本书上都会出现的那个企鹅标志。
据卢涛介绍，虽然企鹅的封面设计这么多年来经历了风格上的多次改变，但其内芯却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字体、留白只是在1950年代设定好的标准上进行微调，可能就是多了‘某年某月重新印刷’的字样。毕竟经过几十年验证下来的东西是最舒服的。”卢涛说。
字体、留白和字号是关乎阅读体验最根本的三项设计。上海译文出版社美编室主任吴建兴介绍，这三项指标决定了一本书是否易读、易懂、易被记忆。
刘静习惯把这个称为“字感”。这比设计出一个漂亮的封面要难得多，需要设计师对于视觉心理甚至是错觉艺术的知识，还需要不断试验修正。
刘静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书籍艺术系85届学生，他是中国第一批受过专业书籍设计训练的设计师。他还记得当年在学校所有人都受过一种叫做“一字毯”的基本训练，“把一整页横一百个字竖一百个字放在一起排满，然后保持灰度均匀。笔画少的相应得增加一点灰度、加粗，笔画多的相应地减少，这是一种基本的练习。”刘静告诉《第一财经周刊》。正文的灰度通常要保持在50%，一旦超过会造成视觉疲劳。
而即使是受过专业的训练，刘静每次遇到新的设计还是要反复试验。这些细节的复杂程度远超一般人的想像。即便是经典书目常用的宋体，也有仿宋、中宋等十几种区别。选定了字体后，下一步行距、间距可能又有两三种选择……刘静每次面对新的设计，前前后后大概要尝试近十份样本才能最终敲定。他很推崇这些隐而不见的设计，斧凿之痕并不明显，但却能让人实实在在地感到视觉的愉悦。
而周海伦觉得，即使有了十几种宋体仍然不够。“在国外，字体选择特别特别多，中国明明是一个有书法传统的国家，但是好的字体却不够多。我总想改，但无奈没办法。”周海伦说。
企鹅从很早开始就意识到这些细节的重要性。早在1940年代，Allen Lane特地从德国请来当时最优秀的图书设计师Jan Tschichold为企鹅制订一系列标准和规范。最终，从封面模板到印刷厂每一种字体的运用，Tschichold都事无巨细地写入了那本著名的《企鹅设计构成法则》里。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验证，企鹅的这一套模板已经成了视觉识别体系的一部分。读者可能并不会意识到这是精心设计的结果，但翻开书页，你就知道这是企鹅的 书。
“我们几乎是用和苹果和耐克那样研发新产品的模式来设计我们的封面。”周海伦说。类似耐克的限量版运动鞋，在周年庆这样的特殊时刻，企鹅会邀请明星设计师来为纪念版系列设计封面。
2005年，企鹅为了纪念成立70周年，发行了一套70本的“袋装企鹅”（Pocket Penguins）系列。书的内容由企鹅挑选，有关于《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评论，也有英国偶像名厨杰米·奥利弗（Jamie Oliver）的菜谱，涵盖了企鹅70年出版的各个方面；而设计者里有给披头士设计唱片封面的Peter Blake爵士、时装设计师Orla Kiely、雕塑家Antony Gormley……这70位知名设计师每人以70英镑的设计费在7天内完成封面设计，每本书定价1.5英镑。当这70本书整齐地装在大盒子里，书脊的渐变颜色看起来有如一道彩虹。虽然这套书的内容没有丝毫变化，但是因为设计师的再创造，让人有种想买回家收藏的冲动。最重要的是，这70本书加起来只要100英镑左右，不如其他收藏品那么高不可攀。
“书的封面是我们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广告，同时也是一本书自己的广告。”周海伦说，“应该像一件艺术品那样摆放在书架上。”
这种“让封面可以被裱起来挂在墙上”的理念，让企鹅同许多知名的优秀设计师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并鼓励他们做超越商业以外的艺术探索，一来巩固自己在封面设计上的先锋地位，同时也能对抗电子书带来的冲击。
“复古女王”Coralie Bickford-Smith就是其中之一。这位英国的企鹅资深设计师似乎就是为了封面设计而生的。她患有先天性的读写障碍，必须学习如何用绘画交流。她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就是2009年的企鹅布面书经典系列（Clothbound Classics）。
这套书一改企鹅擅长的平装本简洁设计，使用布来做封面的底本，并在其上运用特殊的烫印技术来塑造花纹，用金属箔片压制。这让这套书的封面变得异常精美华丽。每本书颜色、图案不同，但是由于布的质感和相同的烫印手法，看起来依然成体系。
但精致的同时，成本也高得吓人。以国内的情况来看，最便宜的布料也要20块钱一米，最好的特种纸也就十来块钱一张。而且布面书的制作工艺相当复杂，许多环节需要手工操作，为了达到最佳效果，金属箔片还需要反复压制。
这套书目前出了29本，未来还有10本左右构成整个系列，定价在15英镑左右。对读者来说，如果想多买几本，也可以被列入“奢侈品”之列了。而对出版社而言，这样“艺术化”的日常读物实在成本太高，收益有限。
布面书的出现让人们有点意外，毕竟和企鹅长期以来的平民化形象迥异。“出版工业从未像现在这样多元化，竞争也前所未有得激烈。曾经，同样的三段式模板就能涵盖我们所有的封面，可目前我们面对的情况远远复杂于以前。”Bickford-Smith曾经在接受卢涛采访时这样解释道。
电子阅读时代对纸质书的质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被称为“爱书人的圣经”的《查令十字街84号》里，嗜书如命的女主角Helen曾这样写道，“书籍，确实是人类所拥有的最好的记忆存留形式，记忆从此可置放于我们的身体之外，不随我们的肉身朽坏。” 她尤其爱那些写满了笔记的旧书。“爱极了那种与心有灵犀的前人冥冥共读，时而戚戚于胸、时而被耳提面命的感觉。”
如今的社交网络让人们再也不用在旧书堆里寻找共鸣了。而当纸张不再扮演保存和传递信息的主要载体，它的工具性则被减弱，开始追求工艺上的美感和材料的创新。封面设计也同样越来越成为一种艺术化的表达方式。“这其实是图书装订黄金时代的回归。从维多利亚时代开始，书籍会被很好地保存，并一代一代传递下去，”Bickford-Smith在接受Elephant杂志采访时说，“而今天，面对电子书的冲击，是时候反击一下，用漂亮的设计唤起阅读一本放在书架上的书的欲望，并让人以收藏它为傲。”
企鹅的“布面书”在国内也有知音。200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小开本、硬封精装的“译文经典”系列，封面主图是一组像窗帘布一样的花布图案，但采用的是纸质，由张志全设计，颜色艳丽，在书店的架子上一字排开十分霸气，吸引了很多读者。起初只是少量发行，之后上海译文就不断增加种类，加快推出频率，到目前已出了近50种。
2012年，企鹅也推出了以质感近似布的纸制作的企鹅图书馆系列（Penguin Library），依然由Bickford-Smith操刀。这一套平装书采用了类似花纹的设计，售价都在10英镑以下，也轻便易带。按计划，这套书在最终要出到100本。
这些纹饰精美、工艺复杂的套书封面要在电子阅读时代承担起吸引人们忍不住要把它们收藏在书架上的重任。但Bickford-Smith相信，人们对有质感的、优美的图书的需求将一直持续下去。
而让这些早在十几年前甚至几个世纪前写就的经典得以经久不衰的，除了作品本身的价值，就是这层不断翻新的外衣：封面。
在位于北京呼家楼嘉里中心的企鹅出版社办公室里，最吸引人目光的就是那套总共1400册的Classic系列丛书。从1946年该系列推出第一本《奥德赛》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经典名著每年仍然在贡献着稳定的销量。
如回顾一下过去几十年时间里这套书的封面，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充满时代感的艺术史。早期，这套书的封面严格遵循着一定的模板。而到了充满嬉皮士的躁动和激情的1960年代，Classic系列的封面也完全变成了一张涂鸦海报。除了Logo，传统的印记完全消失。而每当推出了新的版式—无论是一种新的封面构成法、一种新字体或者只是换了一种内页的设计—整个系列的书都会逐渐翻新，直至成套达到统一。
除了Classic系列，企鹅还制作了开本大小不同的其他套书，有的甚至小到可以方便装进口袋随时阅读。在同一个时段，企鹅可能会为同一本书做七八个不同的封面设计，以求满足不同读者群的喜好。
“一本经典的书不可能只有一个封面。因为读者的审美不停地在变，而且对一本书内容的解读也在变，会有新的译本，新的导读，因此你必须一直更新，让人感兴趣。”企鹅出版社北京分公司董事总经理周海伦（Jo Lusby）告诉《第一财经周刊》。
如果把图书视作一种产品，那么封面就好像是外包装，是书籍同消费者之间的接触点。在书店高高的木制书架上，对于这些内容大同小异的经典套书来说，封面的作用尤其关键。
“一般来说，经典名著都有很多种同样的文本在售。这时候，就需要你的封面打动人心，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去维护你的品牌。当然，最好能多出几个版本，让每个个体都能选择自己心仪的封面设计。”牛津大学出版社高级责任编辑Judith Luna说。
就国内的情况而言，每年都有25万至27万种新书上市，要脱颖而出并不容易。而由于经典套书的内容往往过了版权期，成本较低，又能保证一定的销量，因此许多出版社都盯上了这块生意。据译林出版社副总编辑袁楠估计，国内大概有500多家大大小小的出版社都在盯着这个市场。“一本新书一般上市两年之后就要更新，否则书店都会认为你卖不动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美编室主任刘静说。
因此，经典套书必须通过不断更新封面来给人以新鲜感。一个经典案例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部作品自1949年第一次出版后就不断再版，因此拥有过无数版本的封面设计。在冷战时期，企鹅为它设计的封面是一只巨大的眼睛。而后来的版本则把封面图案换成了横向排布的下水道。“这从视觉上消除了时代感。虽然同样是老大哥，但没必要反复去表现同一种事情。”联合事务设计工作室创始人、平面设计师卢涛说。前不久，他刚刚在北京策划了一场“企鹅图书设计艺术亚洲巡展”。
早在77年前，企鹅的创始人Allen Lane就是依靠独特的封面设计卖出了第一本书。1934年，Lane在拜访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归途中，由于在火车站找不到合适的阅读物，因此决定创立自己的出版社，做那种在任何地方都能贩卖、廉价同时质量相对较高的大众图书。
在1930年代的欧洲，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当时大部分图书基本都是装帧精美、装饰繁复、价格昂贵的精装书。而廉价读物大都粗制滥造。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做质量上乘的平装书，而且还是成套做。
“我坚信我们的国家是建立在这样一群人身上：他们热爱广泛阅读好书，并且愿意为此赌上一切，”Lane在自传里这样说道，“如果我的努力能让那些只能借书的人成为书本的拥有者，那也算是为知识的普及做了一点小小的贡献。”
次年，他成立了企鹅出版社，聘请了Edward Young作为设计师，设计并出版了一套十本的“企鹅丛书”。这十本书从内容来看并不新鲜，有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斯泰尔斯庄园奇案》，也有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但封面设计却大胆新颖。
十本书都有着类似的格式：亮眼的橙色衬着醒目的黑色特粗体标题，从上到下简洁地分成三段：出版社名、书名和作者名以及最下方的企鹅标志。为了这个标志Young几乎把动物园里企鹅的每个姿势都画了一遍才最终选定。
靠着低成本的纸质设计，Lane把这套书的价格定到每本只卖6便士，相当于当时一盒烟的价钱。因此，“企鹅丛书”一面世就引发了热烈的反响，在半年的时间内就卖了100万册。连乔治·奥威尔都忍不住称赞：“企鹅的这套6便士丛书实在太好了，我怀疑如果其他出版商提前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会联合起来抵制它。”果然，此后许多出版社争相效仿，也做起了面向大众的平装书生意。
企鹅并非平装书的发明者，但却是最早将平装本进行商业化运作，并发掘出一块大众阅读市场的人。因此，Edward Young设计的这个现在看来毫不起眼的橙色封皮，被出版界誉为“纸皮书革命”。就在今年英国邮政署发行的英国十大经典设计纪念邮票中，有一张就是这个橙色封皮。
企鹅是第一个把封面当作一个品牌来操作的出版社，也是第一个为套书封面设计制订规范的公司。Edward Young不仅贡献了一个橙色纸皮封面，还为企鹅设立了一套操作规范，包括平装书的色彩识别系统：小说类为橙色，自传类为深蓝色，悬疑类为绿色，戏剧类为红色，旅游类为鲜红色，杂集类为黄色。至今，许多出版社仍然用色彩来作为类别的区分。另外，他的三段式水平分割范式也成了套书设计的经典模板之一。
与单本设计不同，套书设计尤其需要制订规范，不光是为了成套的统一感。“当设计系列书籍的时候，你需要确定那些固定的元素，并要时刻记住这些元素必须可应用于这个系列的每一个文本。”Luna说。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能降低成本：每一次再版只需重新设计封面图样，其他只要做些微调。而一套书当中只要第一本确定了，后面几乎都能套用模板，保证新书尽快上市。
对于出版社来说，模板并不是缺乏创造力的象征。一套经过时间考验的封面设计规范能帮助出版社在顾客中形成一套视觉识别系统。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继Edward Young之后，企鹅的历任设计师都对封面设计进行了调整，就连Young最初绘制的企鹅标识也都先后经历了六次大的改动。但无论企鹅的封面怎样变化，竟然都能给人一种“这是企鹅的书”的感觉。这可不仅仅是因为每本书上都会出现的那个企鹅标志。
据卢涛介绍，虽然企鹅的封面设计这么多年来经历了风格上的多次改变，但其内芯却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字体、留白只是在1950年代设定好的标准上进行微调，可能就是多了‘某年某月重新印刷’的字样。毕竟经过几十年验证下来的东西是最舒服的。”卢涛说。
字体、留白和字号是关乎阅读体验最根本的三项设计。上海译文出版社美编室主任吴建兴介绍，这三项指标决定了一本书是否易读、易懂、易被记忆。
刘静习惯把这个称为“字感”。这比设计出一个漂亮的封面要难得多，需要设计师对于视觉心理甚至是错觉艺术的知识，还需要不断试验修正。
刘静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书籍艺术系85届学生，他是中国第一批受过专业书籍设计训练的设计师。他还记得当年在学校所有人都受过一种叫做“一字毯”的基本训练，“把一整页横一百个字竖一百个字放在一起排满，然后保持灰度均匀。笔画少的相应得增加一点灰度、加粗，笔画多的相应地减少，这是一种基本的练习。”刘静告诉《第一财经周刊》。正文的灰度通常要保持在50%，一旦超过会造成视觉疲劳。
而即使是受过专业的训练，刘静每次遇到新的设计还是要反复试验。这些细节的复杂程度远超一般人的想像。即便是经典书目常用的宋体，也有仿宋、中宋等十几种区别。选定了字体后，下一步行距、间距可能又有两三种选择……刘静每次面对新的设计，前前后后大概要尝试近十份样本才能最终敲定。他很推崇这些隐而不见的设计，斧凿之痕并不明显，但却能让人实实在在地感到视觉的愉悦。
而周海伦觉得，即使有了十几种宋体仍然不够。“在国外，字体选择特别特别多，中国明明是一个有书法传统的国家，但是好的字体却不够多。我总想改，但无奈没办法。”周海伦说。
企鹅从很早开始就意识到这些细节的重要性。早在1940年代，Allen Lane特地从德国请来当时最优秀的图书设计师Jan Tschichold为企鹅制订一系列标准和规范。最终，从封面模板到印刷厂每一种字体的运用，Tschichold都事无巨细地写入了那本著名的《企鹅设计构成法则》里。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验证，企鹅的这一套模板已经成了视觉识别体系的一部分。读者可能并不会意识到这是精心设计的结果，但翻开书页，你就知道这是企鹅的 书。
“我们几乎是用和苹果和耐克那样研发新产品的模式来设计我们的封面。”周海伦说。类似耐克的限量版运动鞋，在周年庆这样的特殊时刻，企鹅会邀请明星设计师来为纪念版系列设计封面。
2005年，企鹅为了纪念成立70周年，发行了一套70本的“袋装企鹅”（Pocket Penguins）系列。书的内容由企鹅挑选，有关于《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评论，也有英国偶像名厨杰米·奥利弗（Jamie Oliver）的菜谱，涵盖了企鹅70年出版的各个方面；而设计者里有给披头士设计唱片封面的Peter Blake爵士、时装设计师Orla Kiely、雕塑家Antony Gormley……这70位知名设计师每人以70英镑的设计费在7天内完成封面设计，每本书定价1.5英镑。当这70本书整齐地装在大盒子里，书脊的渐变颜色看起来有如一道彩虹。虽然这套书的内容没有丝毫变化，但是因为设计师的再创造，让人有种想买回家收藏的冲动。最重要的是，这70本书加起来只要100英镑左右，不如其他收藏品那么高不可攀。
“书的封面是我们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广告，同时也是一本书自己的广告。”周海伦说，“应该像一件艺术品那样摆放在书架上。”
这种“让封面可以被裱起来挂在墙上”的理念，让企鹅同许多知名的优秀设计师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并鼓励他们做超越商业以外的艺术探索，一来巩固自己在封面设计上的先锋地位，同时也能对抗电子书带来的冲击。
“复古女王”Coralie Bickford-Smith就是其中之一。这位英国的企鹅资深设计师似乎就是为了封面设计而生的。她患有先天性的读写障碍，必须学习如何用绘画交流。她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就是2009年的企鹅布面书经典系列（Clothbound Classics）。
这套书一改企鹅擅长的平装本简洁设计，使用布来做封面的底本，并在其上运用特殊的烫印技术来塑造花纹，用金属箔片压制。这让这套书的封面变得异常精美华丽。每本书颜色、图案不同，但是由于布的质感和相同的烫印手法，看起来依然成体系。
但精致的同时，成本也高得吓人。以国内的情况来看，最便宜的布料也要20块钱一米，最好的特种纸也就十来块钱一张。而且布面书的制作工艺相当复杂，许多环节需要手工操作，为了达到最佳效果，金属箔片还需要反复压制。
这套书目前出了29本，未来还有10本左右构成整个系列，定价在15英镑左右。对读者来说，如果想多买几本，也可以被列入“奢侈品”之列了。而对出版社而言，这样“艺术化”的日常读物实在成本太高，收益有限。
布面书的出现让人们有点意外，毕竟和企鹅长期以来的平民化形象迥异。“出版工业从未像现在这样多元化，竞争也前所未有得激烈。曾经，同样的三段式模板就能涵盖我们所有的封面，可目前我们面对的情况远远复杂于以前。”Bickford-Smith曾经在接受卢涛采访时这样解释道。
电子阅读时代对纸质书的质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被称为“爱书人的圣经”的《查令十字街84号》里，嗜书如命的女主角Helen曾这样写道，“书籍，确实是人类所拥有的最好的记忆存留形式，记忆从此可置放于我们的身体之外，不随我们的肉身朽坏。” 她尤其爱那些写满了笔记的旧书。“爱极了那种与心有灵犀的前人冥冥共读，时而戚戚于胸、时而被耳提面命的感觉。”
如今的社交网络让人们再也不用在旧书堆里寻找共鸣了。而当纸张不再扮演保存和传递信息的主要载体，它的工具性则被减弱，开始追求工艺上的美感和材料的创新。封面设计也同样越来越成为一种艺术化的表达方式。“这其实是图书装订黄金时代的回归。从维多利亚时代开始，书籍会被很好地保存，并一代一代传递下去，”Bickford-Smith在接受Elephant杂志采访时说，“而今天，面对电子书的冲击，是时候反击一下，用漂亮的设计唤起阅读一本放在书架上的书的欲望，并让人以收藏它为傲。”
企鹅的“布面书”在国内也有知音。200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小开本、硬封精装的“译文经典”系列，封面主图是一组像窗帘布一样的花布图案，但采用的是纸质，由张志全设计，颜色艳丽，在书店的架子上一字排开十分霸气，吸引了很多读者。起初只是少量发行，之后上海译文就不断增加种类，加快推出频率，到目前已出了近50种。
2012年，企鹅也推出了以质感近似布的纸制作的企鹅图书馆系列（Penguin Library），依然由Bickford-Smith操刀。这一套平装书采用了类似花纹的设计，售价都在10英镑以下，也轻便易带。按计划，这套书在最终要出到100本。
这些纹饰精美、工艺复杂的套书封面要在电子阅读时代承担起吸引人们忍不住要把它们收藏在书架上的重任。但Bickford-Smith相信，人们对有质感的、优美的图书的需求将一直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