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城乡二元结构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在经济层面一般是指以社会化大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分户经营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我们长期关注造成城乡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原因和农民贫困的根源，并在政策制定等方面给予了一定的扶持。但是，城乡二元结构不仅局限于经济层面，他同样反应在文化“性格”上的迥异。当前，从整体的文化图景来看，以包容、外向为特征的城市文化与以封闭、传统为特征的乡村文化形成了较为清晰的分野。本文将简要论述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乡村文化特征及其变迁。
　　[关键词]二元结构 文化差异 社会分层 权力与文化
　　中图分类号：D41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42-0278-01
　　一、 文化二元结构的形成
　　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文化的差异必然对生存在文化圈层内部的个体性格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也会形成各式各样、性格不同的文化人格。而在中国，乡村文化的形成是受多方面原因的合力所造成的，最主要的当属传统历史文化，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是根植于封建农业社会的，所以传统文化在仍以农业为根本的现代农业社会中所表现的仍旧是中国传统文化，而这种文化最主要体现的就是传统的儒、道、释的文化观，先秦儒家的理想人格是以“仁”为中心的伦理道德人格，是一种充满仁爱精神的人本主义人格，是一种注重群体利益的群体人格，也是一种强调理性自觉和道德自律的理性主义人格。
　　按照费孝通的观点，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处在一个不断脱离乡土社会并向近现代工业社会蜕变和前行的历史阶段。在这之前，我们的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其实并没有太大差异，但是由于解放后我们长期实行的“城乡分治、以城为主；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援城市”的发展思路，逐渐出现了城乡之间在经济层面的二元结构分化，于是在后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城市快马加鞭奔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物质生活极大改善，而农村却继续保持了旧有的乡土文化氛围。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城市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人们在最低的生活底线问题解决之后，开始追求自身精神层面的富足。
　　二、二元结构下的城乡文化差异
　　城市与乡村文化差异的形成必然会对不同文化圈层中人们的文化性格造成影响，这种影响也必然会体现在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价值观、行为方式、民俗习惯、语言特点等各个方面。中国文化整体上是阿波罗文化，但到了现当代，城市文化的崛起，则更多地表现为浮士德精神，阿波罗文化退居乡土社会。
　　具体表现在，乡村文化控制下的农民倾向于安静保守、不思进取、安于现状、听天由命，在他们看来，一切社会行为都要按照老祖宗留下的“规矩”行事，宁可安于现状，也不能对祖宗不敬，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大都停留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的底端。而现在的城市文化则强调文化的包容性和多样性，因此，和乡村民众比起来，城市中生活的民众更加富有积极进取的精神，他们追求时尚、崇尚个性解放，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品质和生活目标。这一变化正如费孝通所言：“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
　　三、二元结构下的乡村文化变迁
　　文化的二元结构并行不悖的维系着城市和农村生产关系再生产和生产力的延续，但是究其实质来看，这种二元结构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阶段性特征，是一种不均衡发展路径所导致的，也导致了文化发展进路中的一种“失稳”状态。因此，在信息化时代的背景下，城乡之间的信息沟逐渐弥合、媒体建构的现代化景象不断对农民形成拉动、传统农村亲缘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延续发生断裂、农业生产的机械化使得土地吸附人口的能力急剧减弱、农业劳动力的继替引起人们的担忧，在带来这些问题的同时，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传统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和危机，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碰撞和变迁也就在所难免。
　　1、 社会分层状况导致乡村文化的弱态
　　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市民与农民在文化资源的占有、分配是不均衡的。由此我们就涉及到了社会分层的概念。社会分层是指根据不同的社会等级标准（综合的或单一的），把社会成员划分成不同阶层的群体的过程。作为社会学研究社会结构的一个特定角度，社会分层理论在社会学原理中一支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社会大踏步向前迈进的过程中，乡村社会的群体处在社会底层，被甩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后面，我们虽然生活在同一国度，但是由于市民和农村处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在文化接触和文化心理层面，城市和乡村迥然不同。
　　关于社会分层与权力分配的关系，社会语言学家福尔伯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社会阶层的客观存在，表明了一种等级差别的秩序过程，保证了权力精英的发展和存在。这一理论明确了两个基本前提：第一，在主流社会结构中，未被充分代表的群体成员处在边缘地位；第二，在面对“压抑的主流社会结构”时，未被充分代表的群体成员可以凭借特定的传播方式获得某种程度的成功。仅从媒体资源的分配和占有来看，我们就能够很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占总人口少数的城市人拥有着“大众”媒体，而占绝对数量的农村人却远离“大众”媒体。就像有人论述的那样，“当前，媒体的资源配置如频道、频率、版面、人力、物力等等以及工作的着力点、开掘点同国情之间存在着明显错位和倒置现象，绝大多数媒体都把主要对象和市场集中在城市，虽然整个国家远未实现城市化，但媒体却单独地率先城市化了。”
　　2、“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的共同作用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论述，社会制度的变迁主要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诱致性变迁”、另一种是“强制性变迁”，前者侧重于强调社会制度变迁的内生性因素，而后者则测中强调外部力量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和干预。传统乡村社会文化的变迁，既具有“诱致性”的特点，也具有“强制性”的因素。 “诱致性”是指人类和动物界相比，不但有着共同的生理的遗传方式，而且人类还有着特定的区别于动物界的“社会文化遗传”方式，正是这种社会遗传方式，才使得人类能够承接前人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一代一代的“自然”超越；“强制性”则是说，乡村社会文化的变迁是受着“物质”的强制性影响，即社会生产力的演进和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观念形态文化的变革。？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文化的变迁，也来源于其变迁的内在动力。这种内在动力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尽管变迁的速度和规模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会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变迁图景”，但是文化的变迁毕竟是整个社会变迁的一部分，因此社会变迁过程也包含了文化的变迁过程。另一方面，文化变迁的动力来源于物质和精神的“互动式平衡”，或者说二者发展的“和谐”，也就是说，物质文化要求精神文化必须与之相适应，因此，当外界的“强势文化”取得更多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的时候，“弱势文化”就会开始审视、怀疑自身的力量，从而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挤压下变革。？
　　四、结语
　　城乡文化二元结构的形成和影响是多方面的，这就使得当今传统乡村社会文化的变迁表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结构政策，在城乡资源配置和国民待遇上，重城轻乡十分明显，导致了在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的式微。在弥合城乡文化差距方面，政府和媒体应给予足够重视。在构建信息环境的过程中要对农村地区给予倾斜，使乡村文化能够与乡村生活真正产生交流和互动，使乡村文化在文化景象中也够有均等的机会被反映和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