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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市设区有利于大杭州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从大杭州角度看，杭州有13个区、县（市）。但是，一直来，杭州城区与西部的富阳、桐庐、建德、淳安、临安等5县（市）之间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根据笔者2012年的研究，在2000年到2010年10年间，杭州主城区与西部五县（市）经济增长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导致杭州城区与五县（市）之间经济差距扩大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主要因素是体制因素，即“行政区经济”的影响。
从区域经济的角度分析，杭州西部5县（市）都属于杭州的“经济区域”。任何一个“经济区域”，都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经济区域的“中心城市”，二是中心城市的“腹地”，也就是该中心城市影响所及的区域范围。“经济区域”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人们经济活动所自然形成的，其区域范围的大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心城市的经济实力。
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生产要素通畅流动的作用下，中心城市与腹地之间呈现出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推动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一方面中心城市吸引、集聚腹地有利于创新的各种要素，实现产业创新，从而使中心的产业不断更新；另一方面，当中心通过创新实现产业更新后，它就把原有的产业向腹地扩散。中心与腹地之间通过这种“集聚、创新——转移、扩散……”的一体化发展，推动整个区域的产业升级与经济的持续增长、一波一波地向前发展。
但是在我国，由于特殊的历史与体制背景，各级行政区的经济功能十分突出。各级政府从本行政区的财政收入、领导人的政绩考核、改善本地区的民生等需要出发，都有着做大自己所在行政区经济的强大动力。在地方政府强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驱使下，地方本位与保护主义盛行，从而使行政区划界线如同一堵看不见的墙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产生刚性约束，跨区域流动严重受阻，区域经济一体化难以实现。从而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现象。“行政区经济”集中表现为企业竞争中渗透着强烈的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区域分割、生产要素的跨行政区流动受阻；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的高度一致性等。
由于我省实现的是“省管县”的财政体制。这一体制虽然促进了各级政府发展本行政区范围内经济的积极性，但是也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行政区经济”的作用，影响了杭州城区与五县（市）之间内在的经济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杭州城区与五县（市）经济的一体化发展。笔者认为，这是导致杭州主城区与西部5县（市）发展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要消除“行政区经济”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消极影响，最根本的途径是政府的职能转变，从“发展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但是，政府职能转变是一个逐步的、长期的过程。从当前来说，行政区划的变动、撤市设区是最为现实的选择。
合理定位、区域分工，
推进城区空间结构的合理化
杭州城区不但是大杭州的经济中心，而且也是浙江省、以及整个长三角南翼的经济中心。为了充分发挥杭州城市的区域经济中心的功能，各个城区就需要在客观认清自身区位优势的基础上，对本城区有一个科学合理的功能定位。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各个城区有效的功能分工，推进城区空间结构的合理化，最终实现杭州城区整体功能的最优化。
撤市设区以后，不论是原来的杭州城区，还是富阳，都需要有一个重新定位本身区域功能的过程。富阳作为杭州西部的城区，除了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接受杭州的产业转移外，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作为杭州城区西部副中心，带动桐庐、淳安、建德以及其它周边县市的区域发展。因此，富阳城区除了强化与杭州主城区的经济联系外，还需要把富阳城区从原来县级市的功能转变为杭州城区西部副中心的功能，并以更加开放、大气的心态，强化与周边县市的经济联系，在做大城市经济规模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对周边县市的“集聚——辐射”功能。
深化体制改革，促进要素流动，
促进大杭州创业环境一体化
合理的区域功能定位，其形成的前提条件是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春江水暖鸭先知”，一个区域适合发展什么产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最有发言权。只有让生产要素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充分流动起来，企业才能根据自身的条件到最适合的区域去发展、去集聚，各区域合理的功能定位才能确定。因此，需要消除各种不利于要素跨区域流动的有关政策，创造杭州各城区一体化的创业环境，促进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各城区之间的自由流动。
当前，明显需要加快改革的是户籍制度。杭州城区的面积扩大后，应该采取更积极的人口流动政策。特别是富阳，为了集聚人气、做大产业，应该降低杭州市外人口入籍富阳的门槛。虽然户籍改革会增加政府公共财政的支出，但是，人口的集聚所形成的消费市场、人力资本增长将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因此，长期来看，户籍改革所带来的收益是大大高于成本的。
（作者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从大杭州角度看，杭州有13个区、县（市）。但是，一直来，杭州城区与西部的富阳、桐庐、建德、淳安、临安等5县（市）之间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根据笔者2012年的研究，在2000年到2010年10年间，杭州主城区与西部五县（市）经济增长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导致杭州城区与五县（市）之间经济差距扩大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主要因素是体制因素，即“行政区经济”的影响。
从区域经济的角度分析，杭州西部5县（市）都属于杭州的“经济区域”。任何一个“经济区域”，都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经济区域的“中心城市”，二是中心城市的“腹地”，也就是该中心城市影响所及的区域范围。“经济区域”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人们经济活动所自然形成的，其区域范围的大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心城市的经济实力。
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生产要素通畅流动的作用下，中心城市与腹地之间呈现出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推动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一方面中心城市吸引、集聚腹地有利于创新的各种要素，实现产业创新，从而使中心的产业不断更新；另一方面，当中心通过创新实现产业更新后，它就把原有的产业向腹地扩散。中心与腹地之间通过这种“集聚、创新——转移、扩散……”的一体化发展，推动整个区域的产业升级与经济的持续增长、一波一波地向前发展。
但是在我国，由于特殊的历史与体制背景，各级行政区的经济功能十分突出。各级政府从本行政区的财政收入、领导人的政绩考核、改善本地区的民生等需要出发，都有着做大自己所在行政区经济的强大动力。在地方政府强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驱使下，地方本位与保护主义盛行，从而使行政区划界线如同一堵看不见的墙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产生刚性约束，跨区域流动严重受阻，区域经济一体化难以实现。从而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现象。“行政区经济”集中表现为企业竞争中渗透着强烈的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区域分割、生产要素的跨行政区流动受阻；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的高度一致性等。
由于我省实现的是“省管县”的财政体制。这一体制虽然促进了各级政府发展本行政区范围内经济的积极性，但是也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行政区经济”的作用，影响了杭州城区与五县（市）之间内在的经济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杭州城区与五县（市）经济的一体化发展。笔者认为，这是导致杭州主城区与西部5县（市）发展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要消除“行政区经济”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消极影响，最根本的途径是政府的职能转变，从“发展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但是，政府职能转变是一个逐步的、长期的过程。从当前来说，行政区划的变动、撤市设区是最为现实的选择。
合理定位、区域分工，
推进城区空间结构的合理化
杭州城区不但是大杭州的经济中心，而且也是浙江省、以及整个长三角南翼的经济中心。为了充分发挥杭州城市的区域经济中心的功能，各个城区就需要在客观认清自身区位优势的基础上，对本城区有一个科学合理的功能定位。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各个城区有效的功能分工，推进城区空间结构的合理化，最终实现杭州城区整体功能的最优化。
撤市设区以后，不论是原来的杭州城区，还是富阳，都需要有一个重新定位本身区域功能的过程。富阳作为杭州西部的城区，除了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接受杭州的产业转移外，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作为杭州城区西部副中心，带动桐庐、淳安、建德以及其它周边县市的区域发展。因此，富阳城区除了强化与杭州主城区的经济联系外，还需要把富阳城区从原来县级市的功能转变为杭州城区西部副中心的功能，并以更加开放、大气的心态，强化与周边县市的经济联系，在做大城市经济规模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对周边县市的“集聚——辐射”功能。
深化体制改革，促进要素流动，
促进大杭州创业环境一体化
合理的区域功能定位，其形成的前提条件是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春江水暖鸭先知”，一个区域适合发展什么产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最有发言权。只有让生产要素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充分流动起来，企业才能根据自身的条件到最适合的区域去发展、去集聚，各区域合理的功能定位才能确定。因此，需要消除各种不利于要素跨区域流动的有关政策，创造杭州各城区一体化的创业环境，促进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各城区之间的自由流动。
当前，明显需要加快改革的是户籍制度。杭州城区的面积扩大后，应该采取更积极的人口流动政策。特别是富阳，为了集聚人气、做大产业，应该降低杭州市外人口入籍富阳的门槛。虽然户籍改革会增加政府公共财政的支出，但是，人口的集聚所形成的消费市场、人力资本增长将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因此，长期来看，户籍改革所带来的收益是大大高于成本的。
（作者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