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知道陈巨飞的名字，是源于网络上盛传的安徽高考零分作文事件。我记得自己当时还按图索骥找到了那篇所谓的“高考零分作文”，发现它是在一系列的二元对立中对当时社会上的一些热点问题做出了回应。虽然是游戏笔墨，但看得出，作者陈巨飞却在其中显示了强烈的人文关怀，对种种社会不公表达了一种知识分子式的激愤情绪。如今写小说的陈巨飞看似从社会热点问题中退出，而回到了乡土记忆的温情重构，但隐约之中，仍看见他对于社会转型背景下乡村伦理的持续解体和风物人情不断消失的忧虑。
　　从标题上可以知道，《匡冲志·灯》应属于陈巨飞的乡村风物系列，而对于这个类乎地方志的系列，我虽然绝大多数还没读过，但一斑窥豹，想来大抵是将匡冲这个小村镇作为了一个传统乡村社会的动态标本。匡冲显然并非一个怡然自得的桃花源，但却像极了自以为是的夜郎国。陈巨飞给这夜郎国画了一个大致的方位图，所谓“东起龙门河，西到响洪甸，南达戈棚店，北至八担冲”是也，而匡冲就位于这个世界的中心。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们，虽则封闭，但外来社会政治生活的信息，却也在其中有着清晰的投影。当年的小徐和小谭这一对来自四川的国民党兵，就是因为解放战争而永远留在了匡冲，只不过小徐作为一个外乡人在这里活成了老徐，活出了老婆“萝卜缨”和三个儿子等一大家子人，而小谭呢，则将生命永远地定格在那一夜顶替小徐放哨的时刻。像解放战争如此宏大的历史，在陈巨飞笔下的匡冲的世界里，就转换为老徐这个外乡人虽则潦倒，但却坚守信义的一生。
　　老徐的潦倒，或许跟他外乡人的身份有关，但更可能是因为老徐的潦倒，才让匡冲的乡邻看不起他的外乡人身份，他的四川口音，也因此成为被嘲弄的对象。这其中若有暧昧不明之处，或者是陈巨飞有意为之，意在彰显匡冲人自卑却又自傲的情感结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巨飞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生活在匡冲这个相对封闭环境中的人们，其实对于外面的世界是充满想象和期待的。小说不仅为此构筑了丰富的情节铺垫，而且笑谑化地使用了多重对比的手法。比如匡冲人家的闺女，嫁在临近乡村的，隔上几天就能回娘家一次，但赤脚医生张有林家的女儿嫁到了合肥边上的长丰县，两年才能回来一趟，而她每次回乡，就比那些嫁在临近者引起更多的关注，她的发型、服饰、言行以及带回来的礼物，也被赋予了都市文明的气息。
　　小说中的“我”，作为大队会计陈宜思的儿子和老徐儿子大武的发小，原本是匡冲世界中的一员，但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城市化知识分子眼光的叙述人，在追叙往事的时候，特别强调这宛若贾元春省亲的外嫁女，被她妈妈讹传“嫁在大合肥”，“隔壁就是省政府，经常看到省长割肉打酒”，当然是为了突出匡冲人的自以为是，他们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想象外面的世界，这外面的世界，理所当然地就成为他们某种欲望的投射。那种略带苦味的巧克力糖，之所以被不识货的“我”扔掉，除了追求戏谑化的效果外，这种味觉上的反讽，可能还暗示了匡冲的乡土世界与现代化都市文明的距离。
　　这样一种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的纠葛，转换到老徐在匡冲的遭遇，他的“从来没有离开匡冲回四川看看”，就不仅被理解为空间距离的遥远，而且饶有意味地指涉了他被人轻视的处境。曾经当老徐还是小徐的时候，他作为一名国军，在战友小谭替他顶岗的那晚，没放一枪一弹就缴械投降了。这是老徐脱下军装而在匡冲当了一个农民的前因，但在老光棍邓开德那里，却成了抵挡年轻人追问其作为老山前线的神枪手何以又回到匡冲的挡箭牌。就是因为这一点，老徐的儿子大武对父亲“拖声捺语的蛮子腔调”表示了强烈的反感，于是，他们一个流寓，一个归来，这中间所展现的内与外的辩证，就进一步表征了匡冲人对外面世界的想象，蕴含着强烈的乌托邦冲动。小说末尾处所呈现的匡冲乡土社会的凋敝和世道人心的没落，从这里，似已露出端倪。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无论是邓开德还是老徐，都是参与了宏大社会历史的，但他们在其中显然是无关紧要的小人物，而事实上，老徐的老婆“萝卜缨”及其嫁给老徐的曲折经历，也与这些宏大的社会历史事件有着很多瓜葛。比如，在成为老徐的老婆之前，“萝卜缨”本是杀猪匠郑老关的老婆，所以，老徐的三个儿子，其实包含了一个拖油瓶的。而在此之前，她是江店街上卖肉人家的女儿，跟明晃晃的剔骨刀和油腻腻的砧板打交道本已构成了她的基本生活方式，但因为解放的缘故，肉铺被迫关门，她的生活才不得已发生转轨而嫁入了匡冲，而后杀猪匠郑老关一病呜呼，她才又由着村干部的安排招赘了老徐。无论“萝卜缨”的结婚还是改嫁，都沾染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息，但在宏大的社会历史进程中，被抛入其间的她不过是在风向流转中重复着庸常的生活。
　　事实上，关注大的社会历史中的小人物及其庸常生活，这已构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至为重要的小说叙事伦理。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悲欢、隐秘心理、家族谱系、村落传说、民国秘辛、地方传统，争先恐后进入小说家的视野，而情节的空白，故事的琐屑，结局的出乎意料，也成为最受青睐的叙述方式。陈巨飞的《匡冲志·灯》显然内在于这种叙事惯例，而他的类乎地方志的书写策略，也早已在孙方友的“小镇人物志”系列中蔚为大观。然而陈巨飞的匡冲，显然不同于孙方友位于颍河之滨的新站镇，它似乎隐藏在大山的深处，相对的隔絕造成了此间风物人情的独特，比如正月十五给亡人送灯的风俗，就颇具地方特色。据说这样的风俗，曾联系着大明王朝开基创业的历史，但在陈巨飞的叙述中，却显然消解了附着其上的神圣意义，并站在科学中心主义角度给予了温婉的嘲讽。陈巨飞既不同意对于送灯及相关堪舆学的功利主义式的解读，也不同意煞有介事地将亡人的托梦作为送灯习俗的验证，而是对于外乡人老徐抱着感恩、愧疚和缅怀的复杂心情坚持给小谭送灯的行为给予了肯定。然而像这样一种对于信义的坚守，却又因为生死的更替、乡村的蜕变、传统的崩塌而遭到了背弃，在这个过程中，作为隐含叙述人的陈巨飞虽然充满忧思和凭吊，却并不急切地出场，而是将各种态度不动声色地并置在一起，实现了地方风物的文学转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