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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家机关今年的第10期“强素质,作表率”主题读书讲坛活动,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了我国著名红色剧作家王朝柱先生主讲,题目是《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创作漫谈》。
选择这个题目的由头是前段时间《寻路》这部电视连续剧的热播效应,当时,虽然没有达到万人空巷的盛况,但是的确吸引了众多的干部群众下班后放弃了应酬吃饭、友情洽谈,聚集到电视机前头,重温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1932年“宁都会议”,这段在腥风血雨中寻找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史实。说实话,笔者是王朝柱先生担任编剧的这部电视连续剧的忠实“粉丝”。看到在白区,周恩来相忍为党、厚德载物的伟大品格,看到在红区,毛泽东“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英雄气概,看到毛泽东越坚持正确道路,就越受到排挤、打压乃至屡受磨难的情景,笔者被深深地震撼着,并且痛心着。
讲座中王朝柱先生以他特有的文学创作生涯、农民式的智慧和剧作家的幽默,以特有的历史厚度、漫谈的方式、浓厚的河北方言,告诉了我们好多历史史实,阐发了自己的若干见解,使我们近距离目睹了这位红色剧作家的丰采,浓缩性地了解到早期中国革命的这段进程,充分意识到中国革命异常的艰难困苦和极端的复杂性。
王朝柱先生讲了“决战淮海”剧本中的一段史实。当时,淮海前线作战指挥部收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关于作战部署的电文,认为有明显的不切合实际之处,先后两次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发电,力陈前线战事,请求修改战役命令,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仍不同意改变原作战命令。此时,陈毅表示,他历史上曾两次“反毛”,不能再和毛泽东据理据争了,刘伯承作为红色军事家,此时也不愿再“抗上”了。但邓小平决定以他个人名义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写信,希望收回成命,最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接受邓小平建议,改变了原来的命令。这都体现了一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实事求是、事业为本的勇气和价值观追求,这种胸怀和气度仍是值得今人学习和继承的。
从王朝柱先生当天的演讲主题看,笔者以为至少还有三点值得我们思考。
其一,道路决定命运。就当时的中国而言,“城市中心暴动”是一条断送中国革命的绝路;而“农村包围城市”,则是中国革命由失败走向胜利的必由之路。这里就有一个“结合论”的问题,就是如何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把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就范于教条主义的束缚,付出了超常的代价,找到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胜利之路、辉煌之路。而这其中的关节点则在于,在上海的高楼大厦与湘赣的深山老林之间,他选择了后者,走了一条组织群众,发动工农大众,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由局部执政最终走向全国执政的道路,因此中国革命的命运得以完全改观。
其二,理想选择道路。王朝柱先生的演讲告诉我们,道路固然是神圣的,道路的选择也是残酷的,然而,只有在理想的旗帜下,才会产生道路的选择问题,才有了道路选择的分歧,甚至是不可调和的分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仍然要对那些在错误道路上牺牲的英烈们,对那些从错误道路回到正确道路上的先辈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永远的怀念。他们的道路错了,但主义还是真的。也许错误的道路与正确的道路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有一种逻辑的必然。我们不能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同倒掉。
其三,宗旨决定人生。《寻路》所展现的这段史实中,视死如归的革命英烈和在严刑拷打面前的贪生怕死者同台展示,英烈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凛然大义与那些一触即溃、可耻变节、卖党求荣、苟且偷生的丑态,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主要是不同的宗旨产生的高下优劣。关键是你在投身革命时,并在革命中是否做到了正确的定位,是否坚持了崇高的宗旨。当你的选择是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时,你就选择了悲壮和永生,反之你就被永远地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人生观的根本作用可见一斑。
选择这个题目的由头是前段时间《寻路》这部电视连续剧的热播效应,当时,虽然没有达到万人空巷的盛况,但是的确吸引了众多的干部群众下班后放弃了应酬吃饭、友情洽谈,聚集到电视机前头,重温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1932年“宁都会议”,这段在腥风血雨中寻找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史实。说实话,笔者是王朝柱先生担任编剧的这部电视连续剧的忠实“粉丝”。看到在白区,周恩来相忍为党、厚德载物的伟大品格,看到在红区,毛泽东“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英雄气概,看到毛泽东越坚持正确道路,就越受到排挤、打压乃至屡受磨难的情景,笔者被深深地震撼着,并且痛心着。
讲座中王朝柱先生以他特有的文学创作生涯、农民式的智慧和剧作家的幽默,以特有的历史厚度、漫谈的方式、浓厚的河北方言,告诉了我们好多历史史实,阐发了自己的若干见解,使我们近距离目睹了这位红色剧作家的丰采,浓缩性地了解到早期中国革命的这段进程,充分意识到中国革命异常的艰难困苦和极端的复杂性。
王朝柱先生讲了“决战淮海”剧本中的一段史实。当时,淮海前线作战指挥部收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关于作战部署的电文,认为有明显的不切合实际之处,先后两次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发电,力陈前线战事,请求修改战役命令,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仍不同意改变原作战命令。此时,陈毅表示,他历史上曾两次“反毛”,不能再和毛泽东据理据争了,刘伯承作为红色军事家,此时也不愿再“抗上”了。但邓小平决定以他个人名义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写信,希望收回成命,最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接受邓小平建议,改变了原来的命令。这都体现了一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实事求是、事业为本的勇气和价值观追求,这种胸怀和气度仍是值得今人学习和继承的。
从王朝柱先生当天的演讲主题看,笔者以为至少还有三点值得我们思考。
其一,道路决定命运。就当时的中国而言,“城市中心暴动”是一条断送中国革命的绝路;而“农村包围城市”,则是中国革命由失败走向胜利的必由之路。这里就有一个“结合论”的问题,就是如何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把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就范于教条主义的束缚,付出了超常的代价,找到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胜利之路、辉煌之路。而这其中的关节点则在于,在上海的高楼大厦与湘赣的深山老林之间,他选择了后者,走了一条组织群众,发动工农大众,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由局部执政最终走向全国执政的道路,因此中国革命的命运得以完全改观。
其二,理想选择道路。王朝柱先生的演讲告诉我们,道路固然是神圣的,道路的选择也是残酷的,然而,只有在理想的旗帜下,才会产生道路的选择问题,才有了道路选择的分歧,甚至是不可调和的分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仍然要对那些在错误道路上牺牲的英烈们,对那些从错误道路回到正确道路上的先辈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永远的怀念。他们的道路错了,但主义还是真的。也许错误的道路与正确的道路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有一种逻辑的必然。我们不能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同倒掉。
其三,宗旨决定人生。《寻路》所展现的这段史实中,视死如归的革命英烈和在严刑拷打面前的贪生怕死者同台展示,英烈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凛然大义与那些一触即溃、可耻变节、卖党求荣、苟且偷生的丑态,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主要是不同的宗旨产生的高下优劣。关键是你在投身革命时,并在革命中是否做到了正确的定位,是否坚持了崇高的宗旨。当你的选择是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时,你就选择了悲壮和永生,反之你就被永远地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人生观的根本作用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