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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布达拉宫的红宫是举行佛事活动的场所，佛教典籍和艺术品集中于此。红宫内南侧的殊胜三界殿，藏有藏、汉、满、蒙文佛经。
在殿内北侧，供奉着清康熙皇帝的长生牌，从右至左用藏、汉、满、蒙四体文字竖体书“当今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金字牌位。还有八世达赖喇嘛供置的乾隆皇帝佛装唐卡。乾隆以后，每逢藏历新年，历世达赖喇嘛都在此朝拜。
《清文翻译全藏经》（《满文大藏经》），清代又称《国语大藏经》，是以汉文《大藏经》及藏文《甘珠尔经》为底本翻译、刊刻而成的佛教典籍总汇，是清代继《四库全书》之后的又一巨大传世文化工程，刊行于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五年（1773-1790年）。无论是规模、数量，还是绘画、雕刻工艺，均为清代满文雕版书籍之最，代表着清代雕版印刷及装潢的最高水平，是康乾盛世的产物。
《清文翻译全藏经》刊行不仅有宗教信仰的原因，还有其文化和政治目的。当时汉文《大藏经》刊行已久，蒙文《大藏经》亦俱翻译付镌，唯缺满文《大藏经》，乾隆皇帝颇感缺略。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二月，乾隆亲撰《清文翻译全藏经序》中写道：“盖梵经一译而为番，再译而为汉，三译而为蒙古。我皇清主中国百余年，彼三方久属臣仆而独阙国语之大藏，可乎？以汉译国语，俾中外胥习国语，即不解佛之第一义谛而皆知尊君亲上，去恶从善，不亦可乎？”故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在宫中西华门内设清字经馆，令国师章嘉呼图克图主持，永、永璇、和、隆福安为总裁，开始满文《大藏经》的翻译、刻板、刷裱。其间，历经波折，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历时17年告竣。
《清文翻译全藏经》共108函（夹），另有一函为目录，收录佛教经典699种，计2535卷，当时“装潢一千二百九十六套，十二分”，即12部。
《清文翻译全藏经》部分经卷刷印完成后，每得一卷，便呈侯裁定并按照谕旨对绘画佛像、经头和经尾板片及经墙等进行装潢，乾隆皇帝御览后颁赏、供奉各处。
据清宫内府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十月“奉旨赶办装潢大般若经一分赏达赖喇嘛”。装潢完成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一月，“赏达赖喇嘛大般若十四部（函）配匣盛装马皮包裹塞垫棉花发报记此”。由此得知，《清文翻译全藏经》首批《大般若经》400卷14函（夹）于1781年开始运往布达拉宫供奉。
据罗文华先生考证，《清文翻译全藏经》竣工后庋存在北京、布达拉宫、扎什伦布、热河等地的皇家寺庙中，鲜为人知。20世纪30年代初，在承德避暑山庄珠像寺发现藏有1部，不全，后运至日本，但今已不知去向。法国巴黎图书馆收藏1部，但未见有著录。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情况，存世的《清文翻译全藏经》仅有两部。一部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76函）和“台北故宫博物院”（32函），另一部存于西藏布达拉宫（107函）。
2001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重印本《清文翻译全藏经》。因年代久远，故宫所藏少量原刻梨木雕版有些已糟朽或不知所终，不具备印刷条件。在采访所缺部分底本时，先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进行了接触，未果。后得知布达拉宫藏有一套满文的《大藏经》，但因该经装潢繁复，是否与乾隆版《清文翻译全藏经》形制一致，当时并不知晓。2002年9月，专人前往布达拉宫考证后发现，该部《大藏经》与故宫藏版本、装潢完全一致。在布达拉宫管理处的支持下，将故宫缺版部分，由布达拉宫藏经补全。后来，故宫又将其所缺一函的重印本送至布达拉宫，使其完整。重印本《清文翻译全藏经》的出版，使我们第一次了解到该经的全貌。
《清文翻译全藏经》首函有《御制清文翻译全藏经序》《名衔》《御译大藏经目录》等内容。与藏文、蒙文《大藏经》独具特色的贝叶夹装装帧形制一样，每函经箧均由经叶、朱红油漆夹板、经头和经尾板片、经衣、经绦、经袱等组成。
经叶共96422叶，约1780万满文字。宣纸裱褙，双面朱印。长73厘米，宽24.5厘米，其中版框纵165厘米，横59厘米。每叶31行，每行6～7字。每函页数173～728页不等。经叶按顺序排放整齐后，侧面经墙饰有吉祥八宝彩绘;两端一侧绘火焰摩尼宝珠，另一侧火焰图中写有该函第一部经名的满文金字。
朱红油漆夹板为木质，上、下两块。其中部凸起，以朱底為基调，金漆绘法轮、吉祥结、金鱼、法螺、宝伞、宝瓶、经幢、莲花图案。
经头、经尾板片上下各一，外包金黄色织锦。其内侧装有以红、黄等5色缂丝的经帘。其经头板片以靛青纸为底色，肃穆厚重，中间凹入部分用泥金满文书写顶礼佛、顶礼法、顶礼僧的敬语，两侧有彩绘佛、菩萨像各一尊，每尊佛像右下角、左下角分别书藏文与满文的佛、菩萨名号。在佛像的边框部分，由右至左以汉、蒙、藏、满四体文字书及本函（夹）第一部经名、卷数;经尾板片绘护法神、龙王、天王、大梵天阿修罗王等像4～5尊，下方以满、藏文直书佛像名称，左满右藏，对称排列。右边框以汉文、左边框用满文标注本函（夹）第一部经名。彩绘图像四周，用金泥勾饰以佛教风格浓郁的番草纹饰，兼有云纹、幼树、草地、山峦等图案。全藏总计经头、经尾板片216副，共绘尊神709尊。
经头、经尾板片题名的佛教诸神上下有差，经头经板题绘印度祖师、本尊、五方佛、无量寿佛、三十五忏悔佛、过去七佛、贤劫千佛、十方佛、药师佛、佛顶尊、八大菩萨、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变化身、如来佛十大弟子等主要尊神。经尾板片主要题录四大天王、八方守护神、九大行星尊、大黑天、八大龙王、二十八宿尊、药叉大将、威罗瓦金刚变化身、吉祥天母、值四季母、持八宝母、供养母、长寿五仙女、阎摩变化身、空行母、八大救难观音菩萨、十二波罗蜜母、十大印度教来源的低级神等执事尊神。这些彩绘佛像几乎穷尽藏传佛教全部尊神，融佛学典籍与宗教绘画为一体。
这批彩绘佛像不仅绘制精美，用色讲究，堪称世界美术史之奇葩，而且佛像中的标注文字，为研究和认识纷繁复杂的佛教仪轨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清文翻译全藏经》中的绘画是目前藏传佛教艺术和图像学研究中的凹地，对清代宫廷史的研究者、爱好者来说，其价值毋庸置疑。
经头板片、经尾板片、经叶用内红外黄两层丝质经衣包裹，并用长约10～20米的五彩经绦把含上、下夹板的整部经书捆扎一起，外面再用黄布夹袱包裹，包裹外以黄笺标注该函经名、卷数，就成为一部完整的经函（夹）。
布达拉宫所藏的《清文翻译全藏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汉、藏、满、蒙等各民族文化交融和民族团结的历史见证，是我国藏传佛教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文化遗产。
（题图：布达拉宫）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
在殿内北侧，供奉着清康熙皇帝的长生牌，从右至左用藏、汉、满、蒙四体文字竖体书“当今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金字牌位。还有八世达赖喇嘛供置的乾隆皇帝佛装唐卡。乾隆以后，每逢藏历新年，历世达赖喇嘛都在此朝拜。
《清文翻译全藏经》（《满文大藏经》），清代又称《国语大藏经》，是以汉文《大藏经》及藏文《甘珠尔经》为底本翻译、刊刻而成的佛教典籍总汇，是清代继《四库全书》之后的又一巨大传世文化工程，刊行于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五年（1773-1790年）。无论是规模、数量，还是绘画、雕刻工艺，均为清代满文雕版书籍之最，代表着清代雕版印刷及装潢的最高水平，是康乾盛世的产物。
《清文翻译全藏经》刊行不仅有宗教信仰的原因，还有其文化和政治目的。当时汉文《大藏经》刊行已久，蒙文《大藏经》亦俱翻译付镌，唯缺满文《大藏经》，乾隆皇帝颇感缺略。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二月，乾隆亲撰《清文翻译全藏经序》中写道：“盖梵经一译而为番，再译而为汉，三译而为蒙古。我皇清主中国百余年，彼三方久属臣仆而独阙国语之大藏，可乎？以汉译国语，俾中外胥习国语，即不解佛之第一义谛而皆知尊君亲上，去恶从善，不亦可乎？”故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在宫中西华门内设清字经馆，令国师章嘉呼图克图主持，永、永璇、和、隆福安为总裁，开始满文《大藏经》的翻译、刻板、刷裱。其间，历经波折，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历时17年告竣。
《清文翻译全藏经》共108函（夹），另有一函为目录，收录佛教经典699种，计2535卷，当时“装潢一千二百九十六套，十二分”，即12部。
《清文翻译全藏经》部分经卷刷印完成后，每得一卷，便呈侯裁定并按照谕旨对绘画佛像、经头和经尾板片及经墙等进行装潢，乾隆皇帝御览后颁赏、供奉各处。
据清宫内府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十月“奉旨赶办装潢大般若经一分赏达赖喇嘛”。装潢完成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一月，“赏达赖喇嘛大般若十四部（函）配匣盛装马皮包裹塞垫棉花发报记此”。由此得知，《清文翻译全藏经》首批《大般若经》400卷14函（夹）于1781年开始运往布达拉宫供奉。
据罗文华先生考证，《清文翻译全藏经》竣工后庋存在北京、布达拉宫、扎什伦布、热河等地的皇家寺庙中，鲜为人知。20世纪30年代初，在承德避暑山庄珠像寺发现藏有1部，不全，后运至日本，但今已不知去向。法国巴黎图书馆收藏1部，但未见有著录。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情况，存世的《清文翻译全藏经》仅有两部。一部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76函）和“台北故宫博物院”（32函），另一部存于西藏布达拉宫（107函）。
2001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重印本《清文翻译全藏经》。因年代久远，故宫所藏少量原刻梨木雕版有些已糟朽或不知所终，不具备印刷条件。在采访所缺部分底本时，先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进行了接触，未果。后得知布达拉宫藏有一套满文的《大藏经》，但因该经装潢繁复，是否与乾隆版《清文翻译全藏经》形制一致，当时并不知晓。2002年9月，专人前往布达拉宫考证后发现，该部《大藏经》与故宫藏版本、装潢完全一致。在布达拉宫管理处的支持下，将故宫缺版部分，由布达拉宫藏经补全。后来，故宫又将其所缺一函的重印本送至布达拉宫，使其完整。重印本《清文翻译全藏经》的出版，使我们第一次了解到该经的全貌。
《清文翻译全藏经》首函有《御制清文翻译全藏经序》《名衔》《御译大藏经目录》等内容。与藏文、蒙文《大藏经》独具特色的贝叶夹装装帧形制一样，每函经箧均由经叶、朱红油漆夹板、经头和经尾板片、经衣、经绦、经袱等组成。
经叶共96422叶，约1780万满文字。宣纸裱褙，双面朱印。长73厘米，宽24.5厘米，其中版框纵165厘米，横59厘米。每叶31行，每行6～7字。每函页数173～728页不等。经叶按顺序排放整齐后，侧面经墙饰有吉祥八宝彩绘;两端一侧绘火焰摩尼宝珠，另一侧火焰图中写有该函第一部经名的满文金字。
朱红油漆夹板为木质，上、下两块。其中部凸起，以朱底為基调，金漆绘法轮、吉祥结、金鱼、法螺、宝伞、宝瓶、经幢、莲花图案。
经头、经尾板片上下各一，外包金黄色织锦。其内侧装有以红、黄等5色缂丝的经帘。其经头板片以靛青纸为底色，肃穆厚重，中间凹入部分用泥金满文书写顶礼佛、顶礼法、顶礼僧的敬语，两侧有彩绘佛、菩萨像各一尊，每尊佛像右下角、左下角分别书藏文与满文的佛、菩萨名号。在佛像的边框部分，由右至左以汉、蒙、藏、满四体文字书及本函（夹）第一部经名、卷数;经尾板片绘护法神、龙王、天王、大梵天阿修罗王等像4～5尊，下方以满、藏文直书佛像名称，左满右藏，对称排列。右边框以汉文、左边框用满文标注本函（夹）第一部经名。彩绘图像四周，用金泥勾饰以佛教风格浓郁的番草纹饰，兼有云纹、幼树、草地、山峦等图案。全藏总计经头、经尾板片216副，共绘尊神709尊。
经头、经尾板片题名的佛教诸神上下有差，经头经板题绘印度祖师、本尊、五方佛、无量寿佛、三十五忏悔佛、过去七佛、贤劫千佛、十方佛、药师佛、佛顶尊、八大菩萨、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变化身、如来佛十大弟子等主要尊神。经尾板片主要题录四大天王、八方守护神、九大行星尊、大黑天、八大龙王、二十八宿尊、药叉大将、威罗瓦金刚变化身、吉祥天母、值四季母、持八宝母、供养母、长寿五仙女、阎摩变化身、空行母、八大救难观音菩萨、十二波罗蜜母、十大印度教来源的低级神等执事尊神。这些彩绘佛像几乎穷尽藏传佛教全部尊神，融佛学典籍与宗教绘画为一体。
这批彩绘佛像不仅绘制精美，用色讲究，堪称世界美术史之奇葩，而且佛像中的标注文字，为研究和认识纷繁复杂的佛教仪轨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清文翻译全藏经》中的绘画是目前藏传佛教艺术和图像学研究中的凹地，对清代宫廷史的研究者、爱好者来说，其价值毋庸置疑。
经头板片、经尾板片、经叶用内红外黄两层丝质经衣包裹，并用长约10～20米的五彩经绦把含上、下夹板的整部经书捆扎一起，外面再用黄布夹袱包裹，包裹外以黄笺标注该函经名、卷数，就成为一部完整的经函（夹）。
布达拉宫所藏的《清文翻译全藏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汉、藏、满、蒙等各民族文化交融和民族团结的历史见证，是我国藏传佛教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文化遗产。
（题图：布达拉宫）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